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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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关联性研究作者:唐慧云来源:《学理论·中》2015年第06期摘要:清末新政是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时期,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改革。
新政十年正好是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新政的性质意见不一致,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清末新政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从现代化入手,通过研究清末新政的内容,从而评价新政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并从现代化的角度反思其中的教训:一是缺乏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二是改革为时已晚。
关键词:现代化;清末新政;改革中图分类号:K25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98-03清末新政始于1901年,结束于1911年,共持续十年。
它包括两个阶段:1905年之前的新政阶段,1905年之后的《钦定宪法大纲》的宪政时期。
在清王朝日益没落之际,清王朝实施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起点。
但遗憾的是在内外忧患之际,清政府所采取的改革为时已晚,最终武昌起义终结了改革。
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
一、现代化的概念与现代性现代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热点,何谓现代化?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
罗兹曼对现代化的界定是“我们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简而言之,他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过程,他还指出了影响现代化的因素,并把这些因素作为现代化的特征具体包括:国际依赖的增进;非农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应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运动;持续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更加平均;组织和技能更加专业化和传授推广;官僚主义化;大众参与政治(不论民主与否);以及各阶层教育的普及。
作者还指出这个单子还可以扩大[1]4。
罗荣渠概括了现代化的四种定义:现代化是落后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现代化是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包括经济领域、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方面;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一句话说,现代化可以看作是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形式。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作者:忻平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1062 更新时间:2007年07月09日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
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1]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
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
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
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
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一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
中国古代城市出现虽晚于古巴比伦,但其发达程度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西方城市特质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而存在的。
据施坚雅统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关内18个省的39000个城镇有1546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
[2]城市职能为政治控制与赋税征收,结构格局体现了等级制度的帝都型模式,如长安、北京均以皇城为核心层层扩散依等级而逐次递减。
城市经济则依赖乡村供养维持,城市人口以消费人口为主,商人工匠少且居末等地位。
唐宋起城市商业繁荣,但作为王权支持依附系统的城市性质未变,“很难成为引导社会发生变革的中心”。
[3]与欧洲城市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市民藉此向封建王权发动进攻,终成现代化的发源地不同,为数甚多的中国城市却“孕育不出与封建社会相对抗的市民阶层、市民运动,发动不了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抗的工业革命,也无法启动近代化的闸门”。
[4]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批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相继出现,成为接触外部世界与孕育现代化的前沿地带。
清末新政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综述清末新政是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0)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
新政上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余绪,下起辛亥革命之肇始,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实质性拐点,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历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因此探究新政不仅要详察其历史大背景和政策措施,更要考量其社会效果和历史意义。
现就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现状概述如下:从纵向的时间经度来讲,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限,在此之前的研究尚未摆脱阶级革命史思想的窠臼,新政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学者统计,1979年至1989年11年间国内发表的新政及与其相关的研究论文仅约百篇出头,而对于新政的负面评价居多,其中资料搜集始于60年代,出版于1993年,由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所著《清末宪政史》最具代表性,本书对清末新政中的预备立宪史的研究比较全面系统,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其所持的历史观相对保守,对预备立宪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
这种观点时至90年代后逐渐式微,但与其类似的保守型观点至今仍然存在,如彭成刚认为清末新政是“满清权贵主导的为了加强满洲贵族中央集权的改革,是怕失去政权而强行收权的一场政治运动。
”[1]因此,对末新政的研究的一个首要前提是要摒弃阶级分析法的谬误与不合理成分,回归理性与实证的研究方法,从宏观的争论向微观的实证转变,如此,才能能对晚清新政的变革予以理性的认识与评价。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对清末新政历史地位和影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拓宽了人们治史的思思路,一批批有关清末新政的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从而使得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持续升温,乃至成为研究热点。
尤其是随着现代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渐趋细化与深化之势。
李细珠先生在其著作《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对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概况做了较为详实的叙述,笔者拾其牙慧,在这里将适当引用其文中的叙述体例,对近年来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做一简单的述评,而时于仓促,其中的著作未能遍览,只述其大概,由于笔者学年论文题为“防御性现代化的歧路——清末新政中的权威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的述评还将适度的述评有关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问题。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发展了数千年,其历史变迁多端且不断前行,而清末时期就是其历史变迁中比较重要的节点之一。
清末时期,也就是中国在20世纪初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以致中国从古老的文明向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中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奠定了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因此,讨论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尤为值得我们研究。
清末时期最为重要的新政措施就是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康乾盛世的封建制度变成了新的帝国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且加强了国家统一。
在清末时期,太平天国和同治帝分别设立了宪政的先行试验,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宪政。
这些新的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中国实行了近代化的政体:议政制度和议会制度。
新的政治架构确立了民主立宪制度,虽然实际操作上仍存在诸多制度上的问题,但形成了今天共和政体的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清末时期的新政措施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改革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经济和教育上。
经济方面,清末时期中国采取了较大规模的民企改革。
清政府对外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民企等实施了不同程度的规制,为中国经济和市场结构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清末时期还确立了教育体制,加强了教育管理,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为培养现代国家所需的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朝也实行了许多类似的改革,例如内政部的实行、改革邮政系统、银行制度的改革,等等。
对清末时期新政的评价,一般是褒义的。
客观上,清末时期新政措施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基础。
而且这些新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为今天的中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清末的新政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政府缺乏有效的实施管理,这些改革的实施过程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总而言之,清末的新政的主要内容主要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这些新政策在当时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今天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改革,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在改革中得以前进、得以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
这种改革在中国封建时代常被称为“变法”、“新政”。
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中华民族接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残酷的挑战,最高统治者们终于被迫走上了改革之路。
无论新政多么被动,其改革都反映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扼杀戊戌变法的刽子手,在无可奈何中变成了维新运动思想的执行人,最终导致了晚清帝国的分化瓦解。
一、层级递进的晚清政治变法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晚清时期这样频繁地进行“新政”、“变法”。
短短70年间,全国规模的新政、变法就进行了三次:19世纪60年代后的洋务新政、19世纪末的戊戌新政、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
每两次新政相隔的时间不到5年,可谓是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
这是因为,晚清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确实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社会危象一再显现。
传统的社会制度在危机面前破绽百出,捉襟见肘,陷入难以应付的窘境;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只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才是出路。
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变法”、“新政”有如晚清的“变法”、“新政”这样规模宏大,所要改革的不只是某一项制度,或一个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各个领域,更新多项制度,且深及数千年传统,而且三次新政环环相扣,层级递进。
洋务新政是晚清时期的第一次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运动的背景,是许多官僚士大夫所认识到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大变局”。
时代变了,统治手段也必须有所变。
所谓变,亦即以传统为对象的改革,但任何改革又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如同历史上任何改革一样,洋务新政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这里所说的传统,主要是传统的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
所谓政治资源,是指这次改革运动是由封建官僚阶层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的。
一次面向近代的改革却让封建官僚派别来主持进行,这实在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悲剧,是时代和社会无奈的选择。
慈禧对我国早期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李静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摘要】慈禧是清朝末年的最高统治者。
在她统治时期我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也是这个时期我国才开始走出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踏上了缓慢艰难的早期现代化路程。
所以不能不说我国的早期现代化与慈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不能因为她在统治我国时对外国侵略者的求和投降,就简单地对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采用客观的态度论其功过。
下面我就简单谈下慈禧对我国早期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慈禧早期现代化促进作用慈禧在辛酉政变后掌握了我国的政权后,统治我国48年的时间,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于我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都集中在慈禧对我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上。
对慈禧对我国的早期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基本是持完全否认的态度的。
但是我们不能凭个人的喜好完全否定一个历史人物,慈禧或多或少对我国早期现代化还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一.慈禧统治时期的历史背景慈禧是1861年通过辛酉政变掌握的国家政权。
她统治时期的晚清是历史上最屈辱、最沉重的一页,中国不战而败,列强不战而胜。
我国形成这种局面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过错加在她的身上,应该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去看待。
她统治下的我国这个时候已经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国力每况愈下。
外有列强大量输入鸦片,腐蚀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
内有广大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起义。
可以说我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巅峰时期。
这个时候无论是谁走上了统治的最高层,都不可能挽救我国发展的颓势了。
慈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最高统治权的。
也间接地决定了这位女统治者统治之路的坎坷。
二、慈禧支持的洋务运动是我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慈禧垂帘听政后,清政府开展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改革运动。
清政府开始向正视西方,积极地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引进机器,准许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华传授一些技术,办合资企业,建立外语学校,派遣了我国第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购买军舰和洋枪洋炮,建设新式海军。
评述清末改革之清末新政关键词:清末新政改革中国现代化进程失败经验教训清朝末期,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风雨飘摇,内有农民的不断反抗,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
在内忧外患之际,清政府也做了一些“挣扎”即清末改革,主要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下面以清末新政为例,评述一下清末的改革。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府继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之后,在最后十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改革运动,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清末新政最终以清朝的灭亡而告终,其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清政府近代以来所实行的每一次变革,大多是在国家经历了外来侵略、民族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所做出的被动反应。
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生存与自救,但也正是如此推动了清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和努力,也才有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这三次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因此,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必然。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变法改革的谕旨“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以闻”。
[1]这份诏书实际是清政府全面推行变法新政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一)从清末新政的内容看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新政改革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制度层面,从“改官制”扩展到“预备立宪”,并探索建立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在经济制度层面,从奖励农工商业扩展到试图确立以个人为本位的财产权制度;在军事制度层面,从编练新军扩展到确立现代军制;在文教制度层面,从建立学堂、废除科举扩展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可谓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运动。
1.政治改革:前期主要是整顿吏治,裁撤合并中央和地方一些旧有机构,同时创立商部、学部,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等。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遂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
厘定中央官制,确立司法独立和自治原则,设资政院、咨议局,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一系列新的法规等。
清末新政的实施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内容摘要:关键字:清政府;新政:统治危机;近代化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的新政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的清政府可谓内外患,危机四起。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不仅造成清政府统治力量的下降,同时也使列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统治压力,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稳定政局,但当时的清政府和军队势力弱小。
财政亏空,社会对清政府的反抗加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消除自身统治危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
新政的实施,不仅推动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同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官僚体制方面的改革首先是裁撤书吏、差役。
六部作为天下之根本,但并未以《六部则例》为依据。
往往舍利引案,,以达到其弄权自如,所以力图整顿,从六部着手,然后渐及各省与与各府州县衙。
为示廓清弊窦之意,各部署案一并销毁,由于书吏肆意弄权。
为消除此隐患,新政规定裁汰书吏,各部堂官督率司员亲理部务,除此之外,差役扰民“尤为地方之害”。
故差役更加裁革,以期除弊安民。
第二、禁止捐官和实行官吏考核,由于捐官是一种公开的钱权交易。
不仅耗费了钱财,还导致贪污甚多,吏治的腐败。
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谕旨称:“捐纳职官本一时权宜之政,近来捐输益滥,流弊滋多,人品混淆,仕路冗来,实为吏政民生之害,现在振兴庶务,应加意澄清,嗣后无论何何向事例,均著不准报捐买官,自降职之日起,即行永远停止。
1902年光绪上谕:“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内而部院,外而封疆,均应以询事考言,当鉴别人才之准,故为巩固统治,实行官吏考核制度十分重要。
第三,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并置其他六部之前。
这使当时的中国半殖民地化得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在建立新机构的同时,为除冗滥,也裁撤、归并了一些旧衙门。
在新政中,清政府实行的官僚体制方面的改革,革新了吏治,改善了官僚的不良行政作风问题,提高的行政的效率,保证了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
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的城市化——以湖南省长沙为例摘要: 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议及当时的形势说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其实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光涉及宏观的国家形势,微观层面也体现在社会、文化、风俗等层面的变化。
清末新政时期,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中国的很多城市跨入了早期的城市化行列,湖南省省会长沙就是其中一例。
这个时期长沙的近代化转变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近代化转变,城市市政管理机构的现代化改革,现代报刊媒体的飞速发展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出现。
长沙的早期现代化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关键词: 清末新政城市化现代化1840年中英战争过后,因民族危机所带来的强烈的变革意识终于在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革举措。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一系列事件,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出现了众多清王朝难以调和的复杂因素。
一种救亡图存的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大厦将倾的清王朝推上了改革之路。
1901 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开始推行“新政”,“新政”涉及范围之广,触动旧体制之深,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此前的维新变法。
维新变法颇有理想化的“一次性”解决的决绝,相比而言新政则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及侧重点,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
1905 年以前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军事、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
在1905 年之后,清政府被迫加大在政治层面的改革力度,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宣布“预备立宪”,随后各省又成立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并在地方上开始推行自治政策,使封建帝国的专制制度开始向近代资义政体的初步转变。
从洋务运动到新政改革,虽然具有极大的消极滞后性。
但是“新政”各个方面措施的实行,尤其是经济理念的转变,即重商主义的普及使得经济获得较为明显的发展,进而酝酿了城市中市民阶层的崛起。
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满清王朝轰然倒下。
再次过程中“新政”无疑担当了一个掘墓人的角色。
清末新政时期河南巡抚与河南早期现代化清末新政期间,河南巡抚的频繁更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新政的成效,但河南地处北洋和湖北两大模范新政省区之间,不仅容易受其新政举措的影响,而且便于学习和借鉴。
河南巡抚群体虽然思想上较为保守,但忠于清廷,忠实执行新政谕令,致使河南新政别有特点。
河南新政虽然没有北洋新政和湖北新政那样成果辉煌,光彩夺目,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开启了河南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征程。
标签:清末新政;河南巡抚;早期现代化河南新政开启了河南早期现代化的征程,加快了近代河南发展进步的步伐,是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学界在清末新政尤其是各省新政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对位于北洋和湖北两大模范新政省区之间的河南新政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至今不但没有专著出版,即便是比较全面深入的论文也不多见。
①本文以清末河南新政时期的河南巡抚为视角,以掌握的有关资料为基础,对清末新政时期的河南早期现代化进行初步探讨。
一、频繁更换的河南巡抚清政府的新政,得到地方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热烈欢迎。
作为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总督、巡抚,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必须遵照执行,不管其愿意与否。
然而,将中央政府的决策贯彻落实到基层,使之发挥出效力,则取决于各省督抚的贯彻执行力度。
所以一个省区的社会发展,除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外,与地方督抚的认知水平与领导能力密切相关。
有的督抚本身就是推动新政的有生力量,对中外悬殊差距、清政府面临的沉重危机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仅要求变法的心情较为迫切,而且有魄力和能力。
如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
有的督抚,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对朝廷无限忠诚,内心并非完全赞成新政的所有举措,但职责所在,不得不执行新政命令,在其辖区也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改革。
只有极个别督抚思想较为保守,往往借口地方困难,对中央政府的某些新政措施或有条件地执行或一直拖延,新政成效不彰。
Introspection on the Road of China's Earlier
Modernization: Rambling Talk about the Reformation of 1901 - 1911 and Opening of Port by Jinan Itself for Foreigners;
作者: 郭大松[1]
作者机构: [1]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出版物刊名: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0-108页
主题词: 清末新政;济南;自开商埠;早期现代化
摘要: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崎岖坎坷,济南清末新政和自开商埠前后的早期现代化之路呈现巨大反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结合近代中外大背景,探讨济南及中
国清末新政前后早期现代化巨大反差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