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贵州基本史实：（一）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8月至10月）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
此举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
8月7日，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江西遂川开始西征。
潭溪战斗：1934年9月20日，红六军团从湖南靖县新厂、平茶一带分两路向黎平进军，在潭溪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击伤敌副营长卢彬，歼敌7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1934年9月下旬，红六军团在清水江流域击溃黔军周芳仁旅，并在当地苗族、侗族群众的帮助下，用木船、木排、门板搭成浮桥，从剑河南加里格渡口、锦屏河口渡口，顺利渡过清水江。
大广坳战斗：1934年9月26日，红六军团在剑河大广地区遭桂敌覃联芳师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军团主力冲出重围，得以安全转移，虽给桂军以重大打击，但付出了巨大代价。
其中五十四团损失最重，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壮烈牺牲，全团阵亡150余人。
甘溪、困牛山战斗：1934年10月7日，由于敌情不明，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陷入湘、桂、黔敌24个团的包围之中。
红军与桂军廖磊第十九师发生遭遇战，经过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四十九团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400余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军团主力在任弼时、王震的率领下向石阡、镇远边境转移。
在贺龙率领的红三军接应下，红六军团主力突出重围，胜利与红三军会师，但遭受重大损失。
五十团、五十二团先后与主力失去联系，五十二团在后来的转移途中又陷入敌军包围，全部壮烈牺牲（1934年10月16 日，为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转移，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带领下，在石阡困牛山与敌激战三昼夜，多次打退敌进攻，最后弹尽粮绝，后路被敌截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其余100多名红军战士，临危不惧，集体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在长沙英勇就义。
木黄会师：1934年10月24日，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
10月26日，两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两军团都直属中革军委领导。
两个军团的负责人：贺龙（1896—1969），红三军军长，木黄会师后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1904—1950），红六军团中央代表，木黄会师后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1908—），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1908—1993），红六军团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28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黔东，向湘西转移。
11月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为此后形成红军新的战略力量创造了条件。
（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湘江战役（1934年10月27日—12月1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福建长汀、宁化开始长征。
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抵达湘黔边境时，国民党当局调集近4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前堵后追。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
从11月27日至12日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是，由于机关及非战斗人员过于庞大，行动迟缓，红军也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
转兵贵州（1934年12月1日—1月1日）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
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前进。
这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但是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正确意见。
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首先进入黎平县三省坡），1934年12月14日,在潭溪击溃黔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同日,攻占黎平县城。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
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决议》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整编方案，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将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连克锦屏、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瓮安草塘）。
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下司村宋家湾豪绅宋泽生的住宅举行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
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即猴场会议决议，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转兵贵州，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取得了主动权。
猴场会议决议（原名《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会议作出的最重要的是一条决定，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这条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突破乌江（1934年1月2日—6日）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向乌江挺进。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
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先后在乌江回龙场渡口和江界河渡口强渡成功。
1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
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分新城和老城两部分，当年人口有5万多人，位于重庆与贵阳之间，南临乌江，北倚娄山关，是四川、贵州两省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到1月19日离开遵义北上。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17日）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接着，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
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
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
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议还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遵义鸭溪、苟坝一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参加者：（20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李德（1901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遵义会议的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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