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光泽第一中学2020高中语文教师论文论《围城》方鸿渐的双重人格摘要：《围城》中方鸿渐认真而又玩世，正值而又脆弱的双重人格典型的反映了旧中国知识分子懦弱、虚荣、自私、功利的劣根性。
论文从方鸿渐双重人格的成因、表现、作者的特殊寄寓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思考了方鸿渐双重人格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围城；方鸿渐双重人格；成因；表现；意图；启示中国是个历经坎坷的文明古国，这使得很多中国人面对着不堪回首的晚清炮火常常泪湿满襟，轰鸣的炮火声惊醒了闭关自守中的国人的天朝上国美梦，从此开始的近百年的屈辱沉沦，始终像一块黏在血痂上的纱布，一揭便是撕心裂肺的疼痛，不揭又有碍观瞻，所以聪明的中国人迫切的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各个领域使老外认同乃至可以超越外国人而来粉饰那块丑陋的绷带，所以这种近乎病态的自尊导致了后来很多有趣的现象，就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一般，经过“墙内开花墙外香”后，原本无人问津的香味漂洋过海飘回后便馥郁了很多迷醉了一大批自尊心强的国人，因为他们可以沾沾自喜的说：“瞧见没，MADE IN CHINA，我们中国人不比老外差”，而本文要讲的《围城》亦是如此，自从1980该书突然华丽的从海外载誉而归时，人们纷纷忘记了当初对其的冷淡，再加上当时的电视剧的成功，使得《围城》一下五年重印四次，成了妇孺皆知的名著，一时间，《围城》盛誉空前洛阳纸贵，甚至于夏志清先生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1]《围城》一书是在1944年到1946年间，正如《围城<序>》中说的经过这“两年的忧世伤生”[2]，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昆仑”的钱锺书先生在兼顾创作《谈艺录》“书癖钻窗蜂为出，诗情绕树鹊难安”[3]的心境下，从其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大方、熟悉的社会阶层中取材，创作的一部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讽刺长篇小说。
几十年来，人们争相阅读，不断的研讨、探究，无论是围城的思想包含的哲学意蕴，还是从内容中透露的现实观、婚姻观以及女性命运等等，还有写作中大量修辞手法的新颖奇特的运用，以及那用诗人的神经来感受，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在事实之外配上一连串思想沉潜、寄慨深远的哲理议论，“学人之小说”[4]理胜于情等等，无不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同时它被译为英、法、德、日、俄六种文字，并被誉为“新儒林外史”[5]。
然而《围城》一书，特别是“围城”这一意象很多读者似乎都一厢情愿的以婚姻爱情来解读，甚至有些评论家以此为借口大肆批评《围城》有“拉郎配式的意象强合” [6]，“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乡住进去，笼内的鸟乡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7]又说“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像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8]所以很多人便紧抓这点，然后以围城比婚姻给该书盖棺定论，那么我们再看书中，后来方鸿渐和赵辛楣谈起时有这么一句话“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9]可见这并不是钱老的本意，他在全书中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了婚姻层次，而形成许多声部的共鸣，所以那些以此点大发阙词的人其实犹如自己上错车却怪司机没把自己带到目的地只是批评者批评自己的想象罢了，在我看来《围城》一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更多的表现出对于生活荒谬性，“围城”的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正如钱本人一般，以强做的冷静嬉笑来压抑内心的炽热，以犀利尖酸的讽刺抒发对人性的思考，所以钱先生构造了方鸿渐这一主人公，因此通过对于方鸿渐的分析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解读《围城》一书。
一、方鸿渐双重人格的成因方鸿渐出生于传统士族文化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幼承家教，“国丈曾得老子指教，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一。
”[10］可见传统文化对其影响之深远，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释”文化，儒家主张积极入世，佛教主修来生，现世的苦难是前世的因果，而道教主张柔弱胜强，崇尚上善若水、清静无为、少私寡欲等，随着历史的演变，儒家、道家文化则成为了一种定势根植于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成为国人处事的主要方式，它成为人们“全身选择”的法宝，但是不想方鸿渐没学到儒家的积极入世，反而把道家的处事方式发扬了广大，处处无为、逆来顺受，从而成为一个懦弱、无能、无力抗争的失败者。
同时方鸿渐生活在三、四十年代，正值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碰撞的年代，也是一个“西学东渐”、洋风盛行的时代，任何人对文化的选择，首先都要受制于文化对他自身的限制，而人格心里学认为“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人从出生那时起就是社会的人，是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中的人，这种文化背景影响着人的发展道路，影响着人的进程和序列，从而影响着人格的形成”,[11]也就是说复杂的文化背景，形成了方鸿渐复杂而矛盾的人生理想和性格特征。
方鸿渐早年学习古文，尔后得到其便宜岳父周老板的资助出国留学，接触到了西方现代文化尊重个性重视人的价值，鼓励个人发展的思潮，于是方鸿渐的主体意识开始“胚胎”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但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的束缚下，他的理想他的愿望却无法实现沦为泡影。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将社会的外在规划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求，从而是人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制约自己的行动，异化自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用弗洛伊德的理论便是要求以“超我”来约束“自我”, [12］也就是说在中国强调的是集体的个人，而西方思想强调的却是个人的集体，前者重视集体认为个人是集体的附庸，后者却强调个人的作用，认为集体不过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所以中国才提倡“灭人欲，存天性”而西方却提倡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也就是这样的两种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的文化的夹击，形成了方鸿渐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认真而又玩世，正值而又脆弱，从而始终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以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最后迷失在自己的人生路途中。
方鸿渐双重人格的表现一、方鸿渐名字的由来钱钟书为《围城》主人公取了一个叫方鸿渐的名字，在中国古代取名字是相当有考究的，因为名字里蕴藉了取名者的希冀。
而这里钱老为主人公取的名字也有饱含深意的，我们来看方鸿渐这名字，字面上讲“鸿渐”，“鸿”是有巨大的意思，“渐”为沟壑，合起来讲便是一条大沟了，而《易经》中有“鸿渐于阿”一句，“鸿”是指巨鸟，比如轻于鸿毛中便是这个意思，“渐”是动词，飞的意思，“阿”是山丘的意思，而“鸿渐于阿”一句，则寓意鸿雁飞上大山，为吉卦。
我们再来看方鸿渐这名字的由来。
方者，方正也，俚语中称古板不合时宜为方。
古有“贤儒乃世之方物”，“头方命涛，不足以扇知己”，“智欲园而行欲方”句。
鸿渐姓方，注定他做不成随世转轮，众人皆醉我亦醉的琉璃蛋子，只有儒腐郁志一生了。
鸿渐之名，钱老说是取之于《周易》渐卦：“鸿渐于午，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
”[13]鸿者，水鸟也，它从海上飞来，逐次栖临滩头、岩石、陆地、林木、陵林和水边，仿佛经历了一场犹豫不定的寻觅游戏，与书中方鸿渐的辗转流离，真正吻合的天衣无缝。
二、“方”的文本涵义在《围城》的末章中讲到的老式自鸣钟，在哲理上它有暗指生活之荒谬性，但是我们从其形状上来看，其形为方形，恰恰方鸿渐亦姓“方”。
这不单单只是巧合，实际上这只钟是钱钟书安排的一个绝妙道具，从钱钟书前后8次刻意提起来看，便能看出钱钟书对这“钟”的意象的重视。
也许正是因为他是“方”的，“有棱有角”所以他每一次善意的想融入这个世界，结果带来的却只是刺人的伤痛。
也因此，方鸿渐似乎一直就在阵营的一种双重矛盾中挣扎，成了一个被自我流放了的，自身骨子里充斥着“孤立感”的可怜人，成为一个悲哀而孤独的“无用的多余人”，同时却又“不同于高雅而无用的多余人”，只是一个在夹缝中苦苦挣扎的“寻梦者”[14]，而究其原因，与其身处的环境，以及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出生于封建世家，后来，在海外的求学生涯中，虽无所获却大大增广了他的见识，对于西方的自由思想，有了一定的接触。
回国后，又被买办资产阶级豢养，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意与封建遗少式知识分子为伍，比如，在其回国后，地方学校请他演讲，以方鸿渐的口才虽然说可能做不到口绽莲花，但是最起码也能做到差强人意。
出人意料的是，方鸿渐却如玩笑般地，讲了西方对中国影响最广的两样东西：“鸦片和梅毒”， [15］这其实是方鸿渐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叛逆一种嘲讽，而这种叛逆却使他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他又看不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只能孤独的流离在“围城”内外，一次次的突出重围，换来的，却只是一次次的徒劳。
正因为钟的外形，决定了它是孤立的，不能融于他所处的环境。
为了生存，他必须寻找它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他总是徘徊者，钟摆的摇摆正暗指者他的每一次进城、出城，方鸿渐从中国晃到了国外，从上海荡到湖南、从湖南回到上海，结果呢？依然只是“钟摆”，永远漂泊着，永远看不到自己身之所安，这便是其最大的悲哀，正如“鸿渐”二字，原意是指鸟在飞，但没后面的于什么什么，那真的是不知这只孤鸿将栖息于何方了？引申开来，所以鸿渐也可以理解为徘徊，而这种徘徊正是贯穿全文的中心的重要线索，钱老正是通过方鸿渐的这种心力交瘁的漂泊，从而达到自己阐释自己对于生活、爱情、婚姻、女权，甚至于中心文化的冲突等方面的想法。
三、写方鸿渐的意图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任务。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16]这段话表明了钱锺书这部小说把中国社会某一阶段人物作为描写对象，旨在批评他们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劣根性。
而作为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主人公方鸿渐，因其生长环境的特殊而造就了其身上负责的特点也是该书中值的一看的地方，众所周知，该小说的主要背景是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但是要真正理解《围城》一书那么便得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鸦片战争的爆发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其中便包括文化，当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地、屈辱的同时也是具有历史性的开始了与世纪的接触，很多人喜欢说中国雄狮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苏醒，其实在我看来正在的苏醒却恰恰是鸦片战争中轰鸣的炮火才惊醒了熟睡中的雄狮，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认识世界，而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也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
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包括小说中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等人，这群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海归”、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却恰恰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他们“有着古老社会和传统的重袭，也有着二十世纪文明的影响”，[17]他们一方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纵观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生逢文明冲撞、文化汇合和自身民族历史的发展处于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要肩负起双重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将其精华输导于全社会中来；另一方面是在反省传统文化时，用全新的眼光视野、全新的价值观去理解传统文化，使之能取其糟粕留起精华，但是可惜的是时势可以造就英雄更多的却是毁掉“英雄”，在这样一种夹缝中《围城》里的知识分子恰恰是被毁掉的一批，在面对着中西方文化的大碰撞中，他们失去了判断力，无所适从，一方面抱残守缺，未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他们又孳生了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心理，所以在《围城》一书中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别是主人公方鸿渐的性格是很具有解剖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