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不能消除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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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腐败产生的根源作为切入点，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
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
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
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
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
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
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
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
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
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
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
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
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法制即法律制度，消除即使不存在，使之消除为零。
而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是一种人性贪欲引起的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心理及其行为，属于人性恶的方面，人性的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目前，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
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海南纪委查获原文昌市委书记藏匿赃款18箱2500万巨款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
腐败包括腐败的心理和腐败的行为，其本质是一种对利益的无限欲望，所以只有根除这种欲望本身，才能消除腐败。
而欲望是无法根除的，所以腐败也无法根除。
从总体上看，法治只能遏制腐败的再发生，通过对腐败行为的制裁，起到一个心理上的威慑作用。
但只要人性中恶的方面没有根除，那种无节制的欲望就还会存在，所以腐败就没有可能被消除。
从局部上看，法治只是在腐败行为发生后，对其进行制裁，所以法治从作用上来看从来都没有消除过腐败，它仅仅是在已经发生腐败行为后，去惩罚腐败行为的人。
这样又如何能称法治可以消除腐败呢？人性的阴暗面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所以要用法制来约束，但是法制也有漏洞，所以不可能消除腐败
从立法的角度讲，立法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而腐败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所以“消除”在时间的角度上不成立。
而光有法制还不行，还要有依法办事的人，和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
最重要的是要有广泛的监督制约，包括社会监督、新闻单位的舆论监督、广大人民群众（含网络）的积极监督。
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党风建设，加强全民道德素质建设。
治理贪污腐败，一靠法制，二靠民主，三靠监督。
法制只是一个约束，需要很强的监督执行，现在社会的法律已经对腐败设置了很多，但是，腐败真的杜绝了吗？
有权力就会产生腐败，它是一中心理的扭曲和欲望，任何法制社会，任何体制都不能杜绝腐败，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惩治违法的人。
腐败只有在被发现之后才能被绳之以法、即使法律有警示的作用，但毕竟还是小的。
腐败的人那么多，被揭发的人那么少，警示的作用太小了。
而且法律的惩治力度也不够大。
法律对于腐败最多只能是有些遏制的作用，法制终究无法消除腐败.法制只能在客观上为消灭腐败开一个头,指
今天对方的论证显得相当有条理，但是对方显然模糊并弱化了一个概念：即消除。
何谓消除？消除即使之不存在。
它必须作到两点：1.现实中存在的被消除。
2.潜在可能的完全丧失。
因此，所谓消除腐败必须是标本兼治，斩草又除根。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对方立论：
第一点，法治可以通过犯罪前的威慑力来实现对腐败的预防。
对方说道威慑力，可我们知道一个伟人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有些人会怎样怎样；如果有了200%的利润，有些人又会如何如何，一旦有了300%的利润，他们还会怎样怎样。
如此说来，威慑力只不过加大了犯罪的机会成本，但对方能够论证这个成本一定大于其谋取的不当得利吗？除非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面对腐败，抓了就杀，逮着就毙，可是这还是个法制国家吗？这分明是国家恐怖主义嘛。
对方立论第二点：说可以通过对犯罪后的惩罚来消除腐败。
对方说严惩，也就是通过事后的打击了。
可是打击能等同于消除吗？如果打击就等同于消除，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什么意思就请对方待会为我们解释一下好了。
对方立论第三点：说法治也可以通过唤起人们的良知从而消除腐败。
那对方也就是再说法治也可以完全解决人腐败主观上的原因了。
可如果说法治也可以完全解决人主观上的问题，那德治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们就不清楚了。
充其量对方说法治德治二者有重合的地方，那反过来，是不是说，二者不重合的地方，法治就鞭长莫及了呢？
所以，对方今天立论三点，最多只能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在面对腐败这种现象的某些地方法治也许比其他的方法效果要好。
但功效好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我们说一把菜刀当然比我的一把削笔刀要快，但能因为它比它快就得出它一定能辟开一枚钻石吗？显然不能嘛？
所以仅仅通过对方的立论根本不能得出法治能够消除腐败的结论，而至于为什么法治不能消除腐败将由我方一辩为您一一道来。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