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死刑立法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死刑立法摘要：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认为生帝权是奁民的基本人权，尤其在其第六条中规定了有关死刑的6条准则。

我国作为谊公约的缔约国，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虽然与人权公约一致，但是差距也明显存在。

为此应从缩小死刑实际适用范围、解决死刑核准权中存在的问题压减少死刑罪名等方面予以改进，以推动人权公妁在我国的贯彻实施和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

关键词：国际人权；死刑；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约》，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但是由于《公约》与其现行法律有诸多冲突之处（比如关于死刑的适用范围，如公约规定只有“最严重犯罪”才可以判处死刑，其中要排除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和政治犯罪，“但根据中国1997年刑法，一共规定了68种犯罪可以适用死刑，半数与政治、经济犯罪有关），其国务院至今未提出报告，当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无法批准该公约。

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闭幕时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胡佳受审一案时回应，“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并承诺尽快施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一、《公约》设定的死刑国际准则《公约》确认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对于死刑这种剥夺公民生命的刑罚方法作了专条规定，即在《公约》第六条集中规定了有关死刑问题的国际准则。

第六条共有六款，根据这六款的内容，《公约》规定的死刑准则可总结如下：1．废除死刑的终极目标《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所有缔约国现阶段必须一律废除死刑。

但是，纵观第六条的六款内容，无不蕴涵了彻底废除死刑的目标要求。

第1款首先声明，生命权是人人所固有的，它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

人所固有，体现了天赋人权的白然法思想，表明了生命的极端神圣性；生命权是受法律保护的，表明了即使在有些国家，法律许可剥夺公民生命的情况下，也不允许任意行使这一权利。

第2、4、5三款通过对死刑适用的限制性规定间接传达了《公约》反对死刑的态度。

第6款的规定最为鲜明地表达了《公约》对待死刑的立场，即从根本上废除死刑，而不仅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限制其适用。

[1]毕竟，第六条2至5款在文字上体现的是《公约》对死刑适用的规定，第1款虽然不是直接有关死刑适用的规定，但是，其中“任意”二字难免让人有想象的余地。

所有这些易让人们误以为公约是赞成死刑的存在和适用的。

为了消除这种可能产生的公约对于死刑根本立场的误解，于是，第6款明确规定：“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可见，1至5款限制死刑适用的规定只是《公约》朝着彻底废除死刑之目标前进的路程而非终点，终点在于废除死刑，这才是《公约》的最高目标和对缔约国的最终要求，也是《公约》关于死刑的实质立场和态度。

2．限制死刑的慎刑要求彻底废除死刑是《公约》对各缔约国的目标要求而不是现实，现阶段必然有许多缔约国不可避免地仍要保留和适用死刑。

对于过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公约》站在废除死刑的立场上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主要有：一是对适用死刑犯罪的限制。

第六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可见，仅仅是罪行严重并不能适用死刑，必须是最严重的罪行方能适用。

二是对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

第六条第5款规定：“对18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行，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

”三是对死刑适用程序的限制。

为防止错杀和死刑的滥川，第六条第2款规定，死刑“这种刑罚，非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

”四是对死刑犯赦免和减刑权的规定。

第六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

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

”[2]上述限制性规定，体现了《公约》在目前各缔约国不能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慎重对待死刑的务实态度，即一方面不强求各缔约国立即废除死刑，另一方面对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在适用死刑时作了严格的约束，由此通过逐步的限制达到最后彻底消灭死刑。

3．适用死刑不得构成灭种罪灭绝种族罪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为禁止该种犯罪，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了《防止并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该公约第l条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

”第2条指出，所谓灭绝种族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

选种行为的方式各样，其中之一是“杀害该群体之成员”。

这样，死刑与灭种罪之问就产生了联系。

[3]而《公约》是允许保留死刑的。

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缔约国利用《公约》暂时允许且为本国法律所承认的死刑方法来实施灭种罪，《公约》第六条第2款规定，判处死刑“应按照犯罪时有效并且不违反本公约规定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法律。

”第3款规定：“在剥夺生命构成灭种罪时，本条中任何部分并不准许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以任何方式克减它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规定下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4]可见，判决适用死刑不得出于灭绝种族的故意，全部或局部的消灭菜一民放、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

否则，就构成灭种罪，并应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及国内法的责任。

二、我国死刑制度立法的发展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中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

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规定死刑罪名28个。

79刑法典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

当时主持刑法制定工作的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还不能也不应废除死刑，但应尽量减少使用。

因此，79刑法规定了许多限制死刑适用的条件。

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

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

2.第二阶段：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

自从1981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

79刑法颁行后针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的态势，立法机关在补充的刑事立法中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这一阶段死刑立法的主要特点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

（2）出现了绝对死刑条款。

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没有其他的量刑档次。

（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

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

3.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

1997年刑法及其随后的修正案对79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

（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2）死刑适用对象减少，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再适用死刑和死缓。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已满75周岁的人，除手段特别残忍致人死亡的不适用死刑。

（3）死缓条件放宽。

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

（4）提升、明确部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

（5）死刑罪名减少。

1997年刑法的规定的死刑罪名是68个。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的死刑。

我国死刑罪名由68个减至55个。

（6）死刑适用程序收严。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

[5]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与《公约》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公约》设定的绝大多数死刑国际准则在我国都得到了遵行。

《公约》所要求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刑废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都应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死刑，通过一步步的限制，最终消灭死刑。

而我国死刑立法的大方向正是限制而非任意扩张死刑，我们是在朝着限制并逐步消灭死刑的目标前行而不是相反。

三、我国死刑制度立法方向截止2003年1月1日，全世界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已经多达76个；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地区有15个；连续10年以上或者自独立以来或者已经正式生命在废止死刑之前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达21个；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及地区仅为83个。

那么作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我国应该如何对待死刑的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和法制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的国家，一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然很猖獗。

基于这样的国情和死刑的公正性和效益性之所在，现阶段要做的只能是在立法和司法制度上先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削减死刑罪名，减少死刑数量为死刑的废除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冷静地理智地认识现实，并逐步地在实践中改善死刑制度立法和司法中的不科学之处，才是当务之急。

一味地以死刑侵犯人的基本权利，违背刑罚的人道性就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不仅无益于我国死刑制度的逐步完善更不利于以后死刑在我国的真正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