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问题研究孙奎立1，王国友2*，曾敏睿3（1. 泰山医学院医药管理学院，山东泰安，271016；2.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管理中心，重庆，400067；3.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0）摘　要：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为主体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形式，可以极大化地满足差异性社会需求，三社联动与社会治理在价值内涵上高度统一于满足这种差异化需求。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三社联动中具有各自的角色地位与资源优势。

当前三社联动中还存在着政府主导地位过强、“联动”不足以及资金投入缺乏等问题。

要推进三社联动的良性发展，必须正确认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必须在联动中坚持社会服务至上的价值观，正确处理好各自在社会治理中与其他主体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能。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8)01-0055-08在经过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国家财政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长足进步。

与之相比，社会建设还相对滞后，[1]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以及弱势群体的扶持等社会问题并不因经济发展而自然得到解决，学界因此一直有着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相关理论的解释，同时，这也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较为紧迫的任务。

为此，早在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在党的十七大上，更是把“社会建设”列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一起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将“社会治理”的方略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并对社会治理的构架进行了宏观阐述。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将有效社会治理与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直接联系起来。

可以看出，面对我国急剧社会转型以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党和国家对社会建设也经过了目标性设想向具体治理方式转变的过程，并包容性地吸纳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治理”理论，彰显了党和国家在新社会发展形势下对社会问题的应对魄力与开放性心态。

良好的宏观视野和顶层设计最终都要落实于■ 收稿日期：2017-04-20■ 基金课题：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协同创新研究专项)“山东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问题研究”(15CCXJ09)；山东省软科学项目“基于农民需求的社会组织服务研究”(2015RKB14046)。

■ 作者简介：孙奎立(1972—　)，男，汉族，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社会工作。

■ *通讯作者：王国友(1974—　)，男，汉族，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Email:771237677@qq.oom.■ 引文格式：孙奎立，王国友，曾敏睿.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问题研究［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18(1):55-62.社会实践。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

这就意味着，从属于这一目标的社会治理实践是党和国家宏观社会治理政策能否“落地”的重要标志，也是全体人民是否受惠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全国各地开展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实践活动，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探索形式之一。

2010年开始，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全国各地对“三社联动”的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

[1]与之相伴，学界对“三社联动”的实践模式和理论总结也逐渐深入。

如叶南客、陈金城将三社联动的模式分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和体制创新型等五种类型。

[2]吕青提出了社区在联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三社联动”是从社区管理走向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

[3]顾东辉认为，要推动“三社联动”良好运行，应借鉴社会治理理念，充分发挥多方参与主体尤其是社会工作的作用。

[4]石兵营、谭琪则对三社联动中的主体及其角色定位进行了细致分析。

[5]总体来看，有关“三社联动”的文章多数还集中于各地具体实践的总结，而对“三社联动”的理论性分析还较为缺乏。

尤其是在普遍认同“三社联动”对于社会治理意义的情境下，如何理解社会治理与“三社联动”的内在价值关联，作为治理的不同主体，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在社会服务中各自有着何种功能，三者的联动中存在哪些问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一、社会治理与“三社联动”的价值统一性治理概念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市场中坚力量的企业蓬勃兴起，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开始发挥作用，使得市场力量几乎无孔不入，在高度嵌入社会后，催生了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

这在促进社会“有机团结”形成的同时，也使得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诉求产生了差异化的趋向，而市场中的利益竞争法则对解决这些诉求显得无能为力。

二战以后，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干预，以求消弭因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诸种社会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政府的高度渗入也产生了诸如经济组织活力不足、财力与人力捉襟见肘、社会服务效率低下等新问题。

自此后的几十年间，市场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的高度管控使得西方社会面临着左右摇摆而无所适从的境地。

为有效解决以上问题，民族国家的管理者开始寻求外在于政府与市场力量的介入，原有社会统治(Government)的理念也因此被社会治理(Governance)的理念所替代。

因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多元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参与。

即除了原有的政府和市场力量之外，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者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也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

虽然这是西方国家为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新型治理方式，是其维护社会稳定、保持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其在实践上还是达到了迎合公民需要、增加公民福利的客观效果。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强调自己的阶级属性，是工人阶级以及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将弥合“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基本矛盾作为工作核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和当时阶段性的社会需求是高度适应的。

时至今日，经济发展已经成绩斐然，人们的需求也不再以笼统的、单一的以经济需求为主，以满足公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社会福利供应方式已经大大落后于福利需求的发展，以公平为价值导向的差异化需求使得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福利的差异化供应。

而社会治理方略的提出，是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党和政府治理视角和技巧的转变，更是对党的存在宗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实践体现，即归根结底是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需求。

与社会治理价值目标相同，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为主体的“三社联动”同样是为了回应社区内群众的多样化福利需求。

在当前社会治理架构中，社区不仅承担着一定的行政职能，更是社区群众需求满足的直接平台。

由于社区内家庭类型众多，人口结构复杂，为社区的社会服务带来了较重的负担。

但社区在行政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源方面都面临着较强的预算约束，其承担相应的社会服务就显得更加力不从心。

因此，对社区内外的其他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是一种迫不得已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成为社会服务最可靠的社会力量，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可以看出，三社联动与与社会治理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高度统一。

三社联动是社会治理目标的具体实现形式，也是社会治理目标的实践终端。

同时，社会治理的多主题参与原则也构成了三社能够联动的价值基础。

脱离了这个基础，不仅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将会受到影响，而且三者应有的社会福利供应职能也将难以发挥，致使社会福利受损。

二、“三社联动”中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与传统的社会管理不同，社会治理是一种充满现代化意味的政治词汇。

社会治理强调在同一个目标支持下，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除政府外，更凝聚了社会组织、私人部门以及公民之间的协作式管理活动。

三社联动也是多元主体的治理活动，要在社会治理语境下进行协作，必须首先回答以下问题：在社区服务中，三者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三社联动中的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虽然具有高度统一的目标与价值基础，但因为三者的社会属性不同，其所承担的功能依然应该具有明显的边界。

混淆了这个边界，会造成三者高度同质于某一个服务领域，导致社会福利供应效率低下。

(一)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职能“社区”概念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提出，他认为社区属于由若干亲族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利益共同体。

随着工业化革命发展，人们的聚居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学者们开始拓展社区的含义，总体来看，多数社会学家都倾向于社区具有三个特征：特定的地理空间、相当程度的社会互动以及具有共同关系。

[6]我国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征也给社区下过多个定义，但基本和国外对社区特征的总结大同小异。

由于三社联动属于我国基层社区治理实践活动且为民政部所大力推动，因此，对社区的职能定位要依赖于民政部2000年对社区所下的定义：“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可以看出，民政部侧重于对地理空间的限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社区的范围一般指以行政区域划分后的居民委员会辖区，而农村社区则是指具有主体认同的行政村或自然村。

[7]三社联动中的社区仍然具有一定“块状管理”的行政职能，随着“单位制”社区的解体和社区人口多样化特征的出现，社区的服务功能日益凸显，加之国家对社区“自治性”的政策要求，社区的社会自发性属性日益增强。

因此，虽然社区承担着一定的经济、政治、教育、卫生等功能，但服务功能仍为社区的核心功能。

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在于理性协商基础上的多元参与，其中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政府从“治理社会”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必须借助的力量。

[8]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手段。

在三社联动中，社会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提供社会服务以及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社会组织(各种慈善基金会)可以通过非行政手段募集社会资金，并通过合法的运行方式将这些资金直接或转化为社会服务输送到最为需要的社会领域。

这些领域主要包括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助残等，是社会问题重点出现的领域，也是社会矛盾较为集中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