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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一、上古：中国文化的产生上古（一般指夏商周）是指几百万年以前，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阶段。
（殷商之前）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我们可以把上古界定为：170万年前至殷商的4000多年前这段时期。
在这个时间段内，人类的进化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拉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和晚期智人（新人），这是世界人类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中国人的起源：广义的文化是指“人化自然”，或叫“自然的人化”，因此有了人就有了文化。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文化史，中国文化的起源应该从中国人的起源说起。
（一）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元谋猿人”。
经科学家研究，元谋人距今已有170万年。
元谋人更象古猿。
他们在密林中采摘果实，追猎野兽，还能蹒跚直立行走。
（二）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1927年以来，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内陆续发现了不少猿人的牙齿、头盖骨、肢骨等化石，这种猿人被称作“北京猿人”。
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为了抵御灾害和获取生活资料，不得不几十个人结成一个群体在一起生活，形成原始群。
他们白天采摘果实猎取野兽，到晚上返回龙骨山的山洞里，边烤火边休息，边用简单的语言和手势交谈。
（三）1．8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1933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顶部发现了距今1.8万年以前的人类遗骨化石。
这种人被称为“山顶洞人”山顶洞人比北京猿人有了很大进步。
山顶洞人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有了装饰品。
从猿到人是生命物质所实现的质的飞跃，而文化就是在这种转变中被创造出来的。
70年代以来，人类各个发展阶段的丰富材料在我国相继发现，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在人类起源的各个环节中唯一没有缺环的国家。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都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的特征。
从猿到人是生命物质所实现的质的飞跃，而文化就是在这种转变中被创造出来的。
在古代人们对人类的起源是缺乏研究的，于是就有了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淮南子》、《山海经》）。
上帝：商代中国人的至上神作者：来源：《神州民俗·上半月》2013年第11期谈到中国人的上帝崇拜，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上帝”是我们中国人的至上神，而不是舶来品。
其实，西方宗教没有“上帝”，西方宗教里的“上帝”一词只是人为汉译。
西方人的至上神，各地有各地的叫法，如犹太人的至上神是“耶和华”，但没有一个称至上神为上帝的。
西方人的“上帝”是怎么来的？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他为了拉近中国人和西方宗教至上神的距离，擅自将拉丁文至上神“DEUS”翻译成汉字古已有之的“上帝”，借用中国人的上帝崇拜，说西方宗教的至上神就是中国古籍中的“帝”、“上帝”，还说：中国商朝就崇拜上帝，所以中国应该回归上帝崇拜，上帝就是耶和华和耶稣。
有学者就说，利玛窦利用中国人的上帝称西方宗教的神，既是对华夏民族最高神的不尊敬，也是对西方宗教里的神的不尊敬。
有西方学者就说，利玛窦试图以错误的概念相似性诱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利玛窦既背叛了中文也背叛了基督教对神的概念。
那中国何时有了至上神崇拜，有了至上神的概念？前面说过，至迟是在黄帝治理天下的时代，中国大地上就有了至上神。
但关于商朝以前的至上神的记载是零碎的散乱的，特别是商朝以前的朝代没有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传世，我们无法详细了解。
商代中国盛行上帝崇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商朝的时候，中国人的至上神被称作帝、上帝，商代中国盛行上帝崇拜。
学者考证说：商朝的宗教思想是一元多神的信仰体系，一方面，它沿袭了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另一方面，它创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至上神崇拜。
所谓，“一元”，就是指信仰中的世界是至上神上帝的一统天下，上帝是中心。
上帝不但是自然万物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者。
所谓“多神”，是指虽然上帝是全能的至上神，但它并未排除其它神灵的存在，如祖先神、自然神等。
商朝流传下来的甲骨卜辞为我们揭示了三千年前到三千六百年前我们中国人对帝的权威的认识。
为什么说天道是华夏的信仰？刘军宁孔子：信仰一直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话题。
现在终于等来了。
信仰到底是什么？它跟信念有什么不同？老子：所谓信仰，就是人们相信存在着某种超越于我们自身力量的主宰，就是在没有充分经验证据的情形下，相信存在超验的、终极的主宰。
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
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
信仰的指向是“意义”。
“意义”中蕴含“价值”和道德准则。
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
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
没有信仰，肉体是活的，灵魂却是死的。
没有超验，没有信仰，就没有个人的自由。
如果说货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
孔子：我也认为，信仰对每个人的安身立命是非常重要的，即我所谓的“民无信不立”。
我想知道，若是没有信仰，会有什么后果吗？老子：当人类的心目中没有了至高无上的主宰,没有了对这一主宰的敬畏时,有权者自然而然地就被奉为神一般的主宰。
生活世界中的实物如权力、金钱，就会取代造物主成为信仰的对象。
冒充造物主、大救星的掌权者就会以假神的面目来强行主宰人类的生活,来安排人类的命运。
孔子：追求一种政治理念，追求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想国，算是信仰吗？老子：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蓝图都不能当作终极信仰。
许多人把政治信念与理想和宗教信仰混为一谈,那是错误的。
政治信念只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理想和抱负，而不是终极的信仰。
把政治意识形态当作信仰是信仰缺失的一种表现。
孔子：有商人说什么都不信，只信钱，以金钱为信仰；也有政客说，他什么都不信，只信权，以权力为信仰。
这样的人算是有信仰的人吗？金钱、权力能成为信仰的对象吗？老子：权力、金钱都没有资格成为信仰的对象。
金钱、权力，虽有很多人去崇拜，但却不是合格的信仰对象。
一个人，不论对金钱、权力多么虔诚膜拜，他依然是没有信仰的人。
信仰的对象必须是超越于现实中的具体事物的，如上帝、天道。
终极而言，只有一个对象有资格成为人类信仰的对象，这就是造物主，不论他在各个文明中具体名称是什么。
论中国神灵体系中的至上神：昊天上帝、帝俊、东皇太一、玉皇大帝论中国神灵体系中的至上神：昊天上帝、帝俊、东皇太一、玉皇大帝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中国的神灵体系，恐怕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乱！首先，中国地广族众，上古以来的神话起源恐怕就是多元的；其次，随着西周人文精神的觉醒与儒家世俗哲学的兴起，中国的神权时代早早就结束了，来不及融合各大体系（恐怕也融合不了），后是流传亦仅零篇断章。
仅论谁是中国神话中的至上神，恐怕就众说纷纭，一堆烂账。
这里尝试梳理一下，亦是给自己的思路打个小结。
1、昊天上帝早期中国文化大抵可以分为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南方文化，以北方中原为华夏正统。
前者历唐虞夏商传承以周集大成，南方以楚为代表。
北方华夏文化的神灵体系中的至上神无疑是“昊天上帝”，唐虞夏商周以至清朝历代王朝统治者祭的那个“天”就是祂。
《尚书·舜典》讲舜“类于上帝”，殷商甲骨文中的“帝”“上帝”，周代的“天命”观念，“天子”称号，皆本此。
华夏圣经《五经》中大量保留了关于“天”“上帝”的记载。
后世以《周礼》中的“昊天上帝”一称作为定名。
这一“上帝”是中国上古以来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自然宗教——“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牟钟鉴语）——的至上信仰。
这一宗法性宗教是唐虞夏商周以来中国的国教，后世并未消失，经过孔子以降儒者的改造，汉武帝以后明确演变成了加入儒家义理的“儒教”。
儒教继承了先秦华夏的宗法性宗教，完善了其“昊天上帝”信仰，确立了祭天郊祀的国教制度，历代皇帝恭行不辍，直至清代。
但由于儒家重现世而轻彼岸，“神道设教”，崇敬神灵只为现世教化服务。
所以虽然它继承了上古宗法性宗教的一层“神”皮，但神灵体系其实非常薄弱。
上至天子，下至儒士大夫，或崇道，或信佛，“上帝”观念其实只是高高虚挂而已，并未深入人心。
虽说宋以后三教合一，但最本质而言宗教有如配偶，只能一元抉择。
譬如一个虔信佛法轮回解脱的皇帝，真的能满心虔信的站在天坛之上敬仰“上帝”吗？毕竟，“缘起性空”的佛法否认一切创世神、主宰神的存在，世界只是因缘和合的幻相，空无自性，无有永恒的存在，更无所谓“上帝”。
什么是拜上帝会？他们的宗教思想与民间信仰是什么？本文导读：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
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
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
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
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
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
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
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
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
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
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
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本色。
它从它的无法遏制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
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
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第一，神话教主。
洪秀全对其异梦的宣扬作用就在于神话教主，为拜上帝会的存在提供合法性。
汉语中“上帝”一词，所指的是哪位上古神明？“上帝”一词，我们平常经常接触，一般都是指基督耶稣——在《圣经》里面唯一的无所不能的神。
其实，这完全是鸠占鹊巢！在我们的汉语中“上帝”一词，指的是昊天上帝。
所谓昊天上帝，指的就是天，目前他最常用的名号是老天爷。
昊天上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最高神，也是中国神话系统中的最高神。
我们经常讲的玉皇大帝，其实只是昊天上帝排名靠后的小弟。
一、昊天上帝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上帝”一词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对于“上帝”一词，有着明确的记载。
后来周朝的金文，也有“上帝”一词的记载。
在殷商和周朝，“上帝”一词，是人们对“天”的称谓。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一词，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商周时期的“上帝”，最终演化成为昊天上帝，主要是因为儒家（儒教）。
儒家（儒教）在礼制方面，传承了商周的礼制。
故儒家（儒教）的祭祀，和商周时期是一样的，都把“上帝”作为最高神来祭祀。
后来，也许是儒家觉得“上帝”一词不够味，就搞了一个更加高大上的专有名词“昊天上帝”。
从此，昊天上帝一词广泛出现在儒家的书籍里面，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就经常可以看到昊天上帝一词。
根据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有一条等式：昊天上帝=上帝=天帝=天。
这些名词，都是特指天，我们祭祀、拜祭的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神话系统和传统文化系统里面“上帝”一词，也可以特指“五方上帝”（东伏羲，南神农，西少昊，北颛顼，中央轩辕）。
这个时候的上帝，只是特指上面五人，不能等同于天。
二、基督耶稣鸠占鹊巢的由来对于基督徒，特别是传教士而言，再也没有什么比传教更加重要的任务了。
因为基督耶稣说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不过传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神，根深蒂固。
为了贯彻基督耶稣的传教旨意，基督徒和传教士，可谓绞尽脑汁、不惜一切手段。
例如发动圣战，杀死异教徒，例如采用分发食物甚至钱财，例如宣称上帝是黑人等等。
第五讲中国人对天的崇拜：从天坛说起北京的天坛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与紫禁城差不多同时完工（1420年）。
永乐皇帝由南京迁都北京，他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到天坛大祭天地。
这座祭坛自建造至今，经历了近六百年的风雨，如今它还静卧在北京的南城。
这个占地面积比紫禁城大近四倍的庞大庙宇群，以它独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之人。
这座祭坛不仅风景绝佳，而且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和谐的追求。
一、天坛中的神天坛的祭祀活动一般每年两次，二次在春季，一次在冬季。
祈年殿是春季大祭的地方，春天是播种的季节，皇帝带着群臣来这里祭祀，祈祷天赐给好年成。
圜（huan2）丘则是冬季大祭的地方，时间在冬至日，此时的祭祀带有感谢天帝赐予人间恩德的意思。
有时遇到旱灾、水灾，皇帝也会带着文武百官来此祭祀，祈祷平安。
天坛是帝王祭天的地方，一般百姓是不能在此崇祀的。
但是，天坛表达的对天的敬畏与感恩的思想，却不仅仅属于帝王，它凝结的是中国人对天崇拜的观念。
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有对天的崇拜。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或者说是天神、天帝，是控制着大地上一切事物的主宰力量。
人的祸福，自然的收成等，都受到这种神秘力量控制。
天只崇尚善行，如果大地上出现了自然灾害，往往被看成是天对人间做错事的一种警示，提醒人要修正。
古代中国人遇到祸害的时候，往往说“这是老天的惩罚。
”清朝光绪皇帝登基的第二年，天坛大火，祈年殿被完全烧掉，光绪皇帝大惊失色，宫中的大臣面如死灰，普遍认为这昭示着某种天象，是不祥之兆。
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天并不常常是惩罚，它更多地表现为宽容和爱怜，人类在它温暖的怀抱中安详地生存。
所以古代中国人对天又有一种感恩的心理。
中国人所祭祀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种人格神，被祭祀的天虽然保留着神性，但同时更是大自然的象征。
中国人从来没有将天偶像化。
与其说中国人将天看作一个神灵，倒不如说中国人更偏重于将天看作一种化生万物的自然力量。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对天敬畏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但天神崇拜的宗教性的一面日渐淡化，哲学家、思想家更愿意将天看作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源泉。
如何理解顾客是上帝（原创）学习酒店专业知识已有半年多了，由当初的一无所知，到现在点点滴滴的积累，突然发现，原来做一名优秀的服务人员、一名成功的酒店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实，酒店管理这个专业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我哥哥帮我作出的决定。
现在想一想，感觉这真是个正确的决定。
这个专业，真的让我改变了很多，它让我懂得如何去关心别人、包容别人，甚至也让我的一些思想发生了转变。
“顾客是上帝”或许以前的我对这句话极不赞同，但是对如今市场的了解，让我不得不对它有所推崇。
因为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已使今天的顾客不同于往日的顾客，今天的市场也不再是昨天的市场，市场经济由卖方转变为买方。
将来从事服务行业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意识到，顾客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企业创造最大的效益的最根本来源，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靠顾客的信任与支持。
因此，我们要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把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最好的态度让顾客满意，以此来提高我们的销售，实现我们的利润。
简单来说，也就是我们做生意，如果没有顾客来买我们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可能获得利润。
所以，照顾客人的利益也就是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利益。
“顾客是上帝”这句话不单单要求我们保证顾客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还应保证他们的精神需要，即人文的关怀和人格的尊重。
如果一个商家或企业以貌取人，凭衣看人，嫌贫爱富，那他是不会受到广大顾客的青睐的。
“顾客是上帝”，就是要求企业必须做到，不论民族国籍，种族肤色，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坑不宰。
“顾客是上帝”并不意味着不论顾客看要求什么，我们都予以满足。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为顾客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和服务。
正如老师讲义上所说：服务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它有边际，而并非无所限制。
起初我认为“顾客是上帝”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上的。
如果对别人不尊重，那别人也不会尊重你。
换句话说也就是，尊严是自己挣得，而不是别人给的。
一、文明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在内，属精神方面。
二、人类文化，从源头来看，分为三类：1、游牧文化2、农耕文化3、商业文化（海滨）其中，1和3属于一类。
由于地域资源不足，内部有阻害，所以有工具感，有强烈的克服欲。
由于向自然要生存，所以心理有对立感，无论对外界或是对外人，因此尚自由，争独立，侵略性强。
三、财富观：游牧与商业文化财富观：一、愈多则愈易多二、愈多则愈不足农耕文化财富观：生产有定额，生生不息，无需多藏，也不适合多藏。
因此常感满足而实则不富。
富者不足，强者不安，安定者却不富，所以矛盾不断。
四、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分，新农旧农之分。
小型农业国内部发展易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卫强暴。
新商业文化特征：有新科学新工业装备。
新农是有新科学工业装备的农业国。
五、分析文化要从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发展性来看。
第一章地理背景1、中国文化不仅孤立，而且特殊。
与古代三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文化产生于一个特别大的地面上。
人类文化的最先开始，先是要有河水灌溉，这样能保证农业生产，二是四周要有天然屏障，这样不仅可以集中人口，而且可以不受外敌干扰。
汭：两水环抱之内。
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
中国环境的特殊之处：（1）中国水系复杂，哪里都有灌溉区域，且相互之间可以隔绝孤立。
而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可以借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密切接触。
（2）中国当时处得较北，气候和雨量不如其他三国易于产出丰富产物，所以中国人一开始是在勤奋的情况下创造文化的。
其他三国是在多量的闲暇时间创造的。
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1）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在大环境里面开始，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对政治、社会等人事方面的团结与处理，所以中国能迅速完成统一。
（2）中国文化因为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迅速形成了国家内部团结统一，所以抵抗外来异族力量强大。
（3）小地面上产生的文化，容易受地域局限达到顶点，然后停滞不前，只享受奢侈生活，内部安逸退化。
而中国文化，由于在贫瘠地方产生，因此有不断的刺激促进文化前进，内部一致并前进。
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丰富而多彩，这些观念无不深深地烙上民族的印记和地域的特征。
然而，其中有一个观念却不仅仅体现了民族性和地域性，那就是上帝的观念。
这个观念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充当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与其说这是西方传教士的精到解读与会通，不如说这个观念注定要充当这个角色，因为这是人类所共同要面对的事情。
一上古时期的中国上帝观念上帝观念在上古中国已经存在，在《尚书》里记载了那时人们对于上帝与社会人事之间关系的理解，其中上帝对于世俗政权的存在和更替具有绝对的支配权。
《尚书尧典》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辑五端，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1 这是说帝舜从帝尧蝉让即位，但这件重大事件必须及时地向上帝报告，以表明继承权的合法性，而且政权的交替时间、形式、以及颁布法令的次序，都要遵守天地自然次序，这无非欲表明属人的次序根据在于属天的次序，这与《尚书洪范》所表明的过程是一样的，洪范是从五行关系说到五事、八政及其人事与社会关系的。
同样，社会革命的依据也在于上帝的旨意，商汤要革夏命，自己却不敢承担革命的责任，“非台小子敢称乱”，“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把责任推给上帝。
周武欲推翻商纣的暴虐统治，采取的办法与商汤如出一辙，《大诰》记载：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呜呼！天明威，弼我丕丕基！2 我们知道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文王虽然身陷囹圄，但能从天数推知人事，揣测出社会兴亡大事，即预知天将“讫命殷命”、“兴我小邦周”的变化。
这里的“天明威”，即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上帝的态度，不仅卜卦显示了这种变化，而且上帝通过民众对文王和武王伐纣的支持（“相”），表明了对正义性质的肯定。
天（上帝）如何体现对社会与人事的有效支配呢？上帝也对普通民众的祸福寿夭具有决定权（如“天监下民”），对每个人的生命存在与上帝的关系之间做出了类似基督教观念《尚书高宗肜日》说道：惟的规定，提出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的观念（如“罔非天胤”）。
天监下民，典厥义。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
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王厥德，乃曰其如台。
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3 这里提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天时刻督察着人间的物事，作为对人间的对与错、善与不善的奖赏与惩罚，天给予人的生命长短寿夭的差别；二是普天之下的民众都是天的后代（“罔非天胤”），作为人间事物的掌管人，统治者应当善待他的人民。
总起来说，这两层意思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人间的事事物物都与天有着密切的联系。
《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这是说文王登上王位，乃是上帝的授命，其升降沉浮，皆有上帝在他的左右扶协。
文王之所以能够承此天命，在于文王穆穆和美，光明、恭敬而伟大，所以上帝才把接管殷商臣民的使命给予他。
《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有命在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华，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佑命尔，燮伐大商。
这是说文王为人小心谨慎，知道怎样侍奉上帝，从而获得上帝给予的福祉，而他也遵守自己的信誓，从而获得各国的信任。
上帝时刻监督着人世间，把掌管天下的使命倾注在周家。
文王直接接受了来自上帝的命令，把国号改为周，确立京都；上帝也为文王选定配偶，令生武王，并加以护佑，使文王后继有人。
这类的记述在《诗经》中很多。
在《尚书》、《诗经》等上古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经历了夏、商、周等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所理解的上帝，都还是同一个上帝，并不因为俗世社会的改朝换代，上帝也跟着换了代。
上帝也是唯一而至上的，他超越于地域、部族、种性，如果某些地方的政权不肯接受这样的上帝观念，那就不免要发生战争，强大的中原王朝就是不惜以战争加诸周边小国，以此来推动宗教的普适性质。
发生在夏朝帝颛顼和帝尧时期的“绝地天通”，就是这样的典范。
周王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终止了殷商王朝、兴了小邦周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上帝可以兴你，也可以废你。
所以，周王朝才特别强调道德，主张以德配天。
但是，中国上古人对上帝的理解仍然是模糊的，他只是通过圣迹或现象表现出对世俗间的支配。
所以，中国上古的上帝观念只能是一种原始和朦胧的。
没有哪个人对上帝有过清楚的描绘，上帝也没有对人间社会的秩序作出任何的说明，上帝只是通过降下吉祥或灾异表达他对人间社会的好恶，恰如《国语周语》所记述的：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
其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耹隧。
商之兴也，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
周之兴也，鸑鷟鸣于歧山；其衰也，杜柏射王于鄗。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所以，人间社会秩序的神圣性虽然采取了超越的形式，却是通过俗世世界自觉地建构起来的，而且从一开始便有了有意附会的色彩。
因为附会，才使得俗世的政治秩序产生了神圣性质。
王者成了上帝之子（天子），人们把对上帝的崇敬转移到了对俗世政权及其统治者的崇敬。
虽然上帝没有直接向人们说明什么是社会的公正、公平与合理，却通过对现世的政治事务的喜好与憎恶昭示出来。
从那些灾异与吉祥的物象，人们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与西方的基督教比较，中国上古时期的上帝，从未像《圣经》记述的那样，与人间约法，对人间的事物提出具体的规定，或者提出生活形式的要求与道德的戒律，也就是说，中国上古的上帝从未具体地说过什么，也没有《圣经》中上帝的那种位格。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先秦中国才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上帝始终存在于观念世界里，没有变现为人格，也没有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人们只是在终极的意义上才会联想到上帝。
在周王朝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对世俗政权的神圣来源没有置疑，但对上帝是否能使这个政权具有永久性发出了置疑，也对世间能依靠上帝实现社会的公平产生了疑问。
周王朝一方面颂扬上帝的恩典，另一方面却主张以德配天，把德性的培养看做稳定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而这种德性说到底是世俗的。
这大概与他们得到政权的经历有关系。
周人是靠积功累德赢得民众拥戴、从而从殷人那里取得政权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基础，所以，周王朝始终都把德性修养摆在突出地位，周公在康叔赴命统治殷的遗民时，告诫他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4 这是说周王朝以勤奋的德性取悦于上帝，上帝于是命文王灭掉殷王朝，接受统治天下的大命。
所以，周公特别强调了“明德慎罚”，要以德性赢得民心。
周公还反复提醒为政者不得懒惰懈怠，“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5知稼穑的艰难，才不会因自己的奢侈淫逸而夺百姓生存的根本。
《尚书吕刑》还提出不能滥用刑法，要以德行使民众内心臣服，所谓“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西周的统治经验一个有价值的启示是提出了由内到外的道德至上的路径，主张以内在的德性修养等待上帝的支持，也就是说通过道德至上性获得神圣性。
顺着这个路向，儒家完成了道德至上性的建构。
这个建构的基本思路是相信人可以通过自行的修养努力达到神圣。
这样一来，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人们对向来崇拜的上帝观念的淡化，上帝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天命，人们在对待所有非人事所能把握的时候，就归结为天命，如孔子所说的：尽人事以待天命。
人事强调了主观的努力，天命表示的是命数。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6 孔子不相信由外在的天或上帝能够实现人间的救赎，而相信由内在的修养达到神圣。
比较殷纣王所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与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可以看出，前者的天是上帝，后者的天是未知的命数或自然必然性；前者相信上帝赋予了自己统治天下的权利，后者相信自然的命数赋予了自己超凡入圣的德性。
就是说，在孔子那里，道德获得了至上的品性，由于至上，从而神圣。
当中国出现了人物形象和人格的上天之帝时，这个时候的“帝”却不能与上古时期的帝相提并论，因为上古的帝是唯一的，是god,后来的帝成了gods，是众多的。
二大秦景教的传入与利玛窦的传译天命观念的出现意味着上帝观念的虚化，而天命观念的出现则又与道德至上的观念同步。
然而，道德学说的兴起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和社会的普遍进步，但它不能填补宗教留下的空白，尽管说任何宗教都是围绕着道德问题展开自己的活动的，毕竟宗教不等于道德。
所以，在唯一的神疏于督察人间事务的情形下，那么填补这种疏失的就只能是众多的神，民间宗教就正好发挥了这种作用。
在道教正式确立老子为教主和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多神的情形维持了很长时间，即便在这之后，也从未排除多神的状况，只是多神当中拱立了具有统领作用的至上神而已。
直到唐代，从波斯传来了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摄斯托利派天主教，唐朝称为大秦景教。
从唐太宗时（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olopen）携经卷时进入长安，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农民起义军进军长安，约243年间，景教在中国流传发展，唐德宗时期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这一过程。
从内容来看，景教主要借助于道家和道教的话语系统表达了基督教的基本观念：粤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无，杳然灵虚，后后而妙有，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气而生二气。
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
匠成万物，然立初人。
别赐良和，令镇化海。
浑元之性，虚而不盈。
素荡之心，本无希嗜。
……不蓄臧获，均贵贱于人。
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
斋以伏识而成，戒以静慎为固。
七时礼赞，大庇存亡。
七日一荐，洗心反素。
真常之道，妙而难名。
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常然真寂，先先而无无，杳然灵虚，后后而妙有”这些话几乎是《道德经》和《庄子》描绘“道”生化万物过程的翻版，这里用来表述上帝创造万物的过程；“三一为归”本是道教的思维惯式，这里被用来表达三位一体（“三一妙身”）；“元尊”本表示道教最高的神“原始天尊”，这里用来表述上帝、真主；“浑元”、“虚盈”、“素淡”、“真常”及其“不贵难得之货”这些道教经常运用的词语，用来表达基督教徒所厉行的个人修养。
这之间不难看出，基督教为了取得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采取了入乡随俗的现实态度，依据唐王朝所尊崇的道教，尽力把基督教与道教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
当然，并不等于基督教就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因为它的存在合理性既在于它与中国文化具有的共同性，也还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在主张文化多元化的大唐时代尤其如此。
这些也可从碑文中看得出来，如坚持七日一次的礼拜活动，以十字作为剖判四方、曲直的中心，“依仁施利”，“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