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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题目：《蒙元人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读书报告学院：人文学院专业：历史学学生姓名：完成时间：内容简介《蒙元人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这本书，以蒙元入侵为背景，讲述了杭州城的人和事，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民百姓、三教九流的日常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画面。
作者从小处着手，让我们从小小的杭州，得以料想全国，从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可以窥见宋朝生活全貌，可谓是：“以小见大，独具匠心。
”第一章主要讲了杭州城的基本概况，共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介绍了宋朝把杭州作为迁都目的地的原因。
其次介绍了杭州城市问题：人口过剩及房荒，火灾频发。
最后介绍了城市交通与日常买卖及人们日常的生活乐趣。
第二章主要介绍的是社会。
总体介绍了杭州城商业的快速发展。
然后介绍了社会中的人们。
上流社会的皇帝及贵族、政府官吏、军官等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方的利益损失必将连累到其他人，所以他们团结协作，将权力紧紧握在手中。
经济发展贸易增长促进了商人群体财富的增长，进而促进了纸币的产生。
城区中的百姓很少有生计来源少数人依附于大户人家，他们是幸运的，生活比较有保证。
其他还有一些人，只能以打工为生。
一些农民的生活状况更是凄凉。
由此可见生活在等级制度下的社会中的人们，日子是怎样的天差地别。
第三章讲的是宋朝杭州人的衣食住行。
首先讲了有关住的方面。
介绍了杭州城建筑的基本材料——木材和毛竹。
又介绍了房屋营造法式：房子用柱子支撑起来，且房屋形状多以长方形为主。
还介绍了房屋在装潢时的习惯。
从房子的建造上我们也可看出等级制度以及贫富差距。
接着是个人卫生，介绍了南北方在洗浴时间、洗浴习惯上的差别。
洗澡也渐渐演变成了一种习俗，上流社会还专门为此设定了假日。
这其中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不同——中国人不用牙刷。
本节中还记叙了妇女在个人卫生的方面的习惯，包括：使用化妆品、缠足以及佩戴首饰的风俗。
第三点介绍的是个人衣着。
生：本文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写的？师：１９３１年“９·１８”以后，东北沦陷，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
１９３４年４月，国民党的反动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头子段其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于４·２８～５·１８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菩萨来保佑”，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逐渐。
）之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
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７日，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也发表《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论，散布“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的失败主义论调。
资产阶级及走狗文人也回声响应。
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５日，鲁迅先生针对这种悲观论调，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对上述论调予以有力的驳斥，辨明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
师：概括第一部分（１、２段）的意思。
生：树靶子。
摆出（转述）敌论的论据和论点。
师：论敌的论据是什么？生：１、自夸“地大物博”；２、寄希望于国联；３、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
这第一段以时间为线索，简略回顾几年以来中国上层及为其服务的舆论界的对中国前途的态度。
师：论敌的论点是什么？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师：第二段中“有人”，是指什么人？生：指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在舆论界的代理人梁实秋之流。
师：第二部分（３、４、５段）的主要意思是什么？生：揭示所谓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只是那些卖国反共的反动统治者。
他们不仅早已失掉了自信力，而且失去了他信力，更为卑劣的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生：这一部分是怎样批驳敌论的？师：这一部分采用了驳论证的驳论方式，运用了直接反驳的驳论方法，层层剥笋，揭露了敌论论证的错误（也就是说其论据不能证明其论点）和敌论论点的欺骗性。
鲁迅先生在肯定敌方三个论据“是事实”的前提下，指出了这并不是“自信力”的根据，只不过是曾有过“他信力”和正在发展着“自欺力”的表现而已。
揭示其论证的错误，不合逻辑；揭露其宣扬“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实质是发展“自欺力”。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宋朝男人太性福日本女人求着跟汉人同床导语：在宋朝时回鹘的年轻女子未嫁前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
回鹘人以此为自豪，在嫁女儿时回鹘的父母们会自豪的宣扬说：“我女儿曾和哪个在宋朝时回鹘的年轻女子未嫁前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
回鹘人以此为自豪，在嫁女儿时回鹘的父母们会自豪的宣扬说：“我女儿曾和哪个汉人同居生活过”并以与汉人同居人越多越为光荣。
这是回鹘的风俗。
所以回鹘的后代有大量的混血儿，他们都是宋代汉人的后代。
《清波杂志》记载：“倭国(日本)一舟飘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
(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这则记载说日本妇女来到宋代中国，遇到宋朝美男子就要而主动献身，目的是生下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
古代日本女人已嫁给汉人为荣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
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
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
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这则历史记载大意是说在宋朝时回鹘的年轻女子未嫁前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
回鹘人以此为自豪，在嫁女儿时回鹘的父母们会自豪的宣扬说：“我女儿曾和哪个汉人同居生活过”并以与汉人同居人越多越为光容。
这是回鹘的风俗。
所以回鹘的后代有大量的混血儿，他们都是宋代汉人的后代。
读到这两则事件有些诡异，回鹘人、日本人为何如此高看宋人？为何以把自己的美女献给宋朝男人为荣？这一切缘自宋朝当时的国际地位、宋朝的文明程度。
宋朝无论是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无不遥遥领生活常识分享。
唐宋变革论关于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以下转载李华瑞先生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以期大家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李华瑞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
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
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
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 [1]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
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
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
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
七下历史第二单元《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单元测试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2分，共40分)1.宋太祖曾说：“朕选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节度使辖区)，即使他们都贪浊，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之大。
”下列措施中最符合这一治国理念的是()A.派文臣担任地方知州B.在边境重地设立藩镇节度使C.分化相权，强化君权D.将地方精锐选入禁军，以强干弱枝2.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下列古诗词中的“胡”所指的少数民族分别是()A.匈奴、契丹B.匈奴、女真C.吐蕃、女真D.吐蕃、契丹3.宋高宗曾说：“广南市舶，利入甚厚，提举官宜得人而久任。
”材料表明()A.五铢钱的统一铸造B.江南地区的开发C.政府重视海外贸易D.闭关锁国的危害4.北宋中期，“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
这表明，交子()A.产生于商业纠纷中B.是印刷技术进步的产物C.是民间交易的凭证D.只在少数富人之间流通5.下列有关隋朝和元朝相同之处的表述，正确的是()①都完成了全国的统一②都城都位于今天的北京③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政权④都进行了制度的创新A.①②B.②④C.②③D.①④6.著名学者孙伟祥认为，“宋辽之间的澶州之战，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不过是两个兄弟之间的纠纷，况且30万‘岁币’只是北宋两个县的收入，伤不了筋骨。
……不仅换来了近百年的边境和平，还打开了辽国的市场，向辽国倾销自己的文化和商品……”该学者认为澶渊之盟()①为宋朝赢得了和平的环境②促进了宋辽经济的发展交流③岁币加重了宋朝百姓的负担④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A.①②③④B.②③④C.①②④D.①③④7.“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诗中的“杭州”在当时的名称应是()A.东京B.临安C.应天D.建康8.下列各政权，曾经与南宋并立的是()①北宋②辽③金④西夏⑤元朝A.①④③B.③④⑤C.②③④D.②③⑤9.《宋史•岳飞传》记载：“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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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最能说明上述论断的现象是()A．当时中国是东亚、东南亚贸易的中心地B．当时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长期出现逆差状况C．当时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畅销世界各地D．当时中国的GDP占到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解析：考查学生对课本知识的记忆。
答案：D2．明朝中后期，苏州和杭州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手工工场，松江的一些暑袜店主购进原料分给当地居民在家中加工，计件付酬，再将暑袜拿到店中出售获利。
史学界称上述现象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主要依据是() A．苏州、杭州、松江是纺织业发达地区B．机户和暑袜店主进行的都是商品生产C．机户和机工、暑袜店主与当地居民形成雇佣关系D．丝织业和暑袜制造业形成了集中的手工工场解析：资本主义萌芽的本质是雇佣关系。
答案：C3．据史料记载，明神宗派出大批税监到各地横征暴敛，几乎是“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造成“商贾断绝，城邑罢市”；清朝“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脚之税”，正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
上述情况在当时最主要的影响是()A．影响中外贸易的发展B．制约农产品的商品化C．助长土地兼并的现象 D．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解析：题干主要反映了明清时期统治者对商业加征重税。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发展，而统治者对商业加征重税，不利于商业资本的积累，更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D项正确。
答案：D4．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
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
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后感：“日常生活”是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著述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写了南宋初期延续至蒙元入侵过后的南宋民众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为读者了解南宋时期的民俗史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范本。
谢和耐选定蒙元入侵南宋前即1276年的数十年和当时南宋的都城杭州作为描绘在一定历史时段下的中国民众生活的范围。
杭州是当时南宋的建都所在地，本身在南宋时期因为人口众多和繁荣富丽而极具代表性，容纳了各个阶层的人群，包含了不同形式的日常生活；蒙元入侵前的数十年间则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的时段，作者的眼光直接聚焦城市生活，所以认为选择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
我想引用作者在导言中提出的两个观点，观点一是作者认为10—13世纪中亚和蒙古游牧民族对中元造成的压力是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增长的主要动因，之前中国的发展以北方地区为主。
这反映在南宋迫于蒙元压力，迁都杭州使杭州变得富丽堂皇，帝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辐射到更南边的福州、泉州以及长江中上游流域。
观点二是作者认为以杭州为代表的南宋看似安定繁荣，其实只是幻象，真实情况映射出国库空虚、农村贫困、统治阶级内部党争，随后难逃其被蒙元覆灭的结果。
作者提到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国家的覆灭是因为皇帝缺乏德行，而作者认为中国的真正崩溃与道德松弛无关，而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
我以为作者是想借描绘日常生活来反映国家覆灭的内在真相，那么蒙元入侵前夜的日常生活在逻辑上则介于两个观点之间，以杭州为代表的经济中心转移给居住于杭州的人带来了新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日常生活之下又暗含危机，与被蒙元入侵似乎又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日常生活是否只是作者的切入点？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确实从经济、社会、文化的角度描绘了南宋色彩绚丽的日常生活，但大量的细节表明作者仅仅只是在描绘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他选用了丰富的文字材料进行描述，如南宋流传下来的生活琐记、笔记小说、方志、轶事汇编、马可波罗游记，这些资料细节丰富，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的文献在描写某些同一事物上又能吻合；在分析中国社会产生的问题时，作者也注意同欧洲进行对比，试图说明在南宋时期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会产生特定的生活形态，中国社会在南宋时期经济的繁荣发展、商人阶层的崛起为什么没能同欧洲一样改变社会结构，作者用中国传统观念在社会中流传呈现出的坚韧性予以解释，最后则回归到中国文化的特性。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读书笔记1. 作者希望避免“西方文化至上论”或“欧洲中心论”，尽管如此，作者观察的角度仍然是欧洲的，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2. 华夏文明激发过广大人类，它给人类带来文字、技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带来宗教与政治制度。
中国本土、朝鲜、日本、越南，均属同一文明集体。
中国的影响传至蒙古与阿尔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远播至中亚乃至整个东南亚。
其影响还波及更为遥远的地域——西方。
3. 华夏世界史涉及十分广袤的地域：从西伯利亚至赤道，从太平洋沿岸至欧亚大陆中央，各地情况甚不相同。
整块大陆高原性质明显，西南部为连绵高耸的群山与高原，西伯利亚至华北为广阔的草原地带间杂沙漠，大江大河冲积形成肥沃平原，海岸线漫长，有成珠串状的大小岛屿。
4. 气候状况亦不同：东部与南部地区受季风交替影响，迥然异于亚洲内地干燥的大陆性气候，而纬度影响也并非无关紧要。
因而中国既有西伯利亚的隆冬与严寒，亦有热带地区的温湿与闷热。
5. 东亚与中国的口头语言隶属于五个不同语族，其地理分布相当明显。
唯中国南部与印支半岛例外，此两地的语言异常重叠交错。
6. 自西伯利亚到华北地区，属华夏语言文化的人口占大多数，居民不限于中亚，而是大大超越于中亚区域，其语言隶属于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从前称为“乌拉尔-阿尔泰”语）。
7. 朝鲜语与日语是与众不同的语族，从语言学观点来看，大异于汉语及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虽然二者都似乎表现出与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有若干相近之处。
8. 操汉藏语之居民分布于以下各地：喜马拉雅山系整个高山和高原地带、印支半岛各国、中国本土即从黑龙江、蒙古一直延伸至缅甸、老挝、越南边界的21个省份。
从人口数量而言，显然是汉语方言语族居于绝对优势。
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胡悦晗 谢永栋 [摘 要]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经历了民族风俗志式描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经济-社会史研究及当前在新文化史及交叉学科影响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
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阐述与理解个体经验与总体结构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动向主要集中于身份认同、个体与群体的生存经验、民族主义想象及妇女史与性别史研究等层面。
为了使日常生活史避免沦为社会科学理论的脚注及流于琐碎叙事,除了以问题意识收拢日益分散的研究主题外,可在史料来源、研究对象、研究地域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拓展。
[关键词]日常生活史;经济-社会史;新文化史;认同;经验[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5—0174—09[作者简介]胡悦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谢永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200241尽管早在20世纪初期,“日常生活”概念就已经进入了哲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但“日常生活史”作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兴起,是近30年来西方学界呈现出的一个趋势。
近年来,港台与国内学界也开始注意到这一趋势。
一些高校与研究单位也开始整合研究人员,并制定相关研究课题,有关日常生活的论著近年来频繁出版。
①然而,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处于持续升温状态的同时,在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等层面也面临着危机。
基于此,本文拟对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理论方法、问题意识及研究趋向等作一述评,以增进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了解。
一 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发展历史学层面的“日常生活”一直以来缺乏清晰的界定,多被视作衣食住行及工作、休闲娱乐等延续个体与社会再生产的活动总和,故其一直等同于“社会生活”而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许多学者把日常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大类,前者主要指日常物质产品(如衣食住行、日用品等)的获取与消费;后者多指为满足个人日常精神需要的一切重复性观念活动,如读书看报、情爱、宗教活动、参观旅游、文体活动等。
【摘要】本文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出发，探究形成中西民族性格差异的原因。
由于千年来宗教文化，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主要体现在：华夏民族传统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注重个体本位；中国重道义，西方重功利；中国贵中和，西方崇力尚争；中国趋于内向，西方倾向开拓求新。
【关键词】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中华民族是华夏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是在中国统一国家里经过几千年时间融合了许多民族及其思想文化、感情意志、习俗信仰而形成的伟大民族。
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融合过程中，扬长避短，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总体性格。
这个总体性格是由各民族的优秀性格熔铸而成的。
所谓民族的优秀性格是指一个民族长期形成并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一种共有的思想活动特征和传统。
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
讲到探究这种差异之根源及原因时，传统上，学者诸家习惯用这么一种逻辑：由“地理环境决定论”推导出中西文化不同的渊源和发展轨迹，再由不同的中西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孕育出中西民族不同的性格。
这种逻辑推理和理论应该是可接受和认可的。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世间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直线一元的而是多元复杂的。
同样地，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的形成原因也是多元化的。
本文试从哲学、宗教的视角，通过探讨中西方哲学、宗教信仰的不同来阐述由此表现出的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
一、汉族传统注重群体认同，西方注重个体本位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汉族传统思想，其宗旨是以维护家国安定，群体和谐为基点。
孔子所指出的“忠恕”、“恭俭庄敬”和“恭、宽、信、敏、惠”的处世态度及孟子所说的“辞让之心，礼之端也”便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欲望，服从家庭乃至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
汉儒董仲舒指出“大一统”主张以后，更把这种家国一体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儒家这种家国一体的群体意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编织成的思想体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谢和耐：论中国人的变化观念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于2018年3月3日在布列塔尼的瓦纳（Vannes）去世。
谢和耐（1921—2018）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
他专事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著述等身，是法国汉学界的头面人物，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他以传统但不保守的治学方法，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又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框框，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开拓了法国汉学界的一代新风，在汉学界享有盛誉。
变化的观念曾在中国起过如此巨大作用，以至于它既触及到了心理范畴、宗教—巫术修持、行为方式和时空观的历史，又涉及到了哲学史。
然而，由于中国的意识观念和思想的历史更为复杂，同时既具有千差万别又具有演变性的原因，故它至今尚未被人充分认识。
处于同一种文明范围内的事实，不允许混淆时代和社会环境。
做为一个整体而来泛泛地谈论“中国思想”，就如同以同样的方式论述“西方思想”一样荒谬绝伦。
由于在诸如这样一个完全是假定的和不全面的领域中，始终受具有很大偏见性的个人知识的限制，所以我们无法从事任何论述。
这样一来，如果将中国的传统与古代希腊以及中世纪或近代的欧洲传统进行比较，那必然会具有很大的冒险性。
但是，笔者于此希望首先强调的正是一些突出的倾向和传统。
如果我在将它们断代时，有时也会出现将它们做以对照比较，那也是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来这样做，以期待更佳论述的出现。
初看起来，大家可以声称，变化的思想具有普遍性，它属于诸民族智慧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中国曾非常注重变化，根据它形成的有关变化的观念，那么很可能这一切都要比各种文明中的诗人经常提到的下述简单而又平庸的事实多得多：四季的交替与更迭、人生的短暂、万事之无常。
这可能既是由于占卜从一开始起就在中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又是由于它所获得的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保持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由于它所留下的文化遗产。
占卜明显是一种涉及到了变化的技术，包含有其未来变化很难预测的不稳定形势。
但它在中国可能具有特殊性，这就是首先用火烧骨头和龟甲而从事的占卜；其后又主要是由于使用八卦理论的占卜，其目的在于某些可以直接观察到并能够诠释的情节、宇宙的或战略上的形象。
笔者于此将提到一种相似性，把它用在处理数学问题中可能并非出于偶然。
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写道：“中国数学家的整个艺术就在于使数学现象变得具有可见性”。
马若安另外还指出，在希腊，直观性的证据（还包括在中国的数学计算程序中非常发达的直观性）很早就被摒弃，以发展一种抽象的论述。
占卜主要是口诉性的，“它（在希腊）并未向一种有关符号的持续而又条理性很强的思考发展。
始终是语言处于思辨的中心。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中国的事态正好相反，在其整个历史的长河中，《易经》在那里引起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兴趣，哲学的其些明显可见的形式正是出于《易经》的疏注文。
八卦是一种封闭而又具活力的理论，其中表现出了某些压力、绝裂、变化、吸引和排斥，它们绝不会与棋盘毫无相似性。
仅仅移动棋盘中的一颗棋子就足可以改变其整个局面，改变全局的基本方向，阻止某些行动的可能性，并同时又开辟其它可能性，削弱或加强某一方的地位。
八卦始终是两两相结合地被诠释，它们表现出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和倾向，仅仅于其变化中才会出现过渡局面。
它们被认为表现了万物之间隐蔽的现实。
在有关爻的位置及其变化、它们所组成的象征图案和形象的结合之思考中，发展起了一种动脑筋和表现思想灵活性的形式，这是典型的中国形式。
由于它与占卜的联系，所以变化的主题在中国始终都与人类的行为，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影响作用的思想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中国思想中的一种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古老时代）就是适应变化、使人与变化相一致的内容，这种内容既与“感”（通过共鸣而产生的影响）的概念有关系，又与一整套礼仪有关系，而这套礼仪同时也是一种适应于自然并影响自然的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重提一下《吕氏春秋》（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的著作），每卷卷首提供的约定俗成的规定，在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期间，以“阴阳五行”之名而为人所知的时空相互关系极其时髦。
在中国，选择名字始终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因为用于标注名字的书写文字表达了人的个性或世间万物、地点或时间的本质。
如果说直至元代，中国历代王朝都相当频繁地改换其年号（仅武则天皇后在684—705年间，便共有多达16个年号），这是为了振兴已失去活力的道德。
为了仅限于行为的概念与变化概念之间关系的范畴，我将重新提一下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先生有关中国一部共集中了36种战争计谋的古书的最新论著。
如同在中国人的斗争艺术中一样，这里是指可以使人最大限度容易地颠倒占优势和劣势者之间关系的手段，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对方一时的弱点、一时间所处的不稳定和不平衡中的形势，或者甚至是故意以多种方式来欺骗对方。
因此，这些计谋便包括有关时空的一种颇具活力的观念，以可能在适当时候利用的短时间的策略形态和思想为前提。
这样一来，便又把我们引向了《易经》，而且该经文中的某些卦也都被与36计中的各计联系起来了。
中国人的思想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投入到对于赋予时空生命力的作用之微妙的评价中了。
为了重复由帕斯卡尔（Pascal）所提出的区别，这是一种于其历史上主要是使用了敏捷手段的思想，而不是使用一种几何学思想。
在古希腊，占据支配地位的哲学传统将计谋智慧形式隐蔽起来了。
197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却清楚地说明，希腊对这一切也绝非是一无所知。
但希腊却将此让位于嗅觉、精明、佯装、警惕的注意力、投机意识。
这些才智形式并不受古典希腊的器重，但相反却受到了中国人极高的好评。
我们甚至似乎觉得，在中国除了某些神秘的玄机（慧）的形式之外，未曾有过高于计谋和诠释变化有关的智慧形式。
由上部的“知”字组成的“智”字更好地表达了我们的“智慧”一词。
然而，该术语也含有“计谋”的概念，也就是对可见世界时空的理解能力。
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研究变化的方式。
正如佛教和基督教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类命运的一大灾难，以向往永久的真实而设法摆脱这种灾难。
这样一来，在佛教中便导致了使色界（被认为完全是虚幻）与始终存在于每种生灵身上的佛性相对立，使“无常”（anitga）与“如性”（tathdta）相对立；在基督教中，俗世间的本世之短暂考验的暂时性特征与死后的永久性对立起来了。
但在哲学方面，我们则完全可以如同希腊人，特别是柏拉图（Panton）曾做过的那样。
同时，我们还应该认为，对于变化的东西无法讲任何话。
因为变化中的一切都是难以觉察和理解的（逻各斯），也就是通过一种以论据为支持的讨论而得以通向的真谛。
这样便会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导致把属于可见世界的一切（它们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变化不定和始终是约估的）与可以理解的一切（它们是指生灵、理智、稳定而又可以证实的，因而也是永久的）真谛对立起来。
这就是一种人们无法在中国找到的概念，它相反却在西方获得了一种殊荣。
因为西方那几乎是全部的哲学思辨都在寻求表象背后的上帝，以及可以通过推理而得到证实的真话。
在中国，从来未曾有过思想家会以如此断然的方式，在能感受到的东西与能够理解的东西之间、存在与变化之间做出如此之区别。
当然，当孟子认为，人的“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时，他将感觉与思想对立起来了。
但他仍停留在实用伦理学的领域中。
这种区别绝没有希腊二律背反的那种严格程度，而且这种二律背反还伴以在人界与神界、地与天之间的一种截然对立。
我们在天文学方面继承自一种不动的天之机制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这种思想于我们之中一直持续到一个非常近的时代；而特别注意天象的中国人却始终认为，整个宇宙要受变化的支配。
然而，在西方也拥有持变化观念的哲学家。
实在说，他们的人数并不算多，其中最著名者可能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e），距我们较近的则是黑格尔（Hegel，1770—1831年），大家有时把他奉为赫拉克利特的远代继承人。
我们知道赫拉克利特的某些名言：“一切都在流逝”、“人们不会在同一条江河中洗两次澡”，或者是“大减小增”。
这是一种笼统的表达方式，远不如认为在阴阳的增减之间有必然联系的中国内容那样明确具体。
阴和阳的一系列又可以提供一种图解（011．111、001．111、000．111等，一直到000．000；然而又是100．000、ll0．000、111．000……）。
如同希腊医生一样(也如同中医的观点一样)；赫拉克利特承认，在自然中就如同在人体中一样，有时会出现平衡，有时则又会出现营养过剩或不良。
但在中国和西方的变化观念中，似乎也有两种意义重大的差异。
第一种差异，首先是在希腊和稍后更进一步推而广之是在整个西方的思想中，大家都曾经将变化视为对立的或矛盾的实体(无论是物质还是逻辑上的)之间的一场对峙或一场斗争的结果。
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界的平衡是一场既无胜利者又无失败者的斗争之结果。
众所周知，希腊的诡辩术专家或者是雄辩术专家们，都极力试图捍卫矛盾的论点，仍是相互矛盾体的思想在黑格尔的辨证法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却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论点。
在人民中国，研究王夫之（1619—1692年，他可能是将变化的概念做了最深刻发挥的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们，恰拾是指出他未重视本来应该重视的变化思想，即未重视做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对立双方的冲突。
但是，这种不可知论的变化观在中国未曾受到过特殊青睐。
根据撰写于公元前6—5世纪古老的《孙子兵法》认为，通过外交而获得的胜利占据第二位，第一位应归于使用韬略而获得的胜利，最理想者甚至是不战而胜。
这一切与我们的传统（首先是希腊传统）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的传统始终褒扬勇气和战争才华。
在中国人眼中看来，使用韬略本身并非是不道德的，仅仅当计谋被用于有背公正的目的时才会受到谴责。
大家并非是普遍地根据对立冲突的方式来阐述中国的变化观念的，而更多地则是根据其互补性与相成性来论述的。
正是容它性而不是排它性之功能，才可以解释宇宙于其整体上的变化和运转，阴与阳的配合和结合解释了世间万物的诞生、发展和衰亡。
我们应该重提一下中国思想在所有领域中，从形成可见世界的脉胳的互补性现实中，吸取的所有部分、空与满、治与乱、正与负、阴与阳、体与用、气与理。
……中国的思想家们当然曾运用过非矛盾原则，但却未曾赋予它一种突出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在我们西方却如同是任何正确推理和任何无可辩驳的论证。
经院式的推理繁缛（所列举的每项事实都要做重点论述）与中国人对于影射和简明做法的、嗜好是格格不入的。
这里确实是指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下面的情况证明，在逻辑范畴内的矛盾概念与在实践范畴内的对立概念该有多么大的差距啊！意味深长的是，王夫之并不承认“非”可以与“是”形成真正的一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