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_北大讲台上的狂儒

辜鸿铭的骂声与北⼤传统2019-08-05辜鸿铭，字汤⽣，号⽴诚，⾃称慵⼈、东西南北⼈，⼜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

⽣于1857年7⽉18⽇，卒于1928年4⽉30⽇，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于马来西亚槟榔屿。

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九种语⾔，拥有⼗三个博⼠头衔，⼀⽣热衷于向西⽅⼈宣传东⽅的⽂化和精神，并产⽣了重⼤的影响。

辜先⽣始终是我⾮常喜欢的⼀个⼈物，读了汤涌先⽣的这篇⽂章，感觉特别对我⼼思，好⽂共欣赏。

现把它推荐给我的读者。

近有消息称，北⼤将把“不许⽹上骂⼈”写进校规，引发了争议。

近些年北⼤，乃⾄整个教育界，经常会出现⼀些恩怨：有同事之间的、有同⾏之间的，也有师⽣之间的。

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在⽹上相互⽃嘴，间或带些粗⼝，亦在所难免。

要禁，恐也难。

其实，110岁的北⼤也是向有“骂⼈”的传统的。

民国时期是⼀个⼈才辈出的时期，狂狷者骂不绝⼝。

但他们的骂⼜不是⼝⽆遮拦的，⽽是他们表达⾃⼰主张的⼀种形式。

有原则的骂⼈者，辜鸿铭就是其中之⼀。

辜鸿铭：第⼀骂⼈⾼⼿辜鸿铭爱骂⼈是出了名的，他也擅长骂⼈。

有⼈说他保守反动，但他骂的许多⼈，要么懒、要么笨，要么⼈品不端。

“洋⿁⼦”们对辜鸿铭都是⼜敬⼜怕。

因为他可以毫⽆顾忌地称呼他们是“洋⿁⼦”、“夷狄”。

却没有⼀个⼈敢于嘲笑这个⼲瘦、戴⽠⽪帽、穿长袍、拖着⼩辫⼦的⽼头。

如果你说中国不⽂明、不开化，那就糟糕了。

他会拿出贵国⽂化中最阴暗与最不光彩的⼀⾯，⽤熟练的贵国语⾔来消遣你。

⽽对于本国的⼀些⼈来说，辜鸿铭则是⼀个笑话。

他在北⼤任教期间，有⼈看他古怪、⾏事出⼈意表，称他为“辜疯⼦”，他也毫不介意。

他反对男⼥平等，号称效忠清朝，却⼜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当权者。

只有⼀个⼈他⼀直保持着尊重，那就是北⼤校长蔡元培。

⽽辜鸿铭的骂声，也成就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美声。

曾经说过：“愚以为中国⼆千五百余年⽂化所钟出⼀辜鸿铭先⽣，已⾜以扬眉吐⽓于⼆⼗世纪之世界。

民国怪人：辫子教授辜鸿铭1917年的北京大学，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新思潮层出不穷。

4月的一天，一个梳着长辫子的教授走上了思想先进的北大讲台，学生们哄堂大笑。

只见这位教授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这位头戴瓜皮帽，脑后拖着又长又细辫子的人，就是精通西学又极端保守，且言行怪异的民国文人--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

1857年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其父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

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

1867年，10岁的辜鸿铭随义父布朗返回苏格兰，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回到祖国大陆，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

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

辜鸿铭自称“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1917年，辜鸿铭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

从此，沙滩红楼的那个校园里便经常可以看到这位拖着长辫的老夫子若有所思地行走。

这个时期的辜鸿铭不仅在国内名声鼎沸，在西方文化界名气更大，以至于西方曾有人说，到了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却不能不见辜鸿铭。

印度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的语言天赋在近代可以说无人与其比肩。

林语堂对其英语造诣赞誉极高，称“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

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诸如法、德、俄、日文和拉丁、希腊两门古语。

他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奇才，向西方社会译介中国传统文化。

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且完稿后，又多以拉丁文命名。

他第一个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

他虽通晓多国语言，但最看重的还是汉语。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祖籍福建同安。

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留学英、法、德诸国，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等9种语言。

曾任张之洞幕僚，清末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学贯中西，推崇儒家文化，反对新文化。

著有《读易堂文集》等，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将《论语》、《中庸》等经典翻译成英文。

以《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闻名于世。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

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

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

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

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

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

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

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

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

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上面的文字，出自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清末怪才”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誉为“东方文化圣人”；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通西方科学，又主张东方文化，提倡“中国精神”，实为难得一见的文化怪才。

这样的人物，本应起到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作用，但事实上，他在世时却饱受争议，被人称为“清末怪才”。

辜鸿铭之所以成为“怪才”和“怪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怪行怪言”。

辜鸿铭的“怪”，首先就怪在他的穿着上。

他脑后拖着一条油光可鉴的小辫，身穿马褂，脚蹬朝靴，腰挂东洋宝刀，头顶瓜皮帽，有人曾戏称他为“四不像”。

他的“怪行”还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校方安排他讲演，他上台以后不讲一句话，学校准备的茶水他一口也不喝，刚一开口，就让在场的所有人吓了一大跳，原来他讲的是德文。

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能用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语言教授学理，而用中文讲授仅只是讲“四书”“五经”。

他用中英文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听课者经常达五百人之多。

在辜鸿铭看来，中文和英文是“异曲同工”，互有短长。

英文讲科学、逻辑，严密而精确；中文讲人文、道德，言简而意丰。

他认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应该“精研中学，博采西学，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

辜鸿铭的“怪言”也很多。

1917年，辜鸿铭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已渐成气候。

辜鸿铭一登上讲台，就向学生宣布：“现在中学已改成了学堂，中学堂里要兼课，男女生坐在一起听课，成何体统？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我的思想很旧，我的脑筋很顽固，我要用我顽固的脑筋，反对你们学堂里兼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