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

论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发展趋向批判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开始步入城市化加速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以城市为轴心的阶段。

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层次上，而是向着更高的“全球城市”方向发展。

由于“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是全球经济管理中心与控制中心，是协调全球经济生产的重要节点与专业化服务生产基地，所以国内许多城市都以此为发展目标，特别是在中国区域性城市体系中居于首位的城市(即“首位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都制定了国际化战略，试图通过站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连结通道上发展城市经济，在城市竞争之中获得优先发展，取得优势地位。

这样一来，以“全球城市”为发展目标，同时其经济与社会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中国“国际化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市等)在地区性“首位城市”作用与国际化目标的双重驱动下，其发展空间就发生了较大变化。

然而，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与“全球城市”在城市空间均衡化方面的发展趋势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国际化城市”的空间变化兼具有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空间的特征：一方面，中心城区不断地集聚财富、科技与人力资本，保持着繁华繁荣，成为增长极；另一方面，郊区也在不断向外围拓展，造成了城市蔓延，最终使城市产生圈层式城市空间结构。

而城市空间无论是蔓延还是极化，都不利于城市居民的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不利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城市蔓延(无论是城市的蔓延还是郊区的蔓延)是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它的特征是跳跃式开发、商业走廊、低密度、土地使用功能分离、私家车在交通上的主导地位和最小公共空间。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起源于工业革命，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和第一代现代郊区建设。

到20世纪后期，城市蔓延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郊区发展的典型形式。

以“广亩城市”观点为代表的主张城市空间分散理论为城市蔓延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城市蔓延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在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才出现的城市空间问题，是福特制生产方式得到推广、居民真实收入达到高水平、汽车普及化和交通成本下降的郊区化产物。

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调市场和消费者主权的国家居民寻找充足阳光与新鲜空气、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负面产物，也是困扰美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途径在中国国际化城市，城市蔓延问题已经出现，并正在逐渐成为较为严重的城市空间问题。

中国与美国的城市蔓延具有不同的特征、方式和途径。

美国城市蔓延侧重于“交通导向”，星状蔓延是其主要特征，是居住先行与市场主导的模式。

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侧重于“土地导向”，是城市边缘“摊大饼”式蔓延。

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以单一功能区、道路基础设施与项目开发构成了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先导力量，市场主导下的房地产以及大型单一功能项目开发则填充了交通道路之间的剩余空间，造就了城市边缘空间低密度开发与低效率利用，导致了城市蔓延。

中心城区的改造与变迁、城市边缘空间跳跃式和破碎化开发，使得城市近郊向外围猛烈发展、城市远郊呈现板块化发展，导致了城市过分消耗土地，形成了圈层式与蔓延式的空间结构。

“每一个连续式的同心环开发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奏效。

即使这种规律并不是人为的，但开发资金及建筑技术却已经投向了那些寿命较短的建筑产品。

”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纽约、东京与伦敦在工业化时期城市空间扩张速度。

上海城市建成区增长了两倍，北京城市建成区增长了近两倍。

如此强劲与快速的城市空间扩张，必然威胁到城市周边自然区域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生存与发展，必然造成城市外围快速衰败与颓废。

这种蔓延式的城市空间扩张，不仅远离了全球城市共有的多心多核与相对均衡化的空间结构特征，也远离了城市国际化所必须拥有的空间载体结构形式。

首先，单一功能区开发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重要途径，它包括形形色色的开发区或产业区建设等。

由于许多城市的开发区或产业区直接植入农村或郊区，不仅不能与周边区域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而且直接威胁到周边居民区的正常居住以及功能区的正常生产。

在城市郊区，城区各个组成部分互不协调，构不成配套关系，混合使用的土地并不多见。

许多开发区或产业区并不具备城市的综合性服务功能，导致开发区与中心城区交通量居高不下。

在大型单一用途城市功能区，经常可以见到萧条现象，这也印证了那些认为大型单一用途项目犹如炸弹破坏城市生命力的观点。

其次，低密度的居住区(如别墅群)、设计简陋的拆迁安置区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又一途径。

许多低密度居住区或者拆迁安置区占据了较为珍贵的城市近郊区空间，简单地在城市边缘地带呈方格状排列。

许多郊区建筑只有单层或单体，或是由6—8层的楼房呈方格状排开，不仅对于居民生活起居极不方便，而且也无美观与设计价值，更没有文化培育与涵养功能。

这些居住模式过分消耗土地，过分依赖汽车，却不能对城市创新与文化培育有任何促进作用。

低密度与简单化必然威胁到城市的生命。

由于土地低密度开发与简单化利用，城市居民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大幅度削减，城市化意义被降低至最小，城市可能被泛化为农村。

最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途径之一。

在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状况下，城市交通量大幅度增加。

为缓解交通拥挤与堵塞紧张状况，城市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轨道、高速公路和公路建设，造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增长，从而占据了大量的土地面积。

然而，尽管交通道路面积大幅度增加，但是城市交通拥堵现象仍然有增无减。

中国国际化城市在交通供需关系处理上存在着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指望供给能够满足需求。

然而，根据“当斯定律”(DownsLaw)，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的情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即城市道路建设是不可能满足需求的。

交通基础设施增加不仅会占用大量的土地面积，而且由于交通量增加造成了交通时间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形成机制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城市空间蔓延形成机制的关键是土地私有制、市场机制、现代化交通模式、通信技术和法规标准。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私有制和交易市场，城市蔓延不可能出现。

同时，没有一个能够服务于这种蔓延式的交通系统，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蔓延同样不会存在。

此外，网络通信技术把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群重新联接起来，促进经济生产的时间和供需平衡，这也是城市蔓延的必要条件。

最后，美国的相关法规标准也在促进城市蔓延。

中国国际化城市蔓延形成机制不同于美国的城市蔓延形成机制。

从中国内部的层面看，一个城市能够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化城市，最重要的条件是它居于全国性或地区性城市体系的首位或顶端，即它是首位城市。

首位城市不仅在经济总量与人口数量上具有较大的规模与数量，而且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具有较高的投入，其经济增长速度也较高。

同时，国际化城市的中心聚集作用使得国家和周边经济区域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它聚集。

这样，在首位城市发展基础上，城市以国际化战略通过竞争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家及其所在经济区域中占有较高比重。

如果从产业结构来看，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中，国际化城市通过城市之间竞争并吸引到城市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

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是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主要在于利用中国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同时也在利用中国在生产过程中忽视环境污染成本的法规缺陷。

由于国际化城市的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许多城市经济生产形成两头在外的格局，即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

这种工业化模式，在较为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人民币以固定汇率挂钩美元持续贬值并被长时间低估的状况下，国际化城市进出口总量大幅度地甚至是跳跃式增长。

2001—2007年上半期，在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条件下，中国国际化城市出口行业一直保持有利可图的状态，并以出口量的增大带动企业利润总额增长。

除了北京是中国首都较为特殊之外，制造业在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城市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长江三角洲首位城市上海市为例，上海制造业比重在长江三角洲二十五个城市是最低的。

但是，从上海近二十年发展过程来看，制造业比重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线性趋势处于平行状态，制造业在上海经济结构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外贸依存度在160％以上。

这意味着，有较多的资源与生产要素集中流向出口性制造业。

在国际产品相对价格保持一定的条件下，更多的某种生产要素流向制造业意味着更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更低的工资、租金或利率。

不断膨胀的进出口数量促使城市经济生产对厂房、公路、铁路和海港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升级，即对土地空间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这在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也抑制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但没有削减中国原有的二元化经济增长模式，反而强化了原有的二元化特征，并且形成自我累积因果循环效应。

这种对土地的渴求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城市政府很容易通过扩大土地空间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获得财政收入，导致城市郊区猛烈发展。

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城市土地成为投机性商品，不但成为私人谋取暴利的媒介，而且成为城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城市政府竞争、外资驱动、低端制造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使工业化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最主要驱动力。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国际化城市，既是制造业比重较高的城市，也是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同时也是城市空间扩张速度较快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空间扩张在中国相关制度约束不到位的条件下，必然演变成为城市蔓延。

现存中国制度有效供给短缺也是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重要成因。

(三)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实质与负面影响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蔓延相比较，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方式。

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问题主要是城市化偏态发展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式”郊区化的产物。

城市蔓延主要来源于政府对过去生产性城市空间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及发展制造行业的空间需求。

市场机制利用政策空隙并填充剩余的城市空间。

在城市政府与市场各具特色的作用下，整个城市空间拥挤成为一个团块，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没有自然间隔或缓冲空间。

在信息化与汽车普及化的条件下，中国城市蔓延问题更趋于严重。

城市蔓延突出表明，中国城市扩张缺乏制度性结构的支撑。

在中国城市化与国际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制度本应起到约束与规范经济增长冲动的作用，使城市化走向有序化与规范化。

然而，中国在刚性规定城市增长边界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发展方面较为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