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

浅谈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摘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 是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本文试就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与传统用人思想之渊源关系, 以及传统文化中用人思想的现实意义做一探讨。

关键词：传统文化; 用人思想; 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do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tegrity principle and tradition of employing ideas, as well as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mploying thinking.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employer thinking; merit;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引言：“德才兼备”是我党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 它是对传统文化“尊贤”、“用贤”、“德才兼备”用人思想批判继承的结果, 是对历代用人得失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后, 在任用选拔干部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领导干部的腐化、犯罪事实, 也恰恰证明了德才兼备的重要性。

因此, 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原则。

“任人唯贤”原则源于传统文化“举贤不避亲”、“任人不避仇”的用人思想。

1. 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用人思想关系中国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视“任贤使能”为治国之大事,“国以任贤使能而兴, 弃贤专己而衰”。

千古名帝康熙以善用能臣而名垂青史, 他认为“历代治乱不同皆系用人之得失”, “致治之道, 首重人才”。

可见,“用贤”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用人思想中最具精华之成分, 至今仍闪耀着进步思想之光辉。

浅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1000字“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才选拔的重要原则之一。

所谓“德才兼备”，就是在才能和品德两方面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得以选拔。

而“以德为先”，则是指尽管有一定才能，但如果品德不好，也不能被选拔。

这种用人标准在新时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这种用人标准有助于建立“政德先行”的用人导向。

在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中，经常出现一些高官贪污腐败的情节，导致民不聊生。

可见，一个人的政治品德既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如果选人时，只注重才能，而不关注品德，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常见。

因此，选拔官员时必须注重其德行，有效防止官场腐败现象的发生，推动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

其次，“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有利于构建高素质人才队伍。

人才是各个领域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选拔人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注重才能而不注重品德，那么不仅会导致人才队伍素质不高，还可能会出现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影响到团队的整体正常运作。

因此，我们应该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注重德才兼备，建立起高品质、高道德、高素养的人才队伍。

最后，这种用人标准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实践证明，只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才能够为社会制造更多的诚信与伦理，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在当下的经济市场中，诚信、合规、创新等素质直接关联到人才的自身品德和职业素养。

使用这种用人标准可以避免选出那些缺乏人品的人员，有助于提高团队的竞争力和开发创新力，促进社会各行业的全面发展。

总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在新时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尤其是在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时期，用人标准需要更加完善和紧密联系到社会生产、品牌建设等方面，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体现人才的人文素养，同时重申的也是公民基础道德标准。

浅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浅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这番话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德”与“才”的关系有启示意义。

“德”，是“才”的灵魂方向，是“才”发展的内部动力；“才”，是人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和基础。

二者之间，“德”是首要的、第一位的，选拔领导干部人才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党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在这种复杂的背景和艰巨的任务下，有的干部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迷茫、困惑甚至动摇，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身上暴露出的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只有“德”而没有“才”，难以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反之，“德”高“才”浅，也不能当好一个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如果有“才”而缺“德”，那幺他的才越高，干坏事的能力就越强，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

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必须把德放在首位。

德与才相比，德是前提，是第一位的，我们更注重于德。

强调以德为先，对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德”的内涵和“德”“才”关系以及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选人用人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领导干部的德的方面的标准，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标准、社会公德等四大方面。

大致上描画了四个标准，既有合理的逻辑性，又充分地考量到了现实的内在关联。

衡量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主要看他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表现和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绩。

按照这个标准选拔干部，才能真正把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以适应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一原则，是对我们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原有的德才兼备原则的丰富和发展，是新形势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

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这一重要原则，正确把握和解决好选人用人问题，对于新形势下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为推进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中国古代历史长，文化深厚，人才辈出，其中的用人思想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在古代，用人处世的思想和方法已经得到了深刻的研究和总结，并且被广泛应用。

这种思想和方法，包括人才观、用人标准、选拔考核、激励保障等方面，为我们今天的人才管理和用人制度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人才观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注重人才，崇尚“才能上人，德行最重”之说。

在古代，人才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实绩而不是学历和出身。

在古代，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学历制度和职称制度，也没有像现代社会那样严格的考核、成绩评定等制度。

因此，选人就更看中实际成就，而不是学历和出身。

例如《左传》中有一句名言，“士无常官，君子无常声”，赞扬的是实际工作成果的重要性。

第二，注重道德品质。

在考虑人才的时候，德行比才能更重要，关键是这个人的品质和价值观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观。

尤其是在官场，一些‘品德高尚’的文人或选拔，或职位提升，其污点少，威望大，让人尊重，证明了德行的重要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重视德才兼备。

就像今天的招聘一样，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状态。

在古代，选择人才时，一直重视才德并重和贤才并尚。

比如《论语》中就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友志也”，赞扬的就是孔子所欣赏的人才回头，他不仅德行高尚，知识渊博，而且能在贫困中保持清高。

二、用人标准在古代，选才下定论时，不是光凭自己的喜好和感觉，而是有一套明确的标准。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人才的适应性。

古人讲，“虚心使人进步、自满使人落后”，即虚心是人才的条件之一。

所以，用人的标准主要看其适应事业、适应社会发展和适应工作环境的能力。

第二，讲求专业特长和综合素质相结合。

一个人要能在相应的领域中深耕，具备相应的技能、经验和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有丰富的亲身经历、应对能力和公共素质。

第三，强调领导才能。

在古代，一个人是否有领导才能，是用人标准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前途和成就的高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领导才能的大小。

中国传统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德才德兼备以及道德修养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品质。

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人民作为一个群体的精神风貌。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传统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的探讨，旨在展示其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与影响。

首先，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一个人品质的综合体现。

美德强调的是人的道德品质和心灵美，才德则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和学识。

这两者相辅相成，表现了一个人全面发展的状态，并通过道德修养的过程来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

美德才德兼备的人不仅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还具备了优秀的才能和知识基础。

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强调并受到广泛赞誉。

其次，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们成为了判断一个人品质的重要标准，对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那些具备了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的人往往能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推崇，成为众人学习的榜样。

而那些缺乏这些品质的人则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和排斥。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是一个人能否获得成功和幸福的重要因素。

此外，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具备了这些品质，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健康的价值观和道德风尚。

人们将更加注重道义和公德，追求真善美的统一。

这将大大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似乎逐渐被忽视。

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物质追求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些贪婪、自私和不道德的行为的出现，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并将其纳入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议程中。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美德才德兼备与道德修养的精神，我们需要从教育入手。

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对道德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培养，培养学生思想道德意识，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此外，社会也应该加强对道德行为的宣传和引导，形成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乾隆：德才兼备是用人的至高境界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才华横溢，却不具备高尚的道德，那么他的本事越大，反而会越“难于驾驭”；如果一个人在具备一定才能的基础上有端正的品行，廉洁的操守，将来必能担当大任；甚至某个人可能才能稍有不足，而品德高尚，有为公为民而献身的精神，也不愧为国家栋梁之才。

用人重德才“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用人讲究科学与艺术。

”这是当代企业用人很流行的一句话，而实际上早在清朝，以人为本就是乾隆用人思想的基础，他树立战略人才观，创造宽松的用人环境，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

他待人以诚，遇之以礼，以德服人，以至下属敢于直言，从而能够掌握全面而准确的信息。

他六次下江南巡视，了解民情，整顿吏治，网罗人才，为建立盛世大清鞠躬尽瘁。

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影视作品流传都显示出，乾隆是一个爱才惜才之人。

最典型的就是，他把纪晓岚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对照修正自己。

另外，乾隆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宁可用品德胜于才能的人，也不用才能胜于品德的人。

他十分痛恨那些无德的官员，即使才能再优秀也无济于事。

所以他一直严格要求负有考察、荐举和参劾官吏责任的督抚及部院大臣们遵循德居首位的选才原则。

有一次，贵州总督张广泗向乾隆推荐云南迤东道员王廷琬，说他是一个才具可用的人。

但乾隆曾风闻王廷琬因贪污被革职，于是命人调出他的档案进行查阅，结果发现王廷琬在任职期间，私收铜肥己囊，数量巨大。

清朝当时十分重视铜的开采和冶炼，以满足国家铸币的需要，从而稳定社会货币价值。

当年王廷琬犯事，按大清律例应判重罪，只因乾隆登基而获得赦免，逃脱了惩治。

现在总督张广泗举荐王廷琬，乾隆已心中有数，认为此人行为不端，不必起用，并且对张广泗不负责任的用人态度进行了严厉斥责。

陕西巡抚陈宏谋，曾在荐举属官王乔林的奏疏中写道：“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

风力素著，严正还寓慈祥。

”对此，乾隆也没有偏听偏信，依然调出王乔林的档案进行严格核实，发现他在江南镇江府任上曾因错拟罪名被降级使用，后来在西安署任知府时又因滥用刑被革去官职。

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及启示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及启示浏览次数：387 发布时间：2010-5-24用人历来是关系国家社稷治乱兴衰的根本问题。

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高度重视选人用人问题,并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经验。

历史上用人上的成功之道,对于我们正确地选人用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综观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是成就一切大业的基石和先决条件,用人是为政之本、治国之本、安民之本。

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业者,都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

墨子说:“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汉代刘向指出:“要在得贤而任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得成功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

”(《说苑·尊贤》)汉代王符把选用称职人才看作国家兴亡的关键,指出“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

”三国时诸葛亮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

晋代葛洪认为,“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

”(《抱朴子·贵贤》)唐太宗在总结历代经验教训后指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

”(《贞观政要·崇儒学》)。

宋代张孝祥把人才看作国力强弱的象征,认为“国之强弱,不在甲兵,不在金谷,独在人才之多少。

”(《论人才之路欲广札子》)元代许衡把用人问题同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指出:“生民休戚,系于用人当否。

用得其人,则民赖其利,用失其人,则民被其害。

”）《许文正公遗书·论生民利害书》)明代一些有识之士则把用人作为实施政令的保证。

明太祖朱元璋明确提出:“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40)吕坤指出:“有美意,必须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须有良吏,乃能成。

”(《呻吟语》卷上)海瑞说:“天下之事,图之固贵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人。

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用人思想是指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对于用人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制度。

在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包括了选拔人才的标准、管理人才的培养和激励、评估人才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重视德才兼备。

古代中国有“才德兼备”的观念，即认为一个人既要有德行端正，又要具备才能和实践能力。

这一思想强调一个人的个人品德和道德修养对于其职位和任职能力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在选拔人才和评估人才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组织管理中，也强调了员工的道德品质和能力的综合考察，让这一古代用人思想对现代用人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其次，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重视经验和实践的重要性。

在古代中国，人们重视实践经验的积累和人才的实际能力。

实践能力是一种凭借实际操作和实践经验得来的能力，对于管理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思想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培养员工的实践能力以及强调实践能力对于员工绩效和工作质量的重要性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中国古代用人思想重视教育和培训。

在古代中国，人们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从古代的儒家文化到科举制度，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教育制度和培训机制。

这些制度和机制为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条件。

现代组织管理中，也越来越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能力提升。

古代中国的用人思想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的培训和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最后，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强调人才的合理分配。

在古代中国，人们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并将其分配到不同的职位和岗位上。

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人才的优势，提高了人才的使用效率。

现代组织管理中，合理的人力资源分配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古代中国的用人思想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的人力资源分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用人思想在理论和制度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

这些思想强调了个人品德、实践能力、教育培训和人才分配等方面的重要性，对于现代组织管理中的用人思想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特点中国古代用人制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 德才兼备在选拔人才时，中国古代用人制度重视品德和才能的兼顾，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这种思想源于孔子的“仁”的理念，强调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能力的统一。

在实践中，选拔官员不仅要求其具备出色的行政能力，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2. 崇尚孝道孝道被视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孝顺父母被认为是一种基本道德。

这一思想源于儒家学说，认为孝顺是人的基本品德之一，能够延伸到对君主的忠诚和对国家的奉献。

因此，在选拔官员时，孝顺父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

3. 推崇实践中国古代用人制度注重实践经验，强调人才在实践中取得的成绩。

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社会风气重实践而轻理论。

选拔官员时，更加注重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业绩，而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知识。

4. 重视忠诚忠诚是古代用人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人才对国家和君主忠诚不二。

这种思想源于儒家学说的“忠君爱国”理念，认为忠诚是官员必备的品质之一。

在实践中，忠诚不仅被用来评价官员的品德，还被用来评价其是否对国家尽忠。

5. 注重门第在古代，出身和家庭背景是选拔人才的重要考虑因素，权贵家族的子弟往往更容易进入仕途。

这种思想源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权贵家族的子弟在出生时就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在用人制度中，出身和家庭背景往往成为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

6. 倡导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创新，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强调公平和公正。

科举制度源于隋唐时期，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进入仕途。

这种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打破了门第的限制，为才华横溢的人才提供了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

7. 重视官员的考核与选拔中国古代有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对官员的政绩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以确保官员的素质和能力。

这种考核制度不仅包括对官员的行政能力的考察，还包括对其道德品质、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考察。

分析中国古代对官员“德”“才”的要求有何特点。

中国古代对官员“德”“才”的要求是建立在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德才兼备：中国古代对官员“德”“才”的要求是德才兼备的，
即注重官员既具备道德品质，又具备才干和能力。

德指的
是官员的品德和道义，包括忠诚、廉洁、正直、孝顺等；
才指的是官员的知识和能力，包括学识、才华、智慧等。

强调德才并重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古代重视高尚品德和良
好才干的价值观。

2.以德为先：中国古代在对官员的要求中，更强调道德品行
的重要性。

官员应具备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品德修养，以身
作则，成为人民的楷模。

在《尚书》中就有“君子者，其
言也信，其行也谨，而其福也多”的论述，强调君子应以
忠诚正直的德行来服务国家和人民。

3.天命思想：中国古代官员的德才要求常常与天命思想联系
在一起。

传统观念认为，官员的德与才是天命所赋予的，
是天地间自然法则的象征。

因此，官员应当具备良好的德
行和才干，以适应和完成天命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4.考试选拔制度：中国古代采用科举制度进行官员选拔，注
重通过考试来评估官员的德与才。

科举考试不仅注重考察
官员的学识和才能，还考虑其品德和道德修养，以确保官
员在德与才的双重要求下胜任公职。

综合来看，中国古代对官员“德”“才”的要求体现了德才兼备的价值理念，强调高尚的品德和优秀的才干。

这种要求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文化，认为官员的品德和能力是治理国家和造福人民的基础。

・文史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4期)浅谈中国古代传统的用人思想林贻瑞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用人问题,“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共识。

但在选择人才的标准方面,不同的君主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任人以德宋朝的司马光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他说:“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政事,其次艺能。

”他的《资治通鉴》开篇就详述了三家分晋的历史。

春秋末期的晋国由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家大夫执政。

在选择接班人时:“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而授二子曰:‘谨识之’。

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

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

这说明无恤能谨守先人训戒,这就是古人所重视的孝道,赵氏以德为先,弃长立幼,以无恤为后,是为赵襄子。

智氏恰恰相反。

“智宣子将以瑶为后。

智果曰:‘不如宵也。

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如是而甚不仁。

夫以其五贤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

智宣子以才为重,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

智伯嗣位后,骄横无礼。

一次在兰台的宴会上侮辱韩康子及其相段规。

家臣担心这会引起事端。

他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能兴之?”一次,他侮辱赵襄子。

赵氏家臣无法忍受,提出要去刺杀智伯。

赵襄子说,我父亲立我为后,是希望我能为国家忍辱含垢,而不是去刺杀别人。

没有接受家臣的意见。

周威烈王二十年,智伯向韩、赵、魏三家各索取一个万家之邑。

韩、魏为其威势所劫,勉强从命。

赵氏不从。

智伯率韩、魏二家进攻赵氏,赵氏逃入晋阳。

三家军队围城,决晋水灌城,城不浸者三版,城内臼灶生蛙,悬釜而炊。

智伯巡城时对韩康子、魏桓子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国也。

”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

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氏家臣　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

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浸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　疵之言问韩、魏二君,二君自然极口否认。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各家涉及主张很多，也留下了很多丰富的研究史料。

“贤能”即具有才能的贤德之人，“贤能”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才理论。

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民对于人才的定义有过种种不同的界定，这些认识反映着人才观念的历史演进。

从原始社会的大同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天下为公到中国梦，在任职用人问题上，“选贤与能”的问题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关键问题。

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理论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1)人才定位，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2)人才标准，德才兼备;(3)人才选用，知人善用;(4)人才考核，循名责实。

1人才定位：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

古往今来，但凡有所建树的英雄人物，无不在用人方面留下了千百年来仍为人所称颂的佳话，而这些人之所以千古流芳，也正是由于他们能“唯才是举”，最终能得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从管仲到萧何，从诸葛亮到曾国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中国的贤能思想在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

但凡开创一番丰功伟绩的贤君明主，无不重视人才问题。

《诗经·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

先秦诸子百家则使得贤能思想更趋于成熟。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

”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提出“治国安家，得人也。

亡国破家，失人也”的思想，将国家的安定与兴亡直接与人才的得失以及人才的任用联系起来。

战国时，堪称贤能思想集大成者的墨子指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将人才的多少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

《吕氏春秋·知度》曰：“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

怎样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第一篇：怎样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强调指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这是对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丰富发展，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这一用人标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用什么样的标准选人、是否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判断一个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标准。

选拔任用干部既注重才能，更注重品德，使各级领导权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人手中，对于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决定性作用。

干部队伍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党的先进性。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干部队伍正处在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干部逐步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

总体来说，现在的干部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面比较宽、思想比较活跃、开拓创新精神比较强，但由于部分干部缺乏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道德品行呈现明显不足，许多干部出问题往往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

第二，正确认识德与才的辩证关系。

这是理解和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

德是才的统帅，决定着才发挥作用的方向；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范围。

与才相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

第三，正确把握干部德的重点。

《决定》在总结党的选人用人历史经验基础上，综合不同层级领导干部德的共同点，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干部德的重点：一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对党、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时刻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共产党人的修德之基。

领导干部必须忠于党的事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这番话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德”与“才”的关系有启示意义。

“德”，是“才”的方向和灵魂，是“才”发展的内部动力；“才”，是人得以发展的成功的基本条件和基础。

二者之间，“德”是首要的、第一位的，选拔人才必须“以德为先”。

要反对两种观点，即孤立地讲“德才兼备”和孤立地讲“以德为先”。

孤立地讲“德才兼备”，好似注重了“德”“才”的辩证统一，但没有分清主次，最终会破坏“德”“才”的统一。

孤立地讲“以德为先”，好似分清了主次，但没有讲“德”“才”的辩证统一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最终会伤“德”、害“德”。

有“德”而无“才”，谓之庸人。

庸人误事，历史上比比皆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论述，对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德”的内涵和“德”“才”关系以及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选人用人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与“才”相比，“德”的识别更难一些，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就是指此。

人们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对某一对象“德行”的评价可能会有差异，有时差异还很大。

这种看法上的不一致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我们在贯彻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时，必须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选拔任用机制，以防考察失真，用人失当。

建立健全“公德和私德”并重的导向机制领导干部是国家的管理者，必须同时具有良好的公德和私德。

对领导干部而言，公德和私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梁启超曾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岂非私德之高尚者耶？虽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托而执事者也，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两重责任乎？”这就是说，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公德，必须要“利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利党、利国、利民、利中华民族，如果只管好自己私人的事情，没有国家责任，这只是“私德”好，不算是合格的管理者。

德才兼备——千古用人第一标准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用人哲学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可使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当然是“垃圾”了。

墨子极力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

他认为：“夫义道术学业仁。

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

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

”德才兼备是千古以来用人的第一标准。

从德和才两方面出发，司马光又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

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

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

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

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

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

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

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

同样，他采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曾国藩曾讲：“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

”这段话也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

只讲德，不讲才，有德无才的人，没有专长和能力，工作没有创造性，工作成绩平庸，不是我们所讲的人才；只讲才，不讲德，有才无德的人，只会钻空子，干坏事，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是我们要求的人才。

所以选用人才，一定要坚持选那些品德好，具有一定特殊专长和能力的人，把德和才的要求结合起来，防止只看才不看德或者只看德不看才的倾向。

俗语云：“有才无德，行而不远，德是人才之本。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德”决定着自身的品质、形象、威信，“才”，决定着一个人的能力、本领、水平。

在德与才上，德是基础，才是条件；德是核心，才是关键；德是本质，才是属性。

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才靠德来统帅，德是才的灵魂；服人者，以德服为上、以才服为中、以力服为下。

“德乃才之帅，才乃德之辅；官乃德之人，人乃德之品”。

德好才不好，干不成大事；才好德不好，小才干小坏事，大才干大坏事。

话又说过来，没有才，德行再好，也办不成事，也就难以掌好权、执好政。

也就是说，有德有才是精品，有才无德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危险品。

正如群众所说：“清官无私，庸官无才，昏官无德，贪官无耻”，这话虽然有点片面、偏极，但也讲出了一定的道理。

领导干部工作要创先、创新、创优，既要重德，又要重才，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既是辩证法，又是唯物论。

为此，在看人、选人、用人上，要选用“德行过关，本事过人，政绩过硬”的人。

要善于用“广角镜”，全面、科学、准确地把握德才的内涵和标准，做到全面的谋人，谋人全面；要善于用“望远镜”，立足长远，看潜能，看发展，量才使用；要善于用“变焦镜”，在实践中验证德才，从动态的工作实践中去选人。

从而认清、分清，哪些是德才兼备的良才、哪些是有德无才的庸才、哪些是有才无德的佞才、哪些是无德无才的废才。

坚决反对那些当面讲人话，背后说“鬼话”的无德之人；那些“事成功归己、事败归罪他人”的缺德之人；那些“左右逢源、吹牛拍马”的失德之人。

工作中，要支持求真务实的、亲近大公无私的、器重改革创新的、推荐年青有为的、培养德才兼备的、遏制跑官要官的、疏远弄虚作假的、冷淡平庸无为的、监督少廉寡耻的。

唯有这样，才能得人心、聚人心、感召人心，真正做到思想上与党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前进上同策、发展上同力。

关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几点思考作者：郭庆龙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26期德才兼备是我党选才用人的历史传统和一贯标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一个用人标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一、历史上，关于“德才兼备”的思想关于德与才之间关系，最为经典的分析，当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论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一九九四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抓紧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强领导集体，是加强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性工程。

二零零九年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指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二、新时期，关于“德才兼备”的几点思考在新时期，关于“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仍然有着其非常明确的指导意义，但与传统的“德才兼备”的思想相比，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我们也不妨对新时期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引申几点思考。

（一）注重德与才的辩证统一关系《资治通鉴》中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然而德与才都是对人的性格、品质、能力等抽象特质的评价，都具有不易衡量的特点。

我们先看看历史上的一个德与才对比的案例，楚汉之争以刘邦完胜而告终，刘邦对此的解释是“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浅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

这是党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丰富发展，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对于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既是中央的要求和各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当前社会各界热议并拭目以待的关注点。

正确认识实质内涵德是才的统帅，才是德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古来智者在用人上都主张“才德兼备，方可任用”。

有人将才比喻为刀，认为刀本身无所谓好坏，恶人用以行凶杀人，医生用以做手术救人，关键在于执刀人的德行如何，正所谓德有善恶，才无好坏，“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宋代司马光曾根据德才情况将人分成四类，德才兼备的叫做“圣人”，德才全无的叫做“愚人”，德胜过才的叫做“君子”，才胜过德的叫做“小人”，他认为选人用人须重用圣人、君子，倘若无圣人、君子，宁可用“愚人”也不用“小人”。

明代洪应明也主张“应以德御才，勿恃才败德”。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人如果有德有才，才由德御，就会充分为善，造福社会，成就事业。

德和才在理论上是两个范畴的概念，但在实际中又是辩证统一的，既要重德也要重才，要以“德”为前提、“德”为先决，但也决不能忽视才。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党一贯的用人路线。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

这是第一条。

当然还要有头脑”。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当前，我们应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对世所罕见的困难和风险，紧紧抓住并用好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拥有一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政骨干队伍。

浅析古今“德才兼备”张文斌1李忠权2( 1.广西八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530028; 2.南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广西南宁530000) [摘要] 本文从探讨“德”、“才”的含义出发, 通过几个典型的历史时期用人思想的分析, 试图揭示“德才兼备”的内涵变化规律, 最后结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思想预示“德才兼备”原则的未来发展趋向, 并且进一步分析新时期该原则含义中的新内容。

[关键词] 德; 才; 德才兼备; 以德治国人类的历史几乎是选人用人的历史。

在原始社会里, 为了解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要选出组织指挥者, 带领人们与自然作斗争, 也就有了人类最初的选人用人的思想。

翻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 我们不难发现, 哪一页都离不开选人用人的问题。

“德才兼备”作为选人用人的核心标准也随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解释“德”与“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德指“品行, 道德”; 才指“才能”。

具体地说, 所谓德, 就是对任用对象在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的要求, 其中包括政治立场、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等方面。

所谓才, 就是对任用对象在才能和学识方面的要求, 其中包括文化程度、知识水平、专业特长和工作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二、不同历史时期的“德才兼备”的涵义历来的统治阶级都以“德才兼备”作为衡量和选拔人才的原则和标准。

但是, 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阶级, 对“德”和“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 一) 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

由于群雄割据、你争我夺, 政治和军事斗争都极其激烈, 整个社会处于大动乱、大分化、大变革的时期。

各诸侯为了战胜对手, 扩大地盘, 确保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特别注意选拔任用那些能够帮他们富国强兵的各种人才, 尤其是政治与军事人才。

当时所指的“德”, 主要指忠于诸侯;“才”, 主要指军事人才。

什么样的人才才算得上军事人才呢? 孙武认为: “将者, 智、信、仁、勇、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