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原因新解——经济发展的社会学视角摘要：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可谓是人言言殊、分歧竞鸣。
原因在于他们要么没有将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进行考虑，以至于当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发挥解释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彰显了其有限性；要么对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不够，人类追求绝非仅仅为财富那么狭隘。
本文从社会流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开始的原因，以为大国崛起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引言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
1750年前后，随着英国人口规模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成为第一个从“马尔萨斯陷阱”中“逃离”的国家（Crafts,1985;Wrigley,1983）。
随后，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人均收入的增长开始加速。
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首先是欧洲，继而是北美，最后扩展到整个世界。
表面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但就笔者看来，它却是一场社会革命。
历史不容跨越，它是循序渐进的，是一系列发展的顶点和总和，而且这些发展没有一项是英国所独有的，甚至有些发展在时间上还落后于别处(哈孟德夫妇，1959;Komlos,2003)。
为什么一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传统的增长理论（GalorandWeil,2000;GalorandMoav,2002;Jones,2001;HansenandPrescott,2002）对众多国家从“马尔萨斯陷阱”里的跃迁给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
但是，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制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英国工业革命的催生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整合。
至于这些条件如何机缘巧合地组织在一起，为何发生在英国，学者们是人言言殊、分歧竞鸣。
哈孟德夫妇(1959)将其归结为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欧陆发生的历次战争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
Landes(2001)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并不复杂：庭院制造业培育了经济增长的苗床；纺织、钢铁能源和动力的技术创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支撑；商业化的农业提高了农业收益并促进了物业管理的一体化，商业化的交通运输提高了投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非物质的价值观和体制有利于追求物质财富和总体致富。
另外一些专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得益于英国鼓励投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制度(NorthandThomas,1973；NorthandWeingast,1989；AcemogluandJohnsonetal.,2002)。
Jacob(1997)和Mokyr(2002)认为，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传播了有用的知识，并带来了政治上的改革。
Clark(2003)和VoigtlanderandVoth(2006)认为，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偶然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巧合，随后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欧。
Galor(2005)论证说地理因素和历史事件共同决定了从马尔萨斯陷阱中的“逃离”，制度、人口、文化、贸易模式、垄断地位和公共政策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各个专家对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给出了符合逻辑的解释，但他们却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己见，并彼此争论不休。
究其原因，在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很多国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也曾经鼎盛过，且这些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发明和武器装备并不逊于英国。
只是这些国家后来要么走向了衰落，要么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停滞不前。
就笔者看来，分歧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没有将工业革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
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制度、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当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发挥解释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彰显了其有限性；二是对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不够，人类绝非仅仅为追求财富那么狭隘，他有比追求物质财富更高的追求。
情感和欲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理性只是情感和欲望的眼睛(王海明，2005)。
理性的个人知道应该做什么，重要的是怎么促使他们去做。
对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专题：/special/economy-development/)而言，对投入要素的激励比增加产出本身更为重要。
经济学认为，劳动力的质量和它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增长动力依赖于社会中人们对职业和教育所做出的选择，如果社会没有给人们以正确的激励，增长就不会出现。
那些不仅通过财富激励还通过地位激励的社会的增长率通常更高。
然而，社会地位并不必然地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在重视地位的社会里，如果那些拥有财富而没有能力的人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将那些有能力而没有财富的人挤出去了，这将阻碍经济增长(Fershtman,Chaim,Murphy,andWeiss,1996)。
由此看来，一个社会应从物质市场的财富激励和地位市场的地位激励两个方面为个人追求提供动力(唐世平,2006)。
因为人类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而是希望得到因社会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满足感或虚荣心(AdamSmith,1759)。
同时，我们还必须把地位激励限定在正确的道路上，从而做到内部动力于外部动力的统一。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社会流动的畅通和自由，即允许任何人可以凭借着自身的秉赋和努力自由、公正、合理地获取和积累财富，并借以提升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
工业革命必定首先表现在生产上，它离不开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积累、配置和利用，尽管这些生产要素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这就需要组织生产、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出现，进行生产、自由出卖要素的要素所有者的出现。
此外，国家还必须为财富安全提供制度保证。
幸运的是，英国具备了这种素质，同时并造就了自己。
排除其他共性因素，本文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它实际开始的地方开始，倍加青睐于英国，是因为英国的社会流动相对较为自由，它在刺激人民对追求财富和地位的欲望更强烈，从而组织和利用这些资源时比其它国家更自由和顺畅。
至于说圈地运动、贩卖黑奴、殖民掠夺和保护政策这些给本国人民和国外人民带来的伤害，都只是它实现财富和地位欲望的手段。
上文已陈述了笔者的主要思想，下面的部分将使我的思想得到一个充分的论证：第二部分分析了社会流动与资本家阶层的崛起。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组织生产不可或缺的主体出现的原因。
第三部分是社会流动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
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促使资本家积累资本并进行技术创新，劳动力实现空间转移和配置。
第四部分是社会流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催生。
本部分阐述了新富的中间阶层期望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以保证其财产不被侵犯，从而要求制度创新。
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社会流动与资本家阶层的崛起由于中世纪的宗教革命，财富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主要衡量指标，商业利润成为人们梦想提高地位者所追逐的目标，商业地位的提高，贵族或将其土地收益投资于商业直接成为商人，或与商人攀亲联姻借助商人的金钱维持昔日贵族的显赫，或彻底没落。
下层通过学徒等方式流入商人和手工业业主行业。
这样，商人以及为商业服务的行业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英国革命的直接发动者（为获取更多利润而组织生产要素，扩大生产规模），他们以追逐利润为本性，富有冒险精神。
资本与政府权利相互依赖、互相结合，似乎是有国家诞生以来普遍组织形式。
在工业和贸易尚不发达的社会里，由于地主贵族在国家税收比例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因此，政府权利偏向于拥有土地的贵族，同时，贵族也必须拥有足够的地产以取得收入并赢得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工业社会以前的土地“不仅仅反映出其经济价值，而且给土地主人带来社会价值和政治权利的奇妙组合”。
占有土地是贵族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根基。
可以说，“土地财产仍是18世纪英国社会的基础，土地仍然是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前提。
”随着地租下降和地税上升以及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的冲击，土地收益率下降，一些商人因获得暴利而致富，对于在重商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有着自己传统的商人来说，并没有将资本投放在大地产上，他们已经能够分清土地收益和金钱利益的差别。
此外，对外贸易为王室提供了更多更大的收入，使君主对社会中间阶层的依赖逐步增加。
到17世纪末，关税收入超过了王室领地的收入。
这种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为英国君主和社会中间阶层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通过暴利而获得资本积累的新兴中间阶层已经向政治权利的门槛迈进了一只脚。
对此，约翰逊有经典的论述：“金钱能够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还提供抵抗力量或逃避的权宜之计，以此来削弱权威。
”与此同时，有些贵族不仅背上了无力承受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受到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间阶层的竞争和威胁，面临着挑战。
但是，贵族阶层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金钱日益成为衡量威望和权力的社会中，有些具有经济头脑的贵族阶级，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农场和牧场里，在获取利润目标的驱使下，他们投身于其他领域，特别是与地产密不可分的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
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贵族开始接受社会中间阶层的经济和商业习性，部分地采用商品化农业生产方式来适应社会的发展。
于是，部分贵族开始逐步登上了经济舞台，出现了海洋航运业的首次繁荣、农业收入的提高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普遍发展。
到17世纪末，尽管“贵族秩序依然存在，却采取了新的形式，金钱重于血统已成为新的基石。
”经济观念和经济标准已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和划分社会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另一个群体看，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造就的新富裕阶层，为了实现财富的维持和扩张以及更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他们通过政治、教育甚至婚姻的形式实现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
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其地位并借此提高其收入、权力和精神奖赏（受人尊敬和自尊）。
在政治方面，社会中间阶层主张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自由。
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目的之一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无论什么阶层，都在追求一种与传统相适应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财产。
1688年革命之后，大商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掌握了部分国家权力，在政府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
活跃的商品市场促使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经济转型中努力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们利用议会提出自己的主张，捍卫自己的利益。
渐渐地，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议员巩固了在议会中的发言权，并萌生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勇气和信心。
尽管土地贵族抓住国家权力不放，但它灵活地使用权力促进整个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商业资产者的利益。
它在保护旧的利益集团的同时，又创造出新兴的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集团。
值的注意的是，英国中间阶层在膨胀的财富积累下，要求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要为了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
他们要求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力。
中间阶层所要求的自由只是能够保护生产和生活安全的权力，他们不要求推翻社会，只要求得到其他阶层的让步。
这些自由主张与政府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本质上讲，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只是希望社会流动渠道使自己的追求能够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