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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学30年关键词: 民法学//30年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法学的发展走过了恢复重建、加速发展和走向成熟三个阶段。
因应这一发展脉络, 中国民法学在研究重心、问题层次、研究范式、研究风格、研究性质等方面实现了根本的转换。
30年来, 民法学界取得了诸如民法调整对象的“平等主体关系说”等众多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民法学的恢复重建阶段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止于上世纪8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中, 民法学界通过与法学界的论战, 创造性地廓清了民法的调整对象。
恢复后的中国民法学积极参与立法实践, 《民法通则》就蕴含了中国民法学界努力的成果。
这一民事基本法的出台也标志着民法的独立法部门和民法学的独立法学科地位得到体制的确认, 民法学结束了为生存而战的。
与此同时, 民法学界对民法学基本范畴形成了一致的见解, 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概念体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 民法学开始了加速发展阶段。
此一阶段中, 民法学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思路, 民法总论以及债权、物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分论研究都有长足进展。
国家逐步改变了以所有制形式作为民事立法框架的立法模式, 在立法上初步实现了平等对待一切民事主体, 并结束了合同法的“三足鼎立”局面, 统一了民事主体交易规则。
本世纪至今是中国民法学走向成熟阶段。
此一阶段, 民法学界的目标趋于一致, 即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经典地表现21世纪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冲突的民法典。
中国民法学界倾力研究物权法和侵权行为法。
在民法学界的积极推动下, 《物权法》已经出台,侵权行为法也在制定之中。
回首30年的学术发展, 中国民法学走过了一条从服务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证成民法的独立法部门和民法学的独立法学科地位, 到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 论证民事主体独立性、自主性, 声张和扩充民事主体权利之路；其论证逻辑实现了由以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功利需要为基到以人民的本来权利为凭之转换, 其发展模式完成了从被动适应社会前行的推动到主动推进制度的变革。
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反思张文显/马新福/郑成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
从此，我国法学理论工作者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地排除来自“左”的、僵化的阻力和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发挥了应有的社会作用。
一、研究成果的概略统计在新时期，我国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邓小平同志论民主与法制》、彭真《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这些著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指导性文献。
同时，出版了一批法理学专著、教材，其中，在我国法理学恢复、更新、发展过程中，在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总结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或具有一定特色的如：《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张友渔、王叔文著)、《法学基础理论》(陈守一、张宏生主编)、《法学原理》(李放、张哲著)、《法学基础理论》(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法制、民主、自由》(李步云著)、《法论》(张光博著)、《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公丕祥著)、《民主、法制、法律意识》(郭道晖著)、《法的一般理论》(张文显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孙国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沈宗灵主编)等。
出版了一些法理学分支学科的著作，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有：《现代西方法哲学》(沈宗灵著)、《当代西方法哲学》(张文显著)、《立法制度比较研究》(吴大英、任允正著)、《立法学》(周旺生著)、《中国立法制度》(郭道晖著)、《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吴大英等著)、《比较法总论》(沈宗灵著)、《法制系统科学研究》(熊继宁等著)等。
如何看待新中国前30 年的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近年来，在法学研究中存在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全面否定新中国前30 年的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认为新中国前30 年根本没有法律，没有司法制度，没有法学教育。
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是客观分析的正确态度。
对于这样一个事关新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科学地回顾和总结，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前30 年，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特别是法律工作者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废除旧法律，制定新法律我们党将马列主义法制理论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性地提出废除旧法律，制定新法律。
1949年1月，针对国民党提出的把“法统不致中断”作为和平”的条件之一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必须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
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维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明确宣布：“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
” 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
”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产生的前提，是完全必要的。
共同纲领》肯定了中国人民革命，确认我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规定我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新中国将要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和外交等各项基本政策：规定公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收稿日期:2008210223作者简介:彭澎(19812),男,湖南湘阴人,湖南大学法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祁丽(19822),女,湖南澧县人,湖南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中国30年行政法基本理论的发展与回眸彭 澎,祁 丽(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行政法学及行政法学基本理论飞跃发展的一个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和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发展、民主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形成与巩固,中国行政法已经发生且正在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革和进步:行政法治观念日益增强,保障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不断增多,行政法基本理论不断变迁和发展。
近30年来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出现的发展趋势,体现和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政治战略给中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发展和要求,引领着中国行政法教学和研究的新方向,指引着中国法治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征程。
关键词: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发展中图分类号:DF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663(2009)0120101206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社会进步最显著的一个时期,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取得显著进步的时期,也是中国行政法学及行政法学基本理论飞跃发展的一个时期。
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从实行走向深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突破理论误区走向步步繁荣、民主法治理论与实践从初步形成走向日益巩固。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已经成为30年来中国人民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主题词。
在此背景下,中国行政法已经发生且正在继续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笔者从行政法基本理论角度着手,对三十多年来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斗胆做简单的回顾与展望。
笔者所指称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仅限定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基本理念、行政法理论基础等等。
一、改革开放与行政法基础理论变迁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源自于1978年的一场政治改革。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转眼间，我国法制教育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辉煌历程。
在这三十年里，法制教育在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名法制教育工作者，我深感荣幸和自豪，在此，我想就这三十年来的法制教育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法制教育的春天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法治观念还未深入人心。
为了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法治人才，我国开始了法制教育的探索。
三十年来，法制教育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教育体系。
回顾三十年来的法制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成果：1. 法制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从小学到大学，从学校到社会，法制教育贯穿了各个阶段、各个领域。
如今，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制教育体系，为全民法治素质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2. 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随着法制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尊重法律、信仰法律。
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
3. 法治人才队伍日益壮大。
法制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专业人才，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这些人才在司法、立法、执法、普法等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法制教育的挑战然而，在法制教育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1. 法制教育普及程度有待提高。
尽管法制教育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有部分地区、部分人群的法制教育普及程度较低，法治观念较为淡薄。
2. 法制教育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
部分法制教育内容过于理论化，与实际生活脱节，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
3. 法制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随着法制教育的不断发展，对法制教育师资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师资力量仍显不足。
三、法制教育的未来面对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努力推动法制教育的发展。
以下是我对法制教育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1. 深化法制教育改革。
进一步优化法制教育体系，创新法制教育方法，提高法制教育质量。
2. 加强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中国近期法理学发展感想唐洋（国际法C班，学号：201330910146）[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得到了有力的发展，法理学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它的应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前提，以人为本，充分维持人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必须基于实践与事实基础之上。
促使民主最大化，使法律最终能最大程度地为我国公民所接受容纳。
[关键词]：法理学发展价值目的民主法理学是研究法律现象最一般特点和规律性的学科，与其他具体法律学科的关系式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法律学的目的不在于阐述一种部门法律或几门法律，而是把法律现象作为一个整体，从而研究其产生、发展的规律，本质以及作用等基本问题。
法理学是对各法学学科研究内容和成果的概括和提炼，法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具体法律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法理学提供了研究部门法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所阐述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知识，对部门法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法理学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它的应用，在于它的价值。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
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
……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
从宏观整体来把握，法的具体价值目标大体包括正义、公正、公平、平等、自由、权利或人权、民主、法治、权力、秩序、安全、效益或效率。
用现代法的理念来概括：其中，正义大抵可以涵盖公正、公平、平等；自由可以涵盖权利或人权，因为自由是权利的核心要素；民主可以涵盖法治、权力，现代法治和权力总是以民主为前提的，民主、法治和权力都属于“政治之善”；秩序可以涵盖安全；效益可以涵盖效率，前者指产出与投入之差，后者指产出与投入之比，彼此不能截然分开，效益或效率是一种“功利之善”。
我国法理学近些年来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哲学。
论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30年(1)论文论文摘要：从1978年至20XX年，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其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厘清调整对象、从制度功能的视角研究经济法的地位，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提出经济法学基本假设、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发展从1978年至20XX年，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
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其由经济法调整。
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②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
①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
②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
③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④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侧重点有所不同。
江平：中国法治三十年中国法治三十年江平记者：马国川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经济观察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你作为一个法学家，如何评价这三十年中国所走过的法治历程？江平：要说这三十年，恐怕要从三十年之前的三十年开始。
明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了，只有把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放在这六十年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够更清晰地辨别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经济观察报：不鉴往则不足以知今。
江平：回顾历史是很重要的。
共和国的六十年，前三十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三十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
就是说，我们国家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经济观察报：法律实用主义大致是从何时到何时？江平：从建国后到“***”前吧。
法律实用主义也可以叫做法律工具主义，它有三大特点，一是法律不要有体系，立法也不要求完善、完备，有一些法律够用就可以了；二是法律也不要太复杂，条文不要过多，简要的内容就够了；三是法律不要太约束人，不要捆绑自己的手脚，法律只不过是行动准则的参考。
经济观察报：成为一种工具。
江平：而且是不太重要的工具。
1951年到1956年我在苏联学法律，也是这样。
但是苏联所采取的法律实用主义，也许比我们高明一点。
苏联还是很注意法律建设的。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列宁就颁布了两个法律《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但是沙俄原来的法律仍然留着，不像我们1949年完全彻底地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就连规范市民生活、婚姻家庭的民法典也废除了。
苏联到1923年列宁亲自领导制定的《苏俄民法典》通过以后，才把原来旧沙俄的法律废除了，人家尽量避免让法律出现空白。
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法律体系，要构建一个什么法律体系？直到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才逐步提出来。
经济观察报：“反右”运动的时候，有一些法学家就是因为纯法律的理念被划为右派。
江平：著名法学家谢怀轼先生就是因为主张“一切都要有法律、一切都必须依照法律”而被划为极右分子。
收稿日期:2008-08-18作者简介:黄文艺(1971-),男,湖南南县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中国法理学30年发展与反思黄文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中图分类号:DF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6128(2009)0120003214一、30年学术发展历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法理学的黄金发展时期。
30年的法理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恢复初建阶段(1978-1989)、稳步推进阶段(1990-1999)、繁荣发展阶段(2000-2008)。
这三个阶段的法理学研究既各具特色,又前后承接,显示出中国法理学研究不断开拓创新的发展大势。
本部分将从学科建设、学术队伍、研究方法、成果产出、文献引证等几个方面出发,描述和分析各个阶段法理学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恢复初建阶段:1978-1989随着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法理学研究步入恢复和重建阶段。
但是,法理学研究的全面恢复和真正发展还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这十年。
在学科建设方面,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法理学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照搬苏联的学科建制模式,把“国家与法的理论”(或“国家与法权理论”)作为政法专业或法学专业的理论学科。
在1978年以后,法学界承继1964年前后有人提出的把国家与法分开、分别由政治学与法学研究的主张,正式将国家理论与法的理论分开。
198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率先在这方面做出尝试,编写并公开出版了《法学基础理论》教材。
不过,在80年代,由于受“法理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法学学科的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法学界仍不敢名正言顺地将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学科称为“法理学”,而采取权宜之计称之为“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的一般理论”。
法理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还表现在它已有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硕士点、博士点,建立了独立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群。
1978年以后,全国各个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学研究所都先后配备了专门的法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纷纷成立了法理学教研室或研究室。
1979年以后,随着研究生学位教育制度的恢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先后获得法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 2009年第1期(总第85期)权,开始招收并培养硕士研究生。
从1986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法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招收并培养博士研究生。
1985年6月,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后称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在庐山成立,法理学学科从此有了自己的全国性学术组织。
在学术队伍方面,80年代法理学研究的骨干力量是一批在建国前后成长起来的、当时年龄大多为50-60岁左右的法学家。
他们都受过正式的大学教育,很多人还受过专门的法学教育,还有一些学者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
他们大都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丰富的治学经验、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又有文革期间无法制的亲身经历与切肤之痛,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法理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中国法理学学科的创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80年代法理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培养起来的、当时年龄为30岁左右的青年学者。
他们大都接受过正规的法律本科教育和法学硕士教育,有不少人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
他们既秉承了老一辈法学家的优秀风范,又富有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因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他们已经在法理学界崭露头角。
正是这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队伍开创了80年代中国法理学发展的新局面。
由于当时法学教育的总体规模较小,法理学研究队伍的人数较少,而且女性学者极少。
在研究风格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抽象思辨、注释经典、宏大叙事等特点。
所谓抽象思辨,是指研究者通过理性的思考、推理、论证,厘清各种概念、命题、观念之间的关系,或回答那些形而上的理论问题。
所谓注释经典,是指研究者主要通过引证、阐释和运用各种经典,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和中外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来阐发或论证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这种研究模式后来被人称为“注释法学”。
所谓宏大叙事,是指研究者喜欢思考法学中的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诸如法的本质、法的理念、法的起源、法的消亡等问题,喜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那些宏大的、抽象的概念和话语,如现象、本质、对立统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
在研究方法上,重视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是当时法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运用这一方法来回答和解释法的本质、作用、起源、历史类型、消亡、民主与法制等几乎所有法理学问题。
在成果产出上,总的特点是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而且大多为基础性研究成果。
就著作来说,编写讲义、教科书、教学资料成为学者们展示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
从80年代初开始,法理学教学和科研力量较强的各个高校都纷纷编写了“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学基础理论”、“法学概论”讲义、教科书、参考资料。
即使是学术著作,大多也是论述教科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属于教科书式的著作。
①80年代翻译的外国法学著作较少,而且翻译过来的大多是教科书型著作。
②在文献引证上,总体特点是文献引证量较少,甚至不少论文没有引证任何文献。
其次,文献引证方式不规范。
具体表现为,引证了别人的观点,却没有加注释;注释内容不完整,缺少文献的出版单位或发表刊物的信息,或缺少出版或发表时间;必要的引证少,不必要的引证多。
再次,引证文献的来源单一。
为了说明和比较各个阶段文献引证的来源情况,我们统计了《法学研究》这份法学权威性期刊所发表的法理学学术论文的文献引证数据。
从下表可以看出,《法学研究》1981-1989年期间所发表的法理学学术论文引证的文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这在有的年份甚至是惟一的文献引证来源。
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改观。
这也印证了前面关于80年代的法理学研究主要是注释法学的结论。
而且,由于这些著作都不是职业法学家的著作,具有较强法制与社会发展①②如,张友渔:《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刘升平、朱华泽:《社会主义法制基本知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赵震江编著:《法律与社会》,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张光博:《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
有代表性的译著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法学流派与法学家》,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美]哈伊:《美国法律概论》,沈宗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法]达维德:《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苏]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朱景文译,孙国华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苏]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上册),丁文琪译,孙国华校,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中国法理学30年发展与反思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导致80年代法理学研究的政治化色彩较为浓厚。
统计表也反映出80年代文献引证的另两个特点,即外文文献引证极少、非法学学术文献极少。
《法学研究》1981-1989年法理学学术论文引证文献次数统计表年份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915373656094189译文文献11310632国内学术文献2641842外文文献55非法学学术文献234(二)稳步推进阶段:1990-1999进入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的法理学研究也进入了稳步推进的阶段。
在学科建设上,“法理学”取代“法学基础理论”、“法的一般理论”,成为法理学学科的正式名称。
从1993年起,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法理学界编写的法理学教材一般都使用“法理学”这一名称。
硕士点和博士点开始增加。
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先后取得法理学专业硕士点。
1998年吉林大学取得法理学专业博士点,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一个法理学专业博士点。
在学术队伍上,随着法理学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逐渐扩大,法理学学科教学研究人员需求量的增加,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和中期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法理学专业硕士、博士不断加入到法理学研究队伍中来,法理学研究队伍的人数逐渐增加。
老一辈法学家依然活跃在法理学的学术舞台。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培养起来的中青年法学家已逐步成为90年代法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成为90年代法理学学术产出的主体力量。
从十多所重点高校和政法大学(学院)来看,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法理学研究队伍中,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学者比重增加,有过国外留学或进修背景的学者比重增加,有些学者还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女性学者的人数也略有增加。
在研究方法上,90年代的法理学研究打破了80年代那种方法比较陈旧单一的格局,开始朝着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语义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社会调查方法、个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研究方法在法理学研究中开始广泛应用。
这些方法的出现推动了法理学研究的实证化、经验化,密切了法理学研究与法律实践的联系。
例如,一些学者对农村和基层的纠纷解决进行细致的社会调查,观察到被传统法理学所遮蔽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创了法理学研究的新径路。
在成果产出上,经过80年代的学术积累,9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法理学学术著作。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法理学界开始大批量地翻译西方法理学名著,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引进运动。
在成果的出版形式上,一个重要的进步是学术著作和译著开始以系列化丛书的形式出版。
有代表性的法理学专著类丛书有:(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1993年起组织的“中青年法学文库”;(2)山东人民出版社从1998年起出版的“法理文库”;(3)北京大学出版社从1998年起推出的“法理文丛”。
法理学译著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丛书:(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1993年起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1994年起出版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1996年起出版的“宪政译丛”。
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译著混合类丛书有:(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1996年起出版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后改为“法律文化研究文丛”;(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从1998年起出版的“司法文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