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及吕骥作品首发式上的发言

吉国强中国声乐艺术教育新趋势研究—— 从《中国民歌大会》第一季谈起 《中国民歌大会》第一季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16年推出的一档现象级景观式音乐综艺栏目，一经播出，就得到了业界内外广泛关注和追捧。

笔者将从中国乐派之中国声乐艺术教育的民族性和科学性两个视角展开论证。

《中国民歌大会》第一季是在央视一套、中央三套2016国庆节推出的综艺类歌唱品牌栏目，是对中国声乐艺术引领式探索的重要举措。

民歌作为中国声乐艺术的底色，是构建中国声乐学派中国特色的基石。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媒体宣传的主阵地，同时也是先锋学术文化引领和主流文化传播的主阵地。

《中国民歌大会》以“讲好中国故事，唱响新时代赞歌”为主题，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以中国民族民间的原生态民歌为内容主体，通过精准的思想定位、精心的总体设计、精巧的艺术手段、精致的景观呈现，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纵坐标，共同勾画出一幅色彩绚丽的“中国民歌版图”。

第一季共分为 《河水天上来》上下期、《长歌万里行》上下期、《共饮一江水》上下期、《大海故乡情》上下期，由此铺开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歌版图，让观众在歌声中聆听中国声乐故事，领略中国声乐气派，烙刻中国声乐记忆；节目以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元素营造浓郁的中国声乐文化气息，体现新时代风貌，引领新时代风气[1]。

节目共涉及72首民歌，一经播出，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追捧。

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声乐艺术演唱界和教育界的很多思考：中国声乐艺术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中国声乐学派的课程设置和课程构建应如何改革和完善？笔者通过《中国民歌大会》第一季浅谈一点观后感。

《中国民歌大会》是以立足中国民歌的历史，将中国最原汁原味的民族民间原生态民歌，通过多彩的歌舞展演、绚烂的舞台艺术、深厚的文化内涵、趣味的竞技方式和多元的传播手段，打造出一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中国声乐艺术民歌盛会，实现了一次对中国民歌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新表达，为中国声乐演唱和中国声乐教育引领了方向。

1萧友梅：《问》《国耻歌》。

2刘天华：《空山鸟语》《光明行》《良宵》等。

3华彦钧：《二泉映月》《听松》《大浪淘沙》等。

4黄自：《长恨歌》《旗正飘飘》《花非花》等。

5张寒晖作品：《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等。

6贺绿汀作品：《牧童短笛》《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等。

7聂耳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卖报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大路歌》《码头工人》等。

8任光作品：《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等。

9吕骥作品：《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茶馆小调》等。

10冼星海作品：《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

11马思聪小提琴家《西藏音诗》等。

12马可作品：《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

13、郑律成作品：《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

14、王洛宾作品：《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罕》等。

15、瞿希贤作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牧歌》等。

16、安波作品：《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

17、施光南《祝酒歌》《打起手鼓唱起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

18、谷建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声与微笑》等。

19、李焕之《社会主义好》。

管弦乐《春节组曲》《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牧羊哀歌》（郭沫若词）、《黄花曲》（蒋光慈词）与蒲风等诗人合作抗日歌曲，作有《厦门自唱》（燕风词）、《保卫祖国》（克锋词）等。

歌曲《青年颁》、《民主建国进行曲》、《社会主义好》《生产忙》、《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民歌合唱《苏武》与民歌合唱套曲《胡笳吟》，古筝协奏曲《泪罗江幻想曲》、《高山流水》。

20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20巴赫：德国作曲家，代表作有《b小调弥撒曲》、《马太受难曲》、和管弦乐《序曲》等。

《G弦上的咏叹调》的曲作者是巴赫，他是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人，其国籍是德国。

因主旋律完全在小提琴G弦上演奏而得名。

他的主要作品有：《平均律钢琴曲集》、《创意曲集》巴赫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

他的作品包括有将近300首的大合唱曲；组成《平均律钢琴曲集》的一套48首赋格曲和前奏曲；至少还有140首其它前奏曲；100多首其它大键琴乐曲；23首小协奏曲；4首序曲；33首奏鸣曲；5首弥撒曲；3首圣乐曲及许多其它乐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作者：暂无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6年第5期孝文50多年前，由人民音乐家李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首歌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充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

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

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

当时，他被迫做出“检查”，心情压抑、情绪低落，这严重影响了歌曲创作。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

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异常激动。

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

谈冼星海《生产大合唱》创作心路作者：李沫来源：《音乐生活》2022年第02期《生产大合唱》是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创作的第一部大合唱作品。

这部合唱亦是作曲家到达延安后历见根据地军民响应党的号召，蓬勃开展“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的伟大见证。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里，该作品给予当时的人们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信心与力量。

笔者从发表于1940年的乐谱初稿入手，结合多方史料，对该部合唱作品进行深度的梳理与分析，从作曲家的创作心路中窥探其音乐创作思想之蜕变与升华。

一、《生产大合唱》创作缘起（一）《生产大合唱》创作始末1935年，冼星海在法国学习结束后回到祖国。

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延安。

他几经辗转，怀着对民族危亡积极关切的拳拳之心，带着对抗日救亡音乐创作的热情与憧憬来到延安。

1938年冬，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

这一纪念“一二 ·九”运动的著名演说，成为了当时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号角。

1939年3月初，在与剧作家、诗人塞克畅谈讨论之后，冼星海第一次尝试以“民族形式，进步技巧的作风”[1]，创作了二幕活报型歌剧——《生产运动大合唱》。

当时该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即：第一幕《生产与抗战》，第二幕《农村小景》（续），第二幕《农村小景》（续完）[2]。

这部作品经演出后，最终定名为《生产大合唱》。

其表演形式，也从原来带有一定服装、道具及故事情节表演的“大型歌舞活报剧”改为纯合唱的表演形式。

而根据1954年出版的《冼星海歌曲集》，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版本将《生产大合唱》的内容确定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荒与春耕》，第二部分为《播种与抗战》，在冼星海去苏联后，又把1940年完成的独立合唱曲《秋收突袭》编入生产大合唱中，作为第三部分并改名为《秋收》[3]。

而原作第三部分改为《丰年》，列入附录与前三场共同保留。

《生产大合唱》是冼星海初到延安时创作的第一部合唱作品，其创作思想上终贯穿着“坚持抗战到底，就必定要努力生产”的指导思想，其创作思路体现了冼星海一直坚持做“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4]的中国“新音乐”[5]重要艺术追求。

133延安文艺活动大事记（1935年10月至1947年3月）朱鸿召编纂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达到陕北°经过在瓦窑堡、保安停留后，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总部进驻延安，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 撤离延安，历时约13个年头，其中在延安约10年°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革 命史和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延安时代°抗日烽火，救国存亡°黄土地上，延 河岸边，共产党人在穷山沟里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持久战、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及时回应时代社会关切；在局部执政环 境下，进行抗日民主政权改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设置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通过组织开展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加强自身 建设，锻造革命队伍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绝对执行力°十年探索，十年创 新，十年卧薪尝胆，砺兵秣马，走出延安，赢得天下°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不同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延安时期吸引了大 量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处于战争后方相对安宁的环境下，知识分 子的到来，使得延安文艺活动非常频繁°特别是1942年以前，在中共集体领 导体制下，主管中央文艺政策的张闻天同志，坚持宽容、理解、信任、支持的 文艺政策，文艺创作繁荣，文艺批评活跃，文艺出版自由，出现了《生产大合 唱》、《黄河大合唱》这样能够代表一个时代音乐艺术高峰的杰出作品°同 时，大量散文杂文作品，可以比肩那个时代同类体裁文学创作上的最高艺术 成就°整风运动后，延安知识分子经历精神洗礼，人生改造，复归传统文人 的社会角色，文艺创作上受到题材决定论、政治决定论、阶级决定论制约，审 美空间被政治格式化，艺术想象力、创造力明显萎缩°如鲁艺集体创作的现 代秧歌剧《白毛女》，政治图说远远大于艺术创作，虽然属于一种艺术创新, 但是其审美价值稀疏空洞，审美倾向偏执僵硬°既往文学艺术史作为延安 文艺创作成就典型代表的赵树理、孙犁小说，其实与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一 样，属于一种异数°因为他们都没有直接参加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本大事记以文学艺术活动为主要内容，对文艺活动有影响的重大历史 事件，简单列入，并用方括号【】表示°为全面反映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活Study of art动，本大事记将时间上线推移到1935年10月°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

作家被一个普通农民记了几十年，记了半个世纪，这有多了不起！1992年6月12日，我去沈阳出差。

在列车的广播中，我听到了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许多年之后，重新听到这首歌，我十分激动。

我想，劫夫又活了，劫夫的歌又活了，看来，好的作曲家、好的歌曲是不会被埋没的。

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有一个活动，把各个时代的优秀作曲家、优秀作品集合在一起，一定很有意义。

于是，就有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活动。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在124首作品之列。

现在想起来，当初想到做这件事，真的是因为在去沈阳的路上听到了劫夫的那首歌。

虽然我同劫夫只见过两次面，可我总也忘不了他。

他的手很大，肉很多，讲话时，他喜欢做各种手势，好像一个工匠，用手势把一个东西摆弄到最满意。

去年秋天，我和丹丹（劫夫二女儿）去给画家黄永玉祝贺生日。

丹丹唱《蝶恋花》，黄永玉老两口边听边哭。

丹丹唱完，黄永玉把丹丹紧紧抱在怀里，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他嘴里念叨的是孩子，心里想的是劫夫。

他也没有忘记劫夫。

傅庚辰 (著名作曲家，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作为人民音乐家，他的作品伴随几十年的历史，歌声鼓舞了几代人，有的人唱着他的歌走向战场，为他写书是值得的。

1964年我写了《雷锋》故事片音乐，休假到学校，一天，我正在看校内的揭示版，劫夫走了过来，他说：“《雷锋我们的战友》写得不错，把时代精神和进行曲统一起来了，不容易。

”1968年9月搞故事片《万水千山》的音乐创作，他来了。

这一段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深入群众的人。

50多岁的他，身体又多病，仍同我们一起走过了韶山、瑞金、草地、雪山、大渡河、遵义、乌江。

他作风朴素，沿途和群众打成一片。

他的作品朴素和这分不开。

那时，他处于特殊情况，他认识黄永胜。

可是，他从不和我说这些。

他对我说：“当一个为人民写作的作曲家比当什么都强，你要奔这个目标努力。

李劫夫（1913—1976）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音乐作品颇多的作曲家。

从抗日战争初期以来，他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歌曲作品，如《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歌曲《坚决打他不留情》（1945），是一首具有时代性的爱国进步歌曲；到新中国成立后期创作了朝气蓬勃的积极进步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1963）；作为投身艺术的作曲家，他为毛泽东诗词谱写了大量声乐作品，如鼓舞人心反霸权主义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众多作品。

一、“红色音乐家”[1] 李劫夫，即劫夫。

九一八事变后，赴青岛、南京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在延安人民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音乐生活》杂志主编，并兼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李劫夫有广泛的文艺才能，但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间音乐风格和时代特色，其旋律通俗、质朴，充满着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

他的众多叙事歌曲均以民间分节歌的形式进行创作，歌曲虽然短小，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喜爱他的作品，这足以证明作曲家的创作技艺之高。

二、音乐创作活动 1.抗日时期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劫夫深入延安，深入群众中间，创作了大量写实叙事性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见谱例1）就是其中一首经典的抗日爱国题材的分节歌，该作品由方冰作词。

这首C羽五声调式的作品在同一旋律的基础上演绎着七段不同含义的歌词，从第一段铺垫故事为后面演唱埋下伏笔到第三段演唱速度突快，表达故事情节的转变，至最后一段与第一段歌词形成呼应，表达出故事悲壮的结局，这首作品通过不同的速度力度记号来诠释“二小”伟大的一生。

从乐曲结构来看，这首作品每段分为四句，而每句包含四小节，故有很多学者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起承转合”结构的四句式，笔者认为不然，这首作品是一首有结构没有明显曲式的乐曲，笔者将乐曲分为“a、b、b1、c”的形式。

《人民音乐》1950-1965年办刊研究
以1946-1949年及1950-1965年《人民音乐》出刊的文本资料为研究对象,运用归纳概括、计量统计、对比分析等方法,从音乐编辑学、音乐史学的角度分析刊物的出刊背景、稿件来源、栏目设置、内容编排等,分析编者、作者、读者与刊物的关系。

1946-1949年在东北佳木斯市创办的《人民音乐》与新中国建立以后创办的《人民音乐》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吕骥、向隅等人创办的以发表歌曲创作及音乐评论为主的音乐刊物,二者具有历史的延续性。

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音乐》从1950年9月创刊伊始便集中传达党和国家的文艺思想,反映中国音乐界的社会活动、学术动态,并组织学术交流、介绍外国音乐文化,普及、发展音乐事业。

中国音乐家协会通过《人民音乐》在新中国早期音乐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导、促进了我国音乐事业在专业音乐领域、社会音乐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1950-1965年的《人民音乐》是集政治属性、学术属性、社会属性于一体的音乐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