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朝的环境与自然灾害江南水患与北方旱灾清朝的环境与自然灾害——江南水患与北方旱灾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时间跨越了近三个世纪，从1644年至1912年。

在这个时期，清朝经历了许多自然灾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江南水患和北方旱灾。

这些灾害与当时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给清朝的统治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江南水患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水网密布，而又是中国的主要农业区之一。

加之长江、黄河多次改道，不断涌入江南地区，使得水患问题愈发严重。

江南水患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一直存在，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1. 形成原因江南水患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水流缓慢，容易积水。

其次，长江的改道导致了水势的增加。

最后，江南地区的气候湿润，降雨量大，导致江河水位上涨。

2. 灾害影响江南水患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每逢洪水泛滥，百姓的房屋和农田会被冲毁，农作物收成无望。

同时，洪水还会导致疾病传播，人们生活在洪水中的环境也极其恶劣。

3. 抗灾措施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抗灾措施来应对江南水患。

他们修筑了大量的护堤，加强了堤防的巡查和维护，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灾害预警系统。

此外，清朝还推行了抗洪救灾的政策，使得受灾人民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和救济。

二、北方旱灾与江南水患相反，北方地区地势相对平坦，气候干旱，很容易受到旱灾的影响。

清朝时期，北方旱灾频繁发生，给当地的农业和居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1. 形成原因北方旱灾的形成主要与气候和地理条件有关。

北方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特别是在夏季，干旱的状况更为严重。

此外，该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对旱灾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灾害影响北方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巨大。

由于缺水，农田变得干旱，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导致收成大幅度减少甚至绝收。

旱灾还会导致畜牧业和渔业的崩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

3. 抗灾措施面对北方旱灾的威胁，清朝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抗灾措施。

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约议摘要：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尤其以水、旱、震、风、虫等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成为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迟滞、衰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灾害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地理条件本身不利因素的影响，又有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不良社会政策及吏治腐败等因素的作用，带有综合性、复杂性。

自然灾害对晚清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严重。

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等负面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灾害的肆虐有关。

关键词：晚清；自然灾害；生态环境；吏治腐败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4-0110-08自然灾害亦称灾荒，是指自然界的恶劣现象给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各种损害、破坏。

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绪言》中曾经给灾荒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1]5自然灾害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自然灾害与人类成长始终是结伴而行的。

因此，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征服，也就成为人类求得生存、发展的重要课题。

灾荒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明。

至于本文谈到的晚清中国社会，不仅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社会动荡不宁，而且自然屡屡肆虐，灾荒频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损害，并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本文拟就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等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学界同仁。

一、晚清时期自然灾害概况晚清(1840―1911)历史虽然只经历了70年，但是各种灾荒却高频率地发生，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

概而言之，晚清时期发生的灾荒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

清代自然环境研究（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自然环境主要由地况与气候组成，此处主要着眼于气候。

气候变化长期之中又有显著的短期波动。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波动的气候成为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包括农作物生长期的长短、产量、自然植被区域的界线等）及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布罗代尔指出：“15～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90%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

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

“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

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普罗旺斯的橄榄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被打上它的意志的标记”。

[1] 李伯重亦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

关于17～19世纪中国气候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龚高法、张丕远、倪根金、陈家其、邹逸麟、周翔鹤、米红、王业键、黄莹珏等都曾作过深入的研究[3]。

他们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气候变化有全球变化的背景，也有自身的特点。

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文明史主要发生在欧亚等大陆冰川消退后的冰后期。

而冰后期中，冷暖、干湿亦不断在交替变化。

他们多引用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4]，认为中国近5000年(相当于冰后期后半期)的冷暖变化经历了4次温暖期和寒冷期，如下表：表1 我国近5000年气候冷暖变化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5]。

明清小冰期也有不同的冷暖时段，周翔鹤、米红将竺可桢之说归纳为4次冷期和3次暖期，如下表：表2 明清以来气候的冷暖变化可知，明代仅嘉靖隆庆年间(或许还包括万历初年)较为温暖，其余大部分时间寒冷，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尤其寒冷；清代则顺治与康熙年代特别冷；雍正、乾隆、嘉庆较为温暖，晚清又转为寒冷。

气候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影响重大。

欧洲小冰期里，英伦三岛、北欧、东欧、俄罗斯都出现了谷物欠收、饥荒、放弃耕作、舍弃村庄、人口严重减少的迹象。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书评此书是余新忠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优点：所以绪论部分很好的展示了学术研究应该有的规范。

从“选题缘起”、“概念界说”到“研究思路”、“学术史回顾”再到“资料说明”，作者将应该提到的学术研究范围都做了介绍。

比如，“概念界说”方面要好于梁其姿的《教化与施善》。

由于中国传统对于疾病的称呼不同于现代西方医学认识，而作者正是以现代医学概念作为表达，所以要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

可以说，他的绪论部分的研究规范值得我们学习。

按照作者在序言中的介绍，他想通过对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作为切入口，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一个国家--社会范式研究），但就这方面他做的不如梁其姿。

这可能就是他的的局限部分。

梁其姿在序言中也提到，即资料零散和不足，作者“即使选择了资料比较丰富的江南地区，但仍需要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弥补不足”。

这其实牵涉到了可信度的问题，在阅读整本书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切入点新颖，耐人深思，但在论述的过程中比较单薄。

资料不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整本书的论述与作者在绪论中提到的研究思路有所偏差。

按照作者的论述，他不同于以往的医学史研究或历史研究正是其对“瘟疫下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中国近代化特质的分析”，但通篇阅读下来，作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前四章都是在论述清代江南的瘟疫情况及种类等等，而且关于江南生态背景单列为一章是不是会不合适？在论述习俗因素影响江南地区卫生环境时，举得例子居然是建国之后，张国高的观察；但并不能否认作者的劳动成果，作者对于瘟疫的研究应该有开创式的意义。

介绍瘟疫及其防预和治疗比较充分，为以后研究此方面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但与作者的写作初衷并不相符。

最后关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是在结论部分提到的（国家将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制度化并不是冲突，可能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要以合作和互补的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在文中并没有很好的展开。

关于江南瘟疫与社会互动方面，介绍“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的时候提到了“驱避疫鬼”，提到通过符咒和祈禳；到了后面关于“病家”对待疾病的态度又一次提到了祈禳，而且他关于江南瘟疫与社会之互动。

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
李伯重
【期刊名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卷),期】1991()1
【摘要】傅衣凌先生是我国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

他脍炙人口的名作《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以及一系列专题论文,为我国的江南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的带动与影响下,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江南经济史研究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显学”。

作为傅先生的弟子,我有幸亲承教泽,蒙他老人家耳提面命,专攻明清江南经济史。

今值傅先生八秩诞辰将届之际,谨藉此文表达对先师的深切怀念与感激之情。

【总页数】7页(P100-105)
【关键词】明清江南;太湖水;江南地区;江南经济;浙西;三吴;浙东;钱塘江;三江;杭嘉湖
【作者】李伯重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
【相关文献】
1.简论法律信仰的科学界定 [J], 洛桑卓玛
2.简论职务作品和法人作品的界定 [J], 卢琪琪
3.简论法律信仰的科学界定 [J], 洛桑卓玛;
4.简论洞朗事件中印军行为界定的法律理据与外交因素 [J], 章成;;
5.简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纺织技术的分工及其影响 [J], 胡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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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张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

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

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

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

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

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

“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

２０２０年９月第２２卷第５期㊀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㊀Ｓｅｐ．２０２０Ｖｏｌ ２２Ｎｏ ５中国古代医者应对瘟疫的职业行动与道德叙事程国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１１８９）㊀㊀［摘㊀要］每一次的高危传染病疫情的暴发，都向医疗卫生界发起了道德挑战㊂通过研究清代江南瘟疫流行期间医者的职业活动，可以揭示出中国古代医者应对瘟疫难题的专业考虑㊁职业行动和道德叙事方式㊂作为一种职业角色，医者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必须去承担致命风险救治传染病人的伦理责任，而是拥有选择病人和回避风险的基本自由㊂但中国古代医者群体中长期存在的对士人君子之道德人格的自我期许，不仅会激励医者不计风险㊁酬劳地积极救治病人，更鼓励其在社会慈善救助和立言垂教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㊂对这一点的澄清，对于今日在抗击传染病疫情背景下如何准确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医德具有重要的价值㊂［关键词］瘟疫；古代医者；道德叙事；职业行动；中医；医德［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２ 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１１Ｘ（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７［基金项目］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㊁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项目；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的医学职业伦理精神与国际社会伦理表现研究 （３２１３００５４１３）成果之一㊂［作者简介］程国斌（１９７７ ），湖北天门人，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医学伦理学㊁医疗社会史㊂①㊀［东汉］王充：‘论衡“（卷二‘命义篇“），四部丛刊景通津草堂本，第５页㊂②㊀［魏］曹植：‘曹植集校注“（卷一‘说疫气“），赵幼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７页㊂③㊀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９页㊂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艾滋病，到２００２年的ＳＡＲＳ㊁２０１５年的埃博拉，以及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每一次高危传染病疫情的暴发，都向医疗卫生界发起了道德挑战㊂在面对被感染疾病甚至丧失生命的威胁时，医务人员不得不面对专业角色与普通人这两种身份及其所负载的利益与责任的冲突㊂在这种情况下，医学职业伦理是否还能够充分发挥道德动员作用，以及应该使用何种道德话语，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㊂近年来，随着对现代医学职业伦理语境下医务人员承担职业风险的责任界限的质疑与争论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人类应对传染病的道德发展史，这不仅是想发掘出传统医德中的理论资源，更是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更好地找到应对这一问题的伦理策略㊂本文以清代江南地区瘟疫流行期间医者的职业活动和道德叙事为研究对象，意在探讨传统中国医学道德应对瘟疫难题的专业考虑㊁职业行动和道德叙事策略，思考如何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医德，为当今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应对传染病威胁时的理论决策提供资源与借鉴㊂一㊁清代江南的瘟疫㊁温病学和医家的困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传染病一直是民众健康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㊂古代文献中比较著名的记载，如王充‘论衡“ 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 ①，曹植‘说疫气“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㊂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②，都描绘出了疫情对社会和民众所造成的严重危害㊂到了清代，在江南地区发生的瘟疫造成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㊂这是因为江南是清代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众多且稠密集中，交通便利，而该地区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共同构成了有利于多种传染病发生㊁传播的条件㊂据余新忠考，江南地区是清代全国发生瘟疫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些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和社会影响都极其巨大，如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前后发生的江南大疫导致的人群平均死亡比率达到了５％③㊂同时，自从明末吴县医家吴有性突破了传统伤寒理. All Rights Reserved.论，提出疫疠的病原是 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戾气） ①的全新温病理论，江南地区温病学宗师先后涌现，逐渐建立了温病学的主要理论体系，被史家视为清代医学的最大成就②㊂这意味着清代江南医者对瘟疫危害的认识和经验都较前人都更为充分，他们的行动与言说代表了中国古代医疗界应对瘟疫的成熟形态，更具有代表性㊂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反对 疫疠可以人际传播 的观念，如南宋理学家程迥‘医学正本书“对 伤寒无传染 的专门论述③，但清代温病医家大都明确此类疾病具有传染性，如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辩“： 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能传染人，皆惊恐呼为瘟疫㊂ ④不过，中国传统医学的 传染 概念指的是疾病是某种基于天时地利而生成的㊁弥散的 疫（疠）气 传布而感染，与现代医学病原体在人际间相互传播而感染的观念并不相同㊂清代医者认为： 瘟疫多火热之气，蕴蓄于房户，则一家俱病；蕴蓄于村落，则一乡俱病；蕴蓄于市廛，则一城俱病；蕴蓄于道路，则千里皆病㊂ 若夫疫气，则不论贵贱贫富，老幼男女，强弱虚实，沿门阖境，传染相同，人无得免者㊂ ⑤所以瘟疫的传染风险是一种相对平均和弥漫的环境风险，在疫气弥漫之境人人均有被传染的风险，近距离接触病人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加成，而不是被传染的直接原因，所以清代医家虽然开发了很多在诊治期间避疫的具体技术⑥，却并没有提出类似于现代隔离㊁检疫的相关建议㊂清代江南的医学知识和社会医疗㊁防疫力量在总体上并不足以有效应对传染病的威胁，尤其是清代才传入中国（或大规模爆发）的真性霍乱（霍乱转筋）和猩红热（烂喉痧）㊁白喉等病⑦，超出了传统医学的能力范围㊂这在当时的瘟疫专书中有诸多体现，如吴有性描述说： 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㊂ ⑧清代温病学大家王孟英（士雄）谈到乾隆戊子年（１７６８年）疫疹流行时诸医莫衷一是， 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 ⑨㊂所以从普通民众到专业医者，都容易将疫病流行看作是神秘莫测的鬼神旨意， 大疫流行，必有鬼神司之 的观念在清代极为普遍，设醮祈禳是社会各阶层（包括医者）都普遍接受的应对方式㊂在这种情况下，医者需要面对困难的道德抉择：传染病对医者自身生命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是不可忽视的，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来理解和应对这些疾病威胁，救治病人的活动会带来何种风险以及风险到底有多大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医生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确认相应的道德责任究竟是什么以及到底有多大㊂即使最后医生能够克服对生命安全的担忧，也需要考虑对家人㊁朋友的道德责任，而不能轻易做出牺牲自己的决定㊂那么，清代的江南地区的医者是如何面对传染病疫情的挑战呢？二、瘟疫期间医者的抗疫行动在灾疫发生之时，清代政府㊁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㊂总体来说，在清代江南的抗疫过程中，中央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地方官府的救疗举措比较积极，但往往依赖于官员个体的责任感与道德水平；江南地区的地方中层组织如宗族和民间善会等，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做１２第５期程国斌㊀中国古代医者应对瘟疫的职业行动与道德叙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明］吴有性：‘瘟疫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页㊂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９８页㊂范行准：‘范行准医学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８－３７８页㊂［清］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辩“（卷一‘杂气有盛衰辩“），清乾隆五十年刻本，第４１页㊂［清］刘奎：‘松峰说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页㊂具体技术性手段包括注意保持病人房间的清洁和通风㊁诊脉时不宜正对病人而坐㊁看诊之后不要长留病房㊁注意避免接触病人及物品等㊂很多医书还提供了预防疫病的药物和处方，如出诊前饮用雄黄酒，以雄黄末或苍术末涂抹鼻孔，以及屠苏酒㊁避秽丹㊁宣圣逼瘟方等多种避瘟处方㊂还有不少医生提出了通过以祝神祈祷的方式避免感染疫病的方法㊂这类记述散见于各类瘟疫专书，具体细节大同小异㊂参见［清］熊立品：‘治疫全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２－３２３页；［明］龚廷贤：‘龚廷贤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３６页；等等㊂［美］肯尼斯㊃Ｆ㊃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５５页㊂［明］吴有性：‘温疫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页㊂［清］王孟英：‘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１页㊂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０－１２６页㊂. All Rights Reserved.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㊂具体到医者群体，史料中记载了很多医者对抗瘟疫的故事，不少医者的病案中和诸种瘟疫专书中都有治疗传染病人的详细记录，说明大量医者活跃在对抗瘟疫的前线㊂概括来说，医者的道德行动主要表现为：第一，参加各类疫病救助的组织机构，救死扶伤㊂如‘同治苏州府志“记载， 乾隆二十年乙亥，吴下奇荒，丙子春 复遭大疫，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妙观，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过夏至病乃渐减 ①；‘带耕堂遗诗“记载，同治五年在长洲县遭遇疫情，县府设置医药局， 延医购药疗贫民疾病 ②㊂这都是医者参与救助机构抗疫活动的记录㊂第二，医者自己发起医疗救助活动㊂其中有一些是个人行动，如处州府医者苏廷荣， 家世业医 岁大疫，遍行诊治，其贫不能具药者施之 ③㊂另外还有医者积极组织同道为疫病患者提供救助，如康熙丁巳年间扬州瘟疫流行，医者史典邀请同道赴穷乡僻壤之地送医送药④㊂这些医者无不倾尽全力，广济众生，绝不计较风险与酬赏，其中有些甚至牺牲了生命㊂第三，积极发展温病学知识，并且向社会免费公开和传播㊂如明末温病学大家吴有性的‘温疫论“为温病学说的创新奠定了基础，清代医家叶桂的‘温热论“和吴塘的‘温病条辨“等在温病学说上做出新的发展，等等㊂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医者都选择免费刊布医书㊁秘方，务使天下同道与病家都能够从中受益㊂如清代喉科名医沈青芝介绍自己出版医书的目的是： 予不敢秘密，以宣于世，可谓救人之实筏㊂ ⑤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医者的道德担当㊂但与此同时，在医者群体中也出现了借瘟疫流行期间人们走投无路㊁急于求助的心理以谋取利益的现象㊂此类情况在正史中记载不多，但在一些私人笔记和文学作品中有所反应㊂如清代温病医家刘奎就在其医书中记录说： 沿海疫疠盛行 粗视药性者，亦乘与往来，门若市㊂ ⑥清代武进诗人汤贻芬曾经撰诗讽刺这样的现象：灾歉频仍大疫继，群医各饱缠腰利；杀人如草日万千，北邙一锸无余地；不咎医庸咎天意，天意如何作善祥；回头省过莫怨伤，蚩氓从此长安康⑦㊂可以看到，在瘟疫时期清代江南医者的作为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有不计生死报酬㊁勇担社会责任的君子之道，也有趁机谋取不当得利的小人行径㊂在史料中看到有关个人行为的多样化记载并不意外，但是从一个职业整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上来看，不能仅仅考虑医者的个体品格和自我决断，而是要根据本职业的目的㊁社会承诺以及职业社会信誉等因素，制定出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性要求㊂那么，清代江南地区的医者面对高度危险的传染病疫情时的一般性职业行为模式又是怎样的呢？三、瘟疫中的职业行动模式为了解在瘟疫情境中古代职业医者是如何行动的，可以先看看下面两个案例㊂第一个来自于清代吴江名医徐大椿（字灵胎）的‘洄溪医案“：雍正十年，昆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埋之城下㊂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㊂汪翁天成亦染此症， 余始至昆时，惧应酬不令人知，会翁已愈，余将归矣㊂不妨施济，语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检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药，与证相反㊂余仍用２２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２２卷①②③④⑤⑥⑦［清］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九），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版，２０１１年，第７７１页㊂［清］蒯德模：‘带耕堂遗诗“（卷二），民国十八年刻蒯氏家集本，第８页㊂［清］嵇曾筠㊁李卫等修，沈翼机㊁傅王露等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４３页㊂［清］史典撰：‘愿体医话“（收入‘中国医学大成续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４页㊂［清］沈青芝：‘喉科集腋“，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页㊂［清］刘奎：‘松峰说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８页㊂［清］汤贻芬：‘琴隐园诗集“（卷三十四‘白门大潦耳目所及辄记一诗名之曰九歌“），清同治十三年曹士虎刻本，第１４页㊂. All Rights Reserved.前法疗之，归后有叶生为记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为他医所误者，因知死者皆枉①㊂第二个来自于清代钱塘温病大家王士雄（字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第三医案篇“：五月初三日，余抵上洋，霍乱转筋，已流行成疫，主镇海周君采山家，不谒一客，藉以藏拙，且杜酬应之劳也㊂初八日，绍武近族稼书家，有南浔二客，同患此证㊂一韩姓，须臾而死㊂一纪运翔，年十七，势亦垂危㊂采山强拉余往视曰：岂可见死而不救哉？ 自纪运翔之证治愈后，凡患此者，纷纷踵门求诊，情不能已，徼幸成功者颇多②㊂这两位均为在医术与医德两方面都声名卓著的清代大医家，医案选自他们自己或门徒编纂的医案集，所以案例当中的行动模式应该既符合他们自身的道德认知，也不违背当时职业医者所遵守的一般规范，具有足够的代表性㊂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清代医学职业规范在瘟疫情境下的一般性要求：首先，医生面对传染病患者时，有选择是否提供诊治的充分自由㊂从一般道德逻辑推论，医者如果以其他更高的道德义务（如避免给家中父母带来传染风险）甚至直接申明担忧生命风险而拒绝出诊，都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但在这两个案例中医家都是以 惧应酬 这一相当弱的理由来解释不接诊的原因㊂徐大椿在原有诊治协议完成后才接纳其他病人，但观其 不妨施济 一语，医者并没有感觉到某种强制性义务或道德压力；王孟英最后应诊则是被朋友强拉所致，他后来大量接诊病人也多因人情关系无法推脱，即所谓 情不能已 所致㊂这在当时绝非孤例，如清代淮安温病名家吴瑭在其‘温病条辨“自序中提到，癸丑岁（公元１７９３年）都下温疫大行，也是因为 诸友强起瑭治之 ③方才出来悬壶济世㊂以医者的自述来看，不出诊的原因是出于自谦，但其叙述的方式使人感觉到，医者自身和当时的社会舆论都不认为医者拒绝接诊传染病患者是一种道德过错 王士雄的朋友为请其出诊甚至发出了 岂可见死而不救哉 这样强烈的批评，恐怕正是因为需要额外给其施加一定的道德压力㊂其次，医者所拥有的其他社会身份和伦理关系会带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责任㊂王士雄在纪运翔一案之后又记述了六七个自己处理的瘟疫病案，都存在明确的亲缘或朋友请托关系㊂另一位清代名医孙一奎记录了自己经手的九个瘟疫病例，病人或者为孙氏寓居地朋友圈中的地方士绅和家人，或者为孙氏同宗族人和家人（包括家仆）④㊂，最后这种情况，据唐立行等的研究，应该是孙一奎在履行其孙氏族医的职责 明清徽州地区大的宗族纷纷建立了族医制度，孙一奎因为亲缘关系而被聘为兼职族医，这时他便对族人具有救治义务⑤㊂另一种责任似乎建立在某种医患契约之上，即医者可以谢绝接诊病人，但一旦接诊之后就必须负责到底㊂例如，相较于在昆山案例中的消极作为，徐大椿在同一本医案集中还记录了数个为了救治病人而勇担责任的故事，态度差别的关键就在于医者是否已经正式接诊㊂除此之外，医者也可能因为与善堂㊁医馆签订了协议而负有为病人提供救治的义务㊂如１６３６年６月晚明士人祁彪佳就与当地有名望的十位医生签署了协议，共同主持药局，医生需轮流当值⑥㊂另外前述乾隆年间吴中知府赵公酉㊁同治年间长洲县府设置医药局都延请医家为瘟疫患者提供救助，这些医生就因为签署协议而承担着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责任㊂在欧美医学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希腊不存在对医生冒着被传染风险去救治病人的要求⑦㊂古罗马伟大的医生盖伦则承认在公元１６６年瘟疫袭击罗马的时候选择了逃避⑧㊂１４世纪黑死病首次抵达威尼斯的时候，史载 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因为恐惧和恐怖而离开了 ，３２第５期程国斌㊀中国古代医者应对瘟疫的职业行动与道德叙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清］徐大椿：‘徐灵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８２页㊂［清］王孟英：‘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４页㊂［清］吴瑭：‘温病条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自序第８－９页㊂［清］孙一奎：‘孙一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５７－７５８，８０２，８０６，８０８页㊂唐力行，苏卫平：‘明清以来徽州的疾疫与宗族医疗保障功能“，‘史林“２００９年第３期㊂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６－１６７页㊂ＥＴｅｍｋｉｎＯ，ＴｅｍｋｉｎＣＬ，ｅｄｉｔｏｒ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ｆＬｕｄｗｉｇＥｄｅｌｓｔｅｉｎ．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ｐ．９６－９７．Ｊ．Ｗａｌｓｈ，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ｓｏｆｃｏｗａｒｄｉｃｅｍａｄ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ａｌｅｎ ，ＡｎｎＭ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３１（１３），ｐ．２０３．. All Rights Reserved.没有离开的医生也紧锁房门，拒绝出来 ；十五世纪前后威尼斯㊁巴塞罗那和科隆等城市曾经试图通过强制医生为瘟疫患者提供救治的法律，但都没有成功；不少欧洲城市还专门设立了 瘟疫医生 （ＰｌａｇｕｅＤｏｃｔｏｒ）的专门职位，试图通过较高的薪水和其他福利来购买医生 在瘟疫期间尽可能地为病人提供服务 的承诺①㊂与古代中国的情况类似，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时选择与病人待在一起的医生，或者是为了尽到宗教义务，或者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或者是为了履行自己（与医学院或皇室㊁贵族）的医疗合同，以及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履行某种职业责任②㊂总体而言，在前现代社会形态中，医者在其职业角色的维度上并不存在某种承担被感染风险去救治病人的规范性责任，而是具有选择病人同时也意味着选择风险的基本自由㊂但传统社会中的其他文化因素和伦理规范，会对医生的行为选择造成一定的制约，以清代江南为例，地方官员和士绅乡贤的榜样作用㊁医者的宗族伦理责任和熟人社会中的道德舆论等都产生了较强的外部推动力，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宗教信仰㊁个人情感和商业规则体系也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家面对瘟疫威胁时的道德选择㊂四、瘟疫中的医学道德叙事在清代江南地方史志和瘟疫专书中，存在着一个有些奇怪的道德叙事结构：很多瘟疫专书如‘温病条辨“‘松峰说疫“‘疫痧草“‘治疫全书“等，都对在诊疗中如何避疫给出了详细的技术方案，但却没有就医者面临被传染甚至殒命的风险时如何抉择给出任何道德建议；这些医书和地方史志中对医者德行的记载褒扬，也较少谈到医者个人不惧风险的无畏精神，反而尤其推崇他们救济贫苦和著述以利天下的活动；对医者在瘟疫中不良行为的批评则主要集中于专业素养不精㊁不知变通㊁态度敷衍㊁疏忽大意等方面㊂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来说，免费施诊施药和公布秘方的确是舍利取义的善行义举，但就行为本身所具备的道德强度而言，甘冒生命风险而施诊疗显然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㊂中国古代著述往往具有道德教化的目的，在其中出现这样一种叙事错位，究竟又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于瘟疫之传染性的独特理解方式㊂中国传统医学认为预防瘟疫传染的关键是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黄帝内经㊃素问㊃遗篇“），而基于中国古典 气一元论 的世界观，物质㊁生命与精神在其本原之气的层面本为一体③，所以医者将自身的道德状况与感染风险联系在了一起，如王孟英就说过 吾闻积德可回天，不仅可御霍乱也 ④，陈耕道也指出， 医者至疫家诊脉定方，殚心竭虑，必求危病得安而后快，是正气也㊂在我有正气，在外之厉气，何自而干之乎？ ⑤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很难对医者被传染之风险及其道德义务进行讨论，因为这就意味着该医者已经处于某种 正不胜邪 的状态了㊂这应该是在医书㊁方志等相关记载中没有对传染风险特别做出道德警示的重要原因之一㊂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医学职业规范中并不存在此类的责任规定㊂在清代，即使是一些组织较为严密的专业医生团体，对其规范的论述㊁考评与执行仍然基本围绕德性自律做文章⑥㊂换言之，面对传染风险迎难而上是医者个人的道德选择，做得到固然是医界之楷模，做不到也不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㊂事实上，在当时优质医疗资源整体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公众也不会对每一位医生都求全责备，所以在地方史志中会褒扬医家君子的奉献行为，但并不会特别去谴责畏惧风险的做法㊂４２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２２卷①②③④⑤⑥ＦｏｘＤＭ，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ＡＮｏｔｅ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Ｃｅｎｔ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２，１８（２），ｐｐ．５－１０．ＳａｍｕｅｌＪ．Ｈｕｂｅｒ，ＭａｔｔｈｅｗＫ．Ｗｙｎｉａ， ＷｈｅｎＰｅｓｔｉｌｅｎｃｅＰｒｅｖａｉｌｓ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０４（１），ｐｐ．５－１１．［日］丸山敏秋：‘中国古代 气 的特质“，林宜芳译，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９页㊂［清］王孟英：‘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８页㊂［清］陈耕道：‘疫痧草㊃辨论避疫气“，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２６页㊂项长生：‘我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９１年第３期㊂. All Rights Reserved.。

1821年一1919年间江苏灾荒概述一、江苏近代灾荒的成因江苏省地处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北接山东，西邻安徽，南接浙江(今日的上海市地区在清代与民国初年原为江苏省辖区)，总面积约10万多平方公里。

长江从省境南部穿过，淮河从省境北部穿过，将江苏全省天然地划分为苏南、淮南、淮北三个部分。

苏南多丘陵与平原，苏北的淮南、淮北则是一望无际的冲积大平原，只是在最北部与山东省接壤的地带有低矮的山丘。

江苏全省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滨江临海，河湖棋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要农产区与富庶的鱼米之乡，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自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呈衰颓趋势。

江苏的传统自然经济也日益破败，如江河日下。

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与破坏加剧。

江苏地区的地势与气候条件，虽有许多利于农业发展的因素；但亦有许多不利之处，即有许多极易形成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的自然因素。

就气候而言，江淮地区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又是大陆与海洋气候的过渡带，每年降雨时间集中于6、7、8三个月份，从连绵多日的梅雨到夏季的暴雨，雨量大，来势猛，延续时间长，并时常伴有台风侵袭与海潮顶托，极易形成水灾；而且各年间降水量差异很大，形成洪水年与枯水年，造成水灾与旱灾交替发生。

就地形而言，江苏地处长江、淮河及沂、沭、泗等诸河下游，上游客水过境，形成着名的洪水走廊。

而江苏全省地势低平，特别是苏北，为冲积大平原，北部与西部分布山脉与丘陵，东部为大梅，南部有长江，若遇洪水年，一旦上游客水汹涌而来，或本地暴雨成灾，各河流湖泊既不能容纳来水，又不能及时宣泄洪流，再遇上台风并发或海潮顶托，必然造成水涨堤溃、城乡淹没、屋毁人亡的灾害惨景；但在北宋黄河南下夺淮之前，淮河独流人海，水宽河深，泥沙较少，再加上淮河水系其他河流与湖泊蓄水排洪，自然灾害尚不严重。

到十二世纪黄河南下夺淮渎下游人海后，于是，“淮受其病；淮病而人淮诸水泛滥四出，江(苏)，安(徽)两省无不病”此后数百年间，苏北地区由于黄河夹带的泥沙壅塞了淮泗流域的大小湖泊与河流，破坏了原淮河流域良好的水网系统，黄河常常决口，淮水又无法人海，四处泛滥，在淮河入经安徽与江苏接壤处，形成了一片浩瀚的洪泽湖，全靠洪泽湖东岸人工修造的高家堰大堤栏蓄上游洪水，但一旦洪水量大，高家堰大堤往往拦蓄不住，或堤溃，或由官府开放堤坝，滔滔洪水转眼就会淹没以扬州与淮阴为中心的苏北里下河广大地区。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五卷本）》出版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编著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五卷本）》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首发式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全书共分五卷，即“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民国卷（上）”“民国卷（下）”“畜疫卷”，共计280万字。

该书编写历时21年之久，以编年体的方式，分年度、分地域辑录了我国自西周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2700余年有确切年份的疫灾流行史料。

该书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是龚胜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研究与编制（12&ZD145）））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时辭空跨度大。

在时间上包括了西周末年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2700余年的历史，在空间上覆盖了历朝历代今中国版图内的疆域，即基本囊括了中国各历史时期全国各地域的疫灾史料。

二是资料来源广。

资料来源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类编、近代报刊外，还梳理了8104种古今方志中灾异志、人物志、大事记等所载的疫灾史料，尽可能做到县级政区方志全覆盖，是迄今为止中国疫灾最详备的史料汇编。

三是疫灾信息全。

该书尽可能保持史料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每条疫灾史料都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不缺失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种等疫情信息。

录入的史料不仅保存了疫灾的时空信息，还保存了疫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影响等信息。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具有以下重要学术价值。

一是填补灾害史料空白的价值。

中国疫灾史料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关注的多是水、旱、蝗、震等灾害史料的整理，而对疫灾这种直接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的顶级灾害尚无人进行专门、系统、全面的资料搜集和整理。

该书的出版，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二是科技史和社会史的工具书价值。

人口是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疫灾能通过对人口的危害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深层次系统。

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的时空分布分析陈 岭( 1.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2. 江西省白鹭洲中学，江西 吉安 343000)摘 要: 明清时期出现灾荒食人现象记载达 1692 县次。

在时间分布上有明显不均衡性，明 朝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远大于清朝。

明代中后期，出现灾荒食人最为集中，明末达到顶峰。

这种时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既有气候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

在空间分布上区域差 异异常明显，北方远重于南方，北方五省占了全国总数的 73. 93% 。

这种南北分异既有生态环境 的南北差异等因素，也与民风彪悍及个人性格有关。

关键词: 明清时期; 灾荒食人; 时空分布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671 － 380X ( 2012) 06 － 0062 － 05 K24 A R es e a r c h on t h e space － ti m e d i s t r i bu ti o n of Ming － Q i n g D i s a s t e r and F a m i n e C a nn i b a li s mCHEN L i n g( 1. C o ll e g e of Soc i a l D eve l op m e n t ，Nan j i ng N o r ma l Un i ve r s i t y ，Nan j i ng 210097，Ch i na ;2. M i dd l e Sc h oo l of J i angx i B a i Lu － z h o u ，J i 'an 343000，Ch i na)Ab s t r ac t : The number of M i n g － Q i n g d i sas t e r and fa m i n e ca nn i ba li s m reached 1692. A cco r d i n g to the t i m e d i s t r i - b ut i o n ，i t i s ob v i o u s l y un ba l a n ced. It i s more frequent and severe in M i n g dynasty than in Q i n g Dynas ty. The pea k t i m e of M i n g － Q i n g d i sas t e r and fa m i n e ca nn i ba li s m i s in the r e i g n of Emperor Chongzhen. The reason of t i m e d i s - t r i b ut i o n i s not ba l a n ced not o n l y c li m a t i c and e nv i r o nm e nt a l but a l so soc i a l and po li t i ca l fac t o r s . J u dg i n g from th e spa t i a l d i s t r i b ut i o n ，th e d i ffe r e n ces a l so e x i s t between the two d yn as t i es . The f i v e p r o v i n ces in the north acco unt ed for about 73. 93 percent of the t o t a l . The causes of th i s north － south d i spa r i ty are not o n l y b i g eco l og i ca l e nv i r o n- ment d i ffe r e n c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rea but a l so the fo l k custom i s v i o l e nt and the pe r so n a li ty . K e y w o r d s : M i n g － Q i n g Dyn as t i es ; d i sas t e r and fa m i n e ca nn i ba li s m ; space － t i m e d i s t r i b ut i o n ．中崇祯十三年 ( 1640 年) 最多，高达 141 县 ( 府、 卫) ( 次) 。

清代江南宗族义庄的备荒制度——以族谱为考察中心李学如;曹化芝【摘要】清代江南,宗族义庄最为繁盛.义庄济贫乏、赡孤寡、助学业,担负起宗族的社会保障责任.义庄宗族的救助事业得以平稳有序地进行,赖以有稳定的租息收入.遇水旱凶荒,经费支绌,义庄只得降低或取消族人的赡济待遇.在与灾害长期斗争过程中,江南义庄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备荒机制,以此规避风险,维系义庄和宗族的可持续发展.【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00)010【总页数】5页(P122-126)【关键词】清代江南;宗族义庄;备荒制度【作者】李学如;曹化芝【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淮北23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9宗族义庄自宋代范仲淹肇始以迄民国，代有仿行之者，尤以清代江南地区最为兴盛集中。

义庄“以奉祀祖先赡恤宗族为主义”，[1]济贫乏、赡孤寡、助学业，救助范围涉及族众生老病死各环节，成为传统基层社会重要的社会救助形式之一。

不过，义庄宗族的救助事业得以平稳有序地进行，赖以有稳定的租息收入。

丰收年月，义庄租息稳定，宗族保障事业有序推进，一遇水旱凶荒，经费支绌，义庄只得降低或取消族人的赡济待遇。

在与灾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清代江南义庄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备荒机制，以此规避风险，维系义庄和宗族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族谱资料为中心，对宗族义庄的灾年应急机制、丰年备荒制度及其可持续发展方略进行梳理考察，藉以管窥清代江南义庄的荒年赈济路径和宗族组织自我发展的制度化努力。

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的恩赐。

风调雨顺，年景就好；若遇天灾人祸，穷人无以为生，只得流离失所。

就大多数宗族义庄而言，在荒歉年月，由于义田租息收入减少，其赡济力度、救助范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义庄的救助功能，遇到灾荒时，义庄管理者通过制订应急性赒济措施，权衡事之缓急，或停或减，随时酌办，以保证贫弱族人的生存需要。

《史记》对“大疫”“天下疫”的记录作者：王子今来源：《月读》2020年第03期在中国古代，“疫”通常指流行性传染病。

《说文·广部》记载：“疫，民皆疾也。

”“疾疫”“疠疫”即急性传染病的较大规模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社会危机。

对于“疾疫”的发生，历朝政治史文献中往往予以郑重记载。

《汉书·五行志》写道：“《公羊传》曰，大灾，疫也。

”回顾先秦历史，《左传·昭公元年》载录“晋侯有疾”时子产的话：“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

”所谓“疠疫之灾”很早就和严重危害农耕的“水旱”等自然灾害一样，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生产与生活。

《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

”“（仲冬）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

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

”《礼记·月令》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它们都强调了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会导致“疫”“疾疫”，甚至“大疫”。

《续汉书·五行志》专列“疫”条。

后世史籍也多有关于“疫”的专门记述。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史家记录“疫”的表现和危害，最早始于《史记》。

《史记》中对“民疫”“大疫”“天下疫”的记录是有明确时间与空间的，这对于研究流行病史、医学史、卫生史具有开创意义。

《史记》中有关“疫”的记录，也体现了太史公对于健康的重视，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民众生存条件的关心。

《史记》中关于秦国灾异的记录，从自然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体现了其内在的文化含义，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秦史以及理解秦文化，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

日蚀”。

这一史事未见于其他史籍，应当看作非常宝贵的历史信息（参见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