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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哲学史新康德主义中国近代哲学史新康德主义近代哲学史是指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在欧洲发展的一段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哲学经历了从传统的神学哲学向以理性和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哲学的转变。
而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其中新康德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康德主义是指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受到康德哲学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的一种思潮。
康德哲学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提出的一种哲学体系，其核心思想是“批判哲学”，即通过批判和反思传统哲学的先验知识，探索人类理性的限度和可能性。
康德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始于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近代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这时，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西方哲学，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
康德哲学作为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给予了他们新的思考框架和方法论。
新康德主义的核心思想包括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等。
新康德主义者认为，人类理性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可以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他们主张通过理性思考和批判来推动社会和个人的进步，追求自由和人权。
在中国，这些思想对中国近代哲学、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学术机构。
20世纪初，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前往欧洲留学，其中一部分选择了研究哲学。
他们带回了康德哲学的著作，并在中国学界广泛传播。
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胡适等。
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哲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
新康德主义者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
他们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理性主义的结合，试图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
哲理法学派第一节哲理法学派概述一、哲理法学的特点及其在西方法学中的定位哲理法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开创的一支法学流派。
哲理法学的特点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法学课题，在哲学体系之下对法学课题予以重新考察，从而得出了一些哲学化的法学观点，使其更接近“法”这一事物的本质。
这是哲理法学的最大特色。
此外，它在论述其法哲学思想时，又贯穿着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思想，提出“人是目的”的主张，体现了启蒙思想和古典自然法思想的精神。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西方的法学流派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研究对象侧重实然法、研究方法侧重经验主义的实证法学；一是研究对象侧重应然法、研究方法侧重理性主义的非实证法学。
依此标准，哲理法学则归属于非实证法学，其在西方法学流派中的定位可见下图：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非实证主义法学哲理法学哲理法学派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哲理法学和晚期哲理法学。
二者在时间上间断了近一个世纪，但其哲学基础、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哲理法学生命力的强大。
二、早期哲理法学早期哲理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康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762-1814）、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
早期的哲理法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流派。
其代表人物都首先是哲学家，而后才是法学家。
他们的哲学观自成体系，而其法学观点又是建立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之上的，故而有很大的差异性。
新康德主义方法论新康德主义方法论是一种哲学思想，它的核心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通过对康德哲学的重新解释和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新康德主义方法论主张理性的本质是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描述性的力量。
这种规范性的力量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行为，使我们更加理智和自律。
新康德主义方法论强调知识和价值之间的关系。
它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一种描述现实的方式，还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的元素。
在此基础上，新康德主义方法论强调我们应该以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处理事物，而不是简单地去描述和解释它们。
这种规范性的处理方式，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理解和评价事物。
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是“解释的再解释”。
康德认为，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经过一层层的解释和再解释。
新康德主义方法论认为，这种解释的过程是不断发展的，而每次解释都会带来新的启示和新的理解，这种发展性的解释过程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行为，让我们更加理性和高效。
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扩张的理性”。
传统的康德哲学认为，理性是一个狭窄的概念，只适用于特定领域的问题。
而新康德主义方法论强调，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拓展我们的理性，以适应新的挑战和问题。
这种“扩张的理性”是指我们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以更好地理解、评价和解决问题。
新康德主义方法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反省的理性”。
它认为，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和评价，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估，以确保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是正确和有效的。
反省的理性是指我们不断地审视自己的思考过程，发现自己的思考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和偏见，进而改进我们的思考和判断。
新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德文：Neukantianismus 英文：Neo-Kantianism）是一场针对在古典唯心主义浪潮消退后科学领域泛滥的唯物主义思潮的反对运动。
其发源地为德国，是多个不同学术中心流派的总称。
理论简介这一运动要求重新返归康德，并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科学要求的哲学。
对人文科学的效用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哲学理论建构的兴趣是新康德主义的特点。
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哲学中新康德主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成为沟通东正教神秘玄学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桥梁。
理论形成康德哲学在19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的强势下淡入背景。
在这一时期尚默默无闻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的首版中对康德认识论作了批判性和开创性的分析。
在黑格尔逝世一年后，贝内克（Friedrich Eduard Beneke）以《康德和我们时代的哲学任务》（Kant und die philosophischen Aufgaben unserer Zeit，1832）迈出了重新发现康德的第二步。
怀泽（Christian Hermann Weisse）在1847年做了题为《我们现在在何种意义上必须使德国哲学重返康德》（In welchem Sinne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jetzt wieder an Kant sich zu orientieren hat）。
新康德主义的正式兴起是与这几个名字紧密相连的：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李普曼（Otto Liebmann）、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策勒（Eduard Zeller）。
朗格在《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1866）中对这一观点做出了详尽的批判。
哲理法学派第一节哲理法学派概述一、哲理法学的特点及其在西方法学中的定位哲理法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１７２４－１８０４）开创的一支法学流派。
哲理法学的特点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法学课题，在哲学体系之下对法学课题予以重新考察，从而得出了一些哲学化的法学观点，使其更接近“法”这一事物的本质。
这是哲理法学的最大特色。
此外，它在论述其法哲学思想时，又贯穿着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思想，提出“人是目的”的主张，体现了启蒙思想和古典自然法思想的精神。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西方的法学流派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研究对象侧重实然法、研究方法侧重经验主义的实证法学；一是研究对象侧重应然法、研究方法侧重理性主义的非实证法学。
依此标准，哲理法学则归属于非实证法学，其在西方法学流派中的定位可见下图：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非实证主义法学哲理法学哲理法学派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哲理法学和晚期哲理法学。
二者在时间上间断了近一个世纪，但其哲学基础、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哲理法学生命力的强大。
二、早期哲理法学早期哲理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康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762-1814）、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
早期的哲理法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流派。
其代表人物都首先是哲学家，而后才是法学家。
他们的哲学观自成体系，而其法学观点又是建立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之上的，故而有很大的差异性。
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 以及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 人们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以及生活取向都受到它们的深刻影响。
因此, 价值观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 对价值观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哲学。
“价值哲学”一词在西方哲学界有两种含义: 一是就其广义而言指各种有关价值的哲学理论, 大致与“价值论”同义; 二是就其狭义而言指19世纪后期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流派所建立的一种以价值概念为中心的哲学。
西方世界对价值理论的研究历史悠久,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哲学家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价值问题, 例如古希腊哲学家对幸福、德性和善的研究, 近代的快乐主义者、利己主义者、情感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从经验论的角度, 形式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从唯理论的角度对伦理问题的研究,都可划入广义的价值哲学之列。
狭义的价值哲学则出现于19 世纪后期。
在此之前,“价值”一词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是康德首先把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加以使用的, 例如他声称善良意志本身具有充分的价值, 认为这是一个“单纯意志的绝对价值概念”。
其后, 洛采(R. H. Lotze) 、尼采( F. W. Nietzsche) 更加频繁地把“价值”作为哲学概念来加以使用。
洛采认为世界包括事实、普遍规律和价值这三大领域, 前两个领域都是手段, 价值领域才是目的。
尼采提出要“重新评价一切价值”的呼吁, 试图通过重新评价基督教道德来重估一切传统价值, 认为在尘世中只有“超人”才具有真正的绝对价值。
他们的这些言论导致了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产生,因此被看作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的先驱。
新康德主义流行于19 世纪70 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包括以朗格( F·Lange)等人为代表的生理学学派, 以柯亨(H ·Cohen) 、那托尔卜( P. Natorp ) 等人为代表的马堡学派, 以及以文德尔班(W ·Windelband) 、李凯尔特(H. Rickert) 等人为代表的巴登学派。
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关系
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是两个哲学流派，它们之间有一些关系，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康德主义，也称为康德哲学，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哲学体系。
它强调理性、道德和政治哲学，主张通过理性思考和道德实践来达到自由和正义的理想社会。
康德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世界，而这个经验世界是由人类理性所构建的。
新康德主义是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于德国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以康德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新康德主义强调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和不可知论，认为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但这些经验又是经过人类理性所构建的。
新康德主义也认为道德原则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则，历史的进步就是道德观念的进步。
虽然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都以康德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但它们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之处。
例如，康德主义更加强调人类的自由和自律，认为人类的道德实践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而新康德主义则更加强调人类的认知和知识构建，认为人类的道德实践是基于经验和理性的。
总的来说，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都是哲学流派，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
新康德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康德主
义进行了深化和扩展，但两者都主张通过理性思考和道德实践来达到理想社会。
科学的文化形式：(英cultural forms of sci-ence)德国卡西勒把科学归结为符号形式的理论。
他认为神话和语言是原始的符号形式，人的精神不会停留在这样的低级阶段，要向更高的阶段——科学发展。
达到科学首先要抛弃实体概念与感觉主义观念。
实体概念以逻辑的类概念为依据，妨碍精神向纯形式发展，而感觉主义以经验材料解释数学来源，不能说明纯数学的抽象性。
反对机械决定论，认为科学所需要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而是方法论的决定论。
科学不是追求一个超越的对象，而是从关系、结构、功能等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发现，接近于科学理想。
认为人类的心智要以自己的力量随意创造一个新的事物领域，就必须借助于数的符号性质，改变关于客观真理的概念。
符号是心智的创造，不是事实的搜集，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从事的都不是单纯的事实收集工作，而是理论性的工作，即创造性的工作，而自发性和创造性是人类活动的核心，是人的最高力量，也是标示着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
人的科学工作与语言、宗教、艺术一样，是建造一个使人类经验能够被理解、解释、联结、组织，以及综合化和普遍化的符号宇宙。
历史的文化形式：(英cultural forms of histo-ry)德国卡西勒把历史归结为符号形式的理论。
卡西勒认为历史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物理事实是可计算、测量、复制的，而历史事实则不能再造，只能通过记忆给它们以理想的存在。
历史事实的材料是符号性的，它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符号的世界。
认为把历史归结为特殊的而非普遍的，是一种抽象的分析。
历史事实的编年次序是一种外表的形式。
历史学家处理人类文化生活时都具有一种情感的色彩，他们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时，往往从自己的内在生命出发，穿过历史材料去判断事实状况，理解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以便把握历史的内在动力，复活历史的活生生图画。
因此历史的材料不是机械的，历史是经过历史学家的心灵改造过的。
历史真实不是整齐划一的事实秩序，而是人的内心生活，它离不开主观的因素，但它又不能虚构，又不能完全是主观的，因此历史不全是客观的，也不全是主观的，而是“理想真理”,它不能是一门精确科学，只能是一门“不科学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