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第二章人类文明的曙光——中西文化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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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位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的是英国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比较方法强调以对象间的可比性为前提,它要求参与比较的材料应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或在某一方面具有矛盾的同一性,例如相近的或历史背景,相同的学科范畴或近似的命题,相似的内容和倾向或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等第二章中西方文化寻根●正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文化条件简直就像生理条件一样,影响并决定人的意志。
文化条件被视为‘自然的现象,它们的变动反而被认为违反自然。
●中西方文化的自然环境基础的比较:一、中国文化的自然基础:1、幅员辽阔、腹地纵深。
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族的入侵而终究能保持文化的延续与完整,未曾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遭致毁灭或中断,正是赖干这不可多得的广阔内陆基地。
2、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
正是这些千姿百志的自然景观滋养了中华文化众彩纷呈的特色,为华夏多民族、多源流、多侧面的亚文化系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3、气候温暖湿润。
气候湿润,雨量充沛。
加上由太阳辐射带来的热量资源十分丰富,为各种植物的生长和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优厚的自然条件。
4、半封闭的边缘地形。
一方面,它所面对的水域是浩渺无际的太平洋,海对于上古的中国人只意味着陆地的尽头,自然的天限,因而这些海洋就不能像地中海那样成为人类相互沟通的桥梁。
另一方面,在内陆地区的外缘,有西部的崇山峻岭和充满烟瘴的热带大林莽,它使中国与东南地区的文化交往与传递变得艰难。
积极影响:促使中国文化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独立发展,创造与众不同的文化品格和文明成果,并能保持自成一体的延续性。
消极影响: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自我封闭的保守意识和自诩世界中心,妄自尊大的大国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华夏文明的不断进步。
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和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和认识人类文明的曙光——中西文化寻根一、中华文化的自然基础1、幅员辽阔、腹地纵深公元前1000年(周代)---“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庞大帝国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580条)---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河流(79条)---完全自足的生存条件---雄厚的发展潜能---自我调节与更新---进退裕如---文化的延续与完整2、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崇山峻岭---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高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疆域的五分之一---塞外的荒漠---北部的草原---中西部沟壕纵深的黄土高原---广阔无边的东部平原---四面环山的大盆地---1.8万公里的海岸线---西高东低走势3、温暖湿润的气候东亚大气环流系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复杂而多样的气候---囊括世界上大多数的气候类型。
中国气候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光、热资源丰富。
中国大部分领土属温带,亚热带区域也不小,最南部伸入热带,最北部伸入亚热带,全国各地的太阳幅射和热量都可满足各种农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
二是水分分布不均。
中国东南部受夏季风的强烈影响,一般降水量1500毫米以上;而西北内陆区受大陆气团控制,降水量一般在400毫米以下,这是东南部为农耕区,西北部为畜牧区的自然基础。
三是山地气候居多。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广大山区的气候条件对农业来说有有利的方面,即有多种垂直气候带,气候类型多样,利于发展多尺度、多层次的立体农业,发展林、牧、果、药等多种经营。
4、半封闭的边缘地形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太平洋的浩渺无际---望洋兴叹---无法像地中海那样成为人类相互沟通的桥梁---文化交往与沟通的艰难---“丝绸之路”未能成为繁荣兴盛的大道---隔离机制---自成一体的延续性---保守意识---自诩世界中心---盲目自尊的大国心态二、西方文化的自然基础1、独特的地理位置——海的磨砺西、南、北三面环海,东接亚洲--- 古希腊人所居的巴尔干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古罗马人所居的亚平宁半岛及其附近大陆,都濒临地中海--- 海岸线(3.8 万公里)--- 整个欧洲距海较近(距海最远为500 公里)--- 海陆交错,港湾林里--- 半岛和岛屿占总面积的34%--- 世界之冠2、海的赐予——黑格尔预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的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
第二章人类文明的曙光——中西文化寻根为什么要对中西两种文化做一番追根溯源的历史考察?文化史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存斗争中不断创造的果实,也是人类不断摆脱自然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标志。
然而,人类社会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土壤,也各有其成长、发展、走向成熟的不同条件与机遇。
这一文化多元发生的事实早已为众多的历史资料和考古成果确证。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这一论断今天已成为大多数文化学者的共识。
而在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与西方这两大气质迥异的文化系统中,这种由基础条件的差异给文化面貌的形成带来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两种文化的主要特质时,便不可不首先对他们作一番追根寻源的历史考察。
推动或制约不同民族文化创造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都把地理环境乃至气候的作用排在首位,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到现代欧美的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如汤因比、伯恩斯、亨丁顿等都曾对此有过各辟蹊径的论述。
尽管我们并非环境决定论的赞同者,但我们仍认为,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功能需求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群体个别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一种文化开始形成的阶段,海滨、沙漠、草原、大河流域等不同的底里地貌以及气候条件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某一地域与周边环境的联系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一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然,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文化中日趋成熟的人的心理因素便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自觉地文化选择。
正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文化条件简直就像生理条件一样,影响并决定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