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里，制度经济学发展成了一个活跃而广阔的研究领域。
它强调制度在推动经济行为方面的核心作用。
现在，这个领域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由来自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组织学的分析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制度（和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并试图将这些现象引入到传统的主流经济学中去。
另一个阵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中像”完备知识”和客观理性那样的构成性假设是不可兼容的。
我们已经艰苦地清除了我们旧有的知识资本，以便重新从关于人类价值、认知和行为的基本假设出发建立制度经济学（柯武刚、史漫飞，2000）。
从新制度经济学近些年的研究文献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
一是向公式化、模型化方面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在其发展初期，与其他经济学分支的产生与发展一样，也有一个概念引入及原创性的时期。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在早期的发展主要是定性或思想方面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公式化、模型化及定量的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要溶入主流经济学中去，就必然有一个公式化、模型化及定量分析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用博弈论解释制度的起源还是最好的办法。
持博弈规则论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设计的观点，即规则制定是立法者、政治企业家或从事机制设计的经济学家明确设计的结果。
在持博弈均衡论的经济学当中，关于制度起源问题，在一开始似乎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那些相信进化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明显赞成制度是自发的秩序或自组织系统。
如用博弈论分析制度的起源，制度分析中的主观博弈论模型认为，参与人对博弈结构持一种主观和简化的观点，当他们遇上客观博弈的内部动态力量内生的巨大外部冲击或困境时，他们将以一种互动和创新的方式修改其观点。
因此，制度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刻点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它兼有路径依赖与创新、稳定和间断双重特征”（青木昌彦，2001）。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
在其完善的过程中，注意理论的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方面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不能过份地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因为过份地公式化、形式化及模型化有可能使自己离开自己追求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二是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从而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在解释长期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新经济史学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有说服力。
没有雄厚的历史功底是很难对制度及制度变迁问题作深层次研究的。
道格拉斯·Ｃ诺思有句名言：历史在起作用（history matter）。
由此引申的具体含义是，现在的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
经济的、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
库茨涅兹说，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可以防止有些经济学家不去注意他们的理论总结对特定历史条件的依赖性。
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
诺思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诺思，1991）。
研究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必须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
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无论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深入发展，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其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注重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分析不仅有利于从长期分析中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而且有利于探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诺思，1991）。
格雷夫（1998）建议在运用均衡观点分析制度时，可采用以下分析程序处理历史信息：（1）以历史和比较知识为基础，首先区分出哪些技术和制度因素可以看做是”外生的”，哪些制度因素需要当作”内生变量”即需要解释的变量；（2）建立对应特定背景的博弈论模型，其中哪些被界定为外生变量的因素定义了博弈的外生规则，然后解出所有的均衡解；（3）考察是否存在一些均衡解有助于解释内生性制度的性质；（4）研究哪些”
历史”因素促成了对特定均衡解的选择，由此确定历史对制度形成的作用。
三是注重制度差异的比较研究，如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转型经济学的发展等。
比较经济学的传统领域是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新比较经济学”则是在研究转轨的经验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
发生在20世纪末的转型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世界上很重要的29个国家近16.5亿的人口，而中国在其中占有了很大的部分。
在外国，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方法是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
其代表人物有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and and Roland，2000），麦克米兰（McMillan，1996）及布兰查德（Blanchard，1999）等。
另一种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非常注意细节的文件记录，和以诺思（North，1997）、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转型过程中，市场体制的一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在各个国家是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顺序以及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形式出现的。
新比较经济学坚持以前的观念，通过比较可选择的经济制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如何运行。
新比较经济学在过去10年里突飞猛进。
过去两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最近的经验研究都表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存在着系统和显著的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对解释经济政治绩效至关重要。
新比较经济学的主题就是比较这些制度及其效果，并理解在一定环境中何种制度是适宜的。
与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共有成就不同（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新比较经济学强调制度的差异性。
新比较经济学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从该框架出发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可能会得出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优性和帕累托不可比性（Pareto -unrankable）。
新比较经济学也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样强调政治。
国家之间大多数重要的制度差异都源于政府的差异。
四是用制度分析探讨经济发展问题。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导致了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证明，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带给人们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
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
用制度分析探讨经济发展的根源及发展过程是当代经济学一个热门分支。
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强调经济绩效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制度影响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影响生产和交易。
清晰的产权能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展市场，保证个人和财产不受政府或强制性实体滥用权力影响的经济能使生产和消费得到充分的发展。
诺思认为，欠发达国家不必力求完全竞争，这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理想，而是应该通过开放市场、遵守法律规则，为现实的竞争建立制度构架。
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
它们能否相互渗透，能否相互交融，同时是不是像诺思所讲的那样，新制度经济学能统一社会科学。
统一社会科学的创想直接来源于科斯和诺思。
国际制度经济学学会中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起码可以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认知科学，甚至包括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领域内，用制度一统天下。
（2）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
一是个人主义。
二是反设事实，科斯、诺思在论述经济学发展走向时，对反设事实的方法论甚为推崇。
近来，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最新进展是解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
（3）互惠制度的形成。
研究产权、交易费用、公共选择及新经济史等问题都涉及到互惠制度是怎样形成的问题。
有人把这称之为制度的微观基础研究。
不少学者认为，所谓经济人还需要更为具体化的研究，人类的行为演化和互惠行为之间是一种”同等的互惠关系”和”同等经济主义”。
（4）演化制度分析，也就是把演化论纳入制度变迁分析中来。
（5）国家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有诺思、巴泽尔等人
的国家理论，在巴黎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举行的纪念奥尔森的专题会议上，许多人提出按照奥尔森的思想，用现代制度的构建、演化和分析方法来构建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
（6）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以上是新制度经济的几个前沿问题。
有些我们在前面作了分析。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学科基础是微观经济学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既需要雄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同时也需要一套历史、哲学的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