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_刘易斯转折_阶段进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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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逐渐出现招工困难、民工荒等。
中国目前已经连续几年出现用工荒,甚至在金融危机后的09年初也是如此,2011年尤其严重。
虽然有看法认为这只是中西部大力投资把劳动力留在当地的结果,但更多人结合近几年的用工情况和低水平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中高水平工资等现象,认为中国已在过去的几年内某一时刻出现了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影响是:工资上涨速度加快,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将增大,但将推动通胀,并使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趋势。
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的逐渐短缺、工资水平的逐渐提高都仍是个渐进的过程,且可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
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lewis相关概念摘要:一、导言二、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三、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四、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发展现状五、应对刘易斯拐点的策略与建议六、结论正文:一、导言刘易斯(Lewis)拐点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以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的名字命名。
他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了这个理论,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关键阶段。
本文将详细介绍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以及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并针对我国的发展现状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
二、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概念刘易斯拐点,又称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开始持续上涨的时刻。
在此之前,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充足,工资水平较低,非农业部门需要劳动力但无法支付较高的工资。
而在此之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非农业部门为了吸引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
这一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被称为“工资上涨的转折点”。
三、刘易斯拐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刘易斯拐点对于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速度较慢,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而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转移加速,非农业部门迅速发展,经济增长加速。
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对于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四、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发展现状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已在21 世纪初越过刘易斯拐点。
在这一阶段,非农业部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工资水平开始上涨。
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调整政策,促进劳动力进一步转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五、应对刘易斯拐点的策略与建议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挑战,我国应采取以下策略:1.加快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2.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满足非农业部门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3.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创业创新,拓展非农业部门的就业空间;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湖南省公务员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定义判断)-试卷2(总分62,考试时间90分钟)3. 判断推理定义判断每道题先给出一个概念的定义,然后分别列出四种情况,要求你严格依据定义从中选出一个最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答案。
注意:假设这个定义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
1. 可持续消费,指既要满足当代入的消费发展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可持续消费的是( )。
A. 某富翁要求其子女自己挣钱支付吃穿住行的费用B. 某著名帝王的陵墓内部一直没有发掘,游人可游览周边风景C. 某国水资源缺乏,运用“海水淡化”技术增加淡水量D. 一些手机生产商鼓励消费者每年更换一部手机2. 注意分配指的是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指向不同的对象,同时从事几种不同活动的现象。
根据上述定义,以下选项属于注意分配的是( )。
A. 手弹吉他口唱歌B. 两人边喝茶边聊天C. 上课时认真记忆老师所教的数学公式D. 上课时心里只想着昨晚看过的电视剧剧情3. 环境化学效应是指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所引起的环境效果。
以下现象属于环境化学效应的是( )。
A. 水体和土壤的酸化B. 过量开采地下水,引起地面下沉C. 大型车辆通过带来的噪声和振动D. 工业“三废”排入江河,使水生物受到危害4. 双方行政行为是指必须经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的行政行为。
下列属于双方行政行为的是( )。
A. 某市政府与某企业缔结国有土地出让的合同B. 某市政府经招标赋予某单位自来水独家供应权C. 某行政机关与某文化用品公司缔结购买办公用品的合同D. 公安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车辆、物品、尸体、路况以及当事人的生理、精神状态的检验和鉴定5. 相对反义词是反义词的一种,指两个项之间可以加人其他项,或可在程度上区分。
区分相对反义词的方法:肯定A必然否定B,否定A不一定肯定B。
下列属于相对反义词的一组是( )。
A. 完整——残缺B. 真——假C. 怀疑——相信D. 轻蔑——敬重6. 组织中的公民行为是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尚未得到明确的或直接的确认,但就整体而言有益于组织整体运转成效的行为总和。
中国临近刘易斯拐点程漫江 [ 2010-06-25 ]中国面临刘易斯拐点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刘易斯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工业企业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并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现代工业部门可以用最低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无限制供给,工人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提高的上限是劳动力在工业部门中的边际生产力;第三阶段,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消除,城乡保障差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划分这三个阶段之间的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刘易斯拐点。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在相对长期内完成的,因此刘易斯拐点也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段时间区间。
一般研究者往往从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上,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等,来大致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
同时,相关劳动政策、立法的实施往往可以做为一些标志性事件。
日本、韩国等学者的一般研究认为,日本在1960-1970年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在1980-1990年间迈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
从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15%前后开始出现小幅平坦,10%左右出现短期的停滞,并在5%之后变得非常平坦。
从务农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30-35%前后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并在15%之后逐渐稳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就已经下降到11.5%附近,此后几年一直徘徊在这一水平,但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在2008年仍为39.56%,考虑到农民工就业统计的不完善,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实际数字会略低一些,也已经接近了35%附近的水平。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王金营;顾瑶【摘要】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期刊名称】《人口学刊》【年(卷),期】2011(000)003【总页数】11页(P3-13)【关键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刘易斯拐点;劳动供求关系;宏观经济【作者】王金营;顾瑶【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41.2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制度约束和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模式,使得经济更加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即“满足农村人口自我消费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与以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
[1]伴随改革的深入,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两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为加速发展城市经济提供了丰裕的劳动资源,也形成独特的劳动群体:农民工,这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投影在劳动力市场,形成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这一结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进入 21世纪,中国劳动力市场受到产业升级、市场需求急增、人口增长模式变动、流动劳动力规模扩大和区域拓展等因素的冲击,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因而需要我们充分了解未来劳动供求关系演变的趋势和特点,为制定相应策略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何谓“刘易斯拐点”?判断它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刘易斯拐点”是对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三个阶段的标志性节点的俗称。
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假说,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在第一阶段,农业中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工业部门吸收过剩劳动力;第二阶段,农产品逐步出现短缺,工业贸易条件恶化,转移工人工资开始上升,工业吸收过剩劳动力的进程减慢;第三阶段,工业在继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农业的剩余可以满足工业部门的需要,而且农业中的商品化过程也在加快。
等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二元经济不再存在。
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要经历两个拐点。
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继续吸收劳动力转移导致工资水平提高,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
此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提高,直至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不存在实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消失,长期发展的任务结束,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到来。
俗称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二元经济不再存在的那一点。
从概念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城乡工资收入平衡。
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逐渐出现枯竭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人均能够收获更多的农场品,但是由于留守农村的均是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他们的精力和效率都不高,所以总体上的农场品数量并没有增加,农产品出现供不应求,此时市场上的农场品价格上涨,留守在农村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收入,城乡的个人直接经济收入的差距慢慢缩小,由于城乡的福利机制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城市的就业者不会立即回到农村,所以农村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的现象并不立即得到缓解,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不会得到立即的改善,农村就业人员仍然可以获得很好的经济来源,城乡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人口红利的降低甚至消失。
[中国的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进程的三个阶段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50%,在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中,作为城市化核心的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的聚集、地域间的流淌以及就业结构变动的表象,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本质的现代化,是全体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因此,大量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原农村人口被作为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就大大提高了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
然而在城乡二元格局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虽然实现了大批量、远距离、跨区域的就业流淌,但其城乡双重属性却没有转变:他们要么长期停留城市,却无限期拉长迁移过程而无法实现彻底转移,要么最终选择回流农村;他们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或不完全转移),但重要的是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他们由于无法获得城市户籍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利益而被称为“就业型流淌人口”、“农夫工”、“外来务工人员”,从享受城市文明、从满意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及各种不同层次需求的角度看,这一群体只是表面被城市化了,或只是表面被市民化了。
这种“半城市化”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其一,不仅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缩小城市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大问题;其二,不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并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内涵式增长和可持续进展;其三,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不完全转移,从而不利于扩大农地的规模经营,影响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其四,引发诸多社会性问题,每个农夫工背后连着一个家庭,不完全城市化必定带来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家庭社会问题;其五,带来“城市乡村化”,农村传统落后的文化习俗、散漫的生活行为方式等随着大批“半城市化”的人口带入城市,聚集一起形成一种常态,城市中“某某村”的消失,则是“城市乡村化”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的开题报告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备受世界瞩目,但近年来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阶段,即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的阶段。
本文将通过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证据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
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用来描述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这个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转移至城市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导致了城市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繁荣。
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和城市化率的提高,这个国家的城市劳动力开始出现过剩,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进而拖累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这个过程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中国来说,它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城镇化进程,而在近几十年发展中,它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增长。
但是,近年来,这种增长的势头似乎已经开始放缓。
其中一个重要的迹象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了80%,这意味着未来城市化过程的加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同时,在一些贫困地区,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城市化而很大程度地提升。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接近刘易斯转折点,进而经济增长可能会逐渐放缓。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贫困地区的情况,看看它们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信号。
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较低,贫困水平较高,城市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试验。
研究表明,在一些贫困地区,例如云南、贵州等地区,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城市就业市场的饱和情况也逐渐加剧,导致了城市化率的提升、就业人口的增长的减速,这些都是刘易斯转折点后出现的典型节律。
同时,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依然以传统的农业和小规模工业为主,而高附加值的新产业还没有在这些地区得到大力发展。
这都表明,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特征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得以保持。
这个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实现的。
作为二元经济结构主要特点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通常与人口转变有关。
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地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高的特征。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阶段。
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
这种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
另一方面,2015年前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
人口红利的丧失,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
同时,转折点的到来也提出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关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经济发展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农民工可行能力看“刘易斯转折点”作者:郭建华来源:《商场现代化》2010年第29期[摘要] 自从2002年我国出现“民工荒”以来,“刘易斯转折点”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本文对我国现阶段农民工可行能力进行研究,运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检验。
分析表明:目前我国还处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贫困阶段,半数以上农民工只拿到了生存工资,农民工处于绝对贫困的数量很大,而且目前收入分配拉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得出结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拉尼斯-费景汉”第一转折点,但是还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关键词] 可行能力刘易斯转折点农民工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志,在该阶段劳动市场一体化、所有部门的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产品生产完全商品化,经济稳定增长,就业充分。
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实现了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将可行能力理念融入人类发展的分析之中,可行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自由,即个体享受其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具体来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术、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
”最近几年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众说纷纭,以蔡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2年以来,“民工荒”从局部向全国蔓延,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以及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等都预示着中国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
而以樊纲、周天勇、刘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2006年中国农业就业数量有3.25亿人,占就业总量的42.6%。
如果利用国际经验推算,农业增加值占GDP下降到12%以下对应25%的农业就业比例,那么,中国仍有1.5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沛的大国,在目前收入阶段上谈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只是短期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现象,劳动力无限供给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锈当代论坛(“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编者注)一、当前农民工短缺、涨薪潮。
是否真的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民工”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步造成的。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的,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
无论是英国、美国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城#--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就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从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变化的过程。
在中国,由于城市436-长期落后于工业化,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也是以商品市场的发展在先,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发展滞后为特征,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足,农民工在我国就成了一群候鸟式流动的人群。
几年前曾经在我国的沿海地区出现过“民工荒”现象,但是,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还是有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滞留农村的劳动力增加,造成隐性失业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2010年,中国经济率先强劲复苏,制造业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提高,东部沿海地区再现“民工荒”现象。
需求大于供给,工资就会上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终于引发一轮农民工的涨薪潮。
面对这些现象,国内很多学者开始纷纷认为“刘易斯拐点”已到来,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由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低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被倒逼调整的阶段。
但本文认为这样的判断值得商榷,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基本事实来6<当代经济)2010年10月(上Ii,-Ji仑。
第一,现在我们讨论“刘易斯拐点”都是以目前既定的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础的,设想一下,中国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或者户籍制度可以取消,土地制度的产权界定和交易也可以做到城乡统一运行,即农民可以根据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原则,处理他们所拥有的农村住房、宅基地和耕地,城乡所有生产要素可以按照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与此同时,农民还享有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那么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速度还会像现在这样处于下降通道吗?很显然,现有的户籍、土地、住房、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制约,尽管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还不是主要原因。
刘易斯拐点已现,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核心要点1. 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和最低工资上调标志着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从人口转变角度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迎来上升拐点,人口红利逐渐衰竭;从人口迁移角度看,工资成本大幅上升,我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
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我国面临的长期趋势。
各种指标显示,刘易斯拐点已现,人口红利逐渐衰竭,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未来几年仍受益于人口红利。
我国人口结构变迁或人力资源条件的改变是驱动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
2. 从日本经验看,新兴产业、消费行业和服务业在经济转型期的持续高成长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显著超越大盘指数。
因此,必须高度关注人力资源约束驱动的高成长行业,及其带来的投资机会。
3.看美国的发展历程,他们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相对日本较小,促使美国产业升级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两次西迁运动。
随着人口的增长,正是这两次西迁运动和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使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变。
4.从日本和美国发展经验看,人口红利衰竭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并促进产业的升级与转型。
未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将有三大趋势:一是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到内地转移,沿海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三是低端产业逐渐从中国退出,转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外后进国家转移。
5. 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将给中国带来五个方面的产业变迁:一是加速消费行业成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产业成为朝阳产业,三是机器替代人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速成长,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信息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五是工资增长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
一、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驱动经济与产业转型1. 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1999年开始,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数量长期保持着低水平增长的状态。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蔡内容提要: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
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 未富先老 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
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 刘易斯转折点 未富先老一、引 言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支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讨论仍然方兴未艾。
笔者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Cai and 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为代理指标,估算了人口红利对1982 200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 8%,同时指出,随着大约在2013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在其他的文献中(如蔡,2008;Cai,2008),笔者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揭示了转折点到来所具有的政策涵义。
对于上述判断,许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持赞同的态度,也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
在最初的文章和答复性文献中(蔡,2008),笔者尝试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从不同角度印证所得出的判断。
但是,对于经济现实中的表现,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常常得出大相径庭的观察,对相同的现象,也往往会做出不尽相同的解说,得出相异的结论,见仁见智。
刘易斯转折点(Lewis Turning Point)2010-06-19 03:20:45来自: 桃源民目录1 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2 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1]3 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2]4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3]5 面对“刘易斯转折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3]6 参考文献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
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
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
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根据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
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着;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
这个转换的节点就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转折点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分析,认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将会伴随着几种显著的变化:一是工业实际工资水平第一次显著上升,工业出现资本深化现象;二是农业部门商业化;三是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人们花费在食物中的比例显著下降;四是人口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
刘易斯转折点的内涵[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
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文献综述作者:王玲丹来源:《商情》2013年第29期【摘要】2005年以蔡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提出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论点之后,学界开始进行了大讨论,同时国外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两种:我国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已由无限转为有限,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我国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并未出现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现象即是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出:虽然目前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民工荒”现象,但我国还没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第一阶段,并根据这一情况提出相对应的政策。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后由拉尼斯和费景汉(Rains and Fei)等人加以完善。
王德文(2009)指出,刘易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假设,把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第二个阶段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进而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诱发粮食产量下降,从而使粮食价格和工资出现上涨现象。
在这个阶段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点,再转移就会影响农业产出,继续转移就要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工资。
第三个阶段则是通过对农业部分引入现代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满足现代部门的需要,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把经济发展带入经济一体化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从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转折点被称为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阶段。
学习时报/2012年/7月/2日/第004版
市场经济
对“刘易斯转折”阶段进程的判断
金三林
刘易斯转折理论的演进与内涵
“刘易斯转折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对于判定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转移形势有重要意义。
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刘易斯假设在一国经济中存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农业部门,同时刘易斯认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极低,因而在一个固定的工资水平上,工业部门面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即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从这两个假设出发,刘易斯描绘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图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固定不变的工资率下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增加,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向外移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了工业部门,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下去,直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所吸收。
此时,如果工业部门继续扩大生产,其面临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将由水平变得向右上倾斜,如果工业部门不增加工资,将不再可能从农业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倾斜的那一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尽管刘易斯1954年的模型描绘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可能途径并提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全新思路,但这个模型的不足是明显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所谓边际产品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对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无限供给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二是这个模型描绘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它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发展的作用。
如果农业部门的收入长期维持在生存水平上,那么在封闭条件下农业部门将无力购买工业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也无法完成。
这就是说,刘易斯1954年模型所描绘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的部分,进而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是不可能存在的。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
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从“刘易斯第一拐点”到“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进程被称为“刘易斯转折阶段”。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刘易斯转折阶段需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但后发国家这个跨越时期
有显著缩小的趋势。
美英等国大约经历了六七十年的时间,而日本和韩国大约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除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日本、韩国在刘易斯转折阶段在城镇化率、农业就业比重等方面也出现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完成刘易斯转折时城镇化率都高于60%,农业就业比重都低于20%等。
我国刘易斯转折阶段进程的国际比较
1.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自2004年开始,我国首先在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以后几年“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到2011年,不仅是东部地区,甚至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出现招工难现象。
与此同时,各地区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实际工资也有显著上升。
总之,无论是大规模的抽样、经验观察还是相关研究成果都表明,我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出现短缺的转变,目前已经进入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情况与日、韩开始进入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的情况尚有差距,产业结构变动提前而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衡程度都滞后。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及相关制度。
因此,判断我国刘易斯转折阶段的进程,既要借鉴参考国际经验,更要结合我国实际。
2.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时间的理论分析
结合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
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特点,结合中长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预测等因素,对新增劳动力转移进行供求模拟,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新增转移劳动力大约在800万—950万人之间,2016—2020年每年约为600万—750万人,而2021—2025年间约500万—600万人左右,2030年前每年新增转移约400万人。
这其中包括了通过上大学等途径实现的劳动力转移,农民工转移总量要少于总转移人数。
根据模拟结果,“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将新增农民工500万—600万人,“十三五”期间为350万—450万人,2020—2030年间每年新增200万—300万人,到2028年前后农民工累计将达到2.9亿人。
根据模拟结果,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农业从业人员约在2.5亿左右,到2020年约为2.14亿人,到2025年,农业从业人员将减少到1.85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约24%,到 2030年减少到 1.6亿人左右,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21%左右。
而一般估计我国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为1.8亿—1.9亿,也就是说到2025—2030年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将基本完成。
二是农业就业的比重。
经济增长将带来非农劳动力就业的持续增长。
根据模拟结果,中长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仍将持续向二三产业转移。
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农业从业人员约在2.5亿左右,到2020年约为2.14亿人,到2025年,农业从业人员将减少到 1.85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约24%,到2030年减少到1.6亿人左右,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21%左右,接近于日韩等国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时期的水平。
三是城镇化水平。
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特点,预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峰值在70%—75%之间。
到“十二五”期末城镇化水平在54%左右,到 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 59%左右,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 66%左右,接近日韩两国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时的城镇化率水平(60%左右)。
基于上面的分析,从理论上来看,预期到2025—2030年期间,我国将基本完成劳动力转移,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进入二元经济彻底终结、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有可能提前到来
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构成,可能使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提前到来。
1.有效剩余劳动力规模已经很小
如前文分析,虽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还有1亿人左右,但其中有6500万左右是40岁
以上的,而且以女性为主,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以剩余劳动时间为主,基本不能实现转移,不是有效剩余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真正可外出务工的只有不到3500万人,也就是说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只有 3500万人左右。
由于对不同年龄劳动力的需求量不同,而不同年龄劳动力之间又不可能完全替代,因而仅仅增加就业总量,未必能解决特定年龄群乡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反而可能在某些年龄群的乡村劳动力(例如中老年劳动力)依然剩余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年龄群的劳动力(例如25岁以下劳动力或技工)供不应求。
2.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将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实现转移
新参加工作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都将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根据我国人口预测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教育发展的规划,预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约有初中毕业生 1700万人左右,其中除825万人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外,约180万人直接参加工作,约610万人进入中等职业中学学习,合计每年近800万人中大部分为新转移的农民工。
预计“十三五”期间平均每年有初中毕业生1620万人,其中进入普通高中约830万人,进入直接参加工作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共约740万人,在这当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工主要组成部分。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新增劳动力约4000万人,其中农村新增劳动力约2000万人(假定农村新增劳动力占全国的 50%左右),农村转移劳动力将增加约4300万人,扣除农村新增劳动力(从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假定新增劳动力全部外出就业),存量转移约 2300万人(43002000=2300),则“十二五”末期有效剩余劳动力仅有 1200万人(35002300=1200),按照常规的转移速度,这些有效剩余劳动力将在“十三五”中期转移完毕。
也就是说,我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实际上有可能在2017年左右来到,2020年前我国将可能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