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诗意思说文/李延夹缝里开出的一朵奇葩——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诗性话语”的探析摘要：发掘“美学大讨论”时期“主流话语”之外“非主流话语”中体现的“诗性话语”，目前未被学术界重视，但细究后，其又是对中国当代美学史有着深厚影响的闪光点。

“诗性话语”远离喧嚣的政治大讨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挖掘了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中的美学“因子”，为中国当代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诗性话语”是特殊时期个别学者坚守“品格”的结果。

一部分学人在坚守“学术品格”的同时，也努力地在自己所熟知的艺术门类领域里，选择一些“诗性”的“意象”，从而营造出“诗性”的“意境”。

“诗性话语”的作用，体现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后，为中国学术的研究延续着“精神火种”，并为中国学者的成长开出了“利口良药”。

关键词：美学大讨论 主流话语 非主流话语 诗性话语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美学大讨论”，有的学者纠结于它是“一场政治‘洗脑’运动”[1]；是“鱼缸里的波澜,热闹却仍很驯顺”[2]；是“精神与肉体的病症和审美精神的遗忘”[3]。

也有部分学者诗意思说认为这次讨论是“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四大派美学观点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储备了人才”[4]。

而大部分的学者是站在辩证的角度评价“美学大讨论”，认为其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既是有价值的，又是有局限的。

固然，这样的辩证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美学大讨论”，可以说在一定时间段内，这样的反思是有意义的。

但一味用“正反合”的观点看待某个问题，不免陷入“好好先生”的“泥淖”。

近年来，针对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的研究，大部分文章是在累述“美学大讨论”兴起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最后的影响与评价，不能否认这些文章丰富了中国当代美学史的建设，但要进一步深入对第一次“美学大讨论”问题的研究，却不能满足于社会时代背景与学者个案研究，需要进一步发掘五六十年代除却“主流话语”之外“非主流话语”的声音。

20世纪初，随着美学学科由西方进入中国，自然美作为美学重要内容也进入人们的讨论视野。

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自1956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持续了将近7年的时间，留下了众多经典文章，编纂成六卷本的《美学问题讨论集》。

其中，涉及自然美问题的文章就有20余篇。

由此可见，“自然美”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一、“自然美”问题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美的本质”问题，即美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关于这一本质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自然美”问题则是由此中心延伸而来的一个分支问题。

杉思认为，自然美问题是“美学论争的第二大问题”，这一问题是与“美的主客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

讨论“自然美”问题，则先要厘清这一问题为何会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出现，并成为“美学大讨论”的第二个焦点。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社会主义新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可以说，“美学大讨论”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与“双百方针”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在“双百方针”的大力支持下，为什么出现的不是文学大讨论、艺术大讨论，偏偏是“美学”大讨论呢？首先是“美学”学科从西方的引入。

20世纪初，日本人将“Aesthetic”翻译为“美学”，美学这一学科也进入中国。

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美学得以发展。

在经历了20世纪初以王国维、蔡元培为代表的第一次“美学热”后，“美学”在50年代再一次成为讨论热潮，即第二次“美学热”。

同时，大量译介的西方美学理论在中国出现，为“美学大讨论”提供了文本资源。

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新兴的学科热度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出现是必然的。

而大讨论中对“自然美”的关注则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根基，“自然美”问题成为讨论的第二焦点这一现象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然”就有着独特的看法，传统诗文与绘画为讨论者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20世纪50年代蒋孔阳的实践美学思想作者：孙书敏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17年第7期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蒋孔阳提出“美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美学思想。

这个思想既与朱光潜“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一致，也与李泽厚一样，试图从实践角度揭示美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

蒋孔阳在大讨论时期已经运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理论来建立自己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并在其中强调美是人的自由的活动，认为美是在主体与客体循环中生成的。

他的美学思想具有活动论美学的性质，已经突破了抽象的形而上学路径，孕育着生成论美学的萌芽。

［关键词］蒋孔阳；美学大讨论；实践；美学［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7）07－０091-０7孙书敏，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蒋孔阳参加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发表多篇文章，均有一定的影响，有两篇被收入由《文艺报》编辑部主编、总结当时美学讨论的《美学问题讨论集》：一文为发表于《学术月刊》1957年第4期，后收入《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的《简论美》；另一文是发表于《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后被收入《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五集的《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

这两篇文章与《文学的基本知识》第十章，一起构成蒋孔阳早期的美学思想。

在内容上《简论美》与《文学的基本知识》的第十章基本观点一致，差别不大，只是修改了个别论证细节，代表着蒋孔阳初期的美学思想。

此外，蒋孔阳撰写了《关于〈简论美〉的补充意见》发表于《学术月刊》1957年第6期，通过强调美的精神性、情感性，补充了他对美的社会性的看法。

一蒋孔阳早期美学思想从美是什么的问题起步，着手探究主观和客观，美和美感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解释人与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

蒋孔阳认为美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美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美统一于人类的生活实践活动中。

这是蒋孔阳回答时代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此构成了蒋孔阳早期的实践美学思想，也基本奠定了其20世纪80年代美学思想的基础。

“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今天，中国美学发展经历了三次热潮。

我想将这三次热潮分别称为“美学大讨论”、“美学热”和“美学的复兴”。

“美学大讨论”，指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的对美学的讨论。

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年。

随着“文革”的临近，这一讨论才逐渐让位给更为直接的政治和文学论争。

“美学热”指的是从1978年起，以“形象思维”讨论为开端的美学热潮。

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后期，其后就为社会、经济、文化等一些学科的研究所取代。

发生于20世纪末年新的一轮美学热潮，我愿将它称为“美学的复兴美学的这新一轮的发展，出现了众多新的话题，在学科内部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审美批评的困境：从一个小故事谈起谈到“复兴”，我想首先从一个故事讲起。

前几年，有一次闲来翻看一本名叫《文学与哲学》的英文杂志，从中读到一篇小文章，讲述美国一所大学的文学系一位教授的亲身经历。

文章说，这位教授有一次和其他几位本系教授一道，给一位外校新毕业来求职的女博士面试。

面试官们依照常规问她教育背景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情况，博士回答说研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

接着，这位女博士就按照要求，从一首诗讲起，用上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各样新的主义，将流行的一些批评工具玩得淋漓尽致，展示她对当代理论的了解。

听她讲完后，一位担任面试官的教授问道:“但是，你认为这首诗是一首好诗吗”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简单的问题难倒了这位能言善辩，能熟练运用现代批评工具的博士，她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解释这部作品的“好”“坏”与否，无法回答它是不是一首好诗。

这位博士是否最终被录用，我不知道，不过，那已经与我们无关了。

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种问话法是否合适。

面试官是否可以问这是一首好诗吗这么提问是否合适当然，没有学校会做出这样的规定。

这位教授事后也自我怀疑：在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已经有好些年不教学生怎样谈论诗的“好”与“坏”了。

中国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的观点一、艺术的阶级性问题在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具有阶级性，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都应当立足于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

这一观点认为，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应当与阶级斗争相统一。

通过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可以深化人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艺术的自由性问题与阶级性观点相对立的是艺术的自由性观点。

这一观点认为，艺术是独立于社会政治的，艺术家应当享有创作的自由。

艺术的自由性是艺术家表达个人情感和思想的基础，也是艺术作品能够与观众产生共鸣的重要条件。

因此，对于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应当摒弃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保障艺术家的自由创作权。

三、艺术的社会效益问题在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的价值应当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衡量。

这一观点认为，艺术既是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

艺术的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相结合，艺术作品应当能够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和效益。

因此，艺术家应当关注社会问题，通过艺术作品来传递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

四、艺术的审美标准问题在美学大讨论中，关于艺术的审美标准也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点。

一些观点认为，艺术的审美标准应当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

另一些观点则主张创新和多样性，认为艺术的审美标准应当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

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开放之间的矛盾。

五、艺术的表现形式问题在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关于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

一些观点认为，艺术的表现形式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形象。

另一些观点则主张艺术的多样性和自由创新，认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和束缚。

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体现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

中国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涌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的对立和辩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变革和选择。

先天不足的美学——对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哲学反思在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了。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说，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学术史上，这次美学讨论是唯一一次较少受政治教条干扰、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真正的学术性讨论。

讨论的参加者都能尽量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不扣或少扣政治帽子，不搞人身攻击，真正从学术理论上进行争论。

这在我国当代学术史上无疑是光辉而亮丽的一笔。

如果把这场美学讨论跟五六十年代先后开展的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批《海瑞罢官》，甚至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评《水浒》、“儒法斗争史”讨论等所谓学术运动稍加比较，就更可以看出这场美学讨论的确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真正学术性的探讨，显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性，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学术的独立性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美学讨论对新中国文化学术的贡献已远远超出了美学的范围。

这也是美学对中国文化学术的独特贡献。

尽管如此，它仍然免不了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

正是这种干扰使这场讨论的学术性打了折扣，使它的学术性只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呈现，使得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表现出一种先天不足的弱点。

由于这场美学讨论形成了几家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或派别，这些观点或派别至今仍在发生着影响，因而，这些限制性前提对中国当代美学产生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尽管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理论的引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新认识与发现，中国美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努力克服中国当代美学一开始形成时就存在的先天不足的缺陷，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先天性缺陷已经被更多的人意识到，有更多的人在试图克服它。

但是，由于思维的惯性和理论的连续性，导致这种先天性缺陷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式仍在发生作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缺陷与其说是克服了，勿宁说是被小心翼翼地绕开了，或者说，是被有意识地淡化了。

但是，绕开不等于不存在，更不等于被克服了。

1.20世纪50年代我国美学大讨论的主要论题与影响。

答：1956年的“百花齐放”推进了美学讨论几乎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艺理论与美学最为活跃的一次学术运动，学术以运动的方式展开并且获得学术的成果，这也是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所具有的特殊现象。

去审视那种带有政治态度和政治目的的学术争论，去看待那种学理是如何在政治边界展开特殊的逻辑，这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代理论批评和美学历史的一个必要的视角。

（一）以朱光潜美学思想建构起来的批判性语境美学问题引发讨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朱光潜的那篇检讨性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载《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有研究者马驰认为，“朱光潜这篇文章的重心还不在于对自己旧思想的清算，而在于他重新提出的…美究竟是什么‟，即美的本质的问题，也由此引发了美学界的一场持续的大讨论”。

朱光潜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梳理了他的美学思想的学术背景，既有中国旧学的影响，更多西方唯心主义的哲学的影响，这其中康德、黑格尔、柏格森，尤其是克罗齐的影响尤甚。

朱光潜在二、三十年代就发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8)、《谈美》(1932)、《文艺心理学》(1936)，后来又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1946－)，那时就已经形成他的美学思想。

然而，朱光潜先生如何解释似乎都是徒劳的。

黄药眠、蔡仪、敏泽、周来祥等就写文章批判朱光潜，依然把他看成是唯心主义。

对朱光潜的批判持续了多年，没有人认为朱光潜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已经转变了立场和思想方法，还是一如既往地把他当成唯心主义来批判。

（二）对政治语境的僭越：美在主观说吕荧早在1953年撰文《美学问题》(原载《文艺报》，1953年第16期)，批判蔡仪在40年代出版的《新美学》。

吕荧明确反对“美在客观”的论点。

他提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

他说：“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

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会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

中国二十世纪美学发展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关系中国现代美学在20世纪前半期本着强国慧民的思想，吸收西方美学思想，开始逐渐发展，可是其发展被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完全中断，苏联美学取代了西方美学，现代美学思想成果被清除，回归到苏联式的古典美学形态中。

这场大讨论的发生与发展伴随着强烈的政治因素，并对20世纪后半期的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集中体现在美学研究的依附性和审美精神的缺失上。

一、跷跷板上的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之路中国现代美学可以大致分成两套学说：一套是以体悟玩味和整体观照为特征的中国古典美学，另一套是以西方哲学的具体分析和逻辑推理为特征的中国现代美学。

这些美学产生的内在动机包含强烈的民族自强自尊性的强国慧民的民族精神，在反抗外在压力、寻求自强时，便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最终有强烈的民族性，是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仅仅模仿西方成果的，中国文人具有五千年文明沉淀下来的大国傲骨。

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在外在压力强盛时，国内美学主流研究方向纷纷把目光抛向西方研究成果以求新生――甚至不惜囫囵吞枣以求革新；在外在压力减弱时，国内美学主流研究方向又纷纷回过头来寻找民族个性，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

就像有一座许多人走来走去的大型跷跷板，左右两端分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美学，外在压力强盛时大家主流靠右，有站在端点全部模仿接纳国外美学的、有站得稍微靠左融合一点中国传统审美的、有站在中间两方面结合来研究的、也有少数人的学问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

反之亦然，当国力强盛，这座跷跷板过分偏右时，人们总会有民族文化遗失危机感，学术研究方向自然也走向左边，恰如近期有大批疾呼国学丧失的声音，又如季羡林先生关于“美学的根本转型”的倡导。

上面是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萌芽伊始就决定的大趋势，而这种跷跷板式的发展趋势却又因�檎�治因素多了一层特殊性或作用力。

如上文所讲，中国现代美学的发轫，内在动机是强国慧民，这就扰乱了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单纯性，支撑中国现代美学研究现状的这个跷跷板的基点就成为政治和国情，兼得中国传统文人“无不欲兼为政治家”的思想传统，导致政治因素可以同样走上这座跷跷板并扮演了磁石一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