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构建
在过去两百年中，中国与西方深入接触，开始逐渐向现代国家转型。
中国并不封闭，中国的大门其实从来都没有对外国关上，我们通过三条通道同外部交流：草原通道，丝绸之路，东南海路。在明中后期的对外贸易中，欧洲人的白银和欧洲人在美洲发现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乃至张居正财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以银征税。西方对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而希望以不道德的方式予以改变。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经济一直发达于西方。因为中国领土范围大，各民族统一，社会组织化程度高，中国古代农民往往兼营手工业，所以农村积累了十分发达的工业基础。中国在走入现代大门的前提，首先他并不是封闭的也不是经济落后的。那么，中国为何会吃败仗？因为中国经济不够强，国家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军事技术落后。在过去两百年中，中国与西方深入接触，开始逐渐向现代国家转型。面对西方，中国人提出问题：我们如何建立一套政治秩序，能够让我们在急剧扩大了的世界中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
梁启超分析中国败因，他认为中国的政府资源动员能力太弱。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增强国家资源动员能力，提高国家组织化水平。而梁启超则是提出中国现代化设想的第一人。他提出了现代中国的议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国民国家、建立现代国家。梁启超作《新民说》，系统探讨nation-state building 问题。梁任公看到，西方的力量来自于nationalism。即国民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百年中国历史之主题是：提高国家组织化程度，强化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从霸王道杂之，走到霸道。从均安转向富强，从教化转向权力，从自治转向他治，从多中心转向单一中心。中国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的大国，由于自从汉朝以后，统治阶级侧重于王道，推崇“罢黜百家，唯独儒术”的封建政治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在这种文化熏陶影响下，国民渐渐失去了那种强有力的反抗意识，就像鲁迅所说的“失去了自信力”和“自我安慰”“自我满足”的思想，缺失了民族精神。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养育了一代代的顺民，而不是向西方一样的民主，自由的现代思想观念，在此并不是否认儒家思想，只是想说明王道对中国后世的影响。由此看来，不难理解为何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也正是是中国落后世界潮流的开端。
中国人在强化政府组织形式，提高国家动员资源方面的做法有六：
一、自强运动，也即洋务运动。其发动者是曾国藩、李鸿章领导的儒家士大夫。洋务运动是儒家士大夫确立了自己政治上的主体性之后，为寻求富强做的第一波努力。他们的掌权却源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太平天国创立的新兴宗教具有强烈的邪教意味。洪杨之乱带给中国的影响：洪杨之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第一次严重冲击。曾文正推动儒家士人的道德自觉，秀才加农民，打败洪杨。获得权力。洪杨之乱使清朝经历了一场立宪革命。战争之前，权力被满蒙贵族垄断，战争平息之后，政治权力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入儒家士大夫手中。平叛中他们意识到了民生艰难、西方舰船利炮。所以，在平叛后他们立刻转入了社会的重建中，发起自强运动。
二、清末变法。甲午战败，儒家士大夫深受刺激，从而产生模仿日本、西方，从而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意志。儒家士大夫一直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小小邻居，但中国为何会败给日本？因为中国国家组织化程度低于日本，中国政府资源动员能力低于日本。日本与中国复杂的关系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随着世界中心由世界岛转变为海洋而变化。当世界以世界岛为中心时，日本只能依附于中国；当世界以海洋为中心时，日本的地位就大大提升。康有为对中国转型的思考最为全面，他是第一位提出了中国未建立现代国家所不得不面对的全部问题的思想家。康有为系统提出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方案。立宪者努力试图在主权者与国民之间建立有效、密切的联结纽带。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说：“人君与百万之国民，
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这就提出了立宪始终围绕的议题：增强国家组织化程度，提高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
三、清末立宪。
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丑条约之后，清很快开始立宪，重点是开议会、地方自治。这些制度皆有中国渊源：议会制度是将士大夫议政传统予以提升，地方自治则是将绅士自治予以制度化，将原来的共治政体发展为君主立宪政体。
四、民国建立，晚清政治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汉族儒家士大夫崛起，满蒙贵族权力大幅度收缩。晚清的现代化事业主要是由地方督抚主导组织的。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地方开始展开的。政治权力的分散是满清覆灭的根本原因。而民国在晚清权力崩解的过程中成立，极具偶然性。领导者孙中山当时在国外根本没有预料到武昌起义爆发，而袁世凯也没有极尽全力镇压革命党，反而以此为筹码和清廷谈判。最终，革命党人与北洋实力派、绅士立宪派联合建立民国。但由于三派实力过于均衡，缺乏建国、立宪的领导力量。袁世凯不能有效整合国家，从而导致共和巩固失败。满清和民国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机构，是他们每部权力的分散决定的。
五、党治。
孙中山先生找到了现代国家构建之路：以党统军，党军来整合、领导社会。当时正在解体的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分散的个体整合起来。党治模式的目的在于以党、君为核心强化国家组织力量。二十年代，孙中山学习苏俄革命党的组织经验，以党立政、建国，由此形成“党治”。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道统自觉。党治国家加强了资源动员能力，故能从事一些现代建设，同时抵御日本全面入侵。
但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整合国家，其未能触及普通民众。
六、当代中国
国家一边进行着现代化建设，一边存在着解体的倾向，这是现代中国转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但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要条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英、美、日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晚清现代化却与此背离。
在二十世纪中期，一个与西方政党完全不同的党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强度的动员意识形态，由该组织掌握军队，动员资源。党实现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让国家权力直接控制每一个人。党组织建立以来，中国在历次战争中就再也没有失败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而现在中国正在做的就是保证这一政党的优势同时，减少他不好的影响。
15291046 薛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