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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来总结出人事大原则方法论作者：邵宏伟世间除了事就是人，除了人就是事，事是很纷杂繁复的，要了解事的根本原理与核心性的东西比较难，人经历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未必能了解事的根本性原理。
所以朱子的格物致知观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朱子的理论是万事万物都有理，今天格一物一理，明天格一物一理，等到经验的积累，有朝一日豁然开朗，万事万物的总理论了然于胸，这是由点到面，通过经验积累最后达到一种悟道的大智慧。
而对于人事的认知要通过人心，既然在人事难以在短时间立个根本，如是在人心上立个根本，如是阳明心学的方法论横空出世，即知行合一，我心光明，即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充实理论，理论调控实践，知与行的合处就是我心光明。
出现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论。
所以所为善去恶成为人心总的原则，总的方向，这种思想渗透在处理人事的动机与过程之中。
即然为了让这种原则渗透在人心之中，不偏不倚，能准确的感知人事又能不被外在环境过分影响，就必须拥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这种心是至善至静，不动如山的，所以必须静坐，超脱生死荣辱利欲对心的负影响。
所以心学是一种致良知的正能量，所有心即理的理论，在内心立一个根本，就能连带的了解别人的心理，所心学又是心理学，能准确的了解各种人的心理，了解他们外内言行的内心操控。
对于人的把握已经到了通透的地步，所以还必须在事上炼，通过事上的磨炼，进一步渗透致良知的理论于处事之中，并与事理相结合。
在处理人事之时的总原则就是致良知，知行合一，横看是忠厚，竖看是圆滑，忠厚与圆滑合二为一，忠厚是道，圆滑是术。
为人处事有三原则，即坚实的基础，切实的策略，忠实的执行。
坚实的基础，先对人事进行调查与思考，了解人事的方方面面，对人事有一个整体而全面的把握，如是根椐实际的情况制定出切实的应对策略，策略制定了然后再忠实的进行执行。
这是从全面总体的把握人事，是战略决策。
人事在不断的变化，然后用三大原则见招拆招，人事在动，我亦动，这是从局部战术上把握人事。
浅析我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摘要：我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内涵和实践经验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从史料考证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我国古代人事管理的主要思想内容和特点，包括择优用人、注重培训、重视奖励惩罚、保障员工权益等方面。
通过对我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的分析，既有利于回顾历史，也具有启示意义，为现代人事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古代人事管理思想；择优用人；注重培训；奖励惩罚；员工权益正文：一、古代人事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人事管理思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那时候各国需要大量的人才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在选拔人才、管理人力资源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到了汉代，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进一步提升了人才的需求，并且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出台了“六艺教育”和“博士制度”，并强调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则，成为了古代人事管理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历史的发展，唐朝时期出现了“科举制度”，明代推行“九门襟”和“选贤举能”的选拔机制，这些制度和管理思想的出现和实践，推动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古代人事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1. 择优用人古代人事管理思想强调择优用人，主张根据人才的特长和能力来分配工作和职务，以使其能够发挥其所长，充分利用人才优势，提高工作效率和绩效。
这种思想在诸多历史时期得以实践，如唐朝的科举制度、宋朝的制举科和元朝的十三经、十二艺等选拔机制。
2. 注重培训古代人事管理思想注重员工的培训和学习，使其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知识水平，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工作需要。
这种思想在唐朝的“弘法会”，宋代的“书院”和明朝的“经义堂”等教育机构中得到实践。
3. 奖励惩罚古代人事管理思想主张用奖励和惩罚来激励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以加强工作动力和向心力。
这种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制中得到体现，如唐代的“赏罚制度”和明代的“刑礼法度”。
论朱熹的思想研究总结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洗耳，北宋理学宗师，理学四大家之一。
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述和教学中，特别是《集学》和《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
以下是对朱熹思想的总结。
首先，朱熹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格物致知、诚实守真、致良知”。
朱熹强调通过观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来认识天地万物，他提出了“格物致知”的原则，认为要实事求是、理性思考，以求真知。
他认为诚实是人的品质之首，强调要诚实守信，以充实自己的道德品格，以真心实意去学习和求索。
朱熹进一步主张通过致良知来实现人的德行修养和道德行为，将道德之根源放在良知上。
其次，朱熹在思想上对关注社会功能和道德伦理起着重要作用。
他主张“得天下者得其人，失天下者失其人”，强调人的价值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息息相关。
他认为天下的安定与人民的幸福需要一个具备仁爱之心的君主能够以仁爱来治理国家，他注重恢复儒家经典的教育功能，并以此来培养人才，为实现天下的和谐发挥作用。
再次，朱熹对心性修养和理性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性即理”的观点。
他认为人的心性本无恶念，恶之所由,系于物欲和错误的境遇刺激,因此要把人的追求从外物转向内心，重要的是认识道德法则，弘扬德行，从而达到理性的平衡和修养。
他通过对《大学》、《中庸》等经典的解读，让人们明白人性之善，心性之崇高，为提高人的自我修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最后，朱熹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的修身方法。
他认为，通过观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悟出事物的道理和道义，把握住真理的本质，才能使心灵得到升华。
在实际生活中，要以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他人，以忠信、宽容、恕己为他的人生原则，追求内外的和谐。
为了实现理想，他主张通过自我修养、努力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总之，朱熹的思想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哲学、道德、教育等方面的思想贡献具有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他的“格物致知”思想、对心性修养和道德伦理的关注，为后世儒家思想发展指明了道路。
朱熹教育管理思想总结朱熹（1130-1200年）是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教育管理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的教育管理思想以儒家传统为基础，强调德育为先，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责任感培养。
在朱熹的管理思想中，他提出了“教而善诱”，“慎初”等重要原则和方法。
本文将对朱熹的教育管理思想进行总结。
首先，朱熹强调德育为先。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品德和道德素养，使其能够成为有责任感和自律能力的人。
在他的管理思想中，德育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其与智育、体育和美育等同样重要。
朱熹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因此，在教育管理中，他强调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鼓励学生追求道德的卓越，弘扬尊师重道的传统价值观念。
其次，朱熹提出了“教而善诱”的教育原则。
他认为教育不能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应该是通过启发和激发学生内心的潜能，引导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朱熹主张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索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
他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相互尊重的过程，教育者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因材施教，灵活运用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此外，朱熹提出了“慎初”的教育原则。
他认为教育必须从儿童的初期开始，因为儿童时期是孩子认识世界、形成性格和习惯的重要阶段。
朱熹主张在教育管理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素养和学习习惯，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从小就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和责任感。
他提出要注重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适宜性，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潜能。
此外，朱熹还提出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有用之才、有道之人。
他主张教育应该关注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交往能力。
他认为教育管理者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
总之，朱熹的教育管理思想强调德育为先，注重发展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论析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朱熹思想【摘要】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在当代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文章以《朱文公政训》为例，从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忠于职守、勤政敬业，秉公去私、勇于任事，求真务实、严信执法等几个方面梳理了朱熹的行政理论思想，以期对当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朱熹行政伦理平易近民严信执法自国家产生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注重对行政伦理—官德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官箴书。
本文就以《朱文公政训》为例，对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梳理，以期对当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①同时这也是各级官吏应当具备的基本的行政伦理道德。
朱熹对此非常重视，“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
”②“平易近民，为政之本”。
③既然以民事为重，首先应当爱民，爱民就应当有一颗为民之心，民众就会为之感动，“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
”④关心民众的疾苦，为民兴利除害，“而不能为斯民除害去恶，岂不诚可罪耶。
某尝谓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须与他理会，庶几善弱可得存立”⑤。
对于民事要“事如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
⑥爱民重民、关心民众疾苦必然通过具体的事项反映出来，在传统社会老百姓最关心的莫过于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具体到民政事务可概括为：省赋税，兴水利，善赈济等措施。
朱熹在这几方面都有所关注：其一，在赋税方面，他指出“今之赋轻处更不可重，只重处减似那轻处可矣。
”⑦在与杨通老论及纳米事时，朱熹认为“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
”⑧其二，在兴修水利方面，主要强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减少灾害的发生，占据主动的地位。
“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
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⑨“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到赈济时成甚事。
”⑩其三，在赈济方面，朱熹主张赈灾济民之事应当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准备，如朱熹在南康时，“才见旱，便刬刷钱物，库中得三万来贯，准拟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籴米，赈籴早时籴，得却籴钱还官中解发，是以不阙事”。
朱熹的思想是什么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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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思想是什么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北宋“二程”的理学为基础，融合了佛，道两家思想，构建了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
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
他的思想体系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类：第一，理是世界的本源。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即是“理” ;第二，“格物致知”理论，他在提倡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外部事物的考察;第三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想要体会到天地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
朱熹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传承者和创新者。
他的思想体系，在往后朝代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熙皇帝说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对王阳明的心学的产生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阳明为了验证格物致知理论，他在书院一连坐了七天观察竹子，想体验会到竹子的道理，日不食，夜不寐，专注于观察竹子，思考问题，最后终于撑不下去生病了，但也没有体会出竹子的道理。
“王阳明格竹子”让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产生了怀疑，也对格物致知有了新的理解。
他们对格物致知理解不同在于：朱熹倾向于对外在事物的理性探索，而王阳明则是指向内在的主观体验。
朱熹对后世的影响如何朱熹的理学说是他最大的成就，他认为“理”是山川河流、鸟兽虫鱼、四季变幻和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世间存在的，不能被破坏的规律，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规律的约束，违反规律会受到自然和社会的惩罚。
论析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1 概述朱熹是中国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中国古典汉语思想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他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活动中的特色理论之一。
他曾说：“施政贵在忠而明”，这说明了他对施政的观点和态度，也说明了他在行政伦理思想中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
本文将论述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以期加深人们对其理论与思想的理解。
2 伦理思想朱熹主张“以道德修政，以德治国”，认为治国应以道德为基础，将道德融入社会实践，以赞扬责备的方式来加强政府的工作，以健全法律制度，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他认为“外表明心，言语辨情”，认为行政者应以榜样的行为和权威的措施来管理国家，以确保政策的真实性和可执行性，起到责任制的作用，达到施政忠诚的目的。
他认为“主管好官，才可统臣”，认为政府要以自己严格的道德标准，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机构，将各级部门归司承理，才能使每个部门主管负责，集中力量达到规范治理的目的。
3 价值观朱熹认为，“施政应视德而行，重礼义而行政”，以履行劳动者的道义和职责为根本，从而确立并坚持“忠厚”、“明理”、“兼略”、“择善”、“士民融合”和“重君臣之礼”等价值观，考虑到施政应既考虑到政府赋予人们合法权利，也考虑到个人合法权利，使其兼顾道德和法律。
他认为，“施政服从德，尊敬礼义”，注重礼节、坚持传统的礼义，强调政府首先要按照正确的伦理标准来处理政治事务，以使政治秩序稳定，保持社会的和谐。
4 结论朱熹绿“以道德修政，以德治国”的行政伦理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和谐、宽厚、公平的精神，深刻、智慧地指明了治国治民的价值观以及施政服从德、既遵守法律又认定道德的行政准则，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指引。
通过认识和理解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坚定正义、克服腐败、建设和谐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维护民生方面有所表现，努力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论朱熹的人事管理思想高建富，王中华(武夷学院，福建武夷354300）摘要:朱熹的人事管理思想非常丰富。
他十分强调用人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和任用原则；他提出改革官制，精简机构，改革选拔官吏的途径，强化对官吏考核；他强调官吏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对管理者思想建设的重视是朱熹人事管理思想的突出特色。
关键词:朱熹；人事管理；改革；价值观建设中图分类号:DO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4343（2010）01-0094-04Analysis on Zhu Xi's Thoughts of Personnel ManagementGAO Jian-fu ，WANG Zhong-hua（Wuyi University,Wuyi 354300,Fujian ）Abstract ：There was a wealth of thoughts of personal management which consisted in the system of Zhu Xi.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ing persons and advanced the appointing principle which was well known by both having morality and ability;he advocated reforming the government system,the approach of selecting officers and also reducing institutions.Furthermore,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officers'construction of values.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stablish the morality for officers was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 of Zhu Xi's personal management theory.Key words ：Zhu Xi ；personal management ；reform ；construction of values传统中国人事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官吏。
[1]（P3）完备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法规，以及丰富的人事管理思想和独特的价值背景构成了传统中国人事管理文化的内涵。
作为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的思想家，朱熹的思想体系宏大、条理缜密，涉及哲学、伦理、政治、教育、宗教、科学等诸多领域，人事管理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朱熹一生仕途曲折，直接从政时间很短，但是跨度却很长①。
其间，朱熹以一个儒者关心现实政治的社会责任心和一个思想家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对当时的官吏管理提出自己一系列的看法和主张，其间有不少真知灼见，很值得我们探讨和汲取。
一、用人与选才标准（一）用人的重要性朱熹非常强调用人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朱熹乃至整个理学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②，但同时也非常强调官吏队伍的作用。
朱熹反复强调说：“夫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者”[2]（P640），“盖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2]（P1258）。
可见，治理天下大事并非君主一人所能独运，还要靠他人的聪明才智。
当有学生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的时候，朱熹回答说：“只是要得人”[3]（P2682）。
看来，朱熹认为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在于“得人”，即“用人得当”。
如果用人得当，天下自然治平：“相得人，则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户部尚书，则钱榖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3]（P3224）。
不仅如此，朱熹甚至认为用人比制度和立法更为重要。
他说：“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
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3]（P2680）。
在朱熹看来，任何立法都有利、有弊，关键在于用人，如果用人不当，即使有完善的立法也无益于事③。
现代管理学侧重于制度建设，主张用制度管人，但制度是人制定的，它的执行、督察也在于人。
朱熹“只在得人”的思想，反映了他高度重视管理收稿日期：2009-09-10作者简介：高建富（1958-），男，福建邵武人，副教授，博士；王中华（1969-），男，河南栾川人，讲师。
2010年2月第27卷第1期三明学院学报JOURNAL OF SANMING UNIVERSITYFeb.2010Vol.27NO.1主体的管理思想，也是中国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体现，对于今天管理制度的完善仍有重要的启迪。
（二）选才的标准“君子”与“贤者”历来就是儒家治天下的理想人格，“亲贤臣，远小人”自然成了传统中国清明政治必须具备的人事任用原则。
朱熹也认为，“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爱人利物之类”[3]（P238），“治天下莫过于亲贤”[3]（P1455）。
不能否认“君子”和“贤者”这些理想人格都带有浓厚的德化色彩，但也不能据此认为儒家管理思想不重视管理者的实际能力，因为“君子”和“贤者”本身就含有“有德之人”和“有才之人”两层含义④。
所以“德才兼备”才是传统中国人事任用的理想标准。
尽管现实社会的人总是多样的，如朱熹也说：“世固有有才而无徳者，亦有有徳而短于才者”[3]（P1135），这些人能否举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择。
但在朱熹看来，“有徳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徳而无才，则不为用”[3]（P925），“古者人有才德，即举用”[3]（P2496）。
可见，朱熹主张“德才兼备”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有才”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有徳而无才”不能举用。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才之人”。
朱熹明确说：“有能、有为是有才之人。
”[3]（P2047）显然，这里突出了管理者的实际能力和作为。
除此之外，大量散见于《朱子语类》的观点，表明了朱熹判定官吏“有才”与否的基本标准。
第一，要有大局观，全面地看问题。
朱熹说：“大臣虑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须虑周于四方，始得。
如今宰相思量得一边，便全然掉却那一边，如人为一家之长，一家上下也须常常都计挂在自家心下，始得。
”[3]（P2733）第二，要有见识、有度量。
如：“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
”[3]（P2685）第三，敢做敢当。
“世间有才底人，若能损那有余、勉其不足时节，却做得事，却出来担当得事。
”[3]（P2685）第四，晓事、懂得分寸。
“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
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
”[3]（P2689）在朱熹看来，所谓的“才”，主要是指“有能、有位”、“虑四方”、“有见识、有度量”、“担当得事”、“晓事、晓得分寸”等。
可见，朱熹判断官吏是否“有才”的依据主要是实际执政的能力，这把握了一个官吏基本的为政素质，表明朱熹虽然为政时间较短，却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深层次的思考。
这些思考是对传统儒学中“君子”、“贤者”理想人格的具体诠释，丰富了传统中国“德才兼备”人才标准的内容，对现代管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为一个管理者，文凭、资历固然重要，但真正体现管理水平的还是管理者实际行政能力的高低，这是不能忽视的。
二、管理体制改革按照朱熹的理想，国家治理中使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就可以达到既“正君而善俗”、“修政而立事”⑤之目的。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人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朱熹对现职官吏的制度管理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改革选人机制南宋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基本沿袭北宋之制，通过科举、恩荫、吏进等途径选拔的仕人，还要经过皇帝特旨除授、中书堂除、吏部差注等途径才能成为真正的职事官。
一些重要官职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则主要由丞相⑥和吏部考察任命，其中大部分中下级官员及其下属，甚至他们的私仆都必须经过吏部的“差注”。
朱熹对此提出了异议：“天下之大，百官之众，皆总于吏部”，“其姓名亦岂难记”，“何暇论其人之材否？”[3]（P2730）因此，他提出了改革的设想：“宰相择长官，长官却择其寮”，“朝廷只当择监司、太守，自余职幕县官，容他各辟所知”，“精选一个吏部尚书，使得尽搜罗天下人才，诸部官长得自辟属官，却要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3]（P2729）。
也就是说，由朝廷直接任命各部长官、地方监司和太守，其余的幕僚和县官则由这些长官推荐选任，并且所推荐之人还要经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
为防止这些“诸部官长”任人唯亲，朱熹又明确提出允许他们“只举一二人”，所以就“不敢以大假非才者进”[3]（P2730）。
如果各级长官所选的人员不当，则进一步追究长官的责任。
朱熹说：“监司荐人，后犯赃犯罪，须与镌三五资：正郎则降为员郎，员郎则降为承议郎以下。
若已为侍从或无职名可镌，则镌其俸，或一功不与奏荐。
”[3]（P2732）朱熹所提出的由各级官长“自择属官”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人事管理思路，有利于改变当时行政管理中用人不当的弊端，从而利于达到“随材拟职”、“得人”之目的，同时也体现了朱熹在管理体制上关于集权与分权问题的思考。
虽然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不相符合，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但他针对当时弊端而提出的人事管理新思路，是当时人事管理思想的重要突破。
如何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度，既有利于开阔人才选拔的视野，有不失去对高建富等：论朱熹的人事管理思想第1期95··选拔机制的控制，至今一直是人事管理学和人事组织部门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精简机构，裁撤冗员众所周知，机构臃肿和官员大量过剩是有宋一代的政治难题，针对这一问题，朱熹主张坚决裁撤。
他说：“本朝建官重三迭四，多少劳扰！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
”[3]（P2730）同时，朱熹更倾向于在各个职位上罢黜冗员：“只管说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减”，“就今日之官，罢其冗员，存其当存者亦自善”⑦[3]（P2732）。
在罢、存之间，关键是考察官员是否有治绩，“有治绩，则优而进之；不胜其任，则绌而退之”[2]（P608）。
可见在官员进退问题上，朱熹强调的是管理的效果和官员的实际能力，这与他在人才判定标准上的“有能、有为”观点是一致的。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历来都是人事管理中的一大痼疾，有宋一代尤为突出，朱熹不仅看到这一问题，而且提出裁撤冗员的具体思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强化对官吏权力的制约对官员的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管理者的监督，使之用权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