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国外政府诚信治理实践、研究和启示│文陈丽君胡晓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诚信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21世纪以来，东西方各国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政府诚信问题。
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有形的手”已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另一方面，虚假承诺、浪费公共资源、腐败等政府失信行为越来越普遍，引发了政府信任危机。
也引致国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政府诚信研究以及政府诚信治理日益重视。
因此，明晰政府诚信的内涵和重要性，系统总结国内外现有研究揭示的政府诚信影响因素以及世界各国政府诚信治理实践，对推动我国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启示。
何谓政府诚信“诚信”的本质在东西方都包含了“诚实”和“守信”两层含义。
虽然国外对诚信内涵的理解，已形成三种不同视角，但任何对诚信问题的探博讨都离不开诚信行为的主体，当诚信行为主体发生变化时，诚信内涵随主体的职能定位、职责特征以及互动对象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政府诚信是以政府为诚信主体的诚信，它意味着政府作为行为者所采取的相关行为必须符合诚实守诺、公正公平等一系列诚信伦理规则要求。
关于政府诚信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对其有宽窄不一的理解。
狭义的理解将政府诚信等同于政府雇员个体诚信，强调代表政府行为的雇员个体遵守诚信规则，说真话办实事、没有不端行为。
广义的理解则从政府基本职能和职责出发，强调政府作为行为者在执行其职责时的表现。
正是基于政府诚信所遵从规则是有利于其长期生存的规则，国内外大量实践和研究凸显了政府诚信的重要性。
政府诚信是政府合法性和公信力的基础。
任何社会互动活动最终都以获得互动对方的信任为前提和目的。
政府合法性和公信力是立国之本，二者既取决于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能力，也取决于政府诚信。
一、引言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工作或旅游。
然而，在异国他乡，一些中国公民由于对当地法律了解不足，可能会触犯当地法律，其中包括寻衅滋事等行为。
本文将从澳洲法律的角度，对寻衅滋事案件进行分析，以期提高中国公民对澳洲法律的认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二、澳洲法律对寻衅滋事的定义在澳洲法律中，寻衅滋事通常被称为“Harassment”或“Disturbance”。
根据《澳大利亚刑法典》第354条，任何人若故意或过失地对他人进行骚扰、恐吓、威胁或干扰，导致对方感到恐惧、不安或痛苦，将被视为寻衅滋事。
三、澳洲法律对寻衅滋事的处罚澳洲法律对寻衅滋事的处罚较为严厉，根据情节轻重，可能面临以下几种处罚：1. 罚款：对于轻微的寻衅滋事行为，法院可能会判处罚款。
罚款金额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可能从数百澳元到数千澳元不等。
2. 监禁：若寻衅滋事行为情节严重，可能面临监禁。
根据《澳大利亚刑法典》第354条，严重寻衅滋事者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
3. 社区服务：法院可能会要求寻衅滋事者进行社区服务，以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4. 临时保护令：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可能会签发临时保护令，禁止寻衅滋事者接近受害者或特定区域。
四、案例分析以下是一个澳洲寻衅滋事案件的案例分析：案件背景：2019年，我国公民张先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期间，因与同学发生争执，多次在校园内大声喧哗、辱骂他人，严重干扰了校园的正常秩序。
案件处理：墨尔本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对张先生进行调查。
经调查，张先生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法院审理后，判决张先生犯有寻衅滋事罪，判处其罚款1000澳元，并要求其进行社区服务，以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1. 提高法律意识：在澳洲生活、工作或留学，中国公民应了解当地法律，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如寻衅滋事等。
2. 尊重他人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一时冲动而触犯法律。
宪法有关案例
以下是一些关于宪法的案例：
1. 玛伦诉麦迪逊案（1803年）：该案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
历史性决议，确定了宪法对司法审查的权力。
最高法院首次宣布其有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并以此确立了宪法的最终解释权。
2. 布朗诉教育局案（1954年）：该案是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
南部种族隔离制度问题上的一项重要判决。
最高法院裁定，根据《平等保护条款》，禁止通过种族隔离对待黑人学生。
这个判决为美国的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结束了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3. 科文顿诉佛吉尼亚州案（2003年）：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
同性性行为合法性问题上的一项判决。
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对同性性行为的刑事处罚，认为这种禁止违反了宪法的尊重和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4. 罗马尼亚案（2016年）：在这个案件中，罗马尼亚宪法法
院裁定废除罗马尼亚政府的一项紧急法令，该法令减少了腐败罪行的惩罚力度。
这个判决具有重要的反腐败意义，反映了宪法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5. 澳大利亚共和案（1999年）：澳大利亚宪法规定，只有通
过全民公投才能废除澳大利亚君主制，建立共和制。
在这个案件中，全民公投未能通过，最终确定澳大利亚仍然保持君主制。
这个案件展示了宪法中对政府形式和权力结构的明确规定，以及宪法修正的程序和条件。
这些案例展示了不同国家宪法在审查政府行为、保护权利和制约政府权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它们也反映了宪法在确立社会公正、个人权利和政府问责制方面的重要性。
标准与问责：澳大利亚合格教师的认定与培养（中）2020年05月12日联邦层面不同机构的多线管理为教师教育项目提供者带来了挑战，却也奠定了州政府作为政策中介者的合理位置。
澳大利亚教师教育项目一方面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Agency，简称TEQSA）的监督，另一方面受AITSL制定的标准的引领。
2011年TEQSA通过新的“澳大利亚质量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简称AQF）为澳大利亚教育类项目认证提供标准和质量保障。
AITSL则审核不同阶段的教师专业标准，形成教师教育项目认证的标准和程序，并将教师教育项目中的若干要求直接与教师专业标准中的合格教师要求对接。
有研究指出TEQSA与AITSL在未来教师的能力描述、身份界定上均有所不同。
[14]地方教师管理部门多依据AITSL的标准处理各自行政辖区内的教师教育项目认证事务。
例如，首都领地的教师教育项目由教师质量协会（Teacher Quality Institute）认证，新南威尔士州的由NESA认证，昆士兰州的由昆士兰教师学院（Queensland College of Teachers）认证，维多利亚州的由维多利亚教学协会（Victorian Institute of Teaching）认证，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及北领地的分别由各自的教师注册委员会认证。
各行政辖区完成认证后，将符合资质的项目名单提交AITSL，由其在官网上统一发布。
在各利益团体形成的政策网络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职前教师培养中扮演着政策阐释、政策转化与政策实施的关键角色。
例如AITSL与澳大利亚儿童教育与护理质量保障局（Australian Children's Education & Care Quality Authority，简称ACECQA）在学前教师培养程序界定上有所不一，新州教育部选择了不同阶段参照不同标准的做法。
澳大利亚管理制度澳大利亚是一个法制社会，管理制度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
澳大利亚管理制度的特点包括高效、透明、公平和稳定性。
本文将就澳大利亚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政府管理制度1.1 国家行政机构澳大利亚政府为议会制政体，分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联邦政府最高机构是议会，分为国会和参议院，国会议员由各州选举产生，参议院议员由各州议员选举产生。
政府首脑为总理，总理为选举产生，由议会选择。
各州政府由州议会和州政府组成，地方政府则由各个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组成。
1.2 行政管理机构澳大利亚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包括部门和机构，部门主要负责执行政府政策和管理事务，机构则负责执行特定领域的管理工作。
典型的部门有澳大利亚财政部、澳大利亚卫生部、澳大利亚教育部等；机构有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等。
1.3 管理体制澳大利亚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以法律和规章为基础进行管理。
政府通过颁布法规、发布政策、实施措施等形式进行管理。
澳大利亚政府管理以分权式管理为基础，各级政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但需要遵守上级政府的法律与规章。
二、企业管理制度2.1 法人治理澳大利亚企业管理制度以法人治理为核心，要求企业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利益。
企业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会负责企业的决策和监督，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澳大利亚企业管理制度还建立了各种业务规范，例如财务报告、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等规定，以确保企业管理的透明和规范。
2.2 股东权益保护澳大利亚企业管理制度对股东权益保护非常重视，要求企业向股东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透明的企业运作情况。
澳大利亚公司法规定了股东权益，如董事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投资者权益保护等。
此外，澳大利亚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证券市场，维护股东权益。
2.3 员工管理澳大利亚企业管理制度对员工权益保护也很重视，企业要遵守劳动法规定，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如工资、工时、休假等。
澳大利亚的三权分立：立法权和裁判权的
划分
澳大利亚是一个采用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三权分立的概念最早由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提出，意即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互相制衡。
三个主要权力分支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本文将重点探讨澳大利亚的立法权和裁判权的划分情况。
立法权是指制定法律的权力，而裁判权则是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权力。
在澳大利亚，立法权属于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国会负责通过制定法律来管理国家事务，代表人民的利益。
立法权的划分体现了民主原则，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通过选举获得机会来影响和决定法律的通过。
裁判权则属于司法体系，由法院担任。
澳大利亚的司法体系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审理案件、解决纠纷，并依据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决。
法官们被认为是独立、公正和中立的，并不受其他两个权力分支的干涉。
他们的职责是确保法律被正确解释和适用，并维护法律的公信力和公正性。
虽然立法权和裁判权在澳大利亚的三权分立制度中有明确的划分，但实际上，这两个权力分支之间存在着互动和联系。
立法法规的制定需要依据司法解释和先例法的指导，而司法体系也需要立法的支持和法律的约束。
因此，立法权和裁判权之间的互动是确保法律体系正常运行的关键。
总之，澳大利亚的三权分立制度在立法权和裁判权的划分上是明确的。
立法权属于国会，而裁判权归属于独立的司法体系。
尽管存在互动和联系，但这两个权力分支在确保法律体系正常运行和保障公正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Word Count: 229)。
澳大利亚反腐败机构设置及职责联邦和州警察局。
警察内部反腐是澳大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反腐败内容，此方面的投入非常大。
警察局内务部主要调查涉嫌犯罪警察的收受贿赂和渎职案件。
警察犯罪属于高智商犯罪，其反侦查能力很强、警觉性很高，因此内务部还设有便衣部门。
凡是被举报的警察，其品行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将不得升迁。
调查时可以对其采取刑侦措施，而案件侦结后未发现问题，将打出报告给其上司，可以晋级。
警察的同事、上级发现该警察有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不举报，将被撤职、降职。
联邦和州犯罪案件调查局。
联邦和州犯罪案件调查局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主要管辖特殊的犯罪案件，不受地域限制，如国际间的贩毒、洗钱、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行贿等(这些犯罪已超出警方力量所能承担的范围)。
为保证其有效履行职责，调查局被赋予强有力的权力，包括国家司法权赋予的调查权，有权秘密搜查；有权聆听案件，召唤证人；有权要求被调查人员答复问题或者出示文件，被调查人必须回答，无权沉默；有权拘捕、监听电话及安排保护证人等；有权介入警方调查的案件；有权查资金走向。
金融机构对1万元以上的存取款资料定期要交给国家犯罪案件调查局。
银行职员认为存取款可疑的，有义务向国家犯罪案件调查局报告。
联邦执法公正委员会。
由于联邦警察局和联邦犯罪案件调查局调查的对象特殊，权力很大，为此，2006年澳大利亚成立了联邦执法公正委员会，专门管辖联邦警察局和联邦犯罪案件调查局人员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调查调查者，以保证他们公正和正直执法。
委员会对司法部长负责，其工作重点不仅是调查上述两个部门人员的犯罪行为，更强调预防，注重帮助他们找出腐败漏洞，增强反腐败意识。
一般情况下，执法公正委员会只调查高级人员和严重犯罪，包括贪污贿赂和有组织犯罪行为，对于小的犯罪行为，也可以交给上述两个部门调查处理，并要求他们向执法公正委员会汇报。
执法公正委员会的调查手段有强迫作证、窃听等。
联邦和州监察专员办公室(署)。
澳大利亚政治制度澳大利亚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政治制度以西方民主为基础，实行君主立宪制。
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核心组织结构是联邦政府，体现了分权和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原则。
本文将介绍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核心特点和运作方式。
一、联邦制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六个州和两个领地组成。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领地政府共同管理国家事务。
根据宪法，联邦政府负责国防、外交、经济、移民等事务，而各州和领地政府负责教育、卫生、交通等地方事务。
联邦制确保了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在不同领域的权力平衡，既保证了中央政府的统一和强大，又保护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
二、议会制度澳大利亚议会制度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
众议院由代表各选区的议员组成，选举周期为三年。
参议院则由州和领地的代表组成，选举周期为六年。
议会制度保证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在决策过程中发出声音。
澳大利亚议会制度注重合作和协商，政府多数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和独立议员合作，确保提出的议案和政策能够获得通过。
此外，议会制度还强调政府的问责制，政府需要向议会和公众负责。
三、君主立宪制澳大利亚是英联邦王国成员国，君主立宪制是其政治制度的基础。
英国君主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国家事务由选举产生的总督来行使。
总督是联邦政府的首席代表，负责签署法令、颁布选举结果以及处理政治危机等事务。
总督的职权相对有限，实际权力由政府内阁掌握。
政府内阁由总理领导，其他部长组成，他们负责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
四、选举制度澳大利亚采取强制投票制，公民必须在选举日到指定投票站投票。
选民年满18岁以上具有选举权，选举自由和公正是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
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是以党派为基础的，通常情况下，选民选举代表自己的党派。
参选者需要获得选民的支持，并在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才能形成政府。
五、司法独立澳大利亚的司法独立是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的重要保证。
澳大利亚的司法体系由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组成，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构。
《〈澳大利亚监察法〉案例解读》《澳大利亚监察法》案例解读简介本文旨在对澳大利亚监察法案例进行解读，以帮助读者对该法律的具体应用和解释有更深入的理解。
案例一：公务员失职案情概述：在澳大利亚监察法的规定下，某公务员被指控失职，未能履行其职责，并给国家财产造成了损失。
案例分析：根据《澳大利亚监察法》，公务员应当忠实履行职责，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在该案例中，公务员未能按照规定履行职责，造成了国家财产的损失。
监察机构根据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并对公务员进行问责。
案例二：监察机构调查公职人员行为案情概述：澳大利亚某地区监察机构接到关于某公职人员涉嫌腐败行为的举报，并立即启动了调查程序。
案例分析：《澳大利亚监察法》赋予监察机构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调查的权力。
在该案例中，监察机构依法接到举报并启动了调查程序，以核实公职人员是否存在腐败行为。
调查结果将对进一步的处理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案例三：监察机构监督选举活动案情概述：在澳大利亚某地区的选举活动中，有关人士提出了违反选举法的指控，要求监察机构介入并进行调查。
案例分析：《澳大利亚监察法》授予监察机构对选举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
当选举过程中存在违反选举法规定的行为时，监察机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介入并进行调查。
在该案例中，监察机构应当依法调查指控内容，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选举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结论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监察法》案例的解读，对该法律的应用和解释进行了说明。
案例中涉及的失职行为、调查程序和监督职责等内容，展示了该法律在维护公务员职责、打击腐败行为和监督选举活动方面的作用。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案例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澳大利亚监察法》。
第1篇一、案件背景200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谋杀案。
受害者是一位名叫凯特·麦卡洛的年轻女子，她在一次派对后失踪，不久后被发现死在家中。
此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背后隐藏着一段错综复杂的法律争议，最终导致了无辜者入狱，真相大白后引发社会轩然大波。
二、警方调查与指控案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对凯特·麦卡洛的社交圈进行了调查，很快将嫌疑人锁定为凯特的前男友——詹姆斯·霍尔特。
警方认为，霍尔特有动机杀害凯特，并且在案发当晚有不在场证明的瑕疵。
经过一系列侦查，警方掌握了霍尔特有重大作案嫌疑的证据，于是在2003年对他提起了谋杀指控。
然而，霍尔特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在法庭上表示，他案发当晚与朋友一起在酒吧饮酒，有证人可以作证。
但法官认为，霍尔特的不在场证明存在矛盾之处，且他无法解释凯特尸体被发现时，他身上为何有凯特的血迹。
最终，法庭在2004年判决霍尔特犯有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
三、无辜者入狱，社会舆论哗然霍尔特入狱后，他的家人和社会各界开始质疑案件的公正性。
霍尔特的母亲坚持为儿子申诉，认为警方和法庭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疏漏，导致无辜者入狱。
此外，一些法律专家也认为，此案中存在许多疑点，如霍尔特的不在场证明被忽略、警方取证程序不规范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舆论对霍尔特的判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质疑。
2009年，一名叫丹尼尔·巴雷特的男子因涉嫌与凯特·麦卡洛的死亡有关而被警方逮捕。
巴雷特在审讯中承认，他曾在案发当晚与凯特发生争执，并可能参与了谋杀。
这一消息震惊了社会，人们开始质疑霍尔特的判决是否公正。
四、真相大白，无辜者获释2010年，巴雷特在法庭上详细描述了谋杀过程，指证了霍尔特的罪行。
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经过重新调查和取证，发现霍尔特的不在场证明存在重大矛盾，且警方在取证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澳政府将对7-11丑闻中违规留学生逐个评估【环球网留学综合报道】据澳大利亚“新快网”9月29日报道，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杜敦指出，违反留学生签证的“7-11”连锁超市受剥削员工将被逐个评估。
为7-11员工辩护的无偿律师们谴责政府的反应骇人听闻，称这样会令大部分被剥削的员工不敢站出来。
据悉这些受剥削的员工大多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有些员工称如果他们投诉雇主的话，就被威胁遣返回国。
负责调查此案的独立委员会的负责人菲尔斯也呼吁政府暂缓处理签证违规的问题。
杜敦暗示，如果留学生遵守公平工作专员的规定并承诺不再违反工作条件，将被宽恕。
此前律师事务所Maurice Blackburn和工党领袖薛顿都曾致信总理特恩布尔，恳请他广泛大赦被7-11剥削的工人。
据报道，本月28日，杜敦的发言人表示，全面赦免是不必要的，将按具体案例给予宽大处理。
“那些被剥削而且正在协助公平工作专员调查的人，只要承诺未来遵守签证规定，就不会被取消签证。
”
律师事务所Maurice Blackburn的Josh Bornstein则表示，政府的回应骇人听闻。
“杜敦是在对这些弱势学生说：相信移民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政府的这种声明只会制造更多不确定性，还会妨碍受害者站出来指正。
”
他还表示：“部长的声明会令很多员工不敢要回他们被欠的工资，很多员工被欠超过2万澳元（折合人民币8.8万元）。
”
早前，费法斯传媒和Four Corners调查发现，7-11连锁店有大约4000名员工被少支付工资，该连锁店有620家。
调查还发现，数以千计的留学生被鼓励违反签证，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20小时的极限，而且时薪经常被严重压低。
澳大利亚行政问责：以建设责任政府为目标
发布时间：2011-06-23 作者：
澳大利亚责任政府建设遵循的原则是，政府的公共行政和管理行为必须积极回应社会和公民的基本要求，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运行，接受专门机构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并对其失职、失误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以“有限、透明、高效、服务、法治”为方向
澳大利亚把构建“有限、透明、高效、服务、法治”的责任型政府作为目标治理和明晰层级权责的主要方向，着力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加强法制建设，形成了透明、高效的责任政府运行机制。
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是责任政府的首要任务。
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公共服务实施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其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交通及信息方面的公共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80%左右。
政府为居民生活、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履行着责任政府的基本职责。
加强法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保障。
澳大利亚各级政府依法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责。
仅就环境保护领域看，目前在联邦层次环境保护法律有50多个，还有20多个州一级的地方法规。
坚持以人为本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理念。
澳大利亚政府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努力为国民工作和生活创造最佳环境，注重解决与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诸如环境保护、人权保障、社会救济等，是政府投放力量最多的事项。
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推进责任政府建设。
效率、服务、责任和社会公众满意程度是政府行政绩效的评价指标。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积极整合公共管理和服务资源，提出了以“更优的服务、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政府”为目标的电子政务发展战略，整合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网上服务，促进信息在不同层级政府及部门之间共享，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通过增强回应力，推进责任政府建设。
澳大利亚责任政府建设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公开、透明，政府的一切事务都置于公民全方位的监督之下。
注重公民全程参与，保障公民知晓公共事务，政府及时对公众的需求和意见做出有效回应，提高政府工作的有效性，这是澳大利亚建设责任政府的显著特征。
通过加强监督和问责，推进责任政府建设。
澳大利亚有着较完善的行政监察和行政问责制度。
如新南威尔士州早在1975年就制定和实施了监察专员法，监察专员由州政府提名，州议会决定，可独立行使调查权、监督建议权、责任追究权和廉政教育权。
监察专员如果发现该州公务人员有滥用行政权力的证据，将向负责该部门的部长提出处理建议，如果建议得不到采纳，或某一部门未能在合理时间内给予充分回应，监察专员有权向未尽到责任的官员提出警告、责任追究等措施。
按照建设责任政府的要求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工作
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注重通过加强行政问责来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责权一致原则合乎逻辑的制度延伸，是责任政府建设的最基本实现形式。
同样，行政问责也必须围绕建设责任政府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来实行。
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做法，应首先明确责任政府的主要特征和要求，并按照建设责任政府的目标要求切实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工作。
权责一致性。
权力和责任是相互依存的，政府在拥有公共权力的同时，对公民必须承担全面的责任。
澳大利亚政府特别强调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在政治法律制度框架内活动，行权过程必须处于责任的监督状态。
如果政府制定的政策违背了公民意志，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或行使权力超出法定范围，就将被追究相应责任，直至受到处罚。
权责有限性。
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各级政府权力有限，分工明确。
许多经济社会事务都由社团和中介组织管理。
廉洁高效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现廉洁高效。
政府履行职责的效率，体现在为公民和社会提供高效的组织管理、社会服务和为人民造福上，体现在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上。
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才能切实履行政府责任，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率。
同样，政府履行职责也体现在清正廉洁上。
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不可能全心全意对公民负责，必然导致政府责任的失范。
程序规范性。
程序合法规范是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和基本要求。
澳大利亚各级政府的行为不仅有法律规定的权责一致作基础，而且有规范化的履职程序作保证。
政府的行政行为程序必须在法规制度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实施，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政。
只有在法律法规上设定规范的、合理的、明示的责任程序，才能运用法规制度机制遏制权力运行上的无序和对行政管理对象利益的侵害，使权力运行严格限定在规范合法的程序范围内。
民众参与性。
责任政府是一个开放的政府，能够为民众参与提供基本条件和广阔平台。
澳大利亚特别注重公共舆论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参与和监督，通过积极、主动的信息公开，有效地提升民众对政府管理的参与、监督、认同程度，扩大民众参与度，增加政府与民众行为取向的一致性。
及时回应性。
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应该是积极回应社会和公民基本要求的政府，并采取积极行动予以满足。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强化回应机制，仔细了解民情，深入体察民意，积极回应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突发公共事件和影响广泛的社会热点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遇到的难点问题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及时公开事件真相和产生问题原因，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消除负面影响，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提高了政府的社会满意度。
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法规制度体系。
权责一致性作为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和行政问责制的基础，需要得到法律的确定。
目前，党政之间、党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不同党政部门之间还存在职责不清晰问题，一个事件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这给责任认定和追究带来很大难度。
如果没有健全的法规制度规范，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政府的行政行为就会随意扩张，甚至出现权力滥用，就不会对公民和社会负责，行政问责制度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应。
权责一致性要求政府管理职能和权力运行要有严格的法制规范，使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和标准更加统一、细化、明确，推进问责工作法制化。
依法实施分层分岗问责。
权责对等是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原则，有权必有责，小权力、小责任、小担当，大权力、大责任、大担当。
目前，一些地方行政问责工作存在着权责不对等、个人和集体责任不清晰等问题，导致出现基层有责无权、责大权小的现象，致使责任追究出现追下不追上、追小不追大以及越往下问责处分越重、越往上问责处分越轻等问题。
对一些重大决策失误的追究，有的往往借口集体领导，只追究单位领导班子的责任，不追究领导成员的责任；或是只偏重追究“一把手”责任，不追究其他领导成员责任等等。
因此，应按照建设责任政府
权责有限性的要求，合理划分党政之间、正副职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责任权限，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并依法依规对领导干部所应承担的领导责任进行对等问责。
加强对不廉洁、不作为人员的问责。
实现责任政府的廉洁高效性，要求我们必须对那些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渎职人员，那些权力行使不当没有真正为民所用的官员，进行责任追究。
应通过建立健全规范的行政岗位责任制度、全面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健全的行政道德责任机制和科学的责任追究制度，将“不廉洁”、“不作为”等情形纳入行政问责范围，督促政府公务人员廉洁高效地履行职责。
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程序体系。
程序的科学规范、合法有序是行权合法、结果公正的根本保证。
按照建设责任政府的要求，健全完善科学规范的操作程序，是加强行政问责工作、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程序化、规范化的重要环节；行政问责的真正落实需要通过有效的程序体系作保证。
应尽快建立一套科学化、规范化的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问责程序，保证行政问责工作规范有序进行，提高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效性。
依法扩大公民参与问责范围。
扩大公民参与问责范围，建立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由公民到政府的公民问责机制，是体现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
要扩大公民参与问责范围，就应把有代表性的政府官员、社会组织代表、企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吸收到行政问责的监督体系中，使公民有权问责政府，一般干部可以问责领导干部，督促政府和公务人员提高履责动力和履责能力，使政府的职责更加明确，履行政府责任的工作更加主动。
建立健全快速问责机制。
建立健全快速问责机制是增强政府回应力、推动政府责任落实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行政问责工作实效的重要前提。
对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和暴露严重问题的党员领导干部实施快速问责，不仅可以及时表明政府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坚决态度，而且也是确保行政问责严肃性与时效性，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有力手段。
（集体撰写李广智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