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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多中心治理理论——基于对奥斯特罗姆著作的研究发表时间：2019-08-08T16:09:09.26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9月36期作者：万隽[导读]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基于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实证分析共同创立的。
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了以往学者认为只有国家或市场是解决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的定式思维，提出了政府与市场之外新的可能性方式，即在政府、市场两个中心之外引入社会，作为“第三个中心”。
该理论模型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未必一定能够提供理想的政策选择方案。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基于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实证分析共同创立的。
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了以往学者认为只有国家或市场是解决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的定式思维，提出了政府与市场之外新的可能性方式，即在政府、市场两个中心之外引入社会，作为“第三个中心”。
该理论模型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未必一定能够提供理想的政策选择方案。
关键词：多中心；囚徒困境；信任；合作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当今西方学术界最热门的理论之一，“多中心”一词是迈克尔·博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及和阐释的。
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基于深刻的理论分析和丰富的实证分析，共同创立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传统的观点一般有市场派和政府派。
市场派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人们会通过市场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
面对“强市场、弱政府”的治理模式所带来的“市场失灵”困境，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派强调，政府理应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实现从“划桨”到“掌舵”的转变，一只“看得见的手”以“强势政府”的身份进入公共事务治理的诸多领域中。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容由于市场或政府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失灵，奥斯特罗姆夫妇基于长期的社会实证调研认为，公共事务的治理应该摆脱市场或政府“单中心”的治理方式，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以有效地克服单一依靠市场或政府的不足。
多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探索李文钊【摘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从挑战国家理论和市场理论出发,开始了其多中心之旅的探索.她早期利用公共经济理论,通过对大城市警察服务15年的经验研究,提出了大城市治理的多中心理论.此后,她通过开发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对渔业、森林、灌溉、地下水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实证研究,并系统地提出了自主治理的八项"设计原则".当前,她最新的理论研究动态包括:思考开发一个更一般的基于人类行为的选择理论;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考虑变量;思考人类集体行动的微观情景以及更为复杂的宏观背景,即人类的社会生态系统(SES),从而进一步推进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前沿进展.在这些研究中,多学科、多元研究方法和合作研究是其重要特色.【期刊名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4)006【总页数】9页(P1-9)【关键词】多中心理论;公共经济;政治经济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作者】李文钊【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2.6在美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上,有两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是赫伯特·西蒙[1],他于1978年因为提出有限理性(Boundary Rationality)并将之应用于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而获奖,另一位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下简称“奥斯特罗姆”)[2],她于2009年因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commons)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与西蒙相比,国内经济学学术界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关注极其不够,很多经济学者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位学者,也没有阅读过其文献。
奥斯特罗姆[3]在其自传中表明,高中时期她患有口吃(stutter),一个老师建议她通过参与辩论(debate)来提高表达能力,正是这种辩论训练使她明白任何一个论题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立场,这使得她的理论研究十分重视与传统理论的对话及挑战,并通过这种对话和挑战来增加学术知识,提升人类福祉水平。
目录引言一、多元协同合作供给之界定二、多元协同合作供给之根源三、多元协同合作供给之特质四、多元协同合作供给之价值五、结论引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的利益诉求日益广泛多元，公共需求呈现出广泛性、多样性、异质性的趋势，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主体供给公共服务，已然无法有效地契合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公共治理、担保国家等理论的延展不仅促进了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而且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已然被视为紧迫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之道。
如何有效打破政府或市场一元化的供给模式，协同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要素提升公共产品供给绩效、增进民生福祉，就成为值得探索的课题。
一、多元协同合作供给之界定研判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构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回答：政府应该做什么，市场应该做什么，公民社会应该做什么以及家庭应该做什么。
奥斯特罗姆等人在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区分提供和生产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区别划分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任务可以由私人和公共部门承担。
萨瓦斯研究梳理消费者、生产者、安排者或提供者等公共服务中的主要参与者，指出公共服务消费者是直接接受服务的人，可能是政府机构、私人组织以及个人等；公共服务生产者既可是政府，也可是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等，其直接组织生产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而公共服务提供者或安排者连接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一般由政府担任。
检视西方发达国家实践，公共服务供给经历了由市场提供演进至政府提供，再到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生产。
多元协同合作供给是指在特定的领域内，由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社会非营利组织等多样化的主体，采用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志愿服务等多种供给形式，以协同合作的方式来供给公共服务。
此中，多元主体不仅指多个主体共同参与，通过竞争确定由何者供给一项公共服务；亦指多个主体共同供给一项公共服务。
协同合作是指将不同层面的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工具手段整合成一个系统的框架，既不排斥政府直接生产公共服务，也不排斥公共服务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
摘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目前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需要从公共安全供给的视角出发，由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型向多中心协同供给模式转变。
在协同学理论的解释框架下，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以区域社会治安为例，社会公共安全协同的序参量与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对社会安全的协同供给起基础性作用。
权责与组织、文化、政策和技术共同构成影响社会治安管理协同序参量的要素，而人力、结构、信息、关系等诸多子系统的协调运动成为社会治安自组织形成和宏观协同的动力。
关键词：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中图分类号：D63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2）09-0016-04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政治文明研究▲作者简介：钱洁（1980—），女，江苏警官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建设进程中政府培育志愿者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1BGL104）；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社区公共安全供给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1SJB630017）；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基于协同学的一种框架分析钱洁1,2（1.江苏警官学院，江苏南京210012；2.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93）当前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大众在享受现代化的便利的同时，又不断面临现代化风险的洗礼。
这一时期我国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在环境、食品、医疗、住房、公共设施、社会治安等诸多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公共安全问题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不仅是个技术性命题，更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
公共安全供给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社会公共安全作为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
社会管理创新首先需要将社会管理，特别是相关制度、政策、管理模式等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实现以政府为中心的全社会协同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