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与冯雪峰冲突之滥觞——《胡风家书》疏证数则

<学教育訓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 m 论胡风周扬冯雪峰的晚年交往内容摘要:胡风、冯雪峰、周扬在30年代因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联合在“左联”的旗帜之下，但他们又由于人 生经历、文学思想、个性气质、身份角色的不同而有了其后不同的人生走向。

本文笔者就他们三人的晚年交往谈 些个人的认识。

关键词:胡风周扬冯雪峰晚年交往胡风、冯雪峰、周扬在30年代 因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联合在“左 联”的旗帜之下，他们都是属于马 斯洛所言的“他为了宗教、为了政 治、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而冒生命 的危险，而这些追求构成和表现人 的生命特质。

”[1]的那一类人。

但他 们又由于人生经历、文学思想、个 性气质、身份角色的不同而有了其 后不同的人生走向。

“文革”中、“文 革”后，当他们的人生走向晚年的 时候，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往？回顾他们之间复杂的人生交往时，他们对彼此会做出怎样的评价？1976年,身陷囹圄二十多年的 胡风终于获得自由身份，但是由于 狱中所患的精神分裂症的再次复 发而住院。

周扬在陪同下带着对胡 风的第一份平反文件来看望胡风。

1976年,周扬来到冯雪峰的住 处看望冯。

这次见面对于二人意义 重大,冯雪峰与周扬都激动地与友 人讲到了这件事。

晚年周扬与晚年胡风、晚年冯 雪峰的见面,在后人看来或许是平 常之事。

但对于在左翼文学史上占 有极大分量的三位身份不同、性格 不同、命运遭际不同的文艺者而 言,意义却是非比寻常。

一."文革”前后的握手言和1.胡风与冯雪峰胡风与冯雪峰30年代结缘，为 鲁迅身边的青年同道。

在胡风的回 忆文字以及家书中可以探知，自30 年代“口号论争”、《工作与学习丛 刊》直至1955年，胡风与冯雪峰之 间是渐生嫌隙，在其家书中，“二 马”、“三花脸”，带有不礼貌成分的 暗语称呼，代指的都是冯雪峰。

胡 风对冯雪峰的不满，既有“口号”论090争中冯雪峰对“国防文学”方的“妥协”方式的不满，也有鲁迅逝世后，创办《工作与学习丛刊》冯雪峰找茅盾来合办的反感。

胡风与姚雪垠的旧案一桩1943年2月，姚雪垠抵达重庆；4月，即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成为胡风的部下。

一个文艺理论权威，一个当红作家，就这样“碰”在了一起。

而此前他们之间的来往——确切地说是来而不往，仅限于姚雪垠在一篇文章中毫无恶意地提到过胡风的“沉默战术”，在另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章是“写得叫人读起来头疼”的“天书”。

初到重庆的姚雪垠，头顶“战区来的杰出作家”桂冠，风光占尽。

凭着《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作品在青年中的号召力量，他到处被请去演讲，在鲜花和掌声中忘乎所以丝毫也没有察觉个人命运的拐点正在他的飘飘然中悄悄到来。

就在1943年的辞岁晚会上，冯雪峰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作一般性批评时，提出了“只有在《七月诗丛》中才能看到大时代中民族生命的火花”（大意如此）的意见。

这意见引爆了会场，与会者一片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为“宗派主义的说法”。

“那时候，我在朋友间说话是多少会发生力量的，倘若我首先号召朋友们来一次自我检讨，大概会收到一些效果。

”姚雪垠在后来写的一份思想检查中这样说，“然而非常不幸，我跟着朋友们一起哗然……”不知道胡风对姚雪垠的“哗然”怎么看怎么想，只知道在其后不久的文坛“整肃”中，姚雪垠毫无疑问成了胡风要“清算”的“首犯”:从1944年7月到1946年3月，按胡风指示和受胡风影响的文章一篇篇相继出台，姚雪垠的《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曾广为读者喜爱因而一度畅销且长销的作品，无一不遭到杀伐性批判；《希望》杂志更是一马当先，炮制出“色情文学”、“倡妓文学”一类词语惊众骇俗，意在以“扫黄”的名义把姚雪垠打翻搞臭。

姚雪垠为之痛心，却“没想过用胡风派的方法报复胡风派”，因为他明白他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黑暗势力”，他“期望将来他们会放弃了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会不再以诬蔑的态度对付文化战线上的朋友”，所以他躲开了他们抡来的棍子，悄悄回到书斋，从“帮助自己的改变和发展”角度，对胡风的《希望》做出最善意的理解。

胡风藏书胡风一生与书结缘，“他一生酷爱文艺，一心想着编好书，出好书，”晚年的胡风“最高兴的事还是手捧一本新书”(梅志《书香余韵》)。

在胡风失去正常生活的时候，书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在胡风陷入精神崩溃的时候，书唤醒了他迷失的灵魂。

书，是胡风如影随形的朋友。

一个有着“鲁迅情结”“胡风缘”者的赠书《鹅鸟嫁人》，又译名《鹅妈妈嫁人》，是台湾作家杨逵的小说集，收入了四篇短篇小说，即：“鹅鸟嫁人”“薯作”“归农之日”“无医村”。

1946年3月由台北三省堂出版发行，是作者用日文写就的。

《鹅鸟嫁人》是本袖珍小书，它跻身于胡风许多大部头的日文藏书中，甚不起眼，但翻见扉页留下的作者手迹：“敬赠胡风先生杨逵”，便可看到台湾与大陆、胡风与杨逵之间的绵绵文学因缘。

杨逵是一个有着“鲁迅情结”“胡风缘”的台湾爱国作家(樊洛平《杨逵与大陆文坛――》)。

尽管书籍封面色彩逐渐褪去，纸张也脆化发黄，但是有关它的故事却越讲越多，鲁迅、胡风、杨逵，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有着不尽的情缘。

杨逵的鲁迅情结来自于老师赖和。

“赖和平生最崇拜鲁迅，他同样是以文学来疗救社会弊病，改造国民精神，一生保持了尖锐抗争的形象，因而被人们誉为‘台湾的鲁迅’”(樊洛平《杨速与大陆文坛―― 》)。

赖和时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目的编辑，1925年至1930年此报先后转发了鲁迅的《鸭的喜剧》《故乡》《牺牲谟》《狂人日记》《鱼的悲哀》《狭的笼》《阿Q正传》《杂感》《高老夫子》等作品，在当时的台湾形成了传播鲁迅思想的第一次高潮。

杨逵在1928年左右经常与文友出入赖和家中，在赖和家经常看到桌子上摆有好几种中文报纸和杂志，这在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是很鲜见的。

杨逵深受老师人格与文学的影响，1943年1月赖和去世，杨逵在《忆赖和先牛》一文中淡到赖和印象：“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颜――当然是透过照片就会浮出鲁迅给我的印象。

”1935年12月，台湾《台湾史艺》开始分五期连载增田涉的《鲁迅传》，当时杨逵也是《台湾文艺》的撰稿者，《鲁迅传》的发表杨逵自然也关注到。

胡风简介 胡风⽣平 姓名：胡风 原名：张光⼈ 性别：男 出⽣年⽉：1902—1985 籍贯：湖北薪春 胡风（男）（1902—1985）原名张光⼈。

笔名⾕⾮、⾕莹、⾼荒、张果等。

湖北薪春⼈。

1920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学预科，⼤⾰命失败后流亡⽇本，在东京庆应⼤学，并积极参加⽇本共产党以及普罗⽂艺运动。

1933年被⽇本当局驱逐回国。

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学理论批判⼯作。

与、冯雪峰交好，并于1936年提出“民族⾰命战争的⼤众⽂学”的，与周扬提出的“国防⽂学”相对⽴，引发两个⼝号的论争。

抗战期间，⾃筹经费出版《七⽉》（1937年9⽉11⽇创刊），扶植培养⼀批新作家，在其推动和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七⽉》为阵地的⽂学流派。

《七⽉》停刊后，主编“七⽉诗丛”“七⽉⽂丛”等丛书，开始在桂林、重庆、⾹港出版。

1945年卫⽉胡风主编《希望》杂志，继续“七⽉”的事业。

从抗战前⼣到1948年，胡风先后撰写出版了《⽂艺笔谈》、《⽂学与》、《密云期风习⼩记》、《民族战争与⽂艺性格》、《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逆流的⽇⼦》、《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理论著作。

他的理论中⼼是“主观战⽃精神”，要求作家⽤强烈的主观战⽃精神去拥抱现实，从改造现实的⾓度去把握现实；另外⼀个重要观点是揭⽰民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这些与延安的⽂艺政策并不⼗分⼀致的观点从⼀开始就引来了反对意见并在左翼内部遭到批判。

50年代他与⽂艺界领导的理论⽭盾⽇渐激烈。

1953年向中央递交了阐述⾃⼰对⽂艺⼯作意见的《关于⼏年来⽂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万⾔书）。

1955年因震动国内外的“胡风反⾰命集团”冤案被捕⼈狱，⾝⼼受到巨⼤摧残。

1979年获释，1980年、1988年两度平反。

解放前著有诗集《鲜花和箭》、《为祖国⽽歌》，解放初创作了长诗《开始了》。

后者激情勃发，语⾔凝重，为当代歌颂性的诗歌创作开了先河。

80年代出版了《胡风评论集》、《胡风晚年⼩说诗歌⽂学作品选》和《胡风全集》等。

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的文化心理与风格传承□ 李遇春内容提要胡风在1955年后的政治受难生涯里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

本文主要探讨胡风在这些旧体诗词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心理以及艺术风格的传承关系。

胡风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中表现了诗人的反抗意识、认同意识和疏离意识,它们分别与诗人的现代启蒙人格、传统儒家政治人格和道家隐逸人格相关,三者相互纠结,展现了胡风复杂的文化心理状态。

胡风的这些旧体诗词“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受到了鲁迅旧体诗和建安诗风的影响,呈现出遒劲拙重、沉郁顿挫、刚健清新的风格。

作为诗人,胡风在1955年落难之前,一直是以新诗创作著称的。

虽然他在此前也写过旧体诗,但数量不多,《胡风诗全编》里收录了他建国前的旧体诗二十余首,辑为《抗战风云》一辑。

在1955年的那场文坛冤案酿成后,胡风从此陷入牢狱之灾二十余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四川苗溪劳改农场、四川大竹监狱关押或劳动改造。

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胡风孤独地开启了他作为旧体诗人的苦难文学生涯。

没有纸和笔,他就自言自语,自念自听,依靠顽强的记忆力把那些呕心沥血之作记在心里,在默念和吟咏中捱过艰难的时光。

据胡风1979年的回忆,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生活中,他写下了《求真歌》(古风长短句14章)、《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首)、《红楼梦·人物悲剧情思大交响曲》(三十余曲)、《采世巨灵狂想大交响曲》(12曲)、《创世巨人理想大交响曲》(12曲)、《女性悲剧情思大交响曲》(12曲)、《创世英烈悲壮大交响曲》(12曲)、《过冬草》(律诗、词,约三百首)、《报舂草》(律诗、词,约一百首),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数量巨大的旧体诗词作品如今所存甚少,大部分或被遗忘,或被监狱管理者收缴之后没有归还这是胡风晚年诗词创作无法挽回的损失。

据《胡风全集》第1卷收录的旧体诗词作品来看,胡风现存的旧体诗词约有四百余首。

其中除作于建国前的二十余首之外,绝大部分是在建国后的狱中写的。

《《胡风舒芜关系史证》序_胡风》摘要：对于舒芜的《论主观》一文，我在为《我思、谁在?》一书写的序中是这样议论的，我在分析了他的文章中对卡尔、伊里奇、约瑟夫等人尊崇景仰的字句之后说：这篇文章，不论在哲学方面应该怎样评价，至少，政治态度应该说是很可取的吧，(《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期，第141页) 可见我在那篇序中说《论主观》一文“至少政治态度可取”，是完全说错了，我读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写了一篇《札记》(《隔膜》)，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胡风，这个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要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到胡风事件。

要谈胡风事件，必定会谈到舒芜。

舒芜在胡风事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许多人都是根据当年《人民日报》连续刊出的三批“材料”来立论，对他不乏道义的谴责，称之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称之为“始作俑者”，似乎是舒芜促成了胡风事件的发生，假如没有他写那篇《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就不会有后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大冤狱了。

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简单呢?至于“事件”发生之前十二年间胡风舒芜两人是个怎样的关系，有过些怎样的交往，许多人对此是并不清楚的。

而弄清楚这些，对于人们理解整个胡风事件是大有关系的。

吴永平先生的这一本《胡风舒芜关系史证》引证了大量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于这一公案，我也是关心的，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真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举一个例吧。

对于舒芜的《论主观》一文，我在为《我思、谁在?》一书写的序中是这样议论的，我在分析了他的文章中对卡尔、伊里奇、约瑟夫等人尊崇景仰的字句之后说：这篇文章，不论在哲学方面应该怎样评价，至少，政治态度应该说是很可取的吧。

可是不成。

延安方面认为这属于那种“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唯心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引起一场不小的批评。

这就可见我的“隔膜”，完全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觉得延安的反应不可理解。

吴先生的书指出：《论主观》一文，是为了声援陈家康而写的。

认识胡风的三种角度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1933年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向中共中央上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自白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至今我仍难忘1985年亲历的向胡风先生遗体告别的场景。

路翎、贾植芳、牛汉、绿原等众多友人，依次走来，向他们的导师和朋友默哀。

然后，他们缓缓走至梅志先生面前，与她握手致意。

她在儿女搀扶下伫立着，如一尊雕像，清瘦而坚毅，脸色凝重但不悲戚。

自胡风去世近两个月来，大家从没有见到梅志流过一次眼泪，她的冷静让人吃惊。

然而，在胡风遗体最终被推走的一刹那，她突然号啕大哭，泪如泉涌。

大家都没有去劝她。

悲情的迸发是她等待已久的。

对于梅志，难道还有别的更好方式来与胡风作最后的告别吗？如今，二十余年已经过去，新近出版的《胡风家书》为这一感人的瞬间做了最好的注解。

从三十年代初的恋爱，到六十年代囚居秦城，胡风写给梅志的一封封家书，把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的丰富情感，动人心魄地呈现出来。

读这些信，我们可以读他们的感情世界，可以读知识分子性格的发展，更可以读在风雨中蹒跚而行的受难者的心灵史。

几年前，我曾请诗人牛汉为丁聪先生所画的梅志肖像漫画题词，其中一句印象最为深刻：“胡风和梅志坐在一起，我在心里构思过两行诗：梅志是胡风生命的花朵，胡风结出了梅志的果实。

”诗人说得好。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花朵与果实的生命交融。

精粹的诗句仿佛就是为《胡风家书》而写。

在人们眼里，胡风性格的倔强和直爽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