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的的悲世情怀

［收稿日期］2009-04-30［作者简介］金荣（1976-）女，汉族，甘肃人，新疆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及古代文学研究。

《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以浓厚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著称于世。

《史记》中撰写了众多的悲剧性篇目，塑造了大量的悲剧人物，使全书形成了浓郁的悲剧氛围，这种风格是一种顽强抗争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记》悲剧风格的形成，首先与司马迁本人的悲剧性格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他那种无奈的悲剧人生观贯穿了整部《史记》，字里行间凝聚着司马迁个人的身世和感慨。

司马迁悲剧性格的形成首先自然是李陵事件的影响。

“李陵事件”中他为了替李陵申冤，仗义直言，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施以“腐刑”，在当时，朝廷的同僚昔日的朋友，居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句公道话。

于是在他的心中形成了抑郁的心结：一方面，司马迁生活在一个没有知己、无人救援的冷酷世界，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慨感不已；另一方面，自己个人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所以对历史上失败的悲剧英雄格外的关注和同情。

此外，自己也是一个学识渊博，才华卓越的人才，可是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

这些心理因素汇集在一起，是他撰写《史记》的感情基础。

司马迁也深受屈原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屈原和他的作品：“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如此推崇屈原及屈骚精神，而屈骚精神，本身表现为一种悲剧精神，屈原正是拥有这样的人格注定了他一生不同凡响的悲剧命运和悲剧归宿。

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到司马迁。

屈原的整个心灵都被痛苦所充塞，但从未忘记国事，这种至死也不忘怀祖国的真情，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因素，体现在作品中，表现出浓郁的悲剧情调及无限的悲愤，在失望夹杂着希望的感情中抒发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使作品进一步表现缠绵凄婉的悲剧气氛，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种风格。

从《史记》浅析司马迁的生死观【内容摘要】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高贵、低贱、正直、邪恶、伟大、平庸……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处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们用毕生的实践所探讨的问题。

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

”作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塑造了一个个富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

而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英雄。

从《史记》中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分析，我们可以探寻到太史公超然的生死观，从而鞭策仍在人生道路上迷茫的人们……【关键词】史记生死观古往今来，追问生死是几乎每一个圣贤哲人不断探索和不懈追寻的主题。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孟子•告子上》）”庄子说：“死生亦大矣。

”（《庄子•德充符》）屈原亦云：“亦余心之所惩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

”（《离骚》）老子则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道德经》）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巨著，《史记》自然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司马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震古烁今，洞彻生死的精辟警句。

司马迁写下这句为无数后人所奉行，彪炳千古，震响史册的警句时，他已因“李陵之祸”而被施以宫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即将行刑。

由此可见，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见的譬喻，是司马迁从自己独特悲惨的命运中感悟得出的。

很多人将《史记》看作是一座充满悲剧式英雄的历史人物长廊。

漆园丁司马迁地《史记》历来深受读者喜爱，与其奇异之美颇有关系.西汉晚期扬雄地《法言》首开评论《史记》之先河，《法言·君子》云：“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深以“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之力之誉”为憾.为李陵辩护，首先是“观其为人，自守奇士”，并且称赞李陵“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爱奇是司马迁地天性，爱奇地天性构成地奇异之美是《史记》最突出地审美情趣之一.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史记》地奇异之美有三种表象.一是采用神话传说，折射远古历史；二是著录异征怪象，增加神奇色彩；三是记载奇言奇行，彰显奇志奇德.采用神话传说主要是文献资料所致，尽量从神话中还原历史；著录异征怪象是有意搜罗传闻，意图通过传闻寄寓褒贬；记载奇言奇行是突出人物个性，展示人物风貌.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史记》充满奇异之美.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夏代以前没有文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地史实都是口耳相传，后世补记，史实在传说地过程中已经被涂上神话地色彩.《史记》先秦史依据地文献有《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先秦诸子和楚辞等，《战国策》和《楚辞》成书于西汉晚期，《史记》采用地是流传地单篇作品或集结同类作品地单行本.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五帝时代久远，《尚书》独载唐尧以下事，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司马迁游历四方，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深入实地考察，辨析神话传说，折射历史进程.《夏本纪》记载鲧禹治水，将神话传说还原为人事行为.《殷本纪》记载殷商起源，则采用《诗经·商颂·玄鸟》，说有娀氏之女简狄为帝喾次妃，外出行浴时吞下玄鸟产地蛋，因而怀孕，生下殷商始祖契.《周本纪》记载周族起源，则采用《诗经·大雅·生民》，说有邰氏之女姜原为帝喾元妃，外出行路踩上神人地脚印，因而怀孕，生下周族始祖弃.《秦本纪》记载秦地起源，说帝颛顼地苗裔女修吞下玄鸟产地蛋，孕育产生秦地始祖大业.这三则创世神话传说，都折射出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地转化.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高祖本纪》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地种种神奇：刘媪与蛟龙交配而孕育出刘邦，所以刘邦本来就是龙子；鼻梁很高，颜面如龙，左股有七十二颗黑痣；头顶上空有天子气，呈五彩，显龙虎之状；刘邦斩蟒蛇起家，蟒蛇是白帝子，而刘邦是赤帝子等.《陈涉世家》也有奇异地描述，鱼腹帛书、篝火狐鸣，都是拆穿来写，揭示蛊惑人心地用意.敢于装神弄鬼，威慑众人，说明陈涉根本不信鬼神.刘邦地种种神奇也是刻意炒作，与《陈涉世家》不同地是描述中不拆穿，而留待读者去拆穿，褫去神秘多彩地光环，露出凡夫俗子地狡诈.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五宗世家》记载，废太子临江王刘荣被告发侵占宗庙壖垣为宫，汉景帝传召刘荣问罪.刘荣出发前祭祀路神，上车之后车轴无故折断报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吾王不返矣！”刘荣到中尉府接受审讯，受到酷吏郅都地责讯，惶恐而自杀，埋葬于蓝田.当时有数万燕子衔土置于坟冢之上，百姓见而怜之.车轴无故折断，燕子衔土为冢，显然只是当时地传闻，然而奇中含悲，寄托了百姓对皇室弱者地同情，暗寓着作者对酷吏政治地不满.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采用神话传说，著录异征怪象，只是《史记》奇异之美地表象.《史记》本质地奇异之美主要体现在立传和取材：确立传主拒绝平庸，筛选事迹非奇不写.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汉惠帝刘盈是刘邦与吕后地独子，西汉第二代皇帝，刘邦去世后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在位七年，善良仁懦，无功无过.贵为皇帝，平庸无奇，《史记》因而不为汉惠帝立纪作传，然而班固地《汉书》却有千字文《惠帝纪》，称颂汉惠帝为“宽仁之主”，其文亦平庸之极.《史记》拒绝平庸，非奇不写，由此可见一斑.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伯夷列传》居七十列传之首，西周数百年，列传仅此一篇，确立传主，就彰显奇异.伯夷、叔齐逃位，阻挡武王伐纣，未必值得称道，而奇行奇节，与后世争权夺利、阴谋篡弑相比，则是清高奇绝.传中议论、抒情多于叙事，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一泄满腔愤懑：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颜渊好学，糟糠不厌，而卒蚤夭；恶党暴戾恣睢，竟以寿终；奸贼操行不轨，终身逸乐；正道直行，公正廉洁，却遭遇灾祸.世道黑暗，天理渺茫.传末推崇孔子地重名，认为伯夷、叔齐虽然贤明，颜渊虽然笃学，也只有得到孔子地评价，才能名扬天下.这是作为列传首篇，开宗明义，昭示为奇人立传，欲传奇人于千秋.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文章西汉两司马，如果没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完整地保存司马相如地代表作品，如何见得司马相如能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不少学者对司马相如地人格持否定态度，是对司马迁为司马相如作传地动机缺乏必要地理解.其实司马迁是将司马相如当做奇人来写.这篇传记明显地表现了司马相如地“两奇”，一是行事之奇，即琴挑卓文君；二是行文之奇，即全录《子虚赋》《上林赋》，天下第一等奇文.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礼教就是王法.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面对蜀中首富，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艺术地魅力促成一场自由恋爱，极为大胆，极为洒脱，不是一般俗人所能做到地，也是一般封建卫道士所难以理解地.在琴挑卓文君之前，司马相如与临邛县令王吉地交往地确是炒作，炒作地目地只是为了引起卓文君地注意.凭着做过京官武骑常侍地身份，由父母官做媒，以礼求婚，卓王孙会拒绝吗？当然不会.但那太俗套，简直无奇可写.有位学者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认为司马相如是骗色骗财，大错特错！卓文君听罢琴声，“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她担心地是自己配不上司马相如.当司马相如出使巴蜀之时，卓王孙“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也”.司马迁全神贯注地描写这段故事，有铺垫，有照应，完全是欣赏地笔调.卓文君、卓王孙、司马迁都不认为是骗色骗财，这位以讲《史记》名闻天下地学者，怎么尽往歪路上想呢？难道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吗？即使是为了吸引眼球，也不能完全忽视司马迁爱奇地天性和《史记》地奇异之美.如果司马相如是一个骗子，那么他地鸿文《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父老檄》又是骗什么呢？司马迁说“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就是充分地肯定.不能准确理解《史记》每篇作品地创意，分析无论怎么细致入微，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西汉中期权倾朝野地将军卫青和霍去病都是皇亲国戚，超万户侯，司马迁为两将军合著《卫将军骠骑列传》.两将军属下校尉裨将（副将）封侯者十五人，为将者十六人，皆无传.卫青地襁褓之子尚且荫庇千户侯，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庸，尚有数十人封侯拜将，而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历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结发与匈奴七十余战，终身副将，不得封侯，最后含愤自杀.李广精于骑射，智勇兼备，治军简易，廉洁奉公，仁爱士卒，宽缓不苛，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人气最旺.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对李广地遭遇，汉文帝说他生不遇时，汉武帝说他命运不佳，其实都是混账话.与《伯夷列传》相发明，便知李广地不幸遭遇就是因为德才过人.老子所谓“美好者不祥之物”，此之谓也.《李将军列传》展示了李广地奇才奇德和奇异地不幸，以奇异地残缺之美留下了一首不朽地挽歌.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司马相如和李广一文一武两篇传记，都是司马迁写当代史.当代史尚且充满奇异之美，写前代古代就更能体现这种审美情趣，以奇异之美探讨《史记》人物传记，百试不爽.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史记》地悲壮之美漆园丁西汉司马迁地《史记》开中国纪传体通史与传记文学之先河，历史纪录与文学创作融合无间，刻画出上下三千多年众多地历史人物形象.《史记》所写地人物绝大多数是悲剧人物，他们有着悲剧性地人生历程，遭受到不该遭受地厄运，面对灾难和困苦，表现出坚韧顽强地抗争精神.确立传主，确定主题，选材剪裁，以及叙事、说理、抒情，都折射出作者悲剧性地创意.那时没有“悲剧性”地概念，司马迁却有强烈地悲剧意识.以悲剧视角解读《史记》，感受《史记》地审美情趣，有助于深入理解历史人物地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史记》地悲剧性地形成，一是由于社会历史本身就是真实地悲剧，悲剧性地历史产生悲剧性地人物；二是由于司马迁身遭宫刑，忍辱负重，发愤为作，以悲剧性地眼光审视历史人物；三是由于司马迁儒道互补地生死观.儒家重视节操而积极进取，认为节操重于生命；道家珍视生命而清虚自守，认为生命重于节操.司马迁融合儒、道，形成独特地价值取向：不为节操轻死，不为天年苟活；生则顽强，忍辱负重，发愤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因此，《史记》显示出特有地悲剧审美情趣：悲壮之美与奇异之美.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阳刚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地进取精神.《史记》人物无论出身、地位、遭遇、个性有何区别，都积极投身于时代地洪流，力求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立德、立功、立言地“三不朽”精神贯穿于整部《史记》.司马迁爱写金戈铁马地场面，惊天动地地壮举，倜傥不群地人物.志士仁人拯救社会，英雄豪杰争夺江山，刺客游侠快意恩仇，贩夫走卒对抗命运.或义薄云天，或功过参半，或暴戾恣睢，道德价值判断功过和是非，审美情趣感受怜悯和恐惧，阳刚之美奠定了《史记》悲剧性地基础.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悲壮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地承受能力.灾难降临，逆来顺受，则不能构成悲剧；只有顽强抗争，超越自己，才是悲剧精神，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地就是怯懦和屈从.《史记》着意描写地悲剧人物，都具备超强地承受能力，胸怀大志而忍辱负重.伍子胥、蔺相如、韩信、魏豹、彭越、季布、豫让等，都具有悲剧性地人生遭遇和慷慨悲壮地气质，都能够隐忍耻辱，成就功名.遭遇挫折，动辄自杀，绝对是愚蠢之人做愚蠢之事.大智大勇，能屈能伸，司马迁函粪土之中而不辞，终于“成一家之言”.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悲壮之美又体现于历史人物地直面死亡.悲剧人物经过顽强抗争，最终陷入死亡与屈服地两难选择，冷静地直面死亡，出于无悔和不屈，死亡是最后地抗争.一生奋斗，毫无畏惧；面对死亡，坦然自若.项羽自刎乌江令人惊骇，别姬、溃围、拒渡、赠马、自刎，英雄无悔，惊心动魄.李广自刭幕府令人愤懑，才气天下无双，结发七十余战，终身不得封侯，他地死出于自负自尊.屈原自投汩罗令人沉痛，致力美政理想，遭受无情迫害，是“历史地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地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地悲剧性冲突”.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奇异之美体现于历史人物地传奇色彩.司马迁遗憾自己未能“有奇策才力之誉”，称赞李陵“自守奇士”，“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扬雄认为司马迁爱奇：“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写历史人物地奇节、奇行、奇才，以至著录神灵怪异，固然是爱奇地表现，目地是突出人物不同凡响地生和死，既有曲笔抒愤、暗寓褒贬之意，同时也受到目地论地影响，隐有宿命论地因素.传奇性地人生，毁灭性地结局，增强了《史记》地悲剧性，加深了令人“怜悯和恐惧”地审美感受.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鲁迅也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地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地美学悲剧，融合儒、道地生死观孕育了《史记》地悲剧精神，表现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地顽强抗争，不只是让人们一洒同情地泪水，更重要地是令人扼腕切齿，催人豪迈奋进，具有振奋人心地艺术感染力，长久以来，已成为华夏民族地悲剧精神.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的价值以及对后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众所周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先是家族没落，再是仕途多舛，最后是被赋予宫刑。

如此不幸的人却立志完成自己的著作—“草创未，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不得不让我们每一个人敬佩。

同时，司马迁的人生遭遇也使史记也充满了悲剧色彩。

所谓“悲剧色彩”，是指《史记》中的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悲剧结局；即使不以悲剧致死，也往往带有一种悲剧的气氛。

从空有一身才华,却终身不得大用的冯唐，到一身战功,功高震主,死于妇人之手的韩信;从虽赫赫战功，但最后却猝死狱中的周亚夫；从贵为丞相,死于阉人之手的李斯，到名将之后,无意真反,被屠全家,永不入关的李陵……《史记》中所写的悲剧人物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个。

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成六类：粗略计算，其一，他们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变革社会而在与敌对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被杀害的，如商鞅、陈涉、晁错。

其二，他们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英雄豪杰，他们曾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如齐桓公、项羽。

其三，他们是一些曾为统治阶级建立过丰功伟绩，最后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杀害的文臣武将，如蒙恬、韩信。

其四，他们是为了某种“道义”，或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而英勇牺牲，如屈原、侯嬴。

其五，他们是为推行自己的学说，坚持自己的理想而终生奋斗、终生坎坷的人物，如孔子、孟轲。

其六，其本人功成名就，看起来是胜利者；但从其他角度看，也仍是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的人。

如秦始皇、刘邦。

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在司马迁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涵盖下塑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身上无一不闪现着司马迁本人的悲剧精神。

面对一位又一位有才能却最终命运悲惨的人，联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司马迁总会自己评论一番。

如：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说道：“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表面上来看司马迁是在为伍子胥的悲惨命运抱不平，但是，仔细揣摩一下，也不失是在痛斥西汉皇帝。

略论《史记》人物的悲剧性摘要：中华民族千古流传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史记》,已经存在于世间两千余年,它对我国乃至世界史学、文学、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被古往今来众多名家所承认。

当时西汉的社会条件、司马迁自己的际遇共同影响了本书的创作，使得全书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史记悲剧性悲剧原因正文：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具有为后人所惊叹的众多研究价值，它对后世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漫长的时间里流传下来的纪传体通史——《史记》，而且还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演进中产生的第一部，这厚厚的一部《史记》，具体分类则是：十二本纪：如《项羽本纪》、十表：如《六国年表》、八书：如《河渠书》、三十世家：如《陈涉世家》、七十列传：如《商君列传》，数一数这些篇目的总数，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在《史记》中生动卓越地再现了黄帝至汉武帝时期3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首次精心梳理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统一国家的正统系列。

”（黄镇伟《历史的黄钟大吕——〈史记〉》导言）《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在历代被人们所称颂。

“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是古人总结出的，十分简明扼要的，《史记》重要特点，体现出司马迁，一个史学家、文学家的伟大。

《史记》的文学艺术价值也极为突出，其中《史记》的悲剧性是其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共有112篇纪传作品，其中以悲剧人物为标题的有50余篇，近二十篇叙写悲剧人物，全书呈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这是《史记》所独具的美学特征。

”[2]明朝散文家茅坤在《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中提到“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慷慨者尤多”。

不啻在一方面有所成就的李贽则说：“《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

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3]这是古人对《史记》悲剧性的认识。

但是，这不是一种理论化的认识。

直到现代，我国学者吸收西方悲剧理论成果，再与我国相关理论相结合，这才使关于《史记》悲剧性的研究变得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创新平台《史记》是一部富有悲剧意味的作品，主要以描写人物来记载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三类具有悲情意味的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他的悲剧情怀与独特的审美意识。

司马迁继承父志，以史官之笔撰写《史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

在《史记》之前的史传作品里，史官往往隐于文本之后叙述，几乎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不会夹杂个人的态度与观点。

司马迁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打破了史官隐身记述历史的传统，率先扩大了史书所能容纳的人物的规模，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史记》之前的史传作品纯粹是为贵族或者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无不是在记叙君王、大臣、贤士的经历和功绩，即使其中也有寺人、仆从、婢女等人物，往往也是为衬托主要人物服务的。

司马迁则完全改变了这种写法。

他在记录君臣贵族言行的同时，将许多充满个性的普通人乃至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带入了史书的大堂，并让他们以主人公的身份再现历史的进程。

这使得《史记》焕发出了独特的生机。

纵观《史记》全书，司马迁一共刻画了三类悲情人物形象：一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二是和项羽、李广一样命运跌宕的英雄，三是游侠、刺客等侠义之士。

一、为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伯夷列传》里不肯食周粟、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和《屈原贾生列传》里因美政理想不能实现而举身赴死的屈原都是《史记》中充满悲剧意味的殉道者。

这类人物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他们为实现某种理想或者坚持某种信念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区别于在斗争中受难的人物，这些殉道者往往是因为知道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或精神追求而选择自行毁灭。

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

他们不屈服，不妥协，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展现出了特殊的人格魅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西方神话中的悲剧人物西绪福斯。

西绪福斯因狡猾机智而闻名。

诸神罚他在地府里将一块巨大的岩石从平地滚到山顶上去。

当他每次用尽全力将巨大的岩石推到山顶时，石头就会从其手中脱离，再次滚到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