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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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由罗伊诉韦德案到美国违宪审查制度关键词:罗伊诉韦德违宪审查权功能宪法解释摘要: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案件,由这个案件标记的堕胎权、胎儿生命权、隐私权之间的抗衡和较量,时至今日仍然意犹未尽。
但作为违宪审查制度的成熟标志则地位牢固。
一、罗伊诉韦德案案情介绍罗伊诉韦德案,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因为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案件,它被赋予了其他的特定含义。
本案的原告罗伊的真实原型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名2l岁的女子诺玛·麦考伊,在该案发生前,她已经结束了一段婚姻,有一名5岁的女儿,由她的父母抚养。
1969年,她刚刚失业,而且又怀孕了,她当时的状况根本不允许她再有一个孩子,她想合法的放弃这个孩子,但是当时德克萨斯州的法律禁止堕胎。
无奈之下,她找到了两名女律师琳达·考菲和莎拉·韦丁顿,这三个人对德州关于堕胎的法律规定都充满了质疑,她们决定要挑战这项法律规定,企图废止这项规定。
她们意识到这个案件终结前孩子可能已经降生了,对麦考伊来说即使胜诉对她来讲也没有实际意义了,但是她们依然决定要进行这场诉讼。
因此,她将执行得州禁止堕胎法律的达拉斯县检察长亨利·韦德(Heru’yWade)告上法庭。
这么说来,这个案件一开始就是一个宪法实验,一开始就具有确认一项州法律违宪的企图和特定意义。
原告主张德克萨斯州的关于禁止堕胎的法律规定,侵犯了宪法第一,第四,第五,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利和选择权,认为怀孕的妇女有权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何种原因,以什么样的方式终止妊娠,认为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是违宪的。
被告主张,胎儿的生命是受宪法保护的,在妇女怀孕的整个过程中是有生命权存在的,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为第14修正案所禁止的行为,孩子的生命权高于妇女的隐私权。
从原被告的诉讼主张我们可以看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隐私权是否属于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即是否能从宪法中找到隐私权合法性的根源;二、胎儿是否有”生命权”最高法院经过1971年、1972年的两次讨论,在1973年以6:3作出终审判决:德克萨斯州规定除为了挽救母亲生命其他堕胎都为犯罪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
第1篇一、引言堕胎权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
然而,自1973年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来,美国堕胎权一直备受争议。
本文将通过对一起具体案例的法律分析,探讨美国堕胎权法律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
二、案例背景2016年,美国阿拉巴马州立法禁止了所有怀孕14周以上的堕胎行为,包括医学上必要的堕胎。
该法案引起了广泛争议,许多妇女组织认为该法案侵犯了妇女的堕胎权。
随后,阿拉巴马州妇女健康组织(Alabama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将该州政府告上法庭,引发了关于堕胎权法律保护的典型案例。
三、案件审理过程1. 初审阶段在初审阶段,阿拉巴马州妇女健康组织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妇女的堕胎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法案在14周后禁止堕胎,可能违反了罗诉韦德案所确立的“生命权”(right to life)和“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
2. 上诉阶段阿拉巴马州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该案,并进行了公开审理。
3. 最高法院判决在2019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最高法院大法官以5比4的投票结果,支持阿拉巴马州妇女健康组织的观点,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罗诉韦德案所确立的堕胎权原则。
然而,最高法院并未完全推翻罗诉韦德案,而是认为该法案在14周后禁止堕胎过于严格,未能合理平衡孕妇的生命权和隐私权。
四、法律分析1. 罗诉韦德案原则罗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权的宪法原则,即妇女在怀孕的前六个半月内有权决定是否堕胎。
在此期间,州政府可以对堕胎进行一定的限制,但不得禁止。
在怀孕的六个半月到出生前这段时间,州政府可以出于保护孕妇生命和健康的考虑,对堕胎进行一定的限制。
然而,在怀孕的最后一个阶段,州政府不得干预妇女的堕胎权。
2. 阿拉巴马州法案的违宪性阿拉巴马州法案在14周后禁止所有堕胎行为,包括医学上必要的堕胎。
从罗伊诉韦德案中探寻中国非治疗性堕胎问题的解决思路作者:秦鸿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08期摘要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自1969年起便引发了举国上下近半个世纪的关注和讨论。
民众不断地在“女性非治疗性堕胎合宪与违宪”这个问题上往返变化,政客们不断因此问题纵横捭阖,在美国,该案件影响力之巨、争议性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即使是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与其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
中国近些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女性堕胎权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在司法层面上,究竟应当引导公民堕胎还是坚决针对堕胎予以对抗,都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本文通过剖析“罗伊诉韦德案”整个案情,从“罗伊诉韦德案”的矛盾点——女性非治疗性堕胎自由的保障与胎儿生命的冲突出发,谋求权利对抗中的平衡,为我国能顺利解决此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关键词堕胎选择权隐私权生命权家庭自治权作者简介:秦鸿璟,中国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3.171自2013年《印度时报》报道了一篇名为《Free abortion move opens up sharp debate in China》(中国免费堕胎惹争议)的文章之后,在中国国内关于非治疗性堕胎问题的讨论一时高涨而起。
中国是否应当开放堕胎,在司法层面是否放开堕胎,都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我国目前还没有从司法层面对非治疗性堕胎进行约束的今天,堕胎本身对女性、胎儿、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不仅是对堕胎女性健康的极大伤害,也是对胎儿生命权的冷漠蔑视,而且堕胎的肆意致使家庭的不合也屡见不鲜。
一、从“罗伊诉韦德案”寻求胎儿生命权与妇女选择权的平衡(一)“罗伊诉韦德案”基本案情1969年,一位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德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挑战。
该法令规定,除非因为维持孕妇生命,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手术。
第1篇一、案件背景1973年,美国发生了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堕胎案件——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该案涉及一名名叫罗丝·韦德的女性,她在德克萨斯州寻求堕胎,但根据当时的法律,堕胎是非法的。
罗丝向法院提起诉讼,引发了关于堕胎合法性的激烈争议。
二、案件争议焦点罗诉韦德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应该允许女性在怀孕初期自由选择堕胎,以及政府是否应该对堕胎进行限制。
三、法院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1月22日对罗诉韦德案作出判决,裁定堕胎在怀孕初期属于女性的个人权利,政府不得进行干涉。
以下是判决要点:1. 第一阶段(怀孕初期):女性有权在怀孕初期自由选择堕胎,不受政府干涉。
2. 第二阶段(怀孕中期):政府有权对堕胎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必须尊重女性的权利。
3. 第三阶段(怀孕晚期):政府有权对堕胎进行严格限制,以保护胎儿的生命权。
四、案件影响罗诉韦德案对美国法律和堕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 增强了女性在生育选择方面的权利,提高了女性的地位。
2. 促进了美国堕胎技术的发展,使堕胎手术更加安全。
3. 引发了关于堕胎合法性的持续争议,导致美国社会分裂。
五、后续发展尽管罗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的合法性,但美国各州对堕胎的法律规定仍然存在差异。
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1. 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斯诉阿卡迪亚县健康服务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中,对罗诉韦德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
该案要求政府在限制堕胎时,必须证明这些限制是“合理的”,并且不会对女性的生育权利造成过度限制。
2. 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道布尔迪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中,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的部分内容。
该案认为,政府有权在怀孕初期对堕胎进行限制,甚至禁止堕胎。
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考法学院2014101095李淋玉在本案中,德州女服务员因被实施强奸而怀孕,因其身心受到伤害并且缺乏抚养孩子的能力,选择了进行堕胎。
此行为虽违反了所在州的禁止除保护妇女生命以外堕胎的法律,但又被宪法所授予的隐私权所保护。
而对于此妇女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法律的合理保护,她的堕胎行为,是基于受到身心伤害并且承担生活压力的无奈之举,非但不违反法律,更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来自正义,来自道德的支持。
此案的第一个争议点便是对于宪法中对于隐私权的具体解释与堕胎自由是否相关。
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了他们基于严密的法律思想,道德考量,充分尊重人权的条件下对隐私权的涉及范围的概念设想和补充。
法官有自由创造的权利,尤其是当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够严谨之时,法官便可运用其智慧,赋予法律文字相应的含义,传递内在的法律精神。
本案当事人无疑是作为一名无辜的强奸受害者,在身心皆损并且没有抚养能力的状况下,其堕胎自由乃是人性赋予的自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不能因相关规则缺失的禁止堕胎法条对其否定。
当妇女最基本的隐私权都无法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时,人类的本性便会受到压制,会大大加深这些本就孤立无援的妇女的无力感,法律也便削弱了其存在的价值,一部分上会抹灭其对和谐社会的捍卫,社会也会相应地变得不安和无序。
从本案的争论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对堕胎的不同的声音。
在我看来,其症结点就是法律面对妇女和胎儿的权利的抉择。
诚然,胎儿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于妇女的腹中,但相比于有意识的,能真切体会到痛苦喜乐,并且会被强奸的羞耻记忆不停折磨的当事人来说,到底谁的权利更重要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在两者的生存利益取舍之下,妇女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愿望,因而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权利。
胎儿作为一个未有自我意识和面向未来的愿望的特殊生命体,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但确是一个潜在的人。
在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对法律的捍卫,对道德的坚守,它的生命权都当受到保护,但并不能成为宪法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权利能力,它的生命权是以母体的存在为依托的。
第1篇一、引言堕胎权一直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围绕这一问题的法律争议从未停止。
堕胎权涉及生命权、隐私权、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不同利益群体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堕胎权争议的法律案例分析,探讨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适用的挑战。
二、案例分析1. 案例背景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做出了历史性的判决,确立了妇女在怀孕初期有堕胎的权利。
该案涉及一名名叫诺玛·罗伊的妇女,她在德克萨斯州因怀孕被起诉违反了当地堕胎法律。
罗伊案成为美国堕胎权争议的标志性案件,对后续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案例分析(1)争议焦点罗伊案中,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生命权:反堕胎阵营认为,从受孕那一刻起,胚胎就具有生命权,堕胎侵犯了生命权。
②隐私权:支持堕胎阵营认为,妇女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生育问题,堕胎属于个人隐私范畴。
③宗教信仰:部分宗教团体认为,堕胎违反了宗教教义,应该禁止。
(2)法院判决在罗伊案中,最高法院以7比2的票数支持了妇女的堕胎权。
法院认为,妇女在怀孕初期有堕胎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并非不受限制。
法院提出了“罗伊规则”,将怀孕分为三个阶段:①怀孕初期:从受孕到怀孕第14周,妇女享有完全的堕胎权。
②怀孕中期:从怀孕第15周到第28周,妇女享有堕胎权,但必须证明有严重医疗原因。
③怀孕后期:从怀孕第29周至分娩,国家有权保护胎儿生命,限制堕胎。
(3)争议持续尽管罗伊案确立了妇女的堕胎权,但这一判决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争议。
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的阵营始终存在,法律争议从未停止。
三、案例分析总结1. 罗伊案确立了妇女在怀孕初期的堕胎权,为美国堕胎法律提供了基本框架。
2. 堕胎权争议涉及生命权、隐私权、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不同利益群体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3. 堕胎权法律适用存在挑战,需要在尊重妇女权利和保护胎儿生命之间寻求平衡。
四、结论美国堕胎权争议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多个利益群体和价值观。
金斯伯格评罗伊诉韦德案没有枪杆子,没有钱袋子,只能以理服人在《联邦论》第78篇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道,联邦法官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和权力,必须有权审查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
他同时描述了自己对这项令人敬畏的权力的认识。
汉密尔顿写道,司法,从其功能的本质而言,永远是政府「最不危险」的分支,因为法官既不掌握枪杆子,也不控制钱袋子;最终,他们都必须依靠政治分支使判决落到实处。
接下来,我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法官应当努力说服人们,而不是以教皇的口吻下指示,为什么要用「适度且克制」的音量同其他政府分支、州政府,甚至自己的同事对话……接下来,我会重点阐述,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法官是与其他方面相互依存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并不刚愎自用地确定法律原则,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他们参与同政府其他分支的对话,参与同人民的对话。
「法官在造法,也必须造法,」霍姆斯大法官「毫不犹豫地这样认为」。
但是,他同时提醒道,「法官只能在法律的夹缝中造法;对他们造法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可以说是一种武装到牙齿的限制」。
对我而言,宪法审判和普通法审判大部分恰似测量行为。
经验告诉我们,过于迅速形成的教义体系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72年的「罗伊诉韦德案」。
女性终于享有了堕胎权「罗伊诉韦德案」以7票对2票的结果,宣布德州刑事堕胎法因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权,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德州相关法律规定,「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否则孕妇的堕胎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最高法院在「罗伊案」的判决中更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堕胎问题的规则,以致每个州的相关法律均被判定无效。
然而,在1992年「计划生育协会案」判决中,3位大法官认可了对于堕胎的几项宪法性限制,如果要严格遵循「罗伊案」先例的话这几项限制是无法被保留下来的。
尽管那些大法官并没有密切关注女性在无法克服这些限制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仍在最高法院对于堕胎的意见中增加了有力的一点——他们承认女性「控制自己的生育的能力」与「平等参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件方法论错误读后感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件方法论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马上会发生什么,女性会面临何种限制?对于堕胎权利的限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最保守者,即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都不允许堕胎。
他们恐怕是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其实他们不仅不支持堕胎,甚至连避孕措施都希望限制。
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都是罪过。
当然,在美国,即便是最保守的州,实际立法也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措施。
罗伊案是一个针对堕胎根本限制的案件,而凯西案则是对堕胎程序限制的案件。
此案最终再次走入最高院,这次最高院并没有创造新的判例,而是援引并加强罗伊案作为其判决依据。
其次是孕母生命例外派,即只有唯一的一种合法堕胎的条件,是怀孕会危及孕母生命的情况。
这会是最保守的州采取的情况,也会对女性造成最大的限制。
随后是非合理怀孕例外派。
除了上述条件外,如果怀孕是因为性侵犯、乱伦等违背孕母意愿的行为,可以合法堕胎,除此外一切正常怀孕都不可堕胎。
这是次严格的,但可以保障一部分极端情况下的女性权益。
第1篇摘要:堕胎问题一直是全球范围内备受争议的议题,各国对堕胎的法律规定和案例呈现出多样性。
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堕胎法律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各国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法律规定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引言堕胎是指妇女在妊娠期间终止妊娠的行为。
关于堕胎的法律问题,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和案例。
本文将选取美国、英国、中国和印度等四个国家的堕胎法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各国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和法律规定。
二、美国堕胎法律案例1. 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做出了关于堕胎的里程碑式判决。
该案中,一名怀孕的妇女请求法院判决其有权在怀孕初期终止妊娠。
法院最终以7比2的票数裁定,妇女在怀孕初期有权根据个人意愿终止妊娠,而在怀孕后期则需权衡母亲的生命权与胎儿的生命权。
2. 萨拉·艾伦诉美国案(Sarah L. Allen v. United States)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萨拉·艾伦诉美国案中,判定一项禁止怀孕妇女堕胎的州法律违宪。
该案中,一名怀孕妇女因服用堕胎药物被控违反州法律。
法院认为,该州法律违反了罗伊诉韦德案中确立的原则,即妇女在怀孕初期有权堕胎。
三、英国堕胎法律案例1. R (A Chi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1989年,英国最高法院在R (A Chi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案中,裁定妇女在怀孕24周内有权堕胎。
法院认为,妇女在怀孕初期有权根据个人意愿终止妊娠,而在怀孕后期则需考虑胎儿的健康和母亲的福祉。
2. A, B, C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2012年,英国上诉法院在A, B, C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案中,判定一项要求妇女在怀孕20周前获得三名医生同意才能堕胎的法律违宪。
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司法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案件,也是世界司法史上的重要案件。
它引发了民众关于美国政治立法与司法的讨论与思考和女性堕胎权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1969年,一位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得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战。
该法令规定,除非因为维护孕妇的生命,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手术。
罗伊声称他应被强奸而意外怀孕,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罗伊主张: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剥夺了她在妊娠中的选择权,因为她既无钱到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又不能中止妊娠,所以,分娩之后不得不将孩子交给了不知身份的人收养。
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使得她无法自主地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为何种理由而终止妊娠。
被告德州政府在诉讼中辩称:生命始于受孕而存续于整个妊娠期间,所以,怀孕妇女在整个妊娠过程中,都存在着保护胎儿生命这一国家利益。
宪法中所称的“人”包括胎儿在内,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禁止的行为之列。
1973年,该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布莱克门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意见支持了罗伊的的上诉。
但这并不是罗伊案的尾声,它引发了美国关于妇女堕胎权,后期堕胎和胎儿人权的一系列争论,后来里根总统颁布的关于妇女后期堕胎法令还引发了行政法令与司法权的对抗。
罗伊诉韦德案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胎儿是否为生命的问题上,法院面临一个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而法院回避这个问题又无法圆满的解释法律。
一方面,罗伊判例声称,法院无从回答生命始于何时,另一方面,罗伊判例确认州政府具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利益,但是以另一种生命理论:胎儿并不是宪法所称的“人”;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孕妇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压倒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
罗伊判例试图回避,但无法回避的一个道德关注是:胎儿是什么?是母体的一个细胞、寄存在母体内的一个入侵者,还是一个生命?既然胎儿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存活性而为潜在生命,为什么妇女隐私权可以左右一个潜在生命?在我看来,堕胎是应该被避免的,美国后来颁布的法律对胎儿人权的规定不尽如人意,胎儿发育的阶段并不应该机械的以以胎儿的月份规定,而应该按胎儿的发育程度而定,生命始于什么时候?是受精的一瞬,还是胎动?母体毫无疑问是一个生命,拥有无可质疑的隐私权,这样一来,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成立,罗伊的诉讼完全是合法合理的。
第1篇一、背景介绍“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和影响力的法律案件之一,它涉及到妇女堕胎权的问题。
此案始于1970年,最终在1973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以下是对该案的详细回顾。
二、案件起因1970年,一名名叫诺玛·罗伊(Norma L. McCorvey)的妇女因为怀孕而感到困扰,她希望堕胎,但根据当时的德克萨斯州法律,堕胎是非法的。
罗伊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获得堕胎的权利。
三、案件审理过程1. 地区法院审理:罗伊的案件首先在德克萨斯州地区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根据德克萨斯州的堕胎法律,罗伊无法获得堕胎权。
2. 上诉法院审理:罗伊不服地区法院的判决,向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的判决。
3. 最高法院审理:罗伊随后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在最高法院,罗伊的律师和德克萨斯州的律师分别进行了辩论。
四、最高法院裁决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的投票结果做出了裁决。
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代表多数派撰写了判决书。
五、裁决内容1. 堕胎权的宪法依据:最高法院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妇女在怀孕初期有堕胎的权利。
这是因为怀孕初期的堕胎与妇女的隐私权有关,而隐私权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2. 堕胎权的限制:尽管妇女在怀孕初期有堕胎的权利,但法院也认为,在怀孕的后期,当胎儿可以存活时,州政府有权限制或禁止堕胎,以保护胎儿的生命权。
3. 堕胎权的平衡:法院还提出了一个“三阶段平衡法”,即在怀孕的不同阶段,妇女的堕胎权和州政府的限制权需要平衡。
具体来说,怀孕初期,妇女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堕胎权;怀孕中期,州政府可以实施一些限制;怀孕后期,州政府可以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六、案例影响“罗伊诉韦德案”对美国法律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堕胎权法律:此案确立了美国妇女在怀孕初期的堕胎权,为堕胎合法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第1篇一、引言堕胎,作为一个敏感且具有争议的话题,一直备受全球关注。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堕胎的法律规定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各自的文化、宗教、伦理和价值观。
本文将通过对各国堕胎法律案例的分析,探讨不同国家在堕胎问题上的法律态度和实践。
二、美国堕胎法律案例分析1. 美国堕胎法律背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赋予女性隐私权,这使得堕胎在美国具有宪法保护。
然而,美国各州对堕胎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差异。
2. 案例分析(1)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堕胎法律史上的里程碑案件。
法院认为,女性有权在怀孕初期进行堕胎,但这种权利并非绝对,需要考虑胎儿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2)桑多瓦尔诉阿肯色州案(Sandoval v. Rio Grande Women's Health Center,2006年)此案中,阿肯色州要求堕胎医生在堕胎前至少24小时通知孕妇,并规定堕胎手术必须在医院进行。
法院认为,这些规定侵犯了女性的隐私权和堕胎权利,违反了宪法。
3. 结论美国堕胎法律较为宽松,但在实践中,各州对堕胎的限制措施仍存在争议。
三、英国堕胎法律案例分析1. 英国堕胎法律背景英国堕胎法律相对宽松,允许女性在怀孕前24周内进行堕胎。
2. 案例分析(1)诺布尔诉DPP案(Noble v. DPP,1990年)此案中,英国上议院判决,孕妇有权在怀孕前24周内进行堕胎,但需考虑胎儿健康、孕妇年龄、怀孕原因等因素。
(2)阿什比诉DPP案(Ashby v. DPP,2004年)此案中,英国上议院判决,孕妇有权在怀孕前24周内进行堕胎,但需考虑胎儿健康状况。
3. 结论英国堕胎法律较为宽松,但在实践中,仍需考虑胎儿健康状况和孕妇年龄等因素。
四、中国堕胎法律案例分析1. 中国堕胎法律背景中国堕胎法律较为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堕胎进行限制。
2. 案例分析(1)刘某诉某县卫生局案(2003年)此案中,刘某因怀孕超过规定期限,被某县卫生局处以罚款。
第1篇一、背景堕胎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涉及个人权利、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多个层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堕胎法律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
本文将以1973年著名的罗诉韦德案为例,探讨美国堕胎法律事件。
二、案情简介1970年,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部禁止堕胎的法律,规定除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或胎儿严重畸形外,堕胎均属非法。
此法律引发了众多争议,许多女性因此面临困境。
1972年,罗莎莉·罗(Rosalind Planned Parenthood of Texas)和路易丝·韦德(Louisette Wade)等23名妇女和4家诊所起诉德克萨斯州,认为该法律侵犯了她们的宪法权利。
三、法院判决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的投票结果,判决罗诉韦德案。
法院认为,德克萨斯州的堕胎法律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侵犯了妇女的宪法权利。
以下是判决的主要内容:1. 妇女有权利决定是否怀孕,这是个人隐私权的范畴。
2. 国家不能在怀孕的任何阶段禁止堕胎,但可以在怀孕的某些阶段对堕胎进行限制。
3. 在怀孕的前三个阶段,国家不得干预妇女的堕胎决定。
4. 在怀孕的第四个阶段,国家可以对堕胎进行限制,但必须证明这种限制是出于保护孕妇或胎儿生命的合理理由。
四、影响与争议罗诉韦德案对美国堕胎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影响和争议:1. 罗诉韦德案确立了妇女的堕胎权利,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堕胎法律较为宽松的国家之一。
2. 罗诉韦德案引发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激烈争议。
保守派认为,堕胎违反了道德和宗教原则,而自由派则强调妇女的自主权和隐私权。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些州通过立法限制堕胎,如禁止无胚胎堕胎、禁止部分堕胎等。
4.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任命多名保守派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这引发了人们对罗诉韦德案判决可能被推翻的担忧。
五、结论罗诉韦德案是美国堕胎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1篇引言堕胎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和法律的敏感话题,涉及道德、宗教、政治等多个层面。
自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作出里程碑式的判决以来,堕胎法律在美国经历了多次争议和挑战。
本文将探讨美国堕胎案件的历史背景、主要争议以及未来展望。
一、历史背景1. 堕胎合法化之前在1973年之前,美国各州的堕胎法律存在较大差异。
一些州禁止所有形式的堕胎,而其他州则允许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堕胎,如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胎儿存在严重缺陷等。
这种法律的不统一导致堕胎手术在不同州的风险和合法性存在很大差异。
2. 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作出判决,认定堕胎权是女性宪法权利的一部分,并确立了堕胎的三阶段原则:(1)在怀孕的前三个阶段,女性享有完全的堕胎权;(2)在怀孕的第四个阶段,州政府有权限制堕胎,但必须提供例外情况,如孕妇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3)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州政府不能对孕妇进行非法搜查和逮捕。
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使得堕胎在美国得到合法化,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二、主要争议1. 道德争议堕胎合法化引发了道德争议,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1)生命权:支持者认为,一旦受精卵形成,就拥有了生命权,堕胎等同于谋杀;反对者则认为,生命权应从出生开始计算,堕胎是个人选择,不应受到道德谴责。
(2)女性权益:支持者认为,堕胎是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反对者则认为,堕胎可能导致女性产生心理创伤,损害女性的身心健康。
2. 宗教争议宗教信仰在堕胎争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1)天主教:天主教会坚决反对堕胎,认为生命从受精卵形成那一刻起就具有神圣性。
(2)基督教新教:新教教派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较为宽松,认为堕胎是个人选择,但应尽量避免。
3. 政治争议堕胎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争议的焦点,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1)民主党和共和党:民主党倾向于支持堕胎合法化,而共和党则倾向于限制堕胎。
第1篇一、案件背景1994年6月12日,美国洛杉矶市尼比达德夫妇被谋杀,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
警方经过调查,将嫌疑人锁定为著名橄榄球运动员奥詹纳德·托马斯·辛普森。
然而,在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后,辛普森被陪审团宣判无罪。
这一判决在美国乃至全球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了西方法律史上的一起著名案例。
二、案件过程1. 调查取证案件发生后,洛杉矶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经过现场勘查、DNA鉴定等手段,警方认定辛普森为嫌疑人。
然而,在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团队通过一系列手段,质疑了警方的证据,使得陪审团对辛普森的犯罪事实产生了怀疑。
2. 审判过程1995年,辛普森谋杀案在美国洛杉矶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在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团队提出了以下论点:(1)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如非法搜查、侵犯公民权利等。
(2)DNA证据存在瑕疵,无法确凿证明辛普森是凶手。
(3)辛普森的种族身份可能影响案件的审理。
(4)辛普森在案发当晚有不在场证明。
3. 陪审团宣判经过13天的陪审团审议,1995年10月3日,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
这一判决使得公众对法律公正性产生了质疑,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三、案件影响1. 法律制度的反思辛普森谋杀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法律制度的反思。
一方面,该案暴露了警方在调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对司法公正构成了威胁。
另一方面,陪审团的无罪判决也使得人们质疑了证据确凿性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2. 种族问题辛普森谋杀案中,辛普森的种族身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有人认为,陪审团的无罪判决与辛普森的种族身份有关,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
3. 公众信任该案使得公众对司法公正和警察执法产生了质疑,损害了法律制度的公信力。
四、总结美国诉辛普森谋杀案是一起具有深远影响的案件。
它不仅揭示了美国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种族、司法公正等问题的关注。
尽管该案已经过去多年,但其对法律、社会和公众的影响依然存在。
"堕"还是"不堕",这是个问题1969年,21岁的诺玛·麦考维(Norma L. McCorvey)发现自己不小心怀孕时,她开始抱怨上帝待人的不公平。
这个来自路易斯安纳的姑娘刚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孤身一人,在得州做侍者为生。
收入可怜又居无定所的她,根本无力供养一个新生命。
更加令其无助的是,按照得州百年来执行的法律,除非为保护母亲的生命,否则堕胎被严格禁止。
这种看似有些偏执的立法,并不能异想天开地找到太多文化根源。
事实上,在美国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联邦、州或者地方层次上都并不过多关注堕胎之类的司法问题。
因为当时的美国法律传承着英语国家普通法(common law)的影响,延续了在法律和道德上不承认在胎儿具有"胎动"(quickening)之前所谓的"宪法人"地位。
对于传统的遵循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20年。
1821年,康涅狄格州首先立法,把胎动后的堕胎视为违法。
8个月之后,纽约州走得更远:认定胎动之前的堕胎行为为重罪,并进一步推定胎动前的堕胎同样属于轻罪。
此后,1830年至1849年短短不到20年间,当时美国的30个联邦州的16个都相继禁止堕胎。
这场立法运动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快速蔓延为主流思潮。
探究早期各州立法限制堕胎的动机,并非如人们后来习惯性认为的道德伦理甚至宗教情绪问题,而是极其现实的对于堕胎手术本身在医学技术上可能出现危险的担忧以及对于堕胎本身对妇女身心健康危害的忧虑。
而当时主导这一思潮的力量,事实上也并不是宗教界,而是医学界。
医学界这样做的目的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而言,主流的观点除了认为他们担心手术安全问题之外,还有认为医学界要防止不断增长的游医的恶性竞争,或者是为了规范行业,以维护自身利益。
直到1900年,堕胎几乎在每一个州里都被视为违法行为。
当然有些州虽然追随了潮流,但仍然保留了相对温和的条件:比如在妊娠危及孕妇生命安全等情况,可以考虑实施"治疗性堕胎"等。
第1篇一、案件背景199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
洛杉矶市的著名黑人橄榄球运动员奥逊·辛普森被控涉嫌杀害其前妻妮可·布朗·辛普森和她的朋友罗纳德·戈德曼。
这起案件不仅因为受害者身份特殊,而且因为案件的审理过程充满争议,成为了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二、案件审理过程1. 初审阶段1995年,辛普森案在洛杉矶刑事法院开庭审理。
在初审阶段,辛普森的律师团队运用了一系列策略,使得陪审团对辛普森的犯罪嫌疑产生了怀疑。
律师们质疑了检方提供的证据,如血迹鉴定、指纹鉴定等,并提出了多个合理怀疑。
最终,陪审团在1995年10月3日宣布辛普森无罪。
2. 上诉阶段辛普森被判无罪后,公众舆论普遍表示不满。
许多人对陪审团的判决提出了质疑,认为辛普森在案件中存在明显犯罪嫌疑。
于是,检方对辛普森提起了上诉。
1997年,加州上诉法院裁定,初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将案件发回重审。
3. 重审阶段1997年,辛普森案在洛杉矶刑事法院重审。
在重审过程中,检方加大了对辛普森的指控力度,提供了更多证据。
然而,由于公众舆论的影响,陪审团仍然对辛普森的犯罪嫌疑表示怀疑。
最终,陪审团在1997年10月4日再次宣布辛普森无罪。
三、案件对法律的影响1. 陪审团制度受到质疑辛普森案引发了公众对陪审团制度的质疑。
许多人认为,陪审团制度可能存在偏见,无法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
为此,美国司法系统开始对陪审团制度进行改革,如提高陪审员选拔标准、加强对陪审员的培训等。
2. 法律证据标准提高辛普森案促使美国司法系统提高了法律证据标准。
在审理案件时,法官和检察官需要更加严谨地审查证据,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同时,对证据的收集、保存和鉴定过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公众参与司法改革辛普森案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
许多民众开始参与到司法改革中来,呼吁加强司法透明度、提高法官素质、完善法律制度等。
罗伊诉韦德案有感1211655 国际经济与贸易肖建花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子的概况:罗伊作为一个失足少女,前两次怀孕由于无力抚养将孩子送人,第三次怀孕的罗伊处于既无力抚养孩子又没钱堕胎的两难境地。
两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琳达·考菲和萨拉·韦丁顿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为保护妇女选择权即选择是否生命的活动。
最终美国最高大法院第九位大法官布莱克门判决支持堕胎合法化,但将怀孕周期分为三个部分分情况考虑女性选择权和孩子生命权的优先情况。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案子的根本争论点就在什么时候孩子真正具有了完整的生命权即何时成为一个生命,我们抛开在美国已经存在很久的种族歧视,即黑人只算三分之一个人的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这个属于特殊情况,我们将这个问题一般化: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社会强调人人平等,国家保护所有人民所必须的所有基础权利,社会上存在着的现象,而且整个社会认为堕胎是违背人权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权是最优保护的。
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案子,从原告的角度来看,再一次生产必然会对其身体和心灵造成进一步的重大创伤,孩子生出来送与他人也不一定会有很好的归宿和公平的待遇。
但从其根源来看这三次怀孕经历主要是由于女方没有保护好自己,不注意自己的私生活。
所以主观错误在本身,但确实值得同情。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对一个母亲的伤害降到最低是重点。
从被告的角度来看,作为公正代表的政府,如何确立受大部分人民拥立的法律并切实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是最重要的。
它禁止堕胎是出于大多数人道德上的考虑,是由社会风气决定的。
依据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实被抬上法庭确实是有些冤枉。
从大法院的角度来看,如何平衡维护政府的权威和维护个人(一部分人民)权利是重点。
针对现有法律的不完善性,如何平安过渡人民的激愤情绪。
如何做出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公平的裁决。
都是大法官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再来看案子的两个结果。
一个支持原告,社会必然有很大的反抗情绪。
一个支持被告,仍旧无法改善社会上确实存在的弱势群体继续遭受伤害的现象。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引发的思考:1、母亲和胎儿的权利谁优先?2、胎儿是公民吗?3、遇到法律没有规定的问题,法律应当怎么办?4、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是,该怎么办?提问者:zzzffff - 二级最佳答案你看看这个吧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判例象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1973年的Roe v. Wade〔1〕案(以下简称:罗伊案或者罗伊判例)那样,在整个社会引起如此广泛和持久对立。
罗伊判例之后,反对堕胎的参众两院议员在当年就提出“宪法保障各州堕胎立法权”、“宪法保护始于受精的生命”、“宪法保护未出生儿童”等宪法修正议案,试图通过修正宪法而推翻罗伊判例尽管通过一个对堕胎问题“一刀切”的宪法修正案是毫无希望的。
80年代之后,立法动议从修正法转向制定民权法案,反对堕胎的一方提出了主张生命始于受孕的“未出生儿童民权法案”、禁止据胎儿性别而决定堕胎的“胎儿民权法案”;支持堕胎的一方提出了“妇女健康平等法案”、“自由择法案”和“生育健康保护法案”。
1996年,参众两院以多数票通过禁止“局部分娩”(partial birth)的反堕胎法,克林顿总统行使否决权,阻止了该法生效。
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历届美国总统都将推翻罗伊判例作为他们任期内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
反对堕胎是里根竞选纲领“道德多数”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声称:“一个社会抹杀人类生命一部分——胎儿的价值,这个社会也就贬低了全部人类生命的价值。
”〔2〕联邦政府多次作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与案件判决有利害关系,因而被允许在法庭发表支持一方意见的诉讼参加人),与州政府一起,要求最高法院推翻罗伊判例。
美国总统历来通过提名联邦法院法官而影响司法,但是,总统提名必须得到参议院多数认可。
罗伊判例之后,通过提名大法官而改变最高法院力量对比,成为美国总统推翻或者维持罗伊判例的一个重要政治谋略。
在参议员听证会上,支持和反对总统提名的议员常常发生激烈争辩,大法官候选人对堕胎问题的态度则往往成为争议焦点。
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考
法学院2014101095李淋玉
在本案中,德州女服务员因被实施强奸而怀孕,因其身心受到伤害并且缺乏抚养孩子的能力,选择了进行堕胎。
此行为虽违反了所在州的禁止除保护妇女生命以外堕胎的法律,但又被宪法所授予的隐私权所保护。
而对于此妇女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法律的合理保护,她的堕胎行为,是基于受到身心伤害并且承担生活压力的无奈之举,非但不违反法律,更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来自正义,来自道德的支持。
此案的第一个争议点便是对于宪法中对于隐私权的具体解释与堕胎自由是否相关。
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了他们基于严密的法律思想,道德考量,充分尊重人权的条件下对隐私权的涉及范围的概念设想和补充。
法官有自由创造的权利,尤其是当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够严谨之时,法官便可运用其智慧,赋予法律文字相应的含义,传递内在的法律精神。
本案当事人无疑是作为一名无辜的强奸受害者,在身心皆损并且没有抚养能力的状况下,其堕胎自由乃是人性赋予的自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不能因相关规则缺失的禁止堕胎法条对其否定。
当妇女最基本的隐私权都无法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时,人类的本性便会受到压制,会大大加深这些本就孤立无援的妇女的无力感,法律也便削弱了其存在的价值,一部分上会抹灭其对和谐社会的捍卫,社会也会相应地变得不安和无序。
从本案的争论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对堕胎的不同的
声音。
在我看来,其症结点就是法律面对妇女和胎儿的权利的抉择。
诚然,胎儿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于妇女的腹中,但相比于有意识的,能真切体会到痛苦喜乐,并且会被强奸的羞耻记忆不停折磨的当事人来说,到底谁的权利更重要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在两者的生存利益取舍之下,妇女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愿望,因而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权利。
胎儿作为一个未有自我意识和面向未来的愿望的特殊生命体,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但确是一个潜在的人。
在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对法律的捍卫,对道德的坚守,它的生命权都当受到保护,但并不能成为宪法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权利能力,它的生命权是以母体的存在为依托的。
在和妇女的切身利益出现冲突时,我们要考虑的是堕胎对父母及社会带来的利弊,再做理性判别,万万不可拘泥于法条,而要以法律的目的为前提去做出最公正的裁决。
法律的优点在于其明确性和稳定性,但这往往也是把双刃剑,一旦遇到像本案中出现的两则法条的适用性相互冲突时,就需要法官的智慧来灵活应变了。
而且我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去判别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是考虑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再做好裁夺法律天平的准备。
在本案中,若死守禁止堕胎的法条或者一味地将道德的砝码偏向胎儿的生命权,便易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再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当事人因为对法条的畏惧,生下了胎儿,一方面,法律丧失了其正面价值,效力大打折扣,成为了她接下来苦难一生的枷锁。
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人,生下孩子遭受的苦难远远大于堕胎对无意识的胎儿造成的苦
痛,根据法律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则看来,那么保护此妇女的堕胎权是不是显得顺理成章了呢。
当然,我所说的维护妇女的堕胎自由权是有一定先决条件的,并不是代表着即可忽略或者轻视胎儿作为一个潜在生命体的生命权,毕竟,怀孕的妇女需要承担起保护自己胎儿的责任,这是人伦天理所在,如果不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亦或是生存环境恶劣的前提下,随意堕胎就是不负责任,是对生命的亵渎。
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成了犯罪行为了。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法律是基本,道德是高要求的现实下,堕胎看似是一个社会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就是道德问题了。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谨慎地,公正地,合乎情理地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再做出最终的抉择。
虽说法律与道德不可分割,但不可用道德裹挟法律做出判断,打破法律所维护的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话,便有悖于法治社会的初衷。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由基本国情出发,堕胎并不被列入犯罪打击,并且支持合法的堕胎。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决策是适用于我们社会的。
虽说迄今为止,关于堕胎合理性的问题依旧在不同国家被热烈的探讨着,但我相信,一步步的争论,质疑,甚至是批判,都会在人们的智慧和理性的交织中拨开迷雾,走向明朗。
毕竟,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法律也要逐步完善。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法律不绝对公平的利益牵扯上去寻求最优的一部分,让人民,社会,国家因而变得更好,而不是活在纯粹的理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