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之礼治与法治(2015版)new

倡礼循法、礼法合治的传统治国理念及其当代启示儒家思想最重人道，政治是人道中最重要的一环，孔子论政主张德化。

德是人心中最真实的内在本性，德的外化即为礼。

礼施之于政治，便为礼治。

数千年来，“礼”与“德”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德是治国的核心，也是最终目标。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治是和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礼治相对立的治国理念。

何为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社会人际关系及各项事务的处理均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是其精神内核和根本原则。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两种治国理念。

礼治主张以德配位，即根据人的德行高低确定其社会地位；法治则主张以功配位，即依据个人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大小来确立社会地位。

礼治要求社会行事一准于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约束方式，同一事因人之尊卑、贵贱等社会地位的不同，所受到的待遇亦不同。

法治要求一切一准于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对待。

礼治相信人性的力量，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化育人心，劝诱民众自省。

法治相信惩罚的力量，认为维持社会秩序，只有依靠暴力和强制。

虽然两者关于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和治国理政的手段不同，但目的一致，都是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和统治秩序服务的。

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这两种治国理念虽然有争论，但并不是截然对立、扞格不通的。

孔子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孔子家语·刑政》），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

先秦儒家设计了一套礼法相参的治国理政方略，之后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按照儒家设计的治国模式发展的。

一、礼法关系礼与法作为中国传统法制文明特有的现象，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关系密不可分，都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两种手段。

在先秦以后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中，礼法融合是主流，其中礼居于主导地位，法居于辅助地位，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礼为法提供精神指导，法为礼提供制度保障。

古代中国礼治与法治的关系古代中国礼治与法治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析，下面是一些相关的参考内容：1. 礼治与法治的定义：礼治指的是以礼仪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制度，通过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关系；而法治则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制度，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关系。

2. 起源和演变：在古代中国，礼制开始于夏代，但法律的概念在西周时期才逐渐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逐渐成为统治者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礼仪也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成为社会道德的一部分。

3. 礼治与法治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礼治与法治并存，并相互影响。

礼治强调的是通过礼仪来达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通过仪式和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而法治则强调的是以法律作为准则，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

两者互补，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

4. 礼治和法治的结合：在古代中国，礼治和法治结合的典型代表是儒家思想。

儒家主张以仁德为核心，通过道德的影响力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在礼治中强调礼节和仪式规范。

同时，儒家也强调理性的法治，认为法律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以法律约束行为，维护社会正义。

5. 礼法关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礼治和法治的相对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

在封建社会中，礼治占据主导地位，礼仪权威统治，法律只是一个附属的规范。

而在近代中国，特别是自清末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法律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6. 礼法的互动：尽管礼治和法治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在实践中，两者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礼治实践中也包含了一些法律意识和法律规范，而法治的实践中也涵盖了一些礼仪和道德规范。

例如，在婚姻制度方面，礼仪规范婚姻的仪式和礼节，而法律规范了婚姻的法律效力和权利义务。

7. 礼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礼治和法治在古代中国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礼治通过强调仪式和规范，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传承。

法治通过制定法律规范，保障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两者的共同作用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和有序的环境。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

但对于“礼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

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

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

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有害的。

一、礼治与人治—礼治是人治的根基“人治”是“礼治”的必然产物，“礼治”正是“人治”的根源和基础，两者具有共同的本质。

“礼”作为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产物，其最初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

到周代，“礼”含有规范和因礼治国的思想，它把人规定为不同的等级、名分，如“君、臣、父、子”等，形成了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和以奴隶主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

由于“礼不下庶人”，奴隶和平民被排斥在“礼”之外，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资格适用“礼”。

在封建社会，由于儒家的提倡和封建统治者的强化，“礼”成了普遍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礼治”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治理国家的口号。

“礼治”指统治者依照“礼”所确定的社会等级次序关系和名分规定治理国家，即“为国以礼”。

“礼治”在封建社会既是一种教育人们自觉服从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的教化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依照礼所确定的等级、名分规范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

“人治”是同君主专制相联系的，它的基本特征是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可以说“人治”是封建等级、特权的产物，“人治”本身也是统治者的特权，即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的特权。

但是，这种“人治”的特权是怎样确立的呢?这种凌驾于社会法律之上的特权又是怎样被中国社会承认和接受的呢?答案不言而喻，正是“礼治”造就了这一切。

第一，“礼治”为“人治”确立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礼”的法伦理学视角解读关键词: 传统礼制/现代法治/中华文化/本土资源/法伦理学内容提要: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

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

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

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

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礼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研究中国法制的演进不能不提及礼制。

正是“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

”[1]“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在阶级出现后才逐步蜕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

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中国法的起源，而且还影响着中国法发展的历程。

“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

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2]“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

[3]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缺乏法治的国度，道德对中国法治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

”[4]道德作为影响中国法发展的本土资源，主要是借助“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

尽管人们现在对“礼”的本质尚还有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礼”与道德密切相关。

“礼确实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

”[5]在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其说是“礼”在支配和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倒不如说是潜藏在“礼”之后的道德在发挥着作用。

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孰主孰辅的争论，当然在这个时期内始终是道德占据着统治地位。

2006.11法制与社会浅析“礼治”与“法治”□范席晶吴燕（安徽大学安徽合肥230039）摘要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关键词礼治法治合法性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1-207-02正如百年前的“体用之争”一样，在当前法治之势不可阻挡的情况下，仍有中国社会性质依旧是伦理社会而非“理性主义社会”的论断，即使是在法治之路取向上，也有“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的分歧。

在当前中国要依法治国、走法治之路的时代背景下，考究比较二者的社会历史渊源及当下情境，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合法性”概念有助于分析理解这两种秩序状态以及当今学者在智识上存在相关的分歧。

一、合法性：礼治与法治当一个秩序状态出现危机或面临转折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原有秩序出现合法性危机或者新的秩序面临合法化的时候，合法性的经验理论和规范理论之间的分歧最为显著。

百余年的中国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故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来分析中国秩序。

（一）礼治意识形态虽是西方的概念，但作为政治系统对自身合法性的论证和诠释，中国古已有之。

而这种论证又和“礼”密切相关。

儒家一贯主张礼是为政的基础，礼与治国密不可分。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①。

在周代，道德就其形式来说，表现为大规模的、系统化的礼。

但三代之礼不下庶人，在春秋时已然崩坏，无恢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思想家们开始对道德规范加以理论的解释和宣传。

秦汉已有“三礼”著述作为政统教育，儒家明确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步骤，并以此步骤归纳、阐发道德规范，使道德规范系统化、理论化，至宋明时期进一步强化为封建“道统”。

“礼”经过历代精英阐述而形成的“道”，构造了中国礼治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政教合一的成份，但也有和政治的相对分离，其间有统一也有矛盾，“道”与“势”的亲和与斗争，在构筑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为政权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较大的余地。

论中国古代社会“礼治”与“法治”的合流及其利弊作者：赵玲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5期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所崇尚的“礼治”与法家所推崇的“法治”因其倡导的“亲疏”与“平等”理念的矛盾而始终处在互相抗衡的状态，秦朝推崇“苛法”而“焚书坑儒”，汉代则废除“苛法”而“独尊儒术”，而从汉武帝时期，“礼”与“法”逐渐合流，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礼法”，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绝对控制“法”，而此时的“法”与传统的法家之“法”已相去甚远。

我们不愿再见秦时的“苛法”，但后来的“礼法”亦非今人所欲。

对儒家伦理的提倡需要慎而又慎地去粗取精，万不可盲目推崇。

关键词：礼治；法治；儒家；法家；礼法合流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5001303在去年的“小悦悦”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国人心灵冷漠的一面，而这种冷漠被很多学者解读为“仁爱”之心的缺乏，因此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古代儒家所推行的“仁”“孝”等观念，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笔者认为，儒家的“仁爱”并不一定就是那一帖对症的药，当我们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时候，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它所提倡的理论或纲领，更应该全面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它在推行自己的理念时所使用的手段以及对当时的社会起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

一、“礼治”与“法治”的由来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上古时代就已存在的“礼、乐”加以损益，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周朝所提倡的“礼”和“乐”，其实就是以血缘和地位上的远近亲疏将人分为若干等级，同时又以共同的血缘为联系以声律为形式将不同等级的人结合成统一群体，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使得王室所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民逐渐减少，周朝很快衰败了，反而需要对财势雄厚的诸侯曲意逢迎，周朝时所建立的“等级制度”形同虚设，此谓“礼崩”；同时，音乐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又使得春秋时的音乐节奏变得更加复杂而少平和庄严，失去了“合同”的作用。

关于礼治与法治的
礼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

礼治是在社会中通过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秩序，而法治则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是以礼治方式来治理社会的。

礼治强调的是人们的道德品质和自律，而不是法律的权威。

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的秩序是通过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来维护的。

但是，礼治制度的缺点是，规范不够明确，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确保公正和平等的待遇。

相比之下，法治是更加理性和规范化的一种治理方式。

法治的核心是法律的权威和规范性。

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而法律也会对违法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和权威性可以确保人们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待遇。

然而，法治也并非完美无缺。

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和资源，这可能导致一些政治势力滥用权力，扭曲法律的本意。

此外，法律的制定和调整需要时间和资源，可能难以及时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

总的来说，礼治和法治各有优缺点，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在保持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法律和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确保人们始终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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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唐律疏议》是唐代立法的杰出成果，它对后代立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方法学领域。

其中关于身份、家庭、婚姻以及与之有关的诉讼行为的立法，最能体现其作为中华法系集大成之作。

但唐代采用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对于法律的发展也产生消极影响，对现今的法治的发展构成了阻碍。

要实现真正法治社会必须树立法治意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理性地回归到法治社会建立过程中来，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一定会实现。

[关键词]：唐律疏议；礼治；法治；民主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实行的《唐律疏议》是封建法典的楷模，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是唐代立法的杰出成果。

唐律总结和发展以往历代立法的经验，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治国作为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必然需要一套完整的指导思想，首尾一贯的治国理念。

由此，强盛的唐王朝产生了中华法系列的代表作——《唐律疏议》。

本文试图以唐律为切入点对唐代的治国方略作初步探讨。

一、法与礼的关系中华法系之最大特点莫过于礼法的结合，礼与法之间的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

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高速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

阻碍着社会的发展，礼逐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体系。

《汉书•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①……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

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

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这样总结：在战国之前，法在内容上与“礼”相通，指对人们进行引导和禁止的条文规定……战国之后，随着成文的制定公布和变法的开展，礼与法日益对立，……。

在内容上，法将传统道德、习惯以及个人的议论等排除在外，专指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命令，从而有别于礼。

浅议“法治”、“礼治”内容提要：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治理社会的方法：有凭君王意志而号令天下的人治；有奉道德为根本法则的德治；有“亲亲尊尊”、“礼有等差”的礼治；有拜宗教为绝对主宰的“神治”；有尊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法治。

本文试从阶级属性、政体、经济基础等方面比较法治、礼治，阐述两者的对立和重叠，从而说明其对我国现行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治礼治儒家法家中国古代是一个家庭本位的农业社会，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两大纽带构成一个个大的家族和亲属集团。

形成了包含着权利与义务的亲情关系。

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身份地位而具有对于家族不同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另一方面，法律作为国家强化其统治职能的工具，要求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具有普遍之约束力，作为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义务。

当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同时存在时，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方面会产生一定的不协调和冲突。

如何不因为法律的强制性和普遍性而破坏封建礼治下的亲亲尊尊关系，维护一定封建特权阶级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基于家庭血统的等级牌位与基于官僚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地位如何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相吻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和立法者所探求的一个重大问题。

而正是这种礼与法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中华法系的最大特点-------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

然而在封建经济基础大体确立之际，在封建阶级内部曾发生了儒家与法家亦即“礼治”与“法治”的大辩论。

人们常常注意两者对立的方面却往往忽视它们的相同之处。

其实，“礼治”与“法治”不是格格不入的整体对立，而是既有分立之处又有重叠之处。

在阶级属性上，儒法两家都是封建阶级的代表。

前者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贵族，后者代表非贵族出身的平民地主，两者在否定奴隶制经济关系上一致的。

在政体上，儒家要求建立统一的但非集中的贵族政体，各级贵族在国君面前有相对独立的特权并得以世袭下去，法家则要求建立官僚集权专制政体。

从“礼治”到“法治”？【摘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经历了礼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时期。

礼治强调礼仪和道德规范，法治强调法律和规则。

本文旨在探讨这两种制度的演变和区别。

在礼治时期，政权主要通过礼仪和家族关系来维持稳定。

随着社会变革，礼治逐渐被法治所取代。

法治强调公平公正，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基石。

礼治与法治各有优缺点，需要进行比较和平衡。

未来中国政治制度可能会借鉴两者的优点，实现礼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平衡，体现共同价值。

礼治和法治的共同价值在于为人民谋福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关键词】关键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礼治，法治，转变过程，现代社会，优缺点比较，结合与平衡，未来走向，共同价值体现1. 引言1.1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可以追溯至夏、商、周三代，这些时期主要是以封建制度为主。

在封建制度下，国家政权主要通过王公贵族来行使，君臣关系十分明显，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或王公贵族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汉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中央集权的制度，统一国家政权在中央集权下更趋完善。

隋唐时期，封建制度逐渐被官僚制度所取代，政治权力逐渐向中央集权倾斜。

到了宋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稳定下来，尽管各个朝代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变革，但总体上都以中央集权为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可以说是一个由分权到集权的过程，从最初的封建制度逐渐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终奠定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

这些历史演变，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礼治和法治的相互转变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发展基础。

1.2 礼治与法治的区别礼治与法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权力行使的原则和依据、以及权力限制和监督机制上。

在礼治时期，政治权力主要来源于贵族阶层或皇帝的个人意志，权力行使的原则则是以传统的礼仪、习俗和规范为准则，对于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也主要依靠君臣之间的义务和道德约束。

第五章礼制与法治——中西社会规范体系之比较中国人崇礼，礼的基础是等级秩序与道德约束，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将德治作为政治的最高理想。

西方人倡法，法的核心是制度约束与权利平等。

因此，从罗马帝国以来，建立稳定有效的法治秩序一直是西方社会的管理目标。

第一节克己复礼与维权奉法1.德主刑辅的礼治理想礼治作为治国之道，有点德治化的意思，它介于德治与法治之间，结合了他们的一些特点——它将社会风俗，民间习惯转变为统治者的意志，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不是纯粹的民间规约；它以祭祀，礼仪为主要方式，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情感，意志达到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不是依靠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保障实施。

有学者称“礼制”为仪式化的法制，也可以说“礼制”是国家道德。

在中国，“礼治”，“德治”，甚至“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也就是说任德也好，任法也好只是统治者对工具的选择而已，这就必然使任何社会规范都成为有限的规范，坦率地说任何规范都不对权力者构成制约，这就使中国的“礼治”带上了“人治”的色彩。

中国的“礼治”：（1）礼以德为价值核心，历史上的德法之辨别，最终形成“德主刑辅”模式。

（2）礼制所维系的等级秩序，以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确定了人的亲疏关系与等级名分，并各有相应的服御体秩，相处仪节，所谓爱有差等，长幼尊卑区分明确，稍有逾越便可视为违礼僭越。

（3）对君主道德品质的期待与依赖是“礼治”的又一特征。

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过刑治而已。

首先，传统“德”，“法”之选不过是胡萝卜与大棒之选，规范选择远没有超出手段层次；其次，法家讲法并未建立法制体系，而现代法治最根本的特点是制度化，虽然法能够上升为一种制度，成为治国之依据，但它也可以成为统治者手中任意使用的武器，这就是“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区别；最后，传统等级社会没有将法律置于权力之上，甚至给王权和整个官僚系统以超越法律的地位，权大于法，权必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