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清代刑名幕友

初论清代刑名幕友作者：李灿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05期摘要：刑名幕友是清代地方司法活动的实际操纵者。

其通过专业学习和长期实践积累丰富的办案经验，形成了既注重依律办案又崇尚引经决狱、既追求仁恕宽厚又擅长诡谲狡诈、既重视证据确凿又深谙按需剪裁等独特的办案办式，并在清代法律文化传承发展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键词：刑名幕友；司法审判；法律文化中图分类号：DF092文献标识码：A“无幕不成衙”是清代官场的真实写照，全国达万人之众的幕友，在事实上把持着清朝各级衙门的日常运转，并在民间以“师爷”之称闻名遐迩。

刑名幕友在幕席中更居首位，其名虽“佐治”实则“出治”，以法律专长左右着有清一代地方司法审判，成为历史上以私人身份从事司法公务的特殊群体。

一、刑名幕友的兴起幕友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幕僚制度的延续和发展，起于明代而在清代达到全盛[1]。

明清时期各级政府官僚机构被称为“幕府”，“幕友”即为“幕府”主官延请办理刑名、钱谷、文书各方面事务的佐助人员。

在清朝，幕友已经遍及各地，并时常与吏役勾结为害一方。

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丙辰谕吏部：“迩来吏治，不肖者剥削民财，营求升转，不顾地方荒残、民生疾苦。

稍知自爱爱民者，因上官举荐不公不觉，操守顿易。

至于不识文义之人，益不胜任，文移招详，全凭幕友代笔，转换上下，势难兼顾。

幕友又须酌量事之烦简，而增减其人。

与吏役通行作弊，贻害百姓。

”（参见：清实录.顺治朝实录[M]中华书局影印，2012：383. ）据推断，到十八世纪末，幕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7500人，并应在19世纪继续有所增长[2]。

直到清末民初，幕友制度才走向衰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大约300年时间。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从司马迁著《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可知，“刑名”从战国开始成为法家及其理论的代称。

在清朝，“亲民首在理讼”，作为专事狱讼不可或缺的刑名幕友，全国1500多个州县基本都有聘请，加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衙门所聘，形成了庞大的法律专业群体。

清人李伯元所著小说《文明小史》第30回就写道：“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

”充分说明了刑名师爷在清代官场中极为重要。

刑名幕友在清代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清代法律体系趋于庞杂，律、例、成案并存，因例破律、一事设一例、一地专一例甚至因此例而生彼例现象大量存在从《大清律例》看，律文仅436条，但每条律文平均附例4—5条。

，例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用于办案。

加之法律程序纷繁复杂，司法审判非经专门训练并长期专事刑名的幕友不能胜任。

二是随着清代经济社会关系急剧变化，各种纠纷案件大量增加，审判任务十分繁重。

如雍正年间，阎尧熙初任浙江嘉兴知府时，日判案300件[3]；嘉庆十年，安徽六安知州高廷瑶上任之初，3日内处理积案129件[4]。

清代还规定了严格的审限制度，寻常命案6个月，盗窃及情重命案等4个月，按察司自理案件1个月，府、州、县自理案件20日[5]。

对判案出现差错者，予以严厉的责任追究。

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审判工作强度和压力非同小可，客观上需要专职人员予以辅助。

三是清代官员基本少修律文，客观上不得不延请刑名幕友辅佐[6]。

清代大员中满人居多，很多不懂汉俗，不谙民情，不悉政务。

汉人为官主要来源于“科班”、“捐班”和“军功”出身，科班以八股取士而不明律文人情；靠捐钱任职的捐班和军功出身的武人对法律事务更是茫然无知，只有依赖刑名幕友这一懂法律、知民情的特有群体佐助，才能保证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转。

四是读书人众多，但能考取功名进而为官者百不及一，从事幕友是解决落第学子生计、维护家庭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的一条重要路径[7]。

二、刑名幕友的职责和地位（一）刑名幕友的职责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李灿：初论清代刑名幕友刑名幕友事实上为所处时代的法律适用专职人员。

清乾隆年间庄有恭写有《偏途论》，其中《送刑名核办事件》一节参见：章伯锋，顾亚近代稗海：第11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645.原文是：到任通报，印信关防，访拿讼师，地棍土豪，师婆邪教，蠹毒害人，地师引诱，庸医杀人，结盟拜会，强盗硬丐，僧道鏖化，符箓度牒，义鸡剪绺，贼舟匪船，聚众赌博，窝赌窝娼，奸占拐骗，土妓流娼，诬良为盗，买良为娼，婚姻休妻，买休卖休，强奸和奸，嬲奸幼童，私宰耕牛，吸食鸦片，六房典吏，书差舞弊，报捐查籍，封赠旌奖，贞女教子，义夫节妇，丁忧启服，承祧过继，阴医僧道，抛弃尸骸，开棺盗斗，毁坟掘墓，命盗抢劫，书差乡保，书院观风，夹带枪手，文武考试，公出公回，词讼月报，大计考语，越城犯夜，编查保甲，到配安置，接递公文，兵牌火票，遗火放火，私挖官堤，假官假印，假票假银，窃取木植，偷伐茔树，私造鸟枪，器械炮位，贩卖烟土，硫黄私硝，疏失饷鞘，索扰图赖，讹诈滋闹，斗殴打降，抬验伤痕，叛逆灭伦，违悖殴尊，剸夺偷窃，娼优隶卒，监狱班房，差保私押，私刑勒诈，疏脱人犯，各犯报病，犯人拒捕，夺犯殴差，钦查案件，赃私缓赎，十要减等，秋审立决。

，叙述了官仆（长随）应该将盗案、命案、奸情、逃人、斗殴、受赃、诈伪等80余种案件送刑名幕友处理，其职权范围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刑事案件及部分民事案件，还涉及一定的治安、教化等方面事务。

刑名幕友全程参与这些司法审判，从拟批呈词、勘验详案，到定拟招解、审转复核，都是其份内之事，往往实际主导着案件的审理。

1.拟批呈词。

原告呈递的诉讼状文，多先由刑名幕友审查诉状形式和和控告人诉讼条件，拟写是否受理的意见。

如主官同意受理，即将所拟意见誊录到呈词正本，批词遂发生法律效力。

2.案前准备。

刑名幕友根据法定“不理刑名日”、案件情况和主官事务安排，确定案件审期。

签发传票传集原告、被告和人证，充分搜集证据，为判案理清脉络和线索。

3.勘验详案。

案件进入正式审理后，须审讯被告人，讯问被害人亲属和证人，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勘验。

由于地方官多不通晓法律，刑名幕友必须明辨是非、鉴别证据，确保在审限内正确结案。

4.定拟招解。

按照清代司法层级管辖规定，州县对徒刑以上案件审理后须将被告供述、证人证言、初拟罪行和法律适用根据具文详报下一审级，称为定拟招解。

上级衙门如从定拟招解中找出蛛丝马迹推翻初拟，州县主官则会以“出入人罪”被处罚，重则将会降级革职。

5.审转复核。

对案件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将产生驳案、上控等若干种司法文书。

其中驳案是上级衙门对上报法律文书提出的质疑和不同意见，呈文衙署必须予以答复。

驳案答复既要坚持呈报意见，又要为上级衙门留足脸面，同时要留下转圜余地，最见刑名幕友功夫[8]。

（二）刑名幕友的社会地位清代幕友是私人性质的官僚顾问，名虽佐理实则主管，集僚、师、宾三种角色为一体，对官员保官升职、消灾避害至关重要[9]。

正如清代幕友陈天锡所言，幕友对于主官，犹如“饥渴之于食饮，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

因此，幕友无官之责，而有官之权，被主官尊为西宾、西席，礼遇有加。

官贵如曾国藩者，用餐也必待幕友到齐方才开席[10]。

同时，幕友可以从所佐之官处得到高额“束修”（薪俸）据陶正清《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言：“凡州县之费，莫费于延请幕宾，若浙江诸剧邑，非七八人不足分办，而就中所优倚重者，非二三百金不能延至。

统而计之，已至千金之外。

”另据瞿同祖所言，在1790 年州县的刑名幕友年收为260两，比清初一品官的年俸180两，以下各品递减25两左右，九品仅为33两的官俸要高许多。

，反映出幕友阶层在官府中的特殊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幕友的社会地位和官员仍有天壤之别，所为之事均为他人作嫁衣裳，是读书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之路。

入幕者有一般的读书人，也有举人、进士，甚至翰林，还有学者名流和闲散、致仕、失意的官员以及落魄贵青、抄青、破产商人等[11]，总体上以知识分子为主，从事幕业主要是为衣食所逼。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读书不成，始习幕。

”清代幕友龚未斋说：“所谓幕者，乃家无负郭之田，而有兄弟之养，寂水无资，擅粥不继，读书无成，困穷之至，不得已而以幕救贫也。

”清代笔记小说《客窗闲话》的作者吴炽昌，原本专心科举，终因贫困所逼，只好“谢制举，专读律”，去做刑名幕友。

绍兴府萧山县人沈吟樵也是“以亲老家贫，谋薪水急，遂弃书读律，客皖江习申韩业”。

“读书不成，迫于饥寒，则流为幕宾” [11]79，折射出幕友的无奈和凄凉。

入仕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复杂的人生经历，使刑名幕友给世人以行事苛刻、圆滑世故的不良形象。

周作人曾说，绍兴师爷“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汪辉祖也谈到，“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十无二三。

”[12]民间戏剧、故事、谚语中，刑名幕友几乎清一色以反面角色出现，被认为是有损阳寿、断子绝孙的阴鸷行当，这是对部分刑名幕友严刑竣法、陷害无辜、结党营私的直观反映。

三、刑名幕友的办案特点刑名幕友受有清一代社会制度、所受教育、民情世俗的影响，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练，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独特办案方式，首重依律办案，但也崇尚引经决狱；追求仁恕宽厚，行事却多诡谲奸诈；推许证据采信定案，又往往按需剪裁适用。

（一）首重依律办案清朝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

”首先根据法律和典章制度来处理法律事务，是对刑名幕友的基本要求。

名幕汪辉祖认为，“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

”清代刑名幕友王又槐说道：“幕友办案，全部律例不可不熟筹于胸中。

”清代一位刑名幕友也称：“今之刑名家，读律令、校案牍、草狱词而已。

或以律就事，或以事就律，原其犯法之心，以神明于立法之意，而使死生轻重得其平。

”[13]刑名幕友办案以律例为准，并吃透律文精神要义，才会做到不偏不倚、准确无误，即“律之为书，各条俱有精蕴，仕至义尽，解悟不易。

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

[12]56同时，一些刑名幕友还认为依律办案之要义要求慎用成案。

清代成案和律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成案相比律例繁杂混乱，现实案情又千差万别，如照猫画虎、牵强附会，则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清代幕友张廷骧认为“徒读律而不知办案，恐死于句下，未能运用；徒办案而不知读律，恐只袭腔调，莫辨由来。

”[14]他在《赘言十则》中将律例比做“古方本草”，办案如“临症行医”，强调“仅以一二成案为式，于全部律例置之不讲，则无源之水，其涸可待”。

汪辉祖也称“成案如程墨”，程墨指书肆中编纂的科考时文，他认为办案依成案不依律例，如同士子有了程墨就丢开经书一样舍本逐末，因此判案应以律例精神为准，不能循成案为用。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说道：“勿轻引成案。

成案如成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可知情状既明，自有一律一例适当其罪。

何必取成案，而依样葫芦耶？苟必成案是循，不免将就。

增减毫厘，千里误事匪轻。

”（二）崇尚引经决狱刑名幕友大多为“业儒无成及儒术不足以治生”汪辉祖《双节堂庸训》卷五载：“吾越业儒无成及儒术不足以治生，皆迁而之幕，以幕与儒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