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幕_文人政治参与和清代官僚系统_陈伟

摘要摘要顾景星（1621—1687），字赤方，号黄公，湖广蕲州人（今属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著有《白茅堂集》四十六卷。

文章旨在对其人及其诗文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共设置四章：第一章还原基本史实。

梳理顾景星的家世背景、生平概况、文学交游，从而形成对其人的整体印象。

尤以对蕲州顾氏始祖信息的更正、献疑，景星游历过程中文学活动的还原和参与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试史实的辨正为重点。

第二章考索顾景星生平著述与思想。

辨正了《贉池录》和《黄公说字》的关系，前者为后者的撰著提供了部分现成材料，但并非如顾三经所说是后者的底本。

对所经眼的康熙至光绪年间刊刻的各版《白茅堂集》进行考述，勾勒出版本递嬗的轨迹。

顾景星参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似应排除出遗民之列，但体认他博学鸿词科期间的心路历程，进而解读其遗民心态，尚可见出他的身不由己与坚定的遗民信念，故宜将其视为明遗民。

至于晚年对清政权的“归心”，则是时空变换后遗民心态的自然流变。

顾景星以“自然”和“转益多师”的诗学理念应对门户分争，并针对明代乐府诗创作以及乐府诗音乐、体式问题提供了自己的思考。

散文理论则针对时人规模唐宋的流弊而发，尝试于秦汉与唐宋的争执之外，树立折中理性的法则，非如四库馆臣和李祖陶所说仍以“王李为归宿”。

第三章为顾景星诗歌研究。

就题材内容而言，顾景星的诗歌既有与众多明遗民相同的抒写遗民情志的共性，又有表达一己情怀的个性，可划分为“故国之思、感怀身世、心系民瘼、寄情山水”等七类。

诗歌取径与理论同步，呈现出广泛师法的特征。

于前代诗人中，尤深得杜诗法乳，体现为成句、句式、内容层面的系统学习。

诗艺方面，主导风格存在明显嬗变痕迹，“沉郁悲慨，晚年改辙”，暗合康熙诗坛风会的转向。

因其人腹笥渊博，故有以学入诗的倾向。

就体式而言，歌行和排律最能见出其诗才，施闰章以“恢博雄悍”形容之，甚为精当。

第四章为顾景星的古文研究。

三百余篇古文涵盖十九种体材，可称丰赡。

110古代地方官聘用的助手大致分作幕僚和幕友两种。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体制内吃公粮的官员；后者在体制外，系幕主私人聘用，俗称师爷。

两者虽属性不同，却都是幕主身边带有参谋、顾问色彩的助手，总体上亦可视之为幕僚。

一、幕僚的由来与发展所谓幕僚，是幕府聘用的僚属，兴起于汉代将军出征在外，自行辟署置僚佐（主要是文职），协助处理文翰机要及其他军政事务的制度，时称“开府”。

《晋书·郗鉴列传附郗超》说，桓温为征西大将军时开府，以郗超为谋士，任掾。

桓温迁大司马后，郗超又转为参军。

《晋书》说他辅助桓温得力，“能令公喜”。

桓温怀不轨之心，“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

谢安与王坦之到桓温处议事，“温令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由此，幕僚亦可呼为幕宾。

这些幕僚虽属于公职人员，但品阶不高，却能贴近长官而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代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有的甚至可以视作近代的参谋长或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一类角色。

汉晋时期，文人入幕现象已渐趋广泛。

迨入隋末，特别是入唐以后，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尤其是唐中后期的节度使）纷纷自行设幕辟署，以致文人入幕之风大盛，许多著名诗人、文人都有过入幕的经历。

而唐高祖李渊时的许多高层文武官员，则是其在隋末任太原留守时的幕僚成员。

唐代各节度使的幕僚都有名义上的官职，如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判官等，而且多兼带检校京官的虚衔（按：检校须由幕主向朝廷奏请，为寄衔之意，仅示官品高下），例如杜甫在严武幕中时，就是以“检校工部员外郎”的中央台省官衔来做“剑南西川节度参谋”。

到了唐末—五代，各节度使延请幕僚之风仍未停止，即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五代幕僚之祸》所说的：“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

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上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

”不过，另一方面，五代诸朝都在限制藩镇自行辟署的权力，规定藩镇的两种重要幕僚——节度副使和节度观察判官均由朝廷直接任命。

清朝陈潢陈天一的简介清朝陈潢陈天一，字子搏，号维蓉，湘岳(今湖南衡阳市)人，清朝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他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家庭背景优越，因此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从小就喜爱读书，勤奋刻苦，成为清代公认的学者，在学术上有着深厚的功底。

由于父亲穷困，他从14岁开始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挣扎。

尽管处境艰难，他却以令人称心的金石之学所赢得了当时人们的尊贵。

此外，他把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方面，不仅担任过大臣，而且出任了特派使、太傅等职位。

陈潢陈天一就是清朝末年的杰出政治家和雅致文人，他以令人称心的金石学而深受世人喜爱，而他的极高的政治修养，也决定了他在政坛上的显赫表现。

他常常为清朝政府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大臣，清朝统治者无法适应他的建议，他的政治建议不得不被搁置或否决，失去了完成其丰功伟绩的时机。

陈潢陈天一不仅在政坛出众，而且同时在文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他以其得体自然、雅致清新的文字在诗词文学领域以及政治理论等领域都创作了诸多优秀作品。

他的诗文风格独具匠心，歌颂着古代以及他自己的政治信念，是清代诗文文学的杰出代表作之一。

此外，陈潢陈天一在佛教修行和道家学说研究方面也有著较深的造诣，他因此被尊称为维蓉大师。

他对儒教学说、道家学说等传统思想也有独到的看法。

由于他的思想观点，安顿了清朝末期的政治局面，对晚清社会也有所影响。

总而言之，清朝陈潢陈天一的伟大诞生了一位文人、政治家、佛学研究者、道家学说研究者，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成就都无需多言，而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及其实践，是研究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清代中期艺文幕府著书与乾嘉学术作者：侯冬来源：《图书与情报》2014年第02期摘要：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文事活动为主的幕府，这些幕府倡导学术研究，学术气息浓厚，著书活动兴盛，一度成为学术基地，推动了乾嘉学术的发展。

乾嘉时期幕府著书成为清代学术史上很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中期艺文幕府的著书活动对清代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仅保存了众多的优秀典籍和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种表征。

关键词：清代中期幕府著书乾嘉学派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2-0134-07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there appeared a number of government offices in which the advisers were mainly engaged in academic study. This special phenomenon had much to do with the cultural policy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Qing Dynasty. Not only large amount of excellent book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were thus preserved， but it was sign of the rise of sinology.Keyword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books by advisers in government offices；Qianjia School1 乾嘉幕府著书述略乾嘉时期艺文幕府从事文事活动，尤其是幕府著书活动是清代文化史上突出的一种现象。

孟庆星：张之洞湖⼴幕府影响下的湖⼴地域书风张之洞湖⼴幕府影响下的湖⼴地域书风⽂ / 孟庆星孟庆星孟庆星张之洞湖⼴幕府书法活动研究 在封建时代，⼤凡地⽅主管官员，都要招聘⼀些⼠⼈来帮助⾃⼰处理⽂书及刑名、钱⾕等⽇常事务，这些⼈被称为幕客、幕友、宾师、幕僚等。

这种风⽓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从⽽形成了所谓的幕府制度。

在这些幕主和幕僚群体中，有的不仅以政治、事功谋略见长，⽽且还以书画、⾦⽯鉴藏⽽著称，从⽽构成了幕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书画创作和⾦⽯鉴藏的这些活动不仅有⼒地推动了幕府所在地的书法风⽓的形成，有的还在全国范围内对清朝及近代都产⽣了重⼤影响。

晚清的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四⼤幕府之⼀就是这样⼀个典型。

张之洞幕府从其演变阶段上来说，从他被清政府⼀⼋⼋九年调任湖⼴总督到⼀九〇七年奉调⼊京任⼤学⼠、军机⼤⾂共⼗⼋年，这⼀时期是张之洞幕府⿍盛发展时期。

本⽂以⿍盛时期的张之洞幕府书家群体及其艺术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剖析它与晚清荆楚、湖湘地域书风、全国范围内书法风⽓转换的关系。

张之洞幕府与湖⼴学⼈圈的形成 清朝的书法与⾦⽯学、考据学关系⼗分密切。

这既造成了清朝书法的浓郁学术旨趣，也形成了与『帖派』相对应的『碑派』书法创作。

这种特点在晚清以张之洞幕府成员为核⼼的书家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清朝，尤其是晚清四⼤幕府中，张之洞幕府是⼀个⾮常有特⾊的幕府。

从其⼈员构成上看，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幕下的⼠⼈圈⼦，确⽴于湘、淮军征战的年代，多以地缘或⾎缘关系为纽带，⽽后起的张之洞学⼈圈，则更看重『门第』『科甲』『名⼠』的出⾝。

与曾国藩、李鸿章幕府时期道咸之际的经世学风不同，同光之际的学风，沈曾植曾总结道：『⾄于同、光之际，⼆三场重于头场，则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龢)、南⽪(张之洞)、顺德(李⽂⽥)迭主⽂衡，重经史之学，⼏复反乾、嘉之旧。

』所谓的『乾嘉之旧』指的是乾嘉时期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法的学术流派。

作为幕主的张之洞，早在同治年间就已作为⾻⼲乃⾄执⽜⽿者活跃在京师学⼈圈⼦中了。

清代学术幕府与史学修撰朱应钰山东省莱芜市第一中学摘要：中国史学发展至清朝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时期。

在史学编撰中，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并行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幕府作为新的修史主体出现，并留下了大批优秀著作。

本文将从幕府修史的具体状况和不同幕府的情况出发，论证幕府修史实质是不同于官方修史和私家修史的新主体，以期增强对清代学术的认识。

关键词：幕府修史；徐乾学；阮元；官修；私修清代是我国学术繁荣的阶段，各类修史主体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在官方修史和私家修史继续发展的同时，幕府修史也发展起来。

成于幕府的《续资治通鉴》、《史籍考》等史书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

而之前的学界对于清朝幕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对学术幕府及幕府修史的研究相对空缺，因而对于幕府修史活动的探讨仍然具有很大空间。

一、前人研究综述“幕府”一词首见于《史记·李牧传》，本指将帅出征时外设的临时营帐，后泛指军政大吏的府属。

这是一种行政长官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自行辟召僚佐以补充正规官僚制度不足的用人制度。

《老残游记》第三回写道“幕府人才济济,凡有所闻的,无不罗致於此了。

”①便反映了清朝幕府极盛之象。

学术界的幕府研究开始较晚，其发展状况在尚小明教授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②，刘则永、李金昭先生《二十世纪的中国幕府研究》③中有较为清晰的介绍。

前者重在从时间顺序上介绍幕府研究状况，后者则介绍了从汉代至民国的不同朝代的幕府研究状况。

而学术幕府则指朝廷官员为修书撰著而开设的以艺文活动为主的幕府。

尚小明教授专著《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对清朝的各种学幕及其作用进行清点，史料丰富，理论扎实，成为学幕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外，还有各类论文对某一学术幕府进行专门研究。

但他们都没有专门从史籍修撰的角度来解读清朝学术幕府。

学界涉及到幕府修史的论文不多，而在有限的论文中对幕府修史的性质认识又存在分歧。

李金华博士在他的论文中认为：“幕府修史机制虽然在形式上似为官方、私家之外的又一修史主体，但本质上仍是以私家主体为基础。

清代常州文人交游研究作者：邵鹏宇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0期[摘要]清代常州文人的集群现象在江南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这得益于清代常州文人交游的兴盛。

从与“毗陵七子”相关的文集中可以发现，血亲联系、诗社和文社、怡老会、修禊是当时常州文人交游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清代常州毗陵七子文人交游[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80-02清代常州文人辈出，英才荟萃，而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毗陵七子”，这是常州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学人群体，主要成员有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吕星垣、杨伦等七人，他们交游甚密、相互唱和，在文学尤其是诗词方面留下了璀璨的史迹。

《清诗流派史》①十分重视常州诗人的诗词成就，而“毗陵七子”就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清代经学大师毕沅曾赞誉道：“今毗陵钱文敏公以沉宏博丽之才，提倡后学，一时异才辈出，指出胜屈。

而七子为最著，惊才绝艳，均齿齐名已二十年，其长者甫逾强仕，或入直承明，出为令长，抑亦盛矣。

”②清代书法家吴育也羡慕赵怀玉“年二十余以诗文翰墨布人口，与郡中洪编修亮吉、孙观察星衍诸君有七子之目，一时交游之盛殆偏东南”③。

钱伯坰作为清代常州籍的书画大师对同时代活跃的同里文人曾经有过如下生动有趣的描述：吾乡卅年前墨卷盛行，鲜究实学，士风大坏。

自余姑子庄虚庵（庄炘）年十五，即以诗文著声，刘文定（刘纶）尝谓当为吾常首屈一指。

家叔竹（钱维乔）初继之，予以追附其间。

然家叔以十五岁冠军入泮，制艺已造精深，予则未能也。

虚庵长予六岁，家叔少予一岁，及后得管氏竹林（管世铭）、庄宝书（庄然一）、赵味辛（赵怀玉），互相切磋，不肯随俗。

味辛订交时年十四耳。

至予羁留都下十数年，闻家乡有七才子之目，为洪稚存、黄仲则、杨西河伦、徐尚之书受、孙渊如、吕星垣，味辛首列焉。

洪则蒋心余先生赠诗有云：“万口争传洪礼吉”者也。

渊如尊人抡元勋为余至契，渊如年十二，杂坐联句，应声云：“吾侪放浪百年后，仍作星斗归青天。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绅士是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在官场与民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转进转出，不但主宰着广大村民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7页。

），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

20世纪4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绅士进行了考察，绅士问题一度成为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大热点。

1974年，《东洋史研究》特别刊行了“明清时代的乡绅”专号（注：《东洋史研究》33—3，1974年。

）；1975年，在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第九次大会上，又以“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为主题进行了研讨。

对于日本的明清绅士研究状况，日本学者已有过系统评述（注：参见重田德：《乡绅の历史的性格をめぐって——乡绅观の系谱》，《人文研究》22—4，1971年；森正夫：《いゎゅゐ“乡绅的土地所有”论をめぐって》，《历史评论》304，1975年；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乡绅论にっぃて》（1）、（2）、（3），《历史评论》308、312、314，1975-1976年；檀上宽：《明清乡绅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にっぃ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齐藤史范：《明清时代の乡绅お关する学说史的检讨》，《史丛》40，1987年。

），但国内迄今尚未有人作过专门评介。

本人不揣简陋，拟作尝试，或许对我们今后开展此项研究有所裨益。

一何谓绅士？史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一词本身的指属认识不同；另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与绅衿、乡绅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也持有不同意见（注：参见拙文《明清绅士的构成》，《历史教学》1996年5期。

）。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官员和绅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于优游林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的赵翼（1727－1814年），在六十年后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因重赴鹿鸣宴而自诩：“中岁归田，但专营于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

”①晚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笔者近日阅览了清朝人物的百余种年谱，再回忆以往读过的清人传记，感到赵翼式的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

如若把他们的晚景归纳分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醉心撰述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以之为人生的追求，写出大量的著作。

另外以行政事务为主的官员，科举出身，本来有能力写作，晚年利用时间舞文弄墨而乐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一提到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师，必定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著述等身，年过花甲之后，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

他是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

到六十三岁（1672年）时，将《姚江逸诗》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

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辗转抄写，从而使之流传于世。

康熙十四年（1675年）黄氏编辑成《明文案》，多达217卷，后被辑入《四库全书》。

六十七岁将代表作《明儒学案》写成，这部巨著总括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

自订《南雷文案》于七十一岁，并由门人校刊。

到七十九岁，将《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订，删汰三分之一，编成《南雷文定》。

八十三岁得重病，应酬文字一概摒绝，力疾整理文稿，将平日读《水经注》的心得汇辑成《今水经》；适值《明儒学案》刻印校对，口述序文，由儿子代书。

作者： 郭润涛
作者机构：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出版物刊名： 贵州社会科学
页码： 46-51页
主题词： 幕友;类型与特点;学政;刑名;军营;钱谷;幕客;州县;督抚;主官
摘要： <正>幕府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到了清代,幕府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广泛,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

本文试对清代幕府的类型与特点,作一分析说明,以期对清代幕府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根据清代幕府内部关系与活动的性质,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军营幕府;（2）行政幕府;（3）专职幕府;（4）艺文幕府。

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军营幕府。

清代的军营幕府主要是指驻防将领即所谓“武职”的幕府。

清代前期由八旗兵和绿营兵负责国家防务,嘉庆时始大募乡勇,后来又有湘、淮军的崛起,清季则由新军起弹压之责。

这些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常备军,是清代国家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清代国家政治体系,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军队系统;一是地方行政系统。

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军政”与“民政”。

在军政系统中,除中央设置统制机构和京城驻军外,大量的军。

第八编清代文学绪论：清代文学概说清代文学（清初——中叶）的主要内容:清代文学绪论第一章：清初诗文的繁荣与词学的复兴第二章：清初戏曲与《长生殿》《桃花扇》第三章：清初白话小说第四章：《聊斋志异》第五章：《儒林外史》第六章：《红楼梦》第七章：清中叶诗文词多元发展的局面第八章：清中叶小说戏曲与讲唱文学●清代文学的范围清代（1616—1911），建国于1616年，初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共有国267年。

历12帝，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又一个王朝，也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

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历史进入近代。

清代文学一般认为有初、中、晚之分。

清代文学，指清前期至清中叶的文学：清前期（1644—1735）清入关——雍正末，包括顺治、康熙、雍正几朝清中叶（1736—1839）乾隆初——道光19年，包括乾隆、嘉庆、道光20年（1840年）前晚期则指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灭亡。

清朝晚期的文学一般认为已属近代文学的范畴。

一、社会概况（一）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

皇权，《大清律》、《大清律例》，程朱理学，八股取士，（二）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特别严酷。

清王朝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

前期民族矛盾尖锐，对汉人的抗清斗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杨州十日”先后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各地抗清斗争延续到康熙22年（1683）。

随着经济繁荣，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官吏腐败，人民反抗不绝：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等。

（三）思想领域的斗争激烈。

1.利用、控制、恩威并用的统治政策。

利用汉民族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来控制社会思想文化。

以朱熹配享孔庙大成殿十哲之次，宋代理学为清代官方之学；对知识分子恩威并用。

恩：开博学鸿词科，编书、修史。

从《明史》、《康熙字典》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威：大兴文字狱，如康熙二年“明史案”、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等。

古代文人雅集雅集在古代专指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

那时候，古代文人们通常找一个山水环绕的地方，或焚香、或抚琴、或礼茶、或挂画、有时还来点小酒、乘着雅兴吟咏诗文，美哉乐哉！中国文士阶层有“以文会友”的优秀传统，“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的雅集现象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独特景观，诸如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玉山雅集等，更是引为历代文坛佳话，诗文书画歌颂不绝。

传统的文人雅集，其主要形式是游山玩水、诗酒唱和、书画遣兴与文艺品鉴，因而带有很强的游艺功能与娱乐性质，以文会友、切磋文艺、娱乐性灵为基本目的，文人雅集最重要的特征是随意性。

“实可谓无组织之组织，盖无所谓门户之章程，而以道义相契结。

”而正是这种随意性与艺术的本性相契合，使得在历代文人雅集中产生了大量名垂千古的文艺佳作。

可以说文人雅集作为古代文士的一种文化情节与艺术状态。

惜乎今人的饭局，早已被所谓的饮食文化熏得乌烟瘴气，远不如古人的依山傍水、清脍疏笋来得敞快。

文化的久远，就只剩下今人踮脚的怅望，追寻那一缕的青烟，甚至是那莫名的影像。

最早的文人雅集不可考，因为过去的文人太少，三国时代，魏朝才有三曹父子，而在这之前，只有士之汇集，如稷下学宫，而没有文人。

1邺下雅集文人稍有规模的出现，只是在汉末，即建安七子。

曹植《与杨德祖书》与曹丕《与吴质书》，即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出现。

而在这之前，一代汉赋，虽规模宏大、器量弘远，终归属于少数文人的行为。

赤壁之战后，孙权据江东之险，刘备占荆州之利，孙刘联盟抗曹，三国大势基本形成，有了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

曹操退回了魏都邺城，从这时起建安文士云集邺下，他们以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为中心，经常集宴云游，诗酒酬唱。

北宋赵佶《文会图》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连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当时文风极盛，成一时风气。

所以后人评价说“诗酒唱和领群雄，文人雅集开风气”。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摘要：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

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

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

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

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

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为何时开时禁，成为反映清代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洞悉宋明以来权力格局变化走向的关键落脚点。

关键词：清代；科道；风闻奏事科，是指给事中；道，是指监察御史。

它们共同构成明清时期监察系统的主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是用来监督百官的监察系统。

从历史渊源上讲，前者属于中书门下，是丞相下属，后者属于御史台。

自宋代开始，本来以封驳皇帝为核心的最高决策者为任务的谏官从丞相属官中分离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官员包括丞相的监督上，在职能上和御史逐渐接近，合称“台谏”，是为言官。

而且，北宋自太祖开始留下不杀文官的祖训，基本为后代遵循，使得台谏官员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极为活跃，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身影总是闪现于不同时代的各种政治事件中。

能够让品级不高的台谏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风闻奏事”体制。

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风闻奏事体制起源于魏晋时期，但真正活跃于政治生活中是在宋代。

对“风闻奏事”内涵的理解，现代学者多以王安石的解释为准：“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

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

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

”①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宋代的台谏制度非常受关注，其次是明代的科道体制。

然而，清代科道风闻奏事之制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