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

房贷中被迫违约风险及防范内容摘要：按照银行能否控制个人房贷被迫违约风险的发生，本文将被迫违约风险分为可控与不可控两种，并分析了两种被迫违约风险的发生原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范对策。

关键词：可控被迫违约风险不可控被迫违约风险防范住房信贷的被迫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因为财力原因，不能按期偿还到期债务而形成的一种违约风险。

这种违约风险，如果借款人的财务问题是短期的，则会表现为暂时的逾期违约，借款人财务问题一旦解决，就不存在此风险；如果是长期的，就会表现为一种终止偿付型违约风险。

暂时的逾期违约对银行影响不大，而终止偿付型违约会导致银行的本金和利息的损失。

住房信贷中被迫违约风险指的是后者，即一种因借款者个人财力原因产生的终止型违约风险。

按照银行能否对这一风险的产生加以控制，可以将它分为两种：可控被迫违约风险和不可控被迫违约风险。

两种被迫违约风险产生的原因不同，对应的防范对策也就不同。

被迫违约风险产生的原因（一）可控被迫违约风险可控被迫违约风险，是指银行通过自身的管理可以防止借款人的被迫违约行为的发生，避免银行日后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损失的一种风险。

这种风险尽管最终产生也是因借款者财力原因，但它和银行的管理息息相关，银行贷前、贷中以及贷后管理不善都会为借款人日后被迫违约行为的发生埋下隐患。

从银行管理的角度，可以将可控被迫违约行为的产生原因归结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借款人在借款前就存在被迫违约的迹象，但银行的制度、流程设计等有问题，对潜在被迫违约借款人缺乏识别的能力，如贷前设置的调查和评估方法未能将潜在被迫违约借款人识别出来；二是银行的制度和流程设计能很好的管理风险，但在贷款过程中有关当事人工作责任心不强或者存在道德风险，牟取个人私利，致使不满足借款条件的人借到款项，增大了银行风险敞口。

（二）不可控被迫违约风险不可控被迫违约风险，是指银行无法通过完善自身的管理来防止借款者被迫违约行为的产生，或者说它的发生和银行的管理无关。

委托代理关系与公司治理机制委托代理关系与公司治理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种经济行为关系，它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公司治理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即委托人和代理人在知识、信息和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委托人无法完全了解代理人的行为和决策。

在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主要存在于股东和董事会、管理层之间，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则是通过一系列规则和实践来解决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问题。

委托代理关系在公司治理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股东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而需要通过代理人来管理和决策。

然而，代理人存在一定的自利行为，容易出现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代理人懒惰或追求短期利益等问题，从而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为了解决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问题，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是通过建立一套规则和约束机制来规范代理人的行为，确保其以委托人利益为导向，并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和股东价值。

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1. 董事会机制：董事会是公司最高决策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公司的经营活动。

董事会应由独立的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成，以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有效履行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责。

2. 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设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激发代理人的积极性，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中包括薪酬制度、奖惩制度、绩效评估等。

这些机制可以使代理人与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降低代理损失，提高市场竞争力。

3. 股东监管机制：作为公司的所有者，股东在公司决策和经营活动中具有重要的监管作用。

股东可以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决策，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监督。

同时，股东还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提案机制来发起投票，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4. 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是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代理人的违规行为，保障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下现在我们来讨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de)关系.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意味着即使奴隶主也不能无视奴隶(de)积极性问题(参阅周其仁1996).但就理解企业制度而言,与非人力资本相比,人力资本(de)“弱势”也正来自这个“不可分离性”.正是这个“不可分离性”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了解释.首先,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de)可分离性意味着非人力资本具有抵押功能,可能被其他成员作为“人质”(hostage),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de)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不能被其他成员当“人质”.这一点进一步意味着,第一,非人力资本(de)所有者具有在一定程度对其他成员提供保险(de)能力,而人力资本(de)所有者不具有这种能力.第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de)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de)承诺更值得信赖 (more credible),原因在于,如果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不能兑现自己(de)承诺,其他人可以将他(de)资本拿走,甚至以毁灭相威胁,对比之下,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违约,其他人对他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常言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个只有人力资本没有非人力资本(de)人就类似一个没有庙(de)和尚,怎么能得到别人(de)信赖呢第三,非人力资本一旦进入企业,将成为“天生(de)”风险承担者,其所有者有更好(de)积极性作出最优(de)风险决策.对比之下,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可能成为一个孤注一掷(de)赌徒 (plunger),因为对一个没有非人力资本(de)人来说,他(de)风险是不对称(de),失败(de)成本由别人承担,而成功(de)收益自己占有.其次,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de)不可分离性意味着人力资本所有者容易“偷懒”(shirk),而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de)可分离性意味着非人力资本容易受到“虐待”(abused);换言之,人力资本所有者不仅可以通过“偷懒”提高自己(de)效用,而且可以通过“虐待”非人力资本使自己受益.如果说人力资本所有者需要激励或监督(de)话,非人力资本需要一个监护人(custodian).上述分析表明,如果负责经营决策(de)企业家是没有非人力资本(de),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de)剩余索取者(风险承担者),而经营工作(de)性质决定了他总是握有相当(de)“自然控制权”. 因此,保证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de)最理想状态是,企业家自己又是一个资本家.这就是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de)原因所在.特别地,我在企业(de)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证明,在企业家能力难易观察(de)情况下,因为当企业家(de)实际成本是个人财富(de)增函数,越是富有(de)人越没有积极性谎报自己(de)能力(或者说,越是贫穷(de)人越有积极性谎报自己(de)能力),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de)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de)人占据企业家岗位(de)重要机制,否则(de)话,企业家市场就会被大量(de)“南国先生”所充斥.当然,资本所有者(de)这种优先权并不是某个人或政府授予(de),而是市场竞争(de)结果.设想你正想当一名工人,当一个一无所有(de)穷光蛋和一个腰缠万贯(de)人同时要雇佣你时,你应该跟走呢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有企业家才能(de)人不一定富有,而富有(de)人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才能.现代股份公司可以看作是能力与财力之间(de)一种合作,这种合作为那些有能力无财力(de)人提供了从事经营工作(de)机会,同时为那些有财力无能产(de)人创造了赚取“利润”(de)机会.当然,由于信息是不完全(de),这种合作是有代理成本(de),但股份公司(de)存在本身证明,合作(de)收益一定超过代理成本.股份公司中(de)最优所有权安排实际上就是如何使代理成本最小化(de)问题.这里,存在着经理人员工作(de)积极性与资本所有者提供资本和选择经理(de)积极性之间(de)平衡取舍.最优(de)安排一定是一个经理与股东之间(de)剩余分享制.上述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de)不可分离性”不仅不能成为对“资本雇佣劳动”(de)否定,恰恰相反,后者正是前者(de)逻辑推理.如果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可分离(de),我到要真(de)怀疑“资本雇佣劳动”(de)合理性了,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人力资本就如同非人力资本一样,具有了抵押能力,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可能更乐于领取一个固定(de)合同收入,将企业所有权完全留给经理人员.周其仁在其论文中显然没有能吸纳我及其他人对“资本雇佣劳动”(de)理论解释,所以,在他看来,“资本雇佣劳动”不过是“企业属于(财务)资本家所有”命题(de)一个翻版而已,而后者不过是由于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同时又是“财务资本家”而造成(de)一种错觉.我不认为从“人力资本(de)产权特征”否定资本雇佣劳动是一个理论上(de)进步.至于“雇佣”一词是否恰当,那是另一个问题了.最后应该指出(de)是,我们谈(de)“最优所有权安排”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一个人作为企业所有者并不意味着比不是企业所有者时(de)处境更好,这一点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设想由甲乙两人组成(de)一个“企业”,二人只在有月亮(de)晚上工作,其中甲在月光下工作,乙在树荫下工作,每个人(de)贡献不能独立度量.在这样一个企业,谁应该是剩余索取者显然,即使从甲(de)利益(de)角度考虑,最优(de)所有权安排也是让乙索取剩余,自己拿合同收入,理性(de)甲绝不会愿意当所有者.尽管在这个例子中是一目了然(de),但在现实中,许多人误以为让工人“当家作主”是对工人有利(de)事情.3、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狭隘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de)功能、结构、股东(de)权力等方面(de)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de)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de)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这样一些问题(Blair 1995). 因此,广义(de)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企业所有权安排(de)具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de)一个抽象概括.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de)概念也适用于非公司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具体由一系列(de)契约所规定,所有这些契约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式契约 (formal contracts),一类是非正式契约(informal contracts). 非正式契约是指由文化、社会习惯等形成(de)行为规范(norms),这些规范没有在正式(de)合同中写明,从而不具有法律上(de)可执行性,但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如“终身雇佣制”就属于这样(de)契约.正式(de)契约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适用于所有企业(de)“通用契约”,另一类是只适用于单个企业(de)“特殊契约”,前者包括由政府颁布(de)一整套法律、条例,如公司法,破产法,劳动法,证券法,信托法,企业兼并条例等,后者包括公司章程、条例,以及一系列具体(de)合同.将“公司法”等法律理解为企业参与人之间“签署”(de)契约(de)一部分是非常重要(de)(Easterbrook和Fischel 1991). 公司法是所有公司共有(de)契约部分,它处理(de)是所有想组成公司(de)人都会面临(de)合同条款.理论上讲,即使没有公司法,当事人也会通过磋商得出这些条款.但因为这些条款类似“公共产品”,由国家统一提供更为有效.有了公司法,当人们要组成公司时,他们可以集中于磋商“特殊契约”,他们需要干(de)只有两件事,一是根据公司法选择特定(de)企业组织形式(如有限责任公司或无限责任公司),二是将公司法中没有(de)条款写出来,这就是公司章程和条例(by-law),它们构成当事人之间契约(de)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序列上“最后(de)索取者”,控制权主要表现“投票权”(vote right).拥有投票权也就是拥有契约中没有说明(de)事情(de)决策权.公司法(de)契约性质决定了公司法必须给当事人尽可能多(de)讨价还价(de)自由.公司法(de)这个特征被称为“可塑性特征”(enabling features). 在美国,公司法是由各州颁布(de)(破产法是由联邦议会颁布(de)),绝大多数州(de)公司法允许企业建立任何种类(de)投票制度.比如说,Delaware州(de)公司法允许一“股”(share)多“票”(vote)(甚至无票),允许给予债权人(bondholders)投票权,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投票权是否可以累积,有投票权(de)人可以自己投票也可以委托他人投票(proxy),经理可以由股东大会直接选举也可以通过董事会选举,股东可以让董事任职期满也可以让他在中途下台,法定票数可以少于半数,也可以要求绝对多数(如2/3以上多数),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由有投票权(de)人通过投票改变(Easterbrook和Fischel 1991). 当然,公司法也包含一些强制性条款,如“票”和“股”不能分开出售,重大(de)交易活动(如合并)必须由投票决定.尽管公司法留给当事人(de)选择余地是很大(de),典型(de)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如下特征：股东是剩余索取者,拥有“每股一票”(de)投票权,通过投票选择“董事会”,再由后者选择经理;经理(de)收入一般由合同薪水加奖金、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组成(因而经理既是合同收入索取者,又是剩余收入索取剩余),拥有对企业日常运行(de)决策权;债权人拿取合同收入(利息),一般没有投票权,但当企业处于破产时,就取得了对企业(de)控制;工人拿取固定工资,一般没有投票权.实际(de)治理结构当然要比这复杂(de)多.我们可以用“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对公司治理结构(de)上述特征作出解释.为什么在企业正常运行时,投票权归股东而不是其他企业参与人因为股东是剩余索取者,他们承担着边际上(de)风险, 因而最有积极性作出最好(de)决策(撇开股东内部(de)搭便车问题不谈).对比之下,其他参与人(de)收入是合同规定,在边际上不受企业经营业绩(de)影响,因而缺乏这样(de)激励.为什么当企业处于破产状态时,企业(de)控制权由股东转给债权人因为此时,股东(de)收益已固定为零,在边际上已不承担风险,缺乏适当(de)激励,而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成为实际上(de)剩余索取者,要为新(de)决策承担风险,因而也最有积极性作出好(de)决策.为什么经理总是享有一个(de)剩余索取权因为经理具有“自然控制权”,为了使他们对自己(de)行为负责,就得让他们承担一定(de)风险.由此看来,公司治理结构背后(de)逻辑是：控制权跟着剩余索取权(风险)走,或剩余索取权跟着控制走,使得二者达到最大可能(de)对应.我们也可以用上述逻辑来讨论工人在治理结构中(de)地位.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应”(de)逻辑看,如果工人(de)利益确实如一般假定(de)那样(de)由合同完全固定(de),不受经营者行为(de)影响,那么,让工人拥有投票权不可能是最优(de).但在现实中,由于特殊技能(de)存在,工人在企业中(de)人力资本价值大于其市场价值,如果企业倒闭,工人(de)利益就受到损害,在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情况下,工人也是风险承担者,在一些关系到企业破产倒闭(de)决策上,让工人有一定(de)发言权也可能是最优(de).传统上讲“股东是企业所有者”,显然是一个过分简化(de)说法.自80年代以来,研究企业理论(de)经济学家已越来越认识到,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state-contingent ownership),股东不过是“正常状态下(de)企业所有者”,尽管从时间上讲,这个“正常状态”占到90%以上.让我们来具体说明这一点.令为企业(de)总收入, 为应该支付工人(de)合同工资, 为对债权人(de)合同支付(本金加利息).假定在0到之间分布(其中是最大可能(de)收入),工人(de)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那么,状态依存所有权说(de)是,如果企业处于“ ”(de)状态,股东是所有者;如果企业处于“ ”(de)状态,债权人是所有者;如果企业处于“ ”(de)状态,工人是所有者.进一步,由于监督经理是需要成本(de),股东只要求一个“满意利润”(存在代理成本下(de)最大利润),只要企业利润大于这个满意利润,股东就没有兴趣干涉经理,经理就可能随意地支付超额利润(如用于在职消费).假定是这样一个满意利润.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如果企业处于“ ”(de)状态,经理是实际(de)所有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lair (1995)认为,将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是误导(de).上述分析也意味着,对债权人和工人来讲,成为“所有者”实际上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意味着自己(de)合同收益无法保证了.上述“状态依存所有权”当然只是从事后(ex post)来看.从事前(exante)(de)角度看,所有权(de)安排更为复杂,因为事后状态出现(de)概率决定于事前(ex ante)(de)行动,即使在某个特定状态出现以前,该状态下(de)所有者也可能要求一定(de)控制权.比如说,一项高风险(de)投资活动可以使股东受益,但往往增加企业破产(de)概率从而以牺牲债权人(de)利益为代价,因此,即使在企业进入实际破产状态之前,债权人也可能要求对大(de)投资决策有一定(de)发言权.现实中,债务合同常常包括一些有关投资方向(de)限制性条款,而企业在进行重大(de)资产调整时,一般要征求大(de)债权人(de)意见.这也就是说,企业所有权不同状态之间(de)界线本身是模糊(de).上述“状态依存所有权”理论或许可以为崔之元讲(de)宾夕法尼亚等29州(de)公司法变革提供一个理论依据.传统理论假定企业没有破产,即企业处于“ ”(de)状态(de)概率为0,自然,最大化利润 ((de)期望值)就等于最大化企业总价值,因为除股东外,并没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存在.但实际上,“ ”(de)状态(de)概率不可能为0,从而利润最大化不一定等于企业价值最大化.当企业(de)决策影响到“ ”状态出现(de)概率时,听一听那些“后备所有者”(de)意见也是必要(de).但从上述分析可知,这只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de)延伸,而绝不象崔之元所说(de)那样是对私有制逻辑(de)否定.当然,现在评价宾州(de)公司法变革(de)成效还为时尚早.改变一件有缺陷(de)东西不等于改善.“从市场失败到政府失败”(de)经验是一位很好(de)老师.企业中(de)契约不可能完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可能完全对应,公司治理结构不可能完美无缺.如果为消除现存治理结构中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10%(de)错位而带来20%(de)错位,那倒真(de)是对私有制逻辑(de)突破了.“为股东服务”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至少是一个可操作(de)概念.要求经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也可能导致经理不为任何人服务,到头来,吃亏(de)还是工人阶级.4、委托-代理理论与赫姆斯特姆(de)团队理论委托-代理关系(de)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代理人(de)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又来自信息(de)不对称和契约(de)不完备.委托-代理理论(de)目(de)是分析非对称信息下(de)激励问题.当经济学家讨论到企业内部(de)委托-代理关系时,代理问题与契约(de)不完备性问题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最优激励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能使“剩余所有权”和“控制权”最大对应(de)机制.赫姆斯特姆(Holmstrom)(de)团队中(de)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in Teams 1982)一文是委托-代理理论中(de)一篇经典性文献.崔之元在其文章中以相当(de)篇幅讨论这篇文章,告诉读者,赫姆斯特姆在这篇论文中发现了一个“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de)团队中不可能同时实现(de)“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后来被证明意味着“利润最大化”与“帕累托最优”是矛盾(de),而波斯纳法官对“帕累托最优”(de)放弃“突出地挑明了”目前西方经济学(de)深刻危机,从而为公司法(de)变革提供了经济学上(de)依据,等等.赫姆斯特姆(de)文章我过去读过不下10遍,在读崔文后,我们又找来读了一遍.在我看来,赫姆斯特姆所说(de)与崔文(de)解释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刚好相反.我不明白崔文为什么要对这样一篇经典文献作如此任意(de)解释.首先要指出(de)是,指出“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de)团队中不可能同时达到并不是赫姆斯特姆(de)功劳.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从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可能(de)冲突早已被“囚徒困境”(de)例子解释(de)淋漓尽致.在团队生产(de)意义上,阿尔钦和德莫塞兹早在1972年就证明,如果团队产出在所有团队成员之间分配(也就是赫姆斯特姆讲(de)“平衡预算约束”),每个人都有偷懒(de)积极性,个人最优(de)行为不可能实现团队最优(阿-德二人当然没有使用“纳什均衡”一词).为了解决团队成员(de)偷懒问题,就得引入一个“监督者”,而为了解决监督者本身(de)偷懒问题,应该让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这就是“古典资本主义企业”(de)由来. 那么,赫姆斯特姆(de)贡献在哪里呢在于他证明,团队生产中个人贡献(de)不可观察性并不是导致偷懒(de)充分条件,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de)冲突来自“预算平衡约束”(即总产出必须在所有成员之间分配完),如果能打破“预算平衡预算”,帕累托最优就可以通过纳什均衡实现;而为了打破预算平衡预算,就得有一个外来(de)“委托人”作为“企业所有者”.比如说,假定是帕累托最优努力向量, 是帕累托最优努力下(de)团队产出,如果有一个委托人向每个团队成员事先收取 (de)抵押金,当实际产出大于或等于于时,每个团队成员得到 ,否则,全部抵押金和收入归委托人所有,那么,就可以是一个纳什均衡.因此,在赫姆斯特姆看来,企业中委托人(de)作用可能并不象阿-德讲(de)那样是“监督”团队成员,而是打破“预算平衡约束”,从而使得“团体激励”(group incentive)能起作用. 显然,赫姆斯特姆与阿-德(de)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企业所有者(所有索取者),而是所有者(de)功能究竟是什么.赫姆斯特姆进一步指出：“就解决激励问题而言,资本主义企业优越于合伙制(de)原因在于它能使用合伙制下不可能使用(de)激励方法.”(原文第328页)如果要概括出什么定理(de)话,崔之元应该概括出一个“赫姆斯特姆可能性定理”：通过引入“委托人”打破“预算平衡约束”,团队中(de)帕累托最优是可以通过纳什均衡实现(de).崔文又用所谓(de)“ 理论”说明,“预算平衡”是不可能打破(de),因为总所得总是等于总产出.这可以说是对赫姆斯特姆文章(de)误读.赫姆斯特姆讲(de)很清楚,负责打破预算平衡(de)“委托人”必须是团队之外(de)人,打破(de)是团队成员(de)预算平衡;如果委托人自己是团队成员,他就不会有积极性使产量达到(就是说,团队激励是不可信(de)),预测到这一点,没有人会有积极性选择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我们又回老问题上了.赫姆斯特姆进一步证明,在不确定性环境下,通过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de)前提条件是代理人(团队成员)或委托人足够富有,财富约束一般会限制团队(de)有效规模和实现帕累托最优(de)可能性.因此,他认为,当团队规模很大、代理人和委托人都面临财富约束时,阿-德讲(de)“监督”可能是必要(de).直观地讲,通过直接监督代理人,委托人可以收集更多(de)信息,对代理人(de)奖惩不再仅基于团队产出,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团体惩罚(和激励)(de)必要(从而放松了财富约束),另一方面又降低了代理人承担(de)风险成本.崔之元在文章中谈到委托人(de)道德风险问题.包工头携款逃跑就是一个委托人(de)道德风险问题.但我看不出委托人(de)道德风险问题如何支持他(de)结论.事实上,麦克阿斐(McAfee)和麦克米伦(McMillan)(1991)证明,正是由于委托人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阿-德(de)监督型委托人才可能优越于赫姆斯特姆(de)打破约束平衡(de)委托人,原因在于,当委托人是监督代理人(de)行为而不是向代理人收取保证金时,他逃跑(de)积极性就降低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阿斐和麦克米伦认为,委托人监督(de)目(de)是约束委托人自己,而不是代理人.委托人(de)道德风险问题可以说为“阿-德(de)私有制理论”提供了新(de)理论基础.上述讨论表明,崔之元试图从赫姆斯特姆(de)理论中寻找公司法变革(de)理论依据可以说是文不对题(de).5、结束语以上,我针对崔之元(de)一些观点讨论了企业理论中(de)几个重要问题.最后,我简单谈谈崔文(de)方法论问题.科学研究(de)目(de)是对观察到(de)现象作出合乎逻辑(de)解释.崔之元是一位非常博学(de)学者,但当他在不同学科之间天马行空般地穿梭时,他似乎忽视了理论研究应该遵守(de)基本逻辑推理,事实上,他常常是用文献或事实引证代替逻辑推理,比如说,他甚至用“宾州新公司法(de)起草人沃尔曼被提升为联邦政府证券委员会成员”这样(de)论据来说明宾州新公司法(de)生命力.由于不注意理论(de)逻辑性,他(de)文章不仅不能深化人们对所观察到(de)现象(de)理解,而且可能带来更多(de)混乱.由于不注意逻辑推理,崔之元常常从一个案例就引申出一套理论,动辄说某某理论出现危机了.他对河南省南街村(de)“共产主义制度”(de)推崇就说明了这一点.你当然可以找出一位没有双手靠脚趾画画成名(de)人,但你怎么能由此就说所有想成为画家(de)人都应该把手剁掉呢。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崔之元博士发表在《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上的《美国二十九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以下简称崔文），涉及到有关理论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本文是为了澄清崔文可能引起的理论混乱而作的。

本文也将讨论到周其仁（1996）的一些观点。

第1节解释财产所有权与所有权的概念，讨论现代理论的要点；第2节讨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征对所有权安排的影响；第3节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法中的基本逻辑；第4节分析团队生产与委托人的功能；第5节就崔文涉及的方法论问题谈点看法。

1、财产所有权与所有权崔之元博士在《启发》一文中，把“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必须、并且仅仅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服务”理解为“私有制逻辑”，并由此推论，80年代以来美国二十九州对公司法的修改，“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因为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而不仅仅为股东（stock-holders）服务。

这种论点不仅缺乏逻辑推理，而且也反映了作者未能吸收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

由科斯开创的理论被称为“的契约理论”（thecontractualtheoryofthefirm）（Coase1937），这一理论的要义可以用如下三句话来概括：（1）的契约性（thecontractualnatureofthefirm）；（2）契约的不完备性（或不完全性）（theinpletenessofthecontracts）；（3）以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的重要性（relevanceofownership）。

在解释上述三个要点之前，让我们先来作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区分：财产所有权与所有权。

在经济学文献中，“所有权”（ownership）既指对某种财产（asset）的所有权，也指对（thefirm）的所有权，但把财产所有权（ownershipoftheasset）与所有权（ownershipofthefirm）区别开来对理解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目录一、绪论 (1)二、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1)1、建立基础 (1)2、主要内容 (1)3、主要观点 (2)三、委托代理问题及其所产生的原因 (2)1、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2)2、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3、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责任不对称 (3)四、解决途径 (3)1、完善公司对于代理人的约束激励机制——股票期权激励制度(4)2、完善经理人市场 (5)3、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5)五、总结 (6)一、绪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建立，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股东日益增多，公司制企业以其可以自由转化的企业股权，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独立法人，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主体等优势逐渐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

和传统的单个业主制企业相比，公司制企业投资主体更多，成分更复杂，经营管理和决策难度更大，企业所有者已不能亲自管理自己决策，而必须逐步脱离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开始雇佣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专业的管理才能的人员来对公司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制度。

委托代理问题便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导致的问题之一。

二、委托代理理论概述1、建立基础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

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

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

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

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

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看，非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为，研究此类问题的，我们称为隐藏行为模型;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隐藏的信息，研究此类问题的模型我们称之为隐藏信息模型。

2、主要内容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公司治理架构和委托代理理论框架重构一、背景及文献回顾2001年11月，安然公司财务丑闻曝光，6个月后，世通公司再度爆发丑闻，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了这一期间美国有338家上市公司总计4093亿美元的资产申请破产保护。

迫于无奈，2002年7月30日，美国紧急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③]，新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来监管会计职业界和公司董事会。

随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做出规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内部审计机构。

痛定思痛，人们开始把内部审计当作“企业良心”，当作维护企业道德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

持续不断的受托责任履行失败，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内部审计，内部审计参与公司治理成为研究讨论的热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内部审计将在完善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国在这次事件中反应也非常迅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以求为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出谋划策。

纵观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关于内部审计和公司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

国外的研究，例如Carcello，Hermanson和Raghunandan认为，美国证监会近年来的指引和强制性动作都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内部审计是公司治理和公司内部控制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内近期关于这方面的议论也很多。

如张玉介绍了后安然时代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提出的重新介入内部控制、推动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对内部审计师的期望在改变的内部审计发展的三大趋势，并认为内部审计师在促进企业优化内部控制结构、推动更有效的公司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王光远、瞿曲以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认为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审计是其他治理主体所依赖的极具价值的资源。

汪国银、林钟高认为，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内部控制活动的一部分受到公司治理的制约，公司治理模式决定内部审计的模式，公司治理提供内部审计的动力，决定内部审计主体、内容、工作程序、地位以及最终的内部审计监督的效果。

陈艳利、刘英明于2002年4月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加强公司治理的报告，提出确保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保证公司内部信息真实性的基础，强调审计委员会地位和作用的巩固与增强，会加强内部审计的工作力度。

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领域中广泛存在着。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所有者不能亲自经营企业，而是将企业委托给他人代为控制和经营，委托—代理关系就形成了。

西方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模型描述了一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委托人(股东和作为其代表的董事会)购买的是代理人(经理)的服务与管理才能，但由于代理人具体管理着企业，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从而有条件凭借这个优势来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由此造成委托人的损失。

因此，委托—代理关系的理想设计与实际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差距，此即所谓的“代理成本”。

为了更好地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委托人就必须对经营者一方面进行有效的激励，使之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产生高额利润；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监控，来监督和制约代理人，尽量降低因经营者行为扭曲而给企业造成的浪费性支出和效率损失。

这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本质。

这种关系在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特别是与政治活动中的代议民主制有许多相通之处。

一、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民主政治模式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通过普选确定执政者；一个拥有重大权力的议会；独立的法官对权力系统的监督[1](第7页)。

而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确立，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实践的必要前提。

从斯宾诺莎开始，经过洛克到卢梭全面地确立了主权在民的理论，这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

根据卢梭的设想，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人民便是国家权力的主人。

尽管卢梭关于国家起源的契约论有一定局限性，但他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人民主权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主权在民思想的确立，彻底推翻了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专制传统，使民主政治的发展成为可能。

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全体人民——不可能全部亲自地参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而是将这种管理和统治的权力交给一个特殊的机构——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与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公司类似，对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可以从国家所有权和管理权两方面进行分析。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所有制、治理结构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等核心问题，并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两位学者的相关观点。

文章首先将对所有制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分析其在经济发展和企业运营中的基础性作用。

接着，将深入探讨治理结构对企业运营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在兼评部分，本文将分别对崔之元和周其仁的观点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在对比中深化对所有制、治理结构和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解。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期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框架，以便更好地把握这些关键概念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

二、所有制与治理结构在探讨企业的治理结构时，必须首先明确其背后的所有制结构。

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不仅决定了企业的产权归属，更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企业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崔之元和周其仁的观点，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内涵和适用性。

崔之元教授强调，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地统一，以减少委托—代理问题。

他认为，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往往导致管理者对企业资源的滥用和浪费，进而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

因此，他主张通过员工持股、管理层收购等方式，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统一，以增强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周其仁教授则更多地从市场机制和竞争环境的角度来思考企业治理结构。

他认为，有效的市场竞争能够对企业管理层形成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其提高经营效率和创新能力。

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所有权和控制权存在一定的分离，也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平衡和调节各方的利益诉求。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崔之元的观点更多地关注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但忽视了市场机制在约束企业行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作用。

而周其仁的观点则更多地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对内部激励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缺乏足够的关注。

公司治理结构运行与模式一、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基础1、两权分离理论：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是治理结构问题产生的前提和过程。

2、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模式是委托代理制。

基本思想：公司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即代理理论中所指的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

代理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具有不同于公司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具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

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代理问题即如何使代理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建立起有关键所在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经营者为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服务。

解决代理问题的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包括经营者收入年薪制、经营者股票期权制。

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包括监事会对董事，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约束、经营者风险抵押金等；解决代理问题的市场约束机制包括：资本市场约束（如收购、接管）、经理市场约束（经理市场的竞争同时存在于企业内部和外部，在经理业绩不良时，现职绠有可能被内部或外部的优秀人员所替代）、产品市场（产品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经理的业绩，并进而对其产生约束）。

3、利益相关者理论：关于委托人概念的拓展公司是各种投入的组合，股东仅仅是资本的提供者，除此之外，供应商、贷款人、顾客，特别是公司职工对企业都做出了专门化的特殊投资，企业经营对他们的影响和对股东的影响一样，他们也应当享有公司治理权。

二、公司治理结构运行（一）股东大会被架空的事实及改进1、股东权：包括生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剩余索取权：资产受益权，股东凭借出资份额所享受的分红权；剩余控制权：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决策权，选择经营者和重大决策权。

2、股东大会的权利：见《公司法》3、股东大会运作：年会与临时股东大会；原则上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制度：一股一票制（常用）、表决权限制、委托投票制、累积投票制；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做成会议记录，并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

4、为什么会出现股东大会空壳化5、改进办法：改进投票表决制度为委托投票制、累积投票制、现代通讯投票制度。

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关系一、委托—代理关系起源18世纪之际，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使得交易范围扩大和资本积累增加，企业的规模也随之增大。

于是，由资本所有者完全独立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受到所有者所具有的精力、时间、相关知识、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的限制。

当企业所有者不能亲自经营企业或亲自经营企业的效益并不能达到理想预期而将企业交给他人代为控制和经营时，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把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

随着对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人们认识到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存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

正如上述两位委托－代理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所指出：诱导某一“代理人”开始去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这一问题是相当普遍的。

在所有组织中和所有合作社工作中，在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次上，在大学里，在合伙公司里，在联合体里，在政府机关里，在工会里，该问题都是存在的。

布坎南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不在于人们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不同，而在于人们追求他们的不同利益时所处的条件。

他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并首次把经济人假定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计算引入政治决策的分析，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因此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显然，政治领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在逻辑。

二、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关系(1)从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我们发现企业中存在以下三种委托代理关系: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中的最高权利机构,它不能直接管理企业,因此,股东大会便选举出一些股东组成董事会来管理企业。

在现代股份制公司中, 存在着众多的所有者（股东）, 通过选举将所有权委托给董事会行使, 形成所有权代理。

董事会通过契约将经营权交由经理人员, 形成经营权代理。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股东（或其代理者——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在一定的条件下, 经营者可能作出违背所有者利益的事情, 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委托一一代理问题”。

在我国国有企业同样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治理结构设计不合理, 委托——代理问题更严重。

一、委托代理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委托代理制度作为现代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以及重要的经营和管理模式, 是企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但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 委托—代理关系往往伴生“代理问题”, 即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利益或社会效率。

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过程中存在的“代理问题”及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一）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委托一代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 代理人掌握的信息比委托人更多一些, 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己的能力, 偏好, 努力程度, 更了解有关企业内部情况, 市场环境变化和企业外部环境, 以及决策的风险和收益等信息。

这些信息特别是一些专业信息、关于努力程度和决策的风险等信息, 委托人是很难掌握的, 或者即使能够取得也因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

这就使代理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欺骗成为可能, 委托人被迫承担因此而产生的道德风险。

对国有企业来说, 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因为在国有企业中存在着多层委托一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链条的延长加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代理人根据自己的信息优势去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放弃股东利益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委托一代理问题也就更加严重了。

（二）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不一致。

根据产权经济学的假设, 代理人是理性的经济人, 在既定的制度下, 代理人的行为目标是借助于委托人提供的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

在国有企业中, 没有相应建立起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 其收人与企业利益相关度很小, 而且几乎没有设立经理人员的责任机制, 经理人员作出错误的决策可以不负担任何损失, 其行为较少受到约束。

第8章公司治理：委托-代理关系与利益相关者需要本章学习目标学习完本章后，你应该能够：●掌握公司治理的概念；●明确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的相互关系；●掌握影响公司治理的因素及公司治理机制；●熟悉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哪几种博弈行为；●了解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意义；●了解董事会产生的原因及职责；●熟悉董事会的构成；●掌握董事会规模、领导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战略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经理人激励机制的作用；●掌握高管薪酬的几种激励方法；●了解美国与日本两种高管薪酬体系的异同。

第一节公司治理概述因为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总是与企业的成立、发展、经历息息相关的。

而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支撑平台，公司治理模式的好坏不仅章显着企业的理念、宗旨、文化，更重要的是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战略管理水平，从而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公司治理问题探讨的必要性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使得企业所有者能聘请更专业的人才来管理企业，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

二、公司治理的定义对于公司治理概念的定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

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同的定义。

我们可以将公司治理理解为：一系列用于协调、规范董事会、股东会、管理人员行为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定了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剩余价值索取权的分配问题，以及企业风险的承担问题，而公司治理的目标则是直指企业的战略目标的。

三、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博弈问题分析企业中不同的利益主体，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司治理中一般都存在以下几种博弈关系：1、股东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2、股东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的博弈关系。

3、独立董事与大股东之间的博弈关系。

第二节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一、公司治理的战略意义公司治理在战略管理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战略决策过程，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公司治理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