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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
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
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
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
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
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
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
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
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
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
秦晖
【期刊名称】《经济管理文摘》
【年(卷),期】2006(000)014
【摘要】@@ 一、启蒙的要义在于"群己权界"rn刚才李强、杜维明和高全喜几位先生都提到对启蒙思想中几个重要概念的理解.杜先生提到启蒙,说启蒙弘扬的是个人主义,然后李强又说启蒙中还有集体主义这一支.
【总页数】9页(P38-46)
【作者】秦晖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8.91
【相关文献】
1.反思启蒙与继续启蒙 [J], 龚群
2.启蒙的吊诡与启蒙的反思——以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为中心 [J], 胡治洪
3.在启蒙中反思启蒙r——简评鲁迅散文诗《死后》 [J], 彭璟
4.在启蒙中反思启蒙——简评鲁迅散文诗《死后》 [J], 彭璟
5.“启蒙反思”的理据、指向与限度——“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工作坊纪言 [J], 胡治洪;龙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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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皇上”——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作者：韩咏红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
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
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
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
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
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
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
70年代人的财富人生
亮点星港
【期刊名称】《中国科技信息》
【年(卷),期】2004(000)011
【摘要】写这篇财经小品的时候，我打开网上流传很广的《生于70年代》电子广播。
这个长达49分钟的电子广播，详细地描述了中国70年代人整个成长过程。
工作累的时候，我会打开听一听，常常会唏嘘和感怀。
【总页数】1页(P13)
【作者】亮点星港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69
【相关文献】
1.开创葡萄酒财富品味优雅新人生——记青岛保税港区天立世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富酒窖 [J], 石学慧
2.“袁隆平式财富”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J], 刘效仁
3.人生的智慧1+1=4的财富人生 [J],
4.《财富人生》展示人生宝贵财富 [J], 赵嘉岭
5.上山下乡改变了知青的人生轨迹——人生的任何经历都是一种财富 [J], 孙松滨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秦晖我不在乎成为“左右公敌”2014-01-07 02:30:24 新京报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
《共同的底线》作者：秦晖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
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致敬词】社会转型前夜，往往是“主义”纷争的时候。
不怕主义之争，怕不知所争为何，更怕围绕伪问题争论到最后。
秦晖《共同的底线》，剑锋所指，首先就是充斥着假问题、伪争论这一令人尴尬的现象。
在基本人权和社会保障都尚待增强的情况下，亟待建立的是“治权民授、权责对应”机制，是“左派”要更多自由，“右派”要更多福利，是走出超经济、超政治、超权利强制时代，而不是在限制抑或扩大政府权力问题上转圈——这应是纷争各方持守的“共同底线”。
秦晖以其惯常严整、锋利的逻辑，刀刻般论证了持守共同底线对中国改革、宪政转型成功的意义。
秦晖的写作，还予以我们十分珍贵的馈赠：通过“问题无禁区，‘吵架’有底线”原则，再次展示了思想的力量。
我们把这一奖项授给秦晖，以表彰作为知识人直面真实问题的情怀，求道说理的学术精神，以及不惧亮明观点、善于争论的战士风范。
同时，对作者带给我们的酣畅淋漓的阅读享受，表示由衷谢意！（by 刘苏里）这本书共同的底线是“应然”的这本书收集的文章最早是1996年写的《“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最晚是2003年写的《权力、责任与宪政》，虽然结集时有些文章小有增补，但基本上还是十年乃至十几年前的旧作了。
以前曾两次结集都因故作罢，这次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出版，当然首先是由于我相信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并未过时，仍有出版价值，但是出版后却能如此受欢迎，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有位评论者说：这些旧作新集，而仍能受到如此关注，这是秦晖的幸运，却不是中国的幸运，因为这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在解决这些关系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进展甚微。
社会公正与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秦晖
【期刊名称】《上海改革》
【年(卷),期】1998(000)012
【摘要】改革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总页数】5页(P22-25,31)
【作者】秦晖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教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1
【相关文献】
1.实现社会公正的新思路--基于对道德修养与社会公正内在联系的思考 [J], 王敏
2.以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会公正——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J], 魏志奇
3.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教训对今日中国改革的启示 [J], 王晴
4.林业改革成为2006年中国改革的突出亮点和成功范例贾治邦荣膺"2006中国改革年度人物大奖" 柏广新、许兆君同时荣获"第六届中国改革十大杰出人物"称号[J], 齐联
5.各类国家家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问题的经验教训 [J], 柴尚金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绪论：“儒”与“吏”一、“儒表”与“法里”二、“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三、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四、“法道互补”的后果：行政不正义五、“法道互补”与儒的“吏化”和“痞化”六、“法道互补”的危机：行政不安全七、法儒、道儒与纯儒：非主流儒家对“法道互补”的拒斥八、西、儒皆灭，而“秦政”与痞风前后相因——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失误九、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新儒学在新文化中的三种价值绪论：“儒”与“吏”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
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
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
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
这主要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
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才有可能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
因此思想史研究在关注典籍和形而上层面的同时，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
而吏治问题正是传统中国各种思想在制度化时首先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
吏治之“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范畴。
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可任免官僚，中国帝制时代的“吏”是其他盛行贵族制、领主制、土司制的古文明，包括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所没有的，甚至也是帝制前的华夏上古时代没有的。
《尚书•胤征》所谓“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左传•成化二年》云“王使委于三吏”（杜预注：“三吏，三公也”）。
这里所讲的吏只是贵族的通称。
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时代，可与王权抗衡的贵族消失了。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下，天下人皆奉皇上为主、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于是与“臣民”一样就有了“吏民”之称。
在秦汉时代，“吏民”是极常见的称呼，从正史直到出土的“吏民田家莂”之类档案文书，都显示出“吏”与“民”一样是给皇上当差的，或者用当时人的话说：吏就是“庶人之在官”①。
中国经营报/2008年/12月/1日/第A26版
惠及民生・体制
秦晖：公正存于“群己权界”
本报记者马连鹏
太多形而上的煌煌之言，已经使知识界对民众的启蒙变成了空泛无力的常识反复。
当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依据所谓“常识”，不假思索地直接指向现有体制的弊病时，思想将因为降格为情绪性的宣泄而失去力量。
抬头望天易，匍匐向地难。
正因如此，多年来，坚持从乡土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作形而下之发微探幽的秦晖就显得尤为可贵。
11月27日，在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思想家秦晖以其特有的逻辑力量，为公众解析转型中国的公正问题。
“群己模糊”的现实
在秦晖的视野里，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就是“群己权界”的实现。
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东西是属于个人领域的，这些领域就应该采取自由的原则。
同样，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属于公共领域的，这些公共领域应该尊重大家的意志，也即应该实行民主的原则。
而过去中国社会公正受到破坏最大的根源，就是群己混淆、群己不分，甚至是群己颠倒。
在那里，一方面属于个人的一些东西，常常是横遭干涉，也就是个人领域缺少自由。
反过来，公共领域又往往被个人专断，即公共领域缺少民主，就造成了福利不足。
前几年，郎顾之争愈演愈烈之时，社会上关于保护公产还是保护私产的争论也甚嚣尘上。
彼时，网上有贴云：“私产变公有，必须要私人同意；公产变私有，必须要公众同意。
”这与秦晖的“群己权界”思想不谋而合。
在秦晖看来，公产变私有不一定是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公产就是大家的，大家要分、要卖，只要大家的意志得到尊重，有什么不可以呢？就像在汶川救灾中，很多人自愿捐献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而不会有人说是侵犯私有财产一样，私产变公有必须要私人同意，而公产变私有必须要公众同意，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现实的情况常常使人感到悲观：没收私产，例如强行拆迁，常常是“国家”说了算而不管房主是否同意，“置换”公产，又常常是官说了算，而不管公众是否同意。
有鉴于此，秦晖呼吁，公共领域归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前者通行民主规则，后者通行自由规则，这个权界是一定要分清的。
至于分的结果偏向于“大己小群”还是“大群小己”，倒是次要问题。
可以通过长期的“试错”来不断调整。
转型期的“分家民主”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民主主要是个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
因为如果产权已经明晰，则经济领域主要是“己域”，这个领域内通行的是自由而非民主，是交易原则而非多数决定原则。
用秦晖的话说，单纯的计划经济也不存在经济民主一说，它类似于某种“父子经济”，“儿子”没有权利选“爹”，但“爹”也不可能甩掉“儿子”。
比如，国企改革前的企业和职工。
但当父亲在教训儿子们说：别烦我，你们“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吧。
也就意味着随着改革的进程“父责”已经基本卸下。
秦晖认为，这时候就有必要引入经济民主，也就是转型期的“分家民主”，在所有者多元公共参与下，对“父权”处置家产的方式进行授权和监督。
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恰恰在相当程度上省略了这个步骤。
虽然这种“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看上去好像极大地节约了改革的成本，创造了1992年以后的中国增长奇迹，但秦晖所担心的由于民主步骤缺失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现在看来更加麻烦。
向零福利逼近
解决了程序公正之后，剩下的分配公正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了福利问题。
秦晖发现，民主国家的任何福利政策都倾向于弱势群体，并对初始分配中的贫富差距多少起到“缩小”的调节作用。
从数值分析角度看，就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数值区间为0～1。
数值越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要比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小。
以此类推，如果“福利特权化，公共物品非公共化”，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升，那就是一种“负福利”状态。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观照中国，我们悲哀地发现，改革前的中国是典型的“负福利国家”。
当时的初始分配并不平等，如所谓“八级工资制”，但更严重得多的不平等并不是什么八级工资，而恰恰是那种“二次分配”。
1978年，我国城市内部分配基尼系数为0.164，农村内部也仅为0.227，但主要由于所谓“14种福利”因素，城乡合计就达0.331。
仅此一项“再分配”就比任何发达国家再分配后的“分化”更严重。
如果再考虑城市内部的负福利，比如“城市老爷卫生部”（指卫生部主要为城市居民服务的现象），“公费医疗支出80%用于领导干部”，那就更不得了。
正因为发现了这一点，秦晖认为所谓“改革前中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就是去福利化”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
他甚至认为，中国从来不是福利国家。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现状正在逐渐得到改善。
比如，我国以前有公费医疗制度，但主要是保障干部的。
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农民并无医疗福利。
而这和现代文明是相背的。
现在我们开始搞了新农合，像江苏省农民每人每年已经有了76元的福利性医疗资金。
虽然我们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但相比于过去全部福利资源都在少数人中分配、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外的状态相比，如今江苏农民不仅开始享有福利，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虽然总体上还远未脱离负福利状态，但负福利的程度已经比过去降低，这是应该称赞的一大进步。
当然，在秦晖看来，这种状态长远地看固然可以说是向福利国家迈进，就当前而言毋宁说首先是在向负福利程度的减少，即向“零福利”接近。
而只有达到零福利这一临界点，正调节才开始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