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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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选一、一般认识1、人与现实夫民之性,恶劳乐佚。
鱣(shàn)似蛇,蚕似蠋(zhú)。
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
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bēn)。
[注]蠋:蛾的幼虫。
孟贲:勇士。
<内储上> 今人有五子而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五蠹》且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同上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大利也。
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
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注]必知介:一定要知道披甲上阵,而不投靠私门,去免除兵役,为的是协力战斗,俘虏敌人。
《显学》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
《八说》2、务本、实,图功、利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
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五蠹》故明主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
(趣:同趋;外:疏远)同上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索:促使。
疾作:努力耕作。
)《显学》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
情非憎人,利在人之死也。
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
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
(情:本意。
)《备内》使人不衣食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
3、事物规律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
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
《亡征》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说林上〉是以明主之论也,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者。
《商君书》原文及译文《商君书·更法第一》题记: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原文】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
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
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
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
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
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君无疑矣。
《墨子》原文及译文二十六、天志上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
何以知之?以其处家者知之。
若处家得罪於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
然且亲戚兄弟所知识,其相彻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恶有处家而得罪於家长而可为也?非独处家者为然,虽处国亦然。
处国得罪於国君,犹有邻国所避逃之。
然且亲戚弟兄所知识,其相彻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谁亦有处国得罪於国君而可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做戒犹若此其厚。
况无所避逃之者,相做戒岂不愈厚然后可哉。
且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
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
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做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
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
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於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
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
然则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
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於祸祟中也。
然则何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一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义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
曰:且夫义者,政也。
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
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政之。
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
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
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
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
天子为政於三公、诸侯、士、庶人。
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故昔三代圣正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於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绉牛羊,豢犬负,洁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
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为政於天子者也。
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
故欲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
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曰原文:谓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畜韩也。
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
胜而不骄,故能服世;月塞入不忿,故能从邻。
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
骄忿非伯部之业也。
臣窃为大王虑之而不取也。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
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蓄;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勾践禽,死于干隧;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
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
“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国,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
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
“《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此言末路之难。
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
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
齐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伐秦。
秦先得齐、宋,则韩氏受奖;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也。
楚先得齐,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受兵矣。
若随此计而行之,则两国者必为天下笑矣。
”译文:有人对秦王说:“我不明白大王为何要小看齐、楚,轻慢韩国。
我听说:‘王者,出兵取胜而不骄傲;霸者,主持盟约而不暴躁。
战胜了不骄傲,所以能使诸侯诚服;结盟而不暴躁,所以能使邻国顺从。
’理在,您大大地施惠于魏、赵,而轻易地失掉齐国,这就是骄傲;在宜阳打了胜仗,而不顾楚国的邦交,这就是暴躁。
骄傲、暴躁绝不能成就霸王的事业。
我为大王考虑,这种做法实不可取。
“《诗经》上说:‘万事都有个开始,但很少能够善始善终的。
’所以先王看重的就是善始善终。
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从前智伯瑶灭掉范氏、中行氏,又围逼赵都晋阳,赵、魏、韩三国联合,终于杀了智伯瑶,而智氏被三国所耻笑。
齐桓晋文之事的原文《齐桓晋文之事》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一、作品原文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不识有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
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
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
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夫子之谓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
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
’是诚不能也。
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2023娄底市语文中考九年级文言文试卷一、文言文1.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回答问题【甲】余幼时即嗜学。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
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乙】铨①九龄,母授以《礼记》、《周易》、《毛诗》,皆成诵。
暇更录唐、宋人诗,教之为吟哦声。
母与铨皆弱而多病;铨每病,母即抱铨行一室中,未尝寝;少痊,辄指壁间诗歌,教儿低吟之以为戏。
母有病,铨则坐枕侧不去;母视铨,辄无言而悲,铨亦凄楚依恋。
尝问曰:“母有忧乎?”曰:“然。
”“然则何以解忧?”曰:“儿能背诵所读书,斯解矣。
”铨诵声琅琅然,争药鼎沸②。
母微笑曰:“病少差矣。
”由是母有病,铨即持书诵于侧,而病辄能痊。
选自《鸣机夜课读记》注释:①铨:蒋士铨,清代著名学者。
②:争药鼎沸:读书声琅琅,与药鼎煮沸声争响。
(1)解释下面句子中划线词语的意思。
①录毕,走送之________②俟其欣悦________③少痊________④然则何以解忧________(2)下面各组句子中划线词语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项是()A.无从致书以观/母授以《礼记》B.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益慕圣贤之道C.门人弟子填其室/安陵君其许寡人D.而病辄能愈/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3)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②儿能背诵所读书,斯解也。
(4)【甲】【乙】两文所写内容有哪些异同?请简要分析。
2.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小题。
【甲】余幼时即嗜学。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谏逐客书》的劝谏艺术(一)课文解说秦王政元年(前246年),韩国派水工郑国到秦主持修建一条长达三百余里的灌溉渠。
修渠对秦国的经济有利,却会耗费大量国力,韩国以此疲秦之计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韩国的企图被秦发觉,秦王想要杀掉郑国。
郑国为自己辩护说:“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
”秦王被其说服,允许郑国完成了修渠工程。
然而,这件事被那些因为客卿入秦而影响到自己权势的秦国宗室贵族所利用,这些人挑唆秦王说客卿入秦都是别有用心,应当全都赶走。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秦王接受了宗室大臣的建议,下令驱逐所有客卿。
李斯是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后到秦国游说,受秦王重用,任为客卿,因此也在被驱逐的行列。
于是他为劝谏秦王不要逐客,写下了这篇《谏逐客书》。
文章从秦国“跨海内、制诸侯”、一统天下的高度立论,从维护秦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复阐明逐客之过,理足辞雄,情词恳切,最终说服秦王,使其收回成命。
而《谏逐客书》一文也因此名扬天下,千古流传。
全文共四段。
第1段以史实为据,举例说明客卿对秦国的贡献,彰显“逐客”之过。
文章开门见山,开篇即提出中心论点“逐客”为“过”,一“议”,一“以为”,鲜明地突出了观点上的对立。
接着,以“昔”字领起“缪公求士”“孝公用商鞅之法”“惠王用张仪之计”“昭王得范雎”四个史实,历数秦国先君起用的客卿们对秦的贡献,使秦由“霸西戎”“诸侯亲服”到“(六国)西面事秦”,最后“成帝业”。
这几乎概说了秦的发展史,实证客卿有功,而且影响至今。
段末,以一句判断(四位君主都靠任用客卿才取得成就)、一句反诘(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一句假设(四个君主若拒绝客卿,秦国不可能民富国强),步步蓄势,作出强有力的总结。
此段首言逐客为“过”,却并不急于继续批驳,而是充分陈述客卿之功,这样既避免了过分针锋相对,又给秦王一个正面的良好印象,为下文批驳错误意见作好了铺垫。
宗室大臣抓住郑国事件,刻意回避客卿的贡献,李斯反其道而行,虽非直斥,暗地里却一寸不让,可谓明缓而暗紧。
二古代诗文阅读(39分玩)文一(-) 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少题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20分)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4题。
朱之弼,字右君,顺天大兴人。
顺治三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转工科都给事中。
八年,疏言:“国家宜重名器。
旧制,胥吏供役年久无过,予以议叙,选用佐贰。
今户、兵等部书役别系职衔,非官非吏,有玷班行。
此曹起自贫乏,不数年家赀钜万,衣食奢侈。
非舞文作奸,何以致此?请严察褫夺。
”上韪其言,并严饬行。
又疏言:“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上下相诿,彼此相安。
国家事安得不废,百姓安得不困?臣愚谓今日求治,首在择人。
上面召诸大臣亲试才品,因能授任;复考其历事后兴利几何,除弊几何,定功罪,信赏罚,则法行而事举矣。
”上纳之弼言,谕六部去怠忽旧习。
世祖恶贪吏,命官得赃十两、役得赃一两,皆流徙。
令既行,之弼疏论其不便,略谓:“自上谕宣传后,抚按所纠,必无大贪。
何则?一经提问,有司无不图保身命,虽盈千累百,而及其结谳,期不满十两而止。
而今普天之下,皆不取十两之有司,岂真出古循吏哉?良以令严则思遁,徒有名而无其实也。
上但择一大贪者惩之,一大廉者奖之,则众贪惧、众廉奋矣。
”上甚嘉之。
会岁旱求言,与尚书王弘祚廷辨,卒从之弼议。
康熙八年,疏言:“世祖严治贪官蠹役,特立严法,如非官役,不用此例。
今不论有禄无禄,通用重典。
贪蠹事发,被证畏同罪,刑讯不承,使大贪漏网。
如逼抑出钱,倘非官役,许用旧律。
”诏并如所请。
十四年,以母丧去官。
二十二年,会推湖北按察使,之弼举道员王垓,不当上意。
以所举非材,吏部议降三级调用。
寻卒。
之弼内行修笃,事亲孝,与其弟之佐相友爱。
之佐,顺治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侍读学士。
严事之弼,虽白首,执子弟礼甚谨。
(选自《清史稿·列传五十》,有删改)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A.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B.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C.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D.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今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即请会议/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名器,名号与车服方面的仪制。
韩非子商君书原文与解析商君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的著作之一,被誉为中国古代政治学的经典之作。
它以商鞅变法为背景,探讨了如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以及提高国家实力的问题。
下面是商君书的原文与解析。
商君书原文:人民?重?亲疏?刑罚?国用?剥税?有度?斩裂?俗法?国大以有敌外也奚细?敌外能得国小将无患也,奚细以相诈而捕王少寡也?故国无下将之患而有上将之危,故明主斩裂其俗而法之以度,轻重分而疏亲以赏,刑罚清而奖罚明,动根本而奚敢躁于胸怀之中而攘外乎国家,死疾于足耳。
今攘外而贪安内者,奚从而不息身而乱之国?今设爵赏以赏罪人者曰“国用”,弥纵群臣各爵赏之能得民战之死乎?为使者者财利之已及吏民之能得王于矣:象之鳏尸而馈之衤便,使鳏尸羸质粥之粟,国食而已矣。
今设月说而人民愈500家则当岁组绶布官逆人私为俗法:隐缣以巧巧之,藏取有货而申于上也。
犯禁者私为之以重,穿缣缝衣。
国无此俗,星月之朝不纡。
彼盗窃者亦为正法,数以朝节而斩之。
以轻重之法,商贾商君之夫然也。
若国小而纵智者,则有德化矣;若国不治而私为者,则其邑爵弃,以除疾於国民之心焉亦不孺子矣。
析解原文:在这段原文中,韩非子主要讨论了如何处理国内外问题以及如何管理国家的人民和资源。
首先,韩非子强调了国家对外有敌时如何应对的问题。
他提出,国内没有下级将领的问题,只有上级将领的危险。
因此,明智的君主应该通过斩除国家的不良习俗来管理国家,制定合理的法律和税收制度,奖罚分明,以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强大。
其次,韩非子提到了国家用于赏罚的问题。
他批评了将赏罚用于赏赐罪人的做法,认为这样只会纵容臣民的贪婪和私欲,并不能真正激励他们为国家战斗。
他用象征性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指出赏赐罪人只是一种表面的奢侈行为,真正的国家盈利是通过商贸和征税来实现的。
然后,韩非子谈到了如何管理人民和处理俗法的问题。
他指出,当人民的数量增多时,国家就应该设立官员来管理他们的纷争和交易。
同时,他也提到了如何惩治窃贼的问题,认为应该根据轻重程度来判罚,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公正。
“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老虎总长”章士钊曾经是邹容一类躁进的人物,好为热的文章。
一九○二年到一九○五年之间,他因罢课废学从南京来到上海,成为爱国学社社员,做过《苏报》一个多月的主笔。
《苏报》案发,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立即创办《国民日日报》,在租界治外法权的保护下继续发表极端言论,后又加入华兴会,密谋举事,事败流亡日本。
从此章士钊大变,发愤力学。
李石曾一九○二年留学法国,一九○七年与吴稚晖、张静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鼓吹“纯正自由”,扫除一切政府。
《新世纪》所标举的革命思想不局限于排满和朝代更替,要比清末民族主义更加激进。
李石曾一生多姿多彩,创办社会、教育事业无数,虽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却自称始终不改无政府/世界主义的信仰。
章士钊和李石曾同年生(1881),同年死(1973),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曾同在北大任教。
实际上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两人所属营垒不同,已有嫌隙。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李石曾在黄郛临时摄政内阁极有影响。
他策划了溥仪出宫事件,不久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
这个宣布即将接收故宫的委员会几乎是国脉所系,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推荐四位部长级官员进入委员会,以示慎重。
想不到李石曾以国民军为靠山,竟断然拒绝。
四人之一即司法总长章士钊。
第二年李石曾发动强大的社会力量两次将章士钊打倒。
章李二人或明或暗地卷入了“金法郎案”,这为我们探讨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权力之争的特点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背景。
一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与盟国中庚子赔款受赔国商定,庚款赔付从当年十二月起延展五年,从此就通过各种渠道与相关国家的人士接触,希望对方退还庚款中未付部分,用于文教事业。
一九二二年,缓付期满,这方面的谈判更显得紧迫。
美国在战前就将部分赔款退还,开了先例。
一战后,各受赔国政府也想仿效,但是不免存有私心,都想借退还款扩大本国在华利益和影响。
有两个国家做得十分过分,一是日本,一是法国。
日本将庚款余款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由外务省一个专设机构管理(每年要有预算,列入国家总预算送国会审议),用于所谓的“对支文化事业”。
法国退款悬案的解决非常特别,始终与“金法郎案”(以下简称金案)的丑闻缠绕在一起,而且,处理中法实业银行倒闭后留下来的“无利债券”的方式,也让人生疑,法方明显得利太多。
金案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太敏感,有人故意回避,或担心报复,或希图沾溉。
学界比较看重当时新旧两派的思想交锋,往往不能看到这种交锋与庚款退还款管理权之间的联系。
这是忽略“思想背后的利益”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法两国关于庚款退还的谈判迁延近三年,最终以中国不得已的让步而结束,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随之产生。
该机构掌管并支配部分用于教育的庚款(或者说因悬案解决而生出来的一些利权),直接受惠于谈判的成功。
如果金案中确有贪腐行为,担任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方主席、早在一九一九年就谋算法国退款的李石曾有涉案的动机,自然逃不掉干系。
想不到的是李石曾的对手、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居然也在学生打倒他的声浪中卷入金案丑闻。
章士钊不以为耻,反而广而告之。
他不敢检举别人,只能“自劾”,希望政府彻查。
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学生联合会痛骂章士钊“摧残教育,禁止爱国”,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6号,1925年8月22日)的“时评”栏回应指控,引了这段已经见诸报端的问罪文字,可见他并不心虚:章士钊两次长教,摧残教育,禁止爱国,事实昭然,敝会始终表示反对。
乃近日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爱国运动而后快,不特不谋美专之恢复,且复勾结杨荫榆,解散女师大,以数千女同学为牺牲,此卖国媚外之章贼不除,反动势力益将气焰日高,不特全国教育前途,受其蹂躏,而反帝国主义之运动,亦将遭其荼毒矣。
故敝会代表九十八校,不特否认章贼为教长,且将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望我国人其共图之。
这一段讲述反帝思想斗争的故事以及檄文风格,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
大道理用来顺手,再说多数人不会追问隐蔽的目的。
鲁迅的《写在〈坟〉后面》揭示了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
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不过天下“极端老实人”多,专治“竹林七贤”的学问家尚且以刘伶为放达,研究那次学潮的年轻人称章士钊、杨荫榆“卖国媚外”,更不必犹豫了。
一周之后,《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通讯”栏登出章士钊(署名“孤桐”)回复向绍轩的信件《李石曾―答向绍轩》。
他在信上先表彰湖南同乡、汉口明德大学副校长向绍轩(复庵)办学良绩,然后写道:“复庵以此书求为表?q,愚以所言近乎直谅,且不计其文责之事,而先著其为人如此。
”章士钊不提李石曾的名字,因为附录(向绍轩来信)说得够多了:……尝闻人言,李石曾君子也,纯洁能事其事者也。
此次见其干涉女师大事,且强指为外交问题,以图风潮扩大,遂其扫除异己之谋,始觉名下无虚士一语,为不可信。
绍轩适来北京,目睹怪状,不胜太息,曾贻书让之,明揭三失。
为目的不择手段,类阴谋家所为,一也;以学生为武器,背教育根本原则,二也;以此种精神,被之文化事业,将于社会国家有损,而为海内外识者所笑,三也。
……书往,七日不见答,审李君无悔过之意也。
“强指为外交问题”是不公平的论辩策略,在现实的争夺抢斗中,能够一举占据道德政治的制高点,加之“以学生为武器”,还是非常有效的。
向绍轩直呼李石曾“虚士”、“阴谋家”,还揭露他借女师大学潮“扫除异己”。
最终目的是什么,读者只能猜测。
不能纯洁“事其事”,已经有所暗示。
李石曾读了,心中有数。
三周之前,针对有人骂他“卖国”,章士钊已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4号,1925年8月8日)的《与李石曾谈话记》中予以反驳,但是慑于李石曾的威势,语言吞吐,底气有点不足。
女师大一小部分学生占领学校,拒绝校长入校办公,妨碍暑期正常的校舍维修。
八月一日,杨荫榆请警察护送回校,体面尽失。
李石曾在三日晚的一次宴席上就此事与章士钊争执起来。
他说女师大学生正在召开沪案(五卅惨案)后援会(按,女师大学生为沪案募捐,杨荫榆捐款三百元),政府派军警解散学生,“不得不疑及英日盾诸其后”。
于是一次学校行政管理上的纠纷提升为爱国与卖国两股力量的对抗。
章士钊记录了两位老朋友之间的争论。
他的辩驳话中有话:所谓英日盾诸其后者,大之为卖国,小之为得贿。
实则卖国与得贿即是一事,姑分而言之。
……愚诚深服石曾之无政府主义,十分贯彻,此其影响,固可引起一部分人骂倒政府,亦未始不可引起他一部分人,骂倒石曾。
谓石曾诸所行为,有别一国盾于其后,色彩甚为浓厚,因迫而以同一之罪名,转嫁于人,以为疏辩,或?h衡之计,石曾将何辞以对乎?……今乃羌无故实,全凭罗织,掉之一轻心,临之以戾气,图利青年男女之弱点,破坏举国一致之外交,如饮狂泉,百端煽惑,此不爱国,并不爱己;此不重行,并不重言。
愚甚为石曾不取也!愚甚为吾友不取也!章士钊由“卖国”转向“得贿”,由政治思想之“大”转向金钱利益之“小”,并以小字体的插入语指出两者性质相同,“即是一事”。
这么一过渡,他就转守为攻了。
笔者原先也曾留心这段反击文字,以为“别一国盾于其后”是指苏联。
章士钊受流言(金案中“得贿”)中伤,更可能存心将两字回赠李石曾,把矛头对准金案背后的交易。
李石曾在清末新政时就以法国通著称,据说因“与法国当局交往颇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拟派他为驻法公使。
此事不足征信,但他在法国政界左右逢源,适合于中法之间的沟通,确是事实。
两国庚款退还的交涉终于在这一年四月带来具体可感的收获,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是直接得益的机构。
章士钊在此提醒李石曾,不要忘记恰恰是他为法国利益游说,“色彩甚为浓厚”。
谈判过程中究竟是谁在图谋私利,卖国得贿?指责政府有“英日盾诸其后”,无非是做贼心虚,倒打一耙(“因迫而以同一之罪名,转嫁于人,以为疏辩”)。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一个月不到,因得不到人身安全的保障,逃到天津避难(7月28日再就教育总长,坚持到11月底再次“毁家”)。
他在世纪初也是造反罢课的学生,留日、留英的经历改造了他,使他像自杀前的陈天华那样,转而坚信学生非奋学不能救国。
他在《新旧》(《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9月5日)一文回顾自己的变化说,“十八年前,愚持极端之革命论,并主废学以救国,其后违难东京,观念渐易,废学救国,竟一变而为苦学救国,因与革命老友割席,驰赴英伦。
章太炎、黄克强诸先生,俱甚恨愚,愚不之顾也。
民国八年间之所经历,足证吾逐渐变化之理想不大谬者,其例甚夥。
故吾之新旧调和论,即或字之为守旧论,亦由证例归纳所得,与先天假设之说,大大不同。
”教育部本欲整顿学风,清理各校财务积欠,几乎处处碰壁。
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
三天之前即四月十一日,财政总长李思浩会同外交、教育两部以及教育界代表,与法国使馆商定管理法国庚款特设机构的组织大纲,当月二十八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委员共八人(中方七人,法方一人),中方代表团主席为私立中法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代校长李石曾。
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一笔资金二十六万五千元(美金)到位,“却是名为充作中法庚款委员会的日常经费,而任由财政部与该委员会主席李石曾个人‘商准’,‘扫数借去’”。
这笔借款(及其利息)如何使用,未见交待。
李石曾避开教育部直接与财政部发生借贷关系,说明北大一九二五年两次在他指使下脱离教育部,或因相信财政部会有妥善安排。
这个基金会在李石曾主持下很快就将异己(包括教育部代表、因镇压女师大学潮臭名远扬的刘百昭)尽数排斥,变成他一派的权力基地。
三一八惨案后李石曾遭通缉,避居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方主席改由李石曾一系的中坚人物沈尹默担任,但李石曾的得力助手萧瑜(子升)仍是委员兼驻会秘书及中国代表团干事,因此会中一切事务,他都可以遥控。
法方在该委员会中与中方享有同等权利(表决时双方各有一权,经费两分),李石曾的地位在法国看来无人能够替代,他是否出任中方主席其实并不重要。
二李石曾本人向以“社会技术”见长,开创文化、教育“事业”无数,萧瑜写道:“石老每在一地经营事业,必与其他有作为之一人或数人深相接纳,成为密友,以便共同奋斗。
”萧瑜直言,李石曾善用裙带关系,好说“忠厚为无用之别名”,可见他的“社会技术”无非就是基于“关系”的厚黑之术。
没有资财,权术也运转不灵。
他早年曾以三十万法郎“资助”(也可以说收买、贿赂)法国政治家、众议员穆岱(Marius Moutet)竞选,用萧瑜的话来说,穆岱此后“终其身为李老一助手,为中国一良朋”。
但是取穆岱或法国的立场,此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即李石曾崇拜法国文化,终其身为穆岱一助手,为法国一良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