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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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防控看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历程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可以追溯到古代,尹殷时期已有防疫保健的制度。
但是中国古代的防疫制度并不完善,不少传染病带来了严重的疾病和人员的伤亡。
到了清朝初期,才开始有了比较完善的卫生制度,设立了一些卫生防疫机构。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要追溯到建国后。
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事业成为了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政府将公共卫生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中,成立了相关的卫生部门,实施了大规模的卫生改革。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进行了大规模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普及了卫生服务,提高了全民的健康水平。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应对能力上,虽然国家实施了一些防疫措施,但在一些突发疫情的爆发时,仍难以有效地控制住。
正是由于传染病的爆发,使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变化。
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非典疫情的爆发,让人们意识到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性。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防控和救治工作,加强了公共卫生系统的规范化建设,提高了应急响应能力。
非典疫情的爆发,也通过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加强了公众健康意识的普及和提高。
非典疫情的爆发是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一个转折点,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非典疫情的爆发后,我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重点加强了传染病的防控和监测体系的建立。
公共卫生系统的改革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提高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应急响应能力和治理水平。
政府还加大了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培训和支持力度,提高了基层卫生系统的能力和素质。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政府的投入,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在非典疫情期间,志愿者、医务人员、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奉献精神。
我国疫苗发展史聊聊咱们国家的疫苗发展史,那可真是一部活生生的传奇故事。
你想啊,从古至今,咱们华夏儿女一直在跟各种疾病斗智斗勇,疫苗就是咱们手里最厉害的武器之一。
话说早年间,咱们老祖宗就知道用一些土方法预防疾病。
比如,把得了轻微天花的病人的疱疹液涂在没病的人鼻子里,这有点像“以毒攻毒”的意思,虽然简陋,但还真有点效果。
这就是咱们疫苗最早的雏形,可以说是“疫苗界的鼻祖”了。
时间一晃,来到了清朝末年。
那时候,洋鬼子带着他们的洋枪洋炮,还有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也包括疫苗,闯进了咱们的地盘。
老百姓一开始还不信这洋玩意儿,但眼看着那些得传染病的人用了疫苗后一个个都好了,心里也开始犯嘀咕:嘿,这玩意儿还真有两把刷子!于是,疫苗开始在咱们这儿生根发芽。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也开始重视疫苗了。
那时候,霍乱、鼠疫这些传染病闹得凶,政府就派人去国外学先进的疫苗技术,回来后再结合咱们的情况,研发适合咱们自己的疫苗。
这一来二去的,咱们国家的疫苗事业算是正式起步了。
新中国成立后,那可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疫苗事业迎来了春天。
科学家们废寝忘食地搞研究,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研发出了各种疫苗,比如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咱们常说的“糖丸”)、乙肝疫苗等等。
这些疫苗就像一个个保护神,守护着咱们的健康。
记得小时候,每次去打疫苗,妈妈都会拿一颗糖丸哄我,那甜丝丝的味道,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
那时候,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因为有疫苗的保护,咱们这些孩子才能健康地长大。
现在,咱们国家的疫苗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不仅在国内普及了各种疫苗,还走出国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简直就是“疫苗界的国际巨星”啊!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咱们国家的疫苗可是大放异彩,不仅保护了自己的人民,还援助了全世界。
回头看看这一路,真是感慨万千。
从最初的土方法,到现在的高科技疫苗,咱们国家的疫苗发展史就像一部励志大片,充满了奋斗与拼搏。
咱们得感谢那些为疫苗事业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们,是他们的智慧与汗水,才换来了咱们今天的健康生活。
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可分为恢复发展时期、改革调整时期和健全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一、恢复发展时期(1978~200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防疫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全面恢复发展阶段(1978~1985年)这一阶段通过加强条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大大促进了卫生防疫体系、特别是其主体机构----卫生防疫站的恢复与发展。
1978年9月,在1955年《传染病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颁布了《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条例的实施加强了卫生防疫体系在预防控制传染病中的责任、地位和作用。
1979年,卫生部在《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组织编制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同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下发了《卫生防疫人员实行卫生防疫津贴的规定》。
1980年,国家编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和几点意见》。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使卫生防疫体系从几十年的行政管理开始步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食品卫生法(试行)》的实施也极大地强化了卫生防疫体系的社会职能。
1982年,卫生部成立了国家预防医学中心(1985年改为预防医学科学院),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为全国卫生防疫机构提供业务技术指导、高层次专业人员培训等服务。
到1985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3410个,比1965年增加了911个,专业(站)1566个,比1965年增加了744个。
卫生防疫人员增至194829人,比1965年增加1176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7821人,卫生防疫工作力量得到了显著增强。
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联系紧密的业务技术服务和信息沟通网络系统。
(二)规范建设阶段(1986~2000年)这个阶段是我国卫生防疫工作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深化改革,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
从疫情防控看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历程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公共卫生事业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疫情防控成为了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挑战,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水平。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应对能力,也反映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历程。
一、疫情初期的挑战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我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疫情初期,我国的公共卫生设施和人员面临了严重的压力,医疗物资、医护人员和防控措施不足,加重了疫情的蔓延和危害。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经历了一次重大考验,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展现出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
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三、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公共卫生体系方面,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完善。
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卫生监督部门,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和完善。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这些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及时有效地开展了疫情监测、信息发布、防控指导等工作,为疫情的防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四、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五、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公共卫生政策,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各级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防控政策,保障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进行。
六、公众卫生意识的提高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公众卫生意识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一直致力于提高公众的卫生意识,通过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健康教育活动等,为公众提供了健康知识和防病技能。
在疫情期间,公众的卫生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为疫情的防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七、未来的展望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历程,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和体系的建设,增加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强政策的支持,提高公众卫生意识,为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疾控档案见证免疫规划事业40年发展自1978年开展全国免疫规划以来,我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积极推进了免疫规划事业,40年来该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疫苗接种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实惠的控制疾病的方法,它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防止了大规模流行病的发生,而且在我国使我国的疾病负担得到显著的减轻,保护了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和其他易感人群免受可预防的疾病的侵害。
在1978至2018年这4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免疫规划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成功的免疫规划之一。
全国人口超过95%的儿童接受了包括中国制造的9种常规疫苗在内的免疫接种,因此在我国出生的新生儿将来越来越少地受到最常见的疾病的侵害。
在免疫规划的推动下,我国2006年开始实施艾滋病毒抗体检测、预防、治疗和指导服务项目(即三个“艾滋病三个不卡扣”),旨在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有效的帮助了我国控制艾滋病。
2009年,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展了乙型肝炎疫苗的全民免疫规划,为我国控制肝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短短的十年间,通过免费提供疫苗和宣传教育,我国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预防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8年,我国新生儿面临的乙肝感染风险从2009年的约百分之九下降到百分之二左右。
政府的宣传和监测机构的加强为公众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也减轻了社会经济成本,提高了公众的生活质量。
2019年,我国发布了新的疫苗法,对加强和规范我国疫苗产业的发展和管理、保障和改善民众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的法律还加强了监管机构的功能和职责,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生产、质量控制和监管措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免疫规划体系,提高了公众的信心并保护了公众的健康。
总体来说,在40年的免疫规划实践中,我国疾控系统不断调整、创新,改善管理和质量控制,不断提高公众对疫苗的信心和接种意愿,也不断加强对疾病的监测和数据分析,在保护公众健康和预防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免疫规划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加强科研和技术创新、加强医疗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加强与国际合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创造更加美好的健康未来。
疾控档案见证免疫规划事业40年发展自1978年中国启动《中国免疫规划纲要》以来,疾控部门一直是推进我国免疫规划事业发展的主力军。
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效控制了许多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流行,保障了全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1978年,我国启动了免疫规划工作。
这项工作的实施为群众提供了免疫接种的便捷和质量,使得国民健康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免疫规划运行体系,涵盖了包括儿童在内的全民群众。
在这40年中,我国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多种疾病的暴发和流行,其中包括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等。
此外,我国的免疫规划工作还推动了药物和技术的创新发展。
1990年代,我国研制出轮状病毒口服灭活疫苗,填补了国际上的空白,成为当时全球唯一的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的生产和供给国。
随着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也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然而,在免疫规划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一些地区的偏远山区、贫困地区以及移民人口等,由于交通或者经济等原因,接种疫苗的覆盖率并不高。
同时,一些疫苗的保护效果虽然很好,但是疫苗的副作用也不能忽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全民免疫规划事业的新模式和新举措也在逐渐涌现。
例如,近年来,我国推行“一体化”免疫规划服务,建立“全程跟踪、覆盖全民”机制。
此外,还将创新疫苗生产技术,打造更加安全、有效的疫苗,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好的免疫保护。
总的来说,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经过40年的发展,在控制疫苗可预防疾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是,在完善服务、提高覆盖率以及深化技术创新等方面仍需持续努力,以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的健康和幸福。
疾控档案见证免疫规划事业40年发展自1978年开始,我国免疫规划事业经历了40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期间,疾控档案见证了免疫规划事业的每一次进步,为我们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回顾这40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免疫规划事业的起步阶段是多么的艰难。
1978年我国推出了首个疫苗,仅覆盖了几个重要疾病。
由于卫生条件不好、技术水平有限等原因,免疫规划事业在初期困难重重。
疾控档案中记录了这段艰难时期的努力和坚持,它们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和历史的见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为免疫规划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83年,疾控档案中记录了我国推出了第一个全民免疫规划,覆盖了多种常见疾病。
这个规划的实施,使得我国人民可以接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免疫服务,并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
在推出全民免疫规划之后,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疾控档案中记录了我国不断引进新的疫苗,不断扩大疫苗覆盖范围的努力。
这些努力使得我国成为了一个免疫规划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
从1985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重要传染病免疫规划,接种率逐渐提高,免疫效果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不断完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疾控档案中记录了我国在免疫规划技术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比如完善了免疫规划疫苗供应链管理,建立了全国性的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等。
这些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使得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更加高效、可持续。
40年来,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疾控档案中记录了我国在疫苗供应、病例控制、病毒株监测等方面的优秀成绩。
我国在免疫规划疫苗供应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建立了全国性的免疫规划疫苗生产供应体系,确保了疫苗的质量和供应。
在病例控制方面,我国通过全民接种,有效控制了多种传染病的传播,使得我国的疼痛指数大幅下降。
在病毒株监测方面,我国建立了全国网络监测系统,及时掌握病毒的变异情况,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201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期刊名称】《首都公共卫生》
【年(卷),期】2015(009)003
【摘要】疾病预防控制是一项保障公众健康、改善民生的重要卫生公益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力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健康,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基本状况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总页数】5页(P97-101)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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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档案见证免疫规划事业40年发展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领域,免疫规划作为疾病预防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过去4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的免疫规划事业起步较晚,1978年开始有限地开展一些疫苗接种工作。
直到1981年,我国才正式启动全国免疫规划工作,并成立了国家免疫规划技术委员会。
这次的启动标志着我国国民免疫规划事业的正式开始,也奠定了我国免疫规划事业发展的基础。
在免疫规划事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主要推行了儿童免疫规划,包括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等。
这些工作的推行有效地控制了儿童因这些疾病而导致的死亡和致残,大大提高了我国儿童的生存质量。
在2006年之后,我国扩大了免疫规划的范围,推行了更为广泛的疫苗接种工作。
这包括乙脑疫苗、麻疹联合疫苗、水痘疫苗等。
这些疫苗的推行有效地控制了我国儿童患病率的下降,并降低了疫苗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在免疫规划工作中,我国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疫苗供应不足、冷链运输困难等问题,都制约了我国免疫规划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确保疫苗接种的全面覆盖和质量安全。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还需要持续努力和创新。
应进一步加强疫苗研发和生产,保障疫苗供应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应加强免疫规划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免疫规划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应加强免疫规划的监测和评估,及时掌握疫苗接种的效果和安全性。
中国的免疫规划事业在过去的40年里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有效地控制了一系列疾病的扩散,保障了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我相信我国的免疫规划事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史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史一、古代1、早期——公共卫生思想曲折发展早在秦汉时期,就有相关的防疫法规及社会医学思想出现,比如《汉书·黄帝内经》中提到“预防有方,治病甚多”,同时,古代也出现了一些口福、祭神等活动,对预防疾病发生起到一定作用。
2、三国至隋唐中叶——公共卫生概念盛行到了三国至隋唐中叶,公共卫生的思想更加成熟,出现了许多防疫医学大家,他们开展了大量与公共卫生有关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关于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的意见,预防性的设施也越来越多。
3、宋朝——全国性的防疫体系出现到了宋朝,中国政府开始重视防疫,设立了全国性的防疫体系,宋朝时,中国公共卫生学科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医学理论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从宋朝末开始,古代中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开始有了一定的规模。
二、近代1、明清时期——公共卫生概念开始普及明清时,社会动荡剧烈,疾病频发,政府开始重视防疫,立法草拟了一些防疫条例,公共卫生概念开始普及,特别是清朝末期,以苏洪爱为首的医师发起了“全民防疫运动”,提出了“服药预防,消除疾病”的理念,对预防疾病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清末至1920年代——公共卫生政策进一步完善清末到1920年代,西方的公共卫生理念不断输入中国,影响着中国的公共卫生发展,中国政府也开始全面实施公共卫生政策,建立了惩罚性的公共卫生法规,加强了对预防疾病的治疗工作。
3、20世纪30年代——公共卫生学与社区卫生学分开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的医学成就突飞猛进,渐渐形成了独立的公共卫生学和社区卫生学,学科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三、现代1、解放初期——公共卫生政策完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视公共卫生为迫切需要,开展一系列防疫措施,出台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卫生发展迅速,公共卫生政策也不断完善。
2、20世纪90年代——重视健康教育20世纪90年代,政府积极推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突破:解决公共卫生体制矛盾,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以及加强健康教育工作。
疾控中心的演变历史论文疾控中心是一个专门负责预防、监测和控制传染病的机构,它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疾控中心的演变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当时人们开始关注传染病的传播和控制。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疾控中心逐渐成为国家和国际卫生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疾控中心最早的形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当时,人们通过实验室研究和野外调查,开始了解疾病的传播方式和控制方法。
随着人们对传染病传播途径和控制方法的理解不断深化,疾控中心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20世纪初,世界各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疾控机构,以应对传染病的威胁。
这些机构通过收集病例数据、推行预防措施和开展科学研究,有效地控制了多种传染病的传播。
但是,20世纪中叶的全球性流感大流行和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疫情,使人们意识到疾控中心需要更加完善和强大。
从20世纪末期开始,疾控中心逐渐成为全球卫生领域的重要力量。
它们通过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有效地应对了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近年来,一些国家还加强了疾控中心的投入和建设,提高了其在传染病监测、预警和控制方面的能力。
总的来说,疾控中心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已经成为世界卫生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们通过预防、监测和控制传染病的工作,为全球的健康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信在未来,疾控中心还会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障人类健康。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疾控中心的工作不断得到强化和完善。
现代疾控中心具备了先进的实验室设施和数据分析能力,能够及时监测病毒变种和传播趋势,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疾控中心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加强了全球流行病学调研和疫情应对的协作能力。
在面对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时,疾控中心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们通过对病毒的基因组学研究、病例追踪和疫苗研发,为控制疫情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和保障。
疾控中心还通过向公众发布详尽的防护指南和政策建议,提升了民众的全面防护意识,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
京城茶座(栏目编辑:胡菡)1949年10月,北京面临着一场鼠疫的袭击,并因此展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传染病的首次防控。
鼠疫又称作黑死病,是一种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它传播性强、发病快、病死率高。
14世纪欧洲发生的鼠疫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12年,我国东北的大鼠疫导致20多万人死亡。
北京靠近东北、内蒙古等传统的鼠疫疫源地,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鼠疫的侵袭。
鼠疫发生、来势汹汹1949年开国大典后不久,人们还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中,一场来自内蒙古的鼠疫已开始蔓延,并严重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1949年8月,位于张家口市以北200公里的察北专区发现了第一起鼠疫病例。
由于当地牧民缺乏防疫知识,鼠疫迅速传播。
到10月18日,已发病19户,患者34人,全部死亡。
到11月初,已有患者69人,其中66人死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鼠疫很快蔓延到张家口。
由于北京与张家口相邻,且两地之间有火车直达,人员往来频繁,鼠疫已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
10月26日,北京到张家口的火车停运。
相关消息传到北京城内,引起有些人惊恐不安,并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在10月27日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均做有效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1]。
而与严重疫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北京极为薄弱的防控基础。
当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1个月,距离北京和平解放也仅9个多月,传染病防控力量的建设尚未全面展开,尤其是基本的防控资源严重不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全市每千人口占有0.8张病床”。
而“公私立医院,都以营利为主,看病收费十分昂贵”,普通民众根本看不起病。
如此薄弱且不均衡的医疗力量,连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健康需求都不能满足,更不必说预防大型传染病了。
1949年初,北京“城区人口患传染病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数的4.36%”[2]。
而更令局面雪上加霜的则是民众防疫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此所导致的各种极端反应。
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发展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可分为恢复发展时期、改革调整时期和健全发展时期三个阶段。
一、恢复发展时期(1978〜200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防疫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全面恢复发展阶段(1978〜1985年)
这一阶段通过加强条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大大促进了卫生防
疫体系、特别是其主体机构 -- 卫生防疫站的恢复与发展。
1978年9月,在1955 年《传染病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颁布了《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条例的实施加强了卫生防疫体系在预防控制传染病中的责任、地位和作用。
1979 年,卫生部在《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组织编制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同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下发了《卫生防疫人员实行卫生防疫津贴的规定》。
1 980年,国家编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 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和几点意见》。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使卫生防疫体系从几十年的行政管理开始步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食品卫生法(试行)》的实施也极大地强化了卫生防疫
体系的社会职能。
1982年,卫生部成立了国家预防医学中心(1985 年改为预防医学
科学院),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为全国卫生防疫机构提供业务技术
指导、高层次专业人员培训等服务。
到1985 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3410 个,比1965 年增加了911个,专业(站)1566 个,比1965年增加了744个。
卫生防疫人员增至194829人,比1965 年增加1176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7821 人,卫生防疫工作力量得到了显著增强。
初步形成了
从中央到地方的联系紧密的业务技术服务和信息沟通网络系统。
(二)规范建设阶段(1986〜2000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卫生防疫工作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深化改革,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走向世
界的重要时期。
内涵建设:在这期间通过推进科学管理,开展和规范有偿服务,制定实施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的技术规范,加强县级卫生防疫站的规
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加强卫生防疫机
构主要领导和骨干的现代管理培训、应用型专业高级培训,促进了管
理水平和业务技术服务水平的提高。
规范公共卫生管理:《传染病防治法》、《卫生检疫法》、《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尘肺病防治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条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条例》等一批覆盖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付诸实施,为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提供了有力的法制管理依据和手段,使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管理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良性运行环境。
公共卫生与国际接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都与国际组织加强了联系,使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融入了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
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我国先后引入和利用国际资金合作项目,开展疾病防治、农村妇幼卫生建设和卫生防疫机构建设,通过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传染病的控制水平和效果,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目标要求。
二、改革调整时期(2001〜2003年)
为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2001 年4 月卫生部出台了《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与任务。
同时,经国务院批准,2001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原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从此国家一级有了组织开展疾病预防控制技术工作的专业队伍,以国家、省、地、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主体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雏形初步形成。
同年,卫生部制定颁布了《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规范》,有力促进了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三、健全发展时期(2003 年以来)
2003 年抗击非典疫情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和关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工作,提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目标,将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作为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国家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提出了争取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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