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大一　统　，，田　Ｊ　

重识与重构　

口姜自安　刘友田　想的缘起、　

［内容提要］‘‘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缘由，在其发展－９变革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　轨迹。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从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回顾“大一统”思想的缘起，从“大一统”思　想的变革与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对“大一统”思想的反思－９重构等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阐释。　

［关键词］‘‘大一统”思想；重识；反思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Ｂ０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０９１（２００９）０３—０１０７—０４　

一、“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大一统”思想，诸多学者曾从不同视角进行过缜密梳理与分析，　

使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已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广为接受。但学界并未给　

这一论说予以相对准确的界定，致使后续研究日益泛化。　

有人认为“大一统”思想只存在于中古社会，现代社会不存在什么“大　

一统”思想，至多只是存在于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层面。还有的学者认为，　

“大一统”思想就是讲求“统一”或“同一”的思想，等等。　

笔者认为，“大一统”思想是古今学者在探求社会发展过程中为实现国　

家或社会的良好治理、和谐与大同，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提出的以　

“一统”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念与思想体系。　

在本文第一部分，笔者拟重点对“大一统”思想出现、发展以及重构的　

历史必然性进行研究和阐述。　

首先，“大一统”是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需要。　

先秦时期，西周社会始为创立的礼乐文明或秩序遭遇根本性冲击，几　

近崩溃，预示着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迎合此局面的是诸　

侯争霸，混战绵延。…如何恢复或实现“秩序”是对这种情势体悟最深的先　

秦学者们的美好愿望。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孑Ｌ孟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　

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等“百家”开始了他们探求，并都给　

出了自己救世、治世的方案，形成了为后人所熟知的‘‘百家争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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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

. 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以一种独特的家长制为核心的，这种“家”的概念不断的象外推，“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一个小国”[3]，这种不断的“家”的延伸在中国传统统治中体现得至关明显，在历朝历代都在思想灌输中不断得到加强，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大一统"的思想来源及其历史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由孔子首倡的“大一统”思想描绘了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状态，包括版图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要素，其首要途径就是实现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与中国历史发展相伴相随的“大一统”理念，无论是人文范围还是地理范围都是持续扩展的。“大一统”的人文范围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众多兄弟民族，在今天统称为“中华民族”，其地理范围在历史上是指秦汉唐元明清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本土疆界，在今天是指按通行的国际法中国所管辖的所有主权领土。“大一统”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但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很大水准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一、“大一统”的概念

《辞海》“大一统”词条的解释为:“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总是冠以“王正月”字样，对此，《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代学者对此段经文有进一步的诠释，如第一位系统阐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从这里我们能够把握“大一统”的原始意义，即以周朝天子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使中国完成真正的政治统一。

孔子：首创“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的概念及所蕴含的思想，虽然是由后代儒家阐发而成，但的确符合儒家创始人孔子本人的意向。孔子生活在东周王朝衰微、诸侯争霸、战乱持续的年代，他一生追求的理想便是中国获得政治统一。《论语》中所载孔子本人说的另一段话更能表达他的这个思想:“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全国一切重大活动的决定权都应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天子”手中。孔子所追求的天下一统之“王道秩序”，本身就有着历史的积淀。虽然缺乏完整的史料记载，但我们大致知道，华夏民族居住地区从夏朝建立时起就逐步融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商朝和西周延续了夏代奠定的统一格局，仅仅在进入东周之后中国才逐渐陷入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但即便在东周时期，“一统”仍然是一种主流的思潮，所以当时流传着一首著名的诗歌，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首诗被孔子编入中国的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孔子同时代和稍后时代的学者，大都也倡导“一统”思想，如孟子在回答一位诸侯“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很干脆地回答“定于一”。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过“四海之内若一家”、“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的观点。 当然，“大一统”的含义并非单纯指领土的“统一”，它还有着更广泛的内涵，包括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们分别能够用孔子所说的“有道”、孟子所说的“定”及荀子所说的“财万物”来表示。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典籍《管子》对“大一统”的内涵作了更系统的概括:“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正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台湾学者李新霖总结了“大一统”与“统一”的关系，称:“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统之表现。然则一统须以统一为辅，亦即反正须以拨乱为始。一统与统一既有高下……则‘统一’寓于‘一统’之中，自可知矣。”我们也能够说，在“大一统”概念中，政治版图的“统一”是其途径，而“天下大治”则是其最终目的，政治上的“统一”是“大一统”理想状态的先决条件。统一格局有利于增强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提升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科技水平，有利于促动社会安宁。只要浏览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封建时代几个最著名的太平盛世，无论是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还是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一不是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出现的。这些历史经验，使绝大局部中国人往往笼统地把“大一统”等同于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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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的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

. 践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