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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經”到“七經”先秦兩漢經學文獻體系的思想史考察徐興無内容摘要先秦兩漢經學具有建構經典體系中義理結構的自覺意識，形成了經學理論中的“六經次第”説。
分别為“以《詩》為首”、“用《易》居前”和“《孝經》為初”三種形式，經學體系也因此從“六經”發展到“七經”。
這一過程，體現了經學文獻體系和思想綱領形成的歷史脉絡，體現了先秦、西漢、東漢三個時期經學史和思想史的重要特徵。
關鍵詞六經七經緯天人之道—“六經”次第中國古代經學以“六經”作爲思想載體,而且認爲“六經”的組成形式和排列次序是有意義的。
這是一個思想史的現象，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經典權威的塑造方式。
“六經”之名，始見於《莊子•天運》，其中説：“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①又稱“六藝”，始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司馬談語:“夫儒者以’六藝’爲法。
”②漢代確立經學博士時，《樂經》已亡，故漢人亦稱“五經”。
③但是“六經”或“五經”的次第如何排列，構成了傳統經學中闡述聖人設教的重要内容。
這※本文爲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五經總義'類文獻與經學史研究”(12BZX047)階段成果。
①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卷五下《天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31頁。
②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0頁。
按，“六藝”又見諸《史記》中的《封禪書》、《孔子世家》、《伯夷列傳》、《李斯列傳》、《平津侯主父列傳》、《司馬相如列傳》、《儒林列傳》、《滑稽列傳》等。
任銘善《禮記目録後案》曰：“漢人或稱經，或稱藝。
”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第60頁。
③ “五經”之名，始見《史記•樂書》："集合五經家，相與共講習之。
”《史記》卷二四，第1177頁。
《漢書》卷六《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冲華書局,1962年，第159頁。
思隔山河，义出尖新——评谷中信一《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 林训涛 郑舒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一大批对人类思想史影响深远的典籍。
长期以来，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进行了不懈地研075书的创新点主要在于：第一，由“庄周梦蝶”展开毛虫蝴蝶之辩。
在《庄子何故梦中化蝶·寓言中的“物化”思想》一节中，本书突破常规，逻辑紧密地爬梳了历来关于“蝴蝶之梦”的既有解释，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探讨为何庄子所梦是蝴蝶而非他物。
谷中信一明确指出“蝴蝶之梦”是虚构创作，并非作者实际经验，而应是解说“物化”之理而构想的寓言，这是作为寓言独有的妙趣与含蓄。
结合《庄子》一书中出现的动物形象，他引入一个全新的物质存在形态——丑陋的毛虫，认为正是这样的毛虫完成了本质的蜕变：由破茧而化为美丽的蝴蝶。
毛虫化蝴蝶时进入了一种休眠状态，那就是梦的境界，而蝴蝶的诞生如同从梦中苏醒。
谷中信一强调，毛虫和蝴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它们没有意识到互为对方的前世今生，这正是“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绝佳诠释，这两种生物并未融合为一体，而是彼我分明的物态。
庄子就是从这一生灭变化的“物化”现象中发现了万物齐同之理。
作者的结论是，庄子以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来推导“齐物论”这一认识论，而这只是我们所见的表象，归根结底：作者的终极目的还是在阐释作为这种认识论哲学依据的“物化”之理。
这种细腻入微的学术思辨能力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收集、归纳功力和独具慧眼的思辨意识。
第二，由墨家空泛的“人性论”及其思想所追求的普遍性出发来探讨其衰落原因。
历来对墨家衰落的原因探讨很多，然多从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墨家思想内容固有矛盾等进行总结。
谷中信一则创新性地指出，墨家没有成熟的人性论是使其思想缺乏现实性而不能长久维持其学说的重要原因，而墨家所追求的普遍性理想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则加速了墨家的迅速消亡。
通过对墨家的天人论、欲望论、性情观三方面逐一探赜索隐，谷中信一巧妙借用儒家有差别的爱来揶揄讽刺墨子理想的局限性和空谈性，以及旁引《荀子》《庄子》《淮南子》《史记》等史书的佐证之言加以批判其不分场合的普遍性执着，同时援用津田左右吉氏和渡边卓氏的论断证明墨子的兼爱说缺乏实践的可能，批驳其整一套学说充斥着盲目的乐观和高调，指责其利用的实证依据也非常粗糙和草率。
古代文学思潮研究了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对古代文学思潮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文学思潮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共同的思想观念。
古代文学思潮涵盖了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与发展，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古代文学的意义重大。
一、先秦时期的文学思潮在先秦时期，古代文学思潮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的文学以诗歌为主要表现形式，代表作品有《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农耕、战争、婚姻等等。
先秦时期的文学思潮主要追求文学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崇尚自然、崇尚真实。
二、两汉时期的文学思潮随着历史的演进，汉代成为古代文学思潮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两汉时期的文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楚辞》为代表的乐府文学的兴盛；二是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哲学文学的出现。
乐府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将民间的歌谣民谣转化为文学作品，通过歌颂英雄事迹、讴歌爱情、吟咏自然等方式，将民间的情感与社会的现实相结合。
《楚辞》作为乐府文学的代表作品，形式多样，情感丰富，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哲学文学在两汉时期兴起，主要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为主。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强调仁、义、道德等价值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庄子》则以寓言和哲理的方式呈现了道家思想，讲述了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文选》为代表的文人文学的兴起；二是以佛教文学的出现。
文人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们通过诗歌、骈文、赋等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文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收录了许多著名文人的作品，展示了当时文人的才华和风采。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曹峰
【期刊名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00)002
【摘要】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总页数】6页(P59-64)
【作者】曹峰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62;B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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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构“思想史”的新范型——评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 [J], 谢乃和
2.对两种思想史研究的考察--史华慈与葛瑞汉先秦思想史研究比较 [J], 刘玉宇
3.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J], 曹峰
4.伍非百的先秦名学研究与新名学的可能性 [J], 晋荣东
5.先秦名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再讨论——从曹峰教授的名学研究出发 [J], 叶树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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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名学史阅读
先秦名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支重要学派，涉及到语言、命名、符号、名义等问题。
阅读先秦名学史，可以了解先秦时期名学的发展演变、代表性思想家及其观点，以及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以下是一个阅读先秦名学史的建议步骤：
1. 了解先秦名学的起源和背景：先秦名学的发展脉络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特别是墨子和荀子等思想家对语言和符号问题的探索。
先秦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名学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2. 研究先秦名学的代表性思想家：重点研究先秦名学中的代表性思想家和他们的学说，如荀子、墨子等。
了解他们的基本观点、对名学的关注点、对社会认知和伦理道德问题的影响等。
3. 分析先秦名学的核心概念：名学关注语言的功能和使用，以及语言与实际之间的关系。
研究名学的核心概念，如“名实关系”、“礼义”、“符号”等。
4. 研究先秦名学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先秦名学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可以比较名学与其他学派的异同，如儒家、道家等，探讨名学对后世思想家和学派的影响。
5. 阅读相关著作和研究文献：阅读关于先秦名学的相关著作和
研究文献，如《墨子》、《荀子》等原典，以及学者的研究论文和专著。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阅读先秦名学史的指导，具体的阅读内容和深入研究的程度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研究方向进行调整。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中国哲学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本文将以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为题，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思潮。
一、先秦思潮先秦时期，中国哲学经历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多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其中，儒家思潮以孔子为代表，强调人性的善良和道德修养，提出“仁爱”、“礼乐”等重要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家思潮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主张随性而为，追求自然和谐，强调“道”的存在和应用。
墨家思潮强调兼爱、非攻和节俭等价值观，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提出了独特见解。
法家思潮注重政治和法律的作用，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行使的合理性。
二、战国时期思潮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墨子学派以墨子为代表，强调兼爱和非攻，提出了“兼爱非攻”的思想。
墨子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和道德观念产生了积极作用。
同时，墨子学派还对机械学、光学和音乐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墨子的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基础。
三、秦汉思潮秦汉时期，儒家思潮成为主流，儒家学说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道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家孟子强调人性的善良和道德修养，提出了“性善论”，影响了后世的儒家思想。
另外，道家思潮也有所发展，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魏晋南北朝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潮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
佛教的兴起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的“空”、“无我”等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哲学体系。
同时，道教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道教的思想与佛教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道教哲学。
五、唐宋元明思潮唐宋时期，儒家思潮再度兴起，程朱理学成为主流。
程朱理学强调人性的善良和道德修养，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和传承。
六、清代思潮清代，儒家思潮继续盛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潮。
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冲击，西学东渐的潮流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和观念。
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在的长河中，最大的一批思想经典是在先秦形成的。
如果人们要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在很多上都必须回溯到先秦。
在某种意义上，先秦思想史的水平，是中国文化研究水平的标志杆。
本文试图对西方学者（主要是世界的）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成果作简略的介绍，并试图对其中有特色的论与背景作简单的。
全面衡量西方学者对先秦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是最重要的分水岭。
在这以前，西方的汉学已有相当多的积累，但对中国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西交流的层次不深，未能触及到深刻的心灵问题。
二战结束以后，在近6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很显著的进步。
研究的深层动力是理解中国人民心灵的努力。
因此，我们将会分两部分介绍西方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第一部分讨论二战以前。
在20世纪以前，西方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主要出在天主教传教事业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等，英语世界的成果是非常之少的。
意大利、法国等国的神学人士对先秦典籍均下过一定的功夫。
他们的总宗旨是介绍中国文明的渊博，让西方公众相信中国的文明与理性，支持传教事业。
他们在学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除了教会人士以外，法兰西学院是最著名的研究机构。
19世纪以后，这些国家在近代化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对国家外交政策影响最深的工商业与中国交往不多，没有深入理解中国思想的动力。
这一阶段最有名的汉学家是法国的几位学者，沙畹、伯希和、马伯乐及葛兰言等，主要成果是翻译加评注。
在中国经典思想方面，最有名的研究有，17世纪柏应理等人用拉丁文译的《四书译本》（SinarumPhilosophus，直译，中国哲学）。
此外，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研究儒家经典《孟子》与道家经典《老子》，并将儒家经典译成为拉丁文。
在19世纪后期，在华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顾赛芬（1835-1919）以法文翻译了多种儒家经典，具有较高的质量。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一)【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
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
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
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先秦名学/西方逻辑学/中国古代思想史一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重“名”。
不仅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史课题。
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
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一旦以“名”为课题展开研究，试图为之定义或分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
“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
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
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
”1](第23页)这就使得“名”的概念，不可能像“仁”、“义”这类概念有着比较鲜明的学派倾向和相对集中的表述，而只能成为各种学说中的附属概念，其结果是导致“百人百义”，倡导正名的名思想自身反而是最难正名的对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２５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第６１批面上项目“先秦名学原创逻辑研究”（２０１７Ｍ６１２８９３）；重庆市博士后科研人员２０１７年特别资助项目“先秦名学逻辑思想研究”（Ｘｍ２０１７１６３）作者简介：姜李勤（１９７８— ），男，满族，内蒙古赤峰人，博士，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研究。
浅谈先秦名学之流变姜李勤（遵义医科大学，贵州遵义５６３００６）摘 要：名学是诸子时代的重要思潮，但名学内部诸流派缺乏清晰的界定，对名家思想与其他诸子学派的交接与融合亦缺乏系统的认识。
汉代尊儒之后，名辩思潮日渐式微，儒家的名分观念与法家的刑名之学渐成气候，名教由此大行其道，名辩思想的议题与关怀则无人问津，此为历史遗留之缺憾。
以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为参照，诸子时代真正具备语言自觉及命题思维意识的正是名辩一派，但其学术不为世用，故而有如此宿命。
今日以学术而非治道的角度，重新审视名学与西方逻辑思维契接的可能，应为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难得机遇。
关 键 词：名辩；名学；逻辑；伦理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６９－０５ 诸子时代有名家一派，《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皆以此称名。
由名家迁衍出名辩、名学等诸多议题，与之相关者亦有法家刑名之学与儒家后起之名教，以上诸多范畴皆与“名”相涉，故可言名家与老庄之道家亦不无关切。
汉武之后，天下学术“一尊”儒家，名家之旨趣与孔子“正名”观念大相径庭，故而日渐衰微。
及至近世，西方逻辑在中国文化中渐成影响，名家及名学便引发广泛关注。
一、名学辩证胡适著《先秦名学史》，并未对名学之范畴加以厘定，实则其书对中国文化有无逻辑因素之问题并未采取悬搁或存疑的态度，将名学直接等同于西方逻辑，而对究竟何为逻辑之问题却悬而不论，如此则名学观念亦含混不清。
勘定名学之范畴，并非仅为廓清流派，根本诉求在于还原名学之关怀所在，进而对儒、墨、道、法诸家与“名”相关涉之理论做出澄清，或可为中国有无原创逻辑之问题提供参考。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曹峰【专题名称】中国哲学【专题号】B5【复印期号】2007年06期【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2007年2期第59～64页【英文标题】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 Ming"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CAO F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作者简介】曹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曹峰(1965-)，男，上海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
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
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
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There has been hot discussions of the " ming ( name) "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Han dynasty. The " ming" at that tim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kinds: " ming" in the sense of ethics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 ming" in the sense of linguistics and logic. The former has exerted much more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than the latter. However,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ogic which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 ming" only valued the latter, to the neglect of the former, and this has resulted in studies of " ming" deviating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So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and objectively study " 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日期】2006-08-13【关键词】先秦名学/西方逻辑学/中国古代思想史the studies of " ming"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Western logic/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中图分类号：K062；B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7)02-0059-06 一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重“名”。
不仅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此，“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史课题。
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
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一旦以“名”为课题展开研究，试图为之定义或分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
“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
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
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
”[1] (第23页)这就使得“名”的概念，不可能像“仁”、“义”这类概念有着比较鲜明的学派倾向和相对集中的表述，而只能成为各种学说中的附属概念，其结果是导致“百人百义”，倡导正名的名思想自身反而是最难正名的对象。
究竟什么是“名”？从中国古代文献看，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名”的完整的定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
从夕口，夕者冥也。
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这是从“名”的字形出发加以分析，把“名”看作为一个动词，表明“名”乃人的自称。
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名”的基本含义和语言相关，或者说就是标记符号。
如果中国古代的“名”只有的这一重含义，那用语言学或逻辑学去分析就容易得多。
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名”有着非常广阔的使用空间。
从语言的角度看，就词性而言，它有的时候是名词，表示名称。
有的时候是动词，表示命名、指称。
有的时候是形容词，指“有名”。
就指称的范围而言，它有的时候指的是具体名称，有的时候指的是抽象概念。
例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第一个“名”与第一个“道”相对应，指的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第二个“名”与第二个“道”相对应，作动词来使用，第三个“名”(常名)与第三个“道”(常道)相对应，即是普通的名称。
从释义的角度看，“名”的意义可以随其所指的对象以及“名”的使用者发生变化。
例如名的对象在为物的场合与为人的场合，与“道”相关的场合和与“法”相关的场合，“名”的使用者为君主的场合与普通人的场合，意义的世界可以完全不同。
而且这种不同又随着时代，随着学派的变异而发生变异。
弄清中国古代的“名”到底有哪些语义，有哪些使用方法只是辞典式的工作。
对本文而言，在分析“名”于不同的场合究竟怎么被解释、被使用之前，有必要先为之分类。
只有做出比较合理的分类，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的世界中找出可行的途径来。
先看古人如何为“名”分类。
伍非百先生曾经指出“尹文一派之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
墨分名为达、类、私三种，荀子分名为单、兼、共、别四类，皆从名之自身性质立言。
而尹文则从名之所指的对象立言。
”[2] (第476页)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
《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①：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
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
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的分类法着眼于“名”作为一种范畴的外延，而《尹文子》的分类则着眼于“名”之对象。
也就是说，前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为“名”分类，后者的角度则宽泛得多，着眼的是“名”的社会功用(逻辑学界将《尹文子》在中国逻辑学史上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其实《尹文子》中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述非常少，以对“名”的区分为例，甚至看不到“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分类)。
虽然目前关于“名”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前者进行，但毋庸置疑，就中国古代名思想而言，其实后者更具现实性，因为前者仅仅是古代一小部分学者在书斋中讨论的内容，而后者才反映出“名”在中国古代社会意识中的真正地位，即它主要不是思维的工具和对象，而是政治的工具和对象。
所谓“名有三科”，其实只有二科，即“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因为后二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虽然都是名称，但意义完全不同。
第一种名表达的只是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可以与道德、伦理、政治无关。
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名基本上都是“命物之名”。
第二种名即所谓“毁誉、况谓之名”，显然具有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意义，与价值判断相关，它主要是儒家、法家所讨论的对象。
集战国秦汉名思想大成的《尹文子》则既讨论“命物之名”，也讨论“毁誉、况谓之名”。
不过，看过《尹文子》全文就知道，《尹文子》的重点依然在“毁誉、况谓之名”。
与“达、类、私”及“单、兼、共、别”这种分类法相比，“名有三科”的分类法并不严谨，但正是这种不够严谨的分类法，更真实地体现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复杂性，也更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特色。
“名”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的复杂的面貌，之所以会成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虽然与“命物之名”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即“名”的社会功用关系更为密切。
在先秦秦汉时期，类似于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那样的“专决于名”或者说“弱于德，强于物”的人其实不多，相反他们始终作为“奇辞”、“怪说”被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当权者打压、批判。
相反，“毁誉、况谓”之名因为与政治统治直接相关，所以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
如果说儒家的工作仅止于为对象给出“毁誉、况谓之名”，法家则不满足于此，法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付诸行动。
例如《尹文子·大道上》说：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
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
失者，由名分混。
得者，由名分察。
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
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復一名，名之察者也。
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
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
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这段话反映出的是一种典型法家立场，首先“贤不肖善恶之名”与“亲疏赏罚之称”两种名称要严格地区分开来，但都由“我”即“君主”来操纵和把握。
在将“贤不肖善恶之名”赋与臣下的同时，实施“亲疏赏罚之称”即类似于“法”的举动，因此，“名”的赋与权与“法”的执行权都必须由君主独断，不可轻易地让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