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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中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哲学反思倪寿鹏内容提要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上，许多学者认为权力的主体是国家，权利的主体是个人。
这种将二者关系塑形为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做法，实质上回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立场。
这一立场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在此基础上难以9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理论。
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看，权力和权利都是历史中形成的，受到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社会主体无论个人、阶级、政党、国家，还是其他社会团体，各自都有相应的权力和权利；可以构建一种介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之间的社会主义正义原则，来协调多元主体的权力与权利。
关键词权力权利古典自由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权力（power）与权利（Oght）是跨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理论范畴，无论其含义还是二者的关系，都在这些学科中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兴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关于法学以何为本位的争论，再度激起了学者们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热情。
然而，我们发现不少学者至今仍才权力归结为国家权力，又将权利归结为个人权利,使得二者一开始就被限定于不同的主体,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被塑形为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关系$这在概念史上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思想史上仍停留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
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一突出个人权利的法学思潮客观上曾起到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看，该思潮背后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
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必须扬弃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将权力、权利及二者关系重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辨析学界对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一些误读和错判,部分是出于对这两个概念的含混理解,先行对此进行一些辨析是很有必要的$先看权力（power）。
在英语中，power可溯源至拉丁文potentiai和potestas，这两个词的动词形式是potera,意指"能够"$罗马人用potentiai泛指某人或某物影响他人或他物之能力，而用pw testae特指人们通过协作产生的集体力量，故西塞罗有“权力在于人民，权威在于元老院”之说。
对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适用空间的反思的开题报告一、研究选题的背景与意义我国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定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例如经营租赁、常用雇佣和使用交通工具等。
这种责任规定是一种有力的措施，有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
然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仍然存在一些不真正连带责任不适用的情形，导致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此外，在一些涉及到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案件中，某些责任主体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
这无疑会给社会公正和权益保护带来挑战。
因此，本文选取“对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适用空间的反思”作为研究课题，旨在对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定的适用范围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发展趋势，旨在为完善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国际上，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
例如，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在法律中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些国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系，具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实践操作经验。
在国内方面，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视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研究。
许多学者围绕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的设计、适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然而，在现实中，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适用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责任主体的行为已经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但未能得到法律保护，造成了不公正的结果。
同时，针对当前一些存在的问题，国内的研究还显得相对不充分。
三、研究的内容、方法与预期结果本文将结合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和文献综述的方式，对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定的适用范围进行研究，采用分析的方法探讨其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定的现状和问题分析2、国外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的比较研究3、案例分析：不同情形下不真正连带责任的适用4、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适用的盲点及对策建议预期结果为：本文将全面反思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适用范围的现状，探究国际经验，对比国内法律体系，提出完善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的建议，为今后完善我国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提供理论指导。
浅议我国居住权的立法争议和制度设计李伟上传时间:2008-8-82002年《物权法》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了居住权的概念，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但该《草案》在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学术界、实务界和民众围绕居住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立法机关最终放弃了该项制度，在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没有将居住权作为一项单独的物权予以规定。
由于居住权问题在审判实务中大量存在，笔者拟结合居住权所产生的争议，探讨在我国设立居住权制度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为今后设立和完善居住权制度做一铺垫。
一、居住权制度概述及比较研究（一）居住权制度概述理论上一般认为居住权是指以居住为目的，对他人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
居住权起源于罗马法，最初仅作为受遗赠人享受某种利益的事实，是作为人役权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
在渊源上，居住权产生于其它人役权之前，居住权与用益权、使用权一起构成了罗马法上完整人役权法律框架体系。
最初设立该制度的初衷在于当时“无夫权婚姻和奴隶的解放日多，每遇家长亡故，那些没有继承权又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成了问题。
因此，丈夫和家主就把一部分家产的使用权、收益权等遗赠给妻或被解放的奴隶，使他们生有所靠，老有所养。
”[1]居住权虽与用益权、使用权同属于人役权，但又有其自己的特点。
用益权是指无偿地使用、收益他人之物而不损坏或变更物的本质的权利，享有权利的人为用益权人，所有权人则被称为虚所有权人。
[2]用益权人的权利内容是按标的物原有或约定的用途使用、收益为内容的，其目的在于维持用益权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故其标的可为动产或不动产。
用益权可因用益权人的消灭或因用益权人的不适当履行义务而消灭。
使用权则是指特定的人因其个人及家庭的需要，对他人所有的物正常使用的权利。
[3]使用权人的权利义务，基本上与用益权人相同，但使用权不具有收益的权能，并且不能转移其权利。
![[案例]买卖不破租赁](https://img.taocdn.com/s1/m/e83c49c759f5f61fb7360b4c2e3f5727a5e92486.png)
［案例］买卖不破租赁1990年，李某作为承祖人与房主王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王某私房两居室，期限为__年，租金每月300元。
以后数次变更租金，至1996年，租金为每月1000元。
1996年9月21日，王某因儿子出国，急需用钱，便与孙某签订借款协议，以两居室作抵押，借款20万元。
王某到期未能还款，又与孙某协商将房屋作价20万元，冲抵债务，王某即通知李某并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
此后，孙某通知李某，该房屋已归其所有，要求李某腾房。
李某以无房可租为由，要求继续租赁。
双方发生分歧，而诉至法院。
[问题]1.原租赁合同是否继续有效_ 2.为什么王某冲抵债务时要通知李某_有何法律依据_答：1.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这在理论上称作“买卖不破租赁”。
买卖是所有权的转移，依据物权优先的原则，买卖本应破租赁。
《合同法》特别规定买卖不破租赁，则表明租赁权物权化，具有物权化的效力。
这样做更加有利于保护承租人的利益，维护租赁关系的稳定。
本案中，尽管房屋所有权人已经发生变更，但房屋租赁合同仍然有效，李某可以继续租赁该房屋。
2.《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在本案中，王某因无力还债，以租赁物冲抵债务，应通知承租人李某，因为承租人李某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相关阅读买卖不破租赁原则_合同范本曾先生在选购了一套二手房时，被前业主告知该房产已经有人承租，租期尚有九个多月才到期，曾先生以为购买了房屋后就有权随时要求承租人搬离，于是于前业主签订了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是，在与承租人交涉限期搬离的过程中，承租人提出“买卖不破租赁”的概念要求继续承租，并指责前业主和曾先生没有尊重其“优先购买权”，其有权主张曾先生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
这是在转让已经租赁的房产过程中普遍存在遍的问题，承租人所提出的“买卖不破租赁”是一项专业法律术语，具体解释为租赁房屋发生转移的场合，承租人对于该房屋的使用权，不会因为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影响，买受人仍应当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规定，此时租赁权的效力大于买卖双方的转让效力，只有当租赁期限到期时，买受人方才可以行使完整所有权。
90法治视点Nomocracy Perspecti ve“租售同权”的法律挑战“租售同权”是中国房屋买卖和租赁两大市场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向。
从“居者有其屋”到“住有所居”，从“以售为主”到“租售同权”，房屋的金融属性逐渐消退，而社会属性逐渐凸显。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简称“房住不炒”）的理念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赞誉及反响。
然而，房屋所有权和租赁权的权能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能否为了实现平等权而强行附加租赁房屋诸多社会权，仍然是一个存疑的问题。
“租售同权”的法律意涵实际上，“租售同权”只是探讨时的一个简称，在各种规范性文件中，正式使用的是“租购同权”。
“租购同权”的真实宗旨并非实现所有权和租赁权权能的绝对对等，而是努力实现两种权能背后附加的基本公共服务或福利的平等。
租购之所以不能同权，原因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教育、医疗资源的需求与现实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
在这里，我们应强调指出，“租购同权”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将基本的公共服务或福利与房产相分离，而实现房屋（不论是所有或租赁）所附加的两者资源的对等。
在某种意义上，观念上的“租售同权”只是一种关于平等的想象，而法律意义上的“租售同权”则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租售同权”的目标是保障承租人的居住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租售同权”观念的提出，已经将承租人的权利与房屋所有者的权利等而视之。
尽管其宗旨在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实际上已经将承租人能否享有与所有人同等的社会经济权利视为一个宪法问题，即平等的问题。
其次，“租售同权”的宗旨。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城镇化的加速，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涨幅惊人。
这一现象强化了房屋的金融资产属性，而弱化了房屋的居住属性。
成熟的经济体中，鉴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房屋金融衍生品的起源，一般都将经济重心转向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警示：房屋固然可以作为金融资产，但过度强调这一属性，会带来多种风险。
寻租理论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摘要】本文围绕寻租理论展开讨论，首先介绍了其起源和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接着探讨了寻租理论对资源配置和产权制度的启示，以及在中国的应用案例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最后分析了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并总结了其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制度改革的启示。
未来研究的展望也被提及，强调了寻租理论在中国的重要性和潜在影响。
通过本文的研究，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寻租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寻租理论、资源配置、产权制度、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前景、重要性、现实意义、制度改革、研究展望。
1. 引言1.1 寻租理论的起源寻租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多和约翰·贝茨·克拉克在19世纪初提出的“地租理论”。
他们认为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因此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租金获取收益。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寻租理论逐渐演变为一种广义的概念，不仅涉及土地，还包括其他资源和权力。
在现代经济学中，寻租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赖尔和加斯顿·格罗斯等人提出了“寻租者”的概念，指代利用特权或权力寻求不劳而获的个体或组织。
寻租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效率的降低。
寻租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经济学家对土地租金的研究，而在现代经济学中，寻租理论已成为分析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
通过对寻租现象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改善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2 寻租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寻租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其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效率问题的深刻理解和阐释。
寻租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参与者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寻找各种非竞争性的利益差异来获取额外的收益，从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的失灵。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现代社会，权力寻租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权力寻租是指利用权力来获取私利的行为，是权力滥用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许多国家和领域，权力寻租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对权力寻租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权力寻租现象的本质和特点，为解决权力寻租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背景中，学者们对权力寻租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
在政治层面，权力寻租往往表现为官员滥用职权、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
在经济层面，权力寻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竞争受限等问题。
在社会层面，权力寻租可能导致失信、社会不公正等问题。
权力寻租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研究意义权力寻租理论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理论指导意义：权力寻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寻租的本质和机制。
通过深入研究权力寻租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权力寻租对不同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2. 社会政策意义：研究权力寻租问题有助于政府和管理者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治理措施，防范和打击各种形式的权力寻租行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管理水平。
3. 经济发展意义：权力寻租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阻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研究权力寻租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助于加强经济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更好的成效。
4. 知识补充意义：权力寻租理论是一门综合性的理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其研究内容涵盖广泛，可以为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丰富学科理论。
研究权力寻租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社会政策意义、经济发展意义和知识补充意义，对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升管理水平和学科研究质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论合同相对性突破-->1 问题的提出在房屋租赁市场，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承租人后，承租人常常将租赁房屋转租、分租给次承租人，甚至次承租人再将租赁房屋转租、分租给下一个次承租人。
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并不直接发生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当出租人因承租人拖欠租金而解除租赁合同，次承租人不能对抗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
当租赁合同解除后，转租合同也无法继续履行，次承租人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出租人、承租人、次承租人三方所处的市场地位来看，实际占有、使用租赁房屋的次承租人处于最弱势的地位。
次承租人的利益如何保护？合同相对性能否突破？次承租人如何才能对抗出租人的合同解除权？下面，本文从一起典型的涉及转租的租赁合同纠纷案的二审判决书来试图找到答案。
1.1（2012）成民终字第4144 号租赁合同纠纷案情简介及裁判要旨文化宫接受成都市总工会的委托，全权管理文化宫电影娱乐城（负一层至三层）。
2007 年8 月16 日，文化宫与紫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文化宫电影娱乐城的房屋和设施设备出租给紫金公司，租赁期限为10 年，并约定紫金公司可以转租给第三方。
2007 年8 月18 日，紫金公司与利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文化宫电影娱乐城（一至二层，含半地下一层）出租给利丰公司，租赁期限为10 年，并约定利丰公司可以转租给第三方；租金每半年预缴一次，拖欠租金超过30 日以上或累计拖欠租金超过60日的，紫金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2007年11 月26 日，紫金公司将文化宫电影娱乐城的租赁房屋和设施设备交付给利丰公司使用。
2008 年5 月28 日，紫金公司与利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紫金公司将出租房屋中一楼南端部分（面积约180 平方米）收回，以“贝壳”部分（面积约500 平方米）作为置换出租给利丰公司。
出租人紫金公司与承租人利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承租人利丰公司又将涉案房屋转租给次承租人缤纷公司、笙歌公司、刘建国和吴光黔。
权力寻租理论文献回顾及启示权力寻租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结合。
这一理论解释了政治权力对市场竞争的扭曲作用，指出政治恶意干预将导致资源无效配置，制约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将回顾几篇关于权力寻租理论的经典文献并探讨其对中国的启示。
1. Stigler, G. J. (197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1), 3-21.Stigler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法律经济学等领域的开创人之一。
这篇文章概述了政府故意干预市场的影响，分析了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可识别为“寻租行为”，其结果是政府干预经济领域的决定往往是由于某个决策者的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
该文提出的权力寻租理论揭示了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干预如何使其成为垄断组织，并在经济上获得超额利润的本质。
Tullock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是该理论的先驱之一。
文章中，他通过分析政府的干预行为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来阐明了政府提供消费者保护，企业补贴以及减少外国进口商品等贸易保护措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他也分析了政府维持垄断和征税对经济系统的负面影响。
Shleifer主张政府掌握权力会有寻租行为，所以国有企业会倾向于利用其在法律制定和执行中的优势来寻求私人收益。
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分配上会产生与私人企业不同的结果.该文章不仅提供了国有企业的合理性问题，而且说明了私人企业的优越性和国有企业不成熟的体制。
该文用中国经验论证了中国体制内来自腐败的代价比正常税收的代价还高昂，实际上给中国的税收收入造成的负担比公开征收的税收更大。
这样合法化的权力寻租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还会使大多数人的收入更少，而腐败是一个体制性问题，会影响整个经济的生产力。
该文的启示是，政府必须坏掉寻租链条，否则他们的行为会伤害并扰乱市场，还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我国租赁权对抗力制度的理论反思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确立的租赁权对抗力制度，不论在名称、构成要件上，还是在效力、对类似案型的准用上均有若干可异议之处。
本文揭示出了其缺憾，并提供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问题的提出自租赁这种交易形态产生以来，出租人在租赁合同订立后于租期内将租赁物的所有权让与第三人的行为就时有发生。
对于此种行为，立法究竟应如何规制，乃民法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问题。
“物权对世、债权对人”是财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当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移转于第三人时，承租人只能请求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以其租赁权对抗该第三人，此即“买卖破除租赁”。
然而近世以来，基于保护承租人的考量，各国立法往往偏离上述原则而例外地规定承租人可以其租赁权对抗受让人，即租赁物所有权变动时，新所有人应继续为出租人。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的就是“买卖不破租赁”的基本原则。
该条的确立不仅为租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变动的行为建立了规则，而且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精神相适应，这有助于保障承租人的利益，因此，其立法意义不可低估。
但我国《合同法》出台以后，大陆学界少有检视该条规定的利弊得失的。
本文旨在通过运用比较法等方法对该问题进行剖析，以揭示出其存在的弊病，并提出矫正的对策。
二、“买卖不破租赁”抑或“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理论上一般将承租人得以其租赁权对抗受让租赁物所有权的第三人的现象称为“买卖不破租赁”。
然而，这一用语却仍有可议之处:首先，从租赁权对抗力制度的适用范围来看，租赁权得以对抗的，并不限于买受人，举凡从出租人处受让租赁物所有权的受赠人、互易人、受遗赠人甚至合伙人都要受租赁权的约束，在此意义上，“买卖不破租赁”，未臻精确，严格言之，宜称为“所有权之让与不破租赁”。
其次，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立法来看，租赁权发生对抗力，尚须以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移转于受让人为要件。
而租赁物所有权如何移转，是与一国所选取的物权变动模式相关的。
在采物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国家，如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除买卖、赠与等负担行为外，还需实施物权行为，并践行交付或登记的公示方法;在采债权形式主义的国家，如韩国、泰国以及我国大陆等，在买卖、赠与等合同之外，虽不需实施独立的物权行为，但需要践行交付或登记的公示方法。
因此，出租人将租赁物所有权让与第三人并不是仅指出租人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以后，又与第三人订立买卖、赠与等合同从而使该第三人取得对其出卖人、赠与人等即出租人的债权，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以后，又依据法律有关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规则，将租赁物所有权移转给该第三人。
由此可见，“买卖不破租赁”的概念并未能概括租赁权对抗力制度的实质，易使人产生误解。
对此，德国学者现在多以“让与不破租赁”相称。
在我国，《合同法》第229条并未规定“租赁物之出卖”不影响租赁，而是规定“租赁物所有权变动”不影响租赁，这样规定有其合理性—比较接近租赁权对抗力制度的实质。
据此，对这一制度忠实于我国《合同法》文本规定的称谓应是“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而不是“买卖不破租赁”。
我国学者还以“买卖不破租赁”的提法来指称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的内容，是犯了表述不周延的错误。
三、未以承租人受让租赁物的交付并占有租赁物为要件，有害于交易安全鉴于赋予租赁权以对抗力会使租赁物的受让人面临潜在的风险，世界各国立法大都严格设立租赁权发生对抗力的条件以防止受让人遭受不测的损害。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的规定，租赁物只要是在租期内发生所有权变动，即只要出租人是在租期内将租赁物的所有权让与第三人，不论出租人是否已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也不论承租人是否占有租赁物，承租人均可主张其租赁权具有对抗买受人的效力。
此规定极大地强化了租赁权的效力，确实有助于保障承租人，但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
因为若出租人尚未交付租赁物或者承租人没有占有租赁物，则从出租人处受让租赁物的第三人将无法知悉标的物上已设置租赁权的状况，这样，其势必为查验标的物上的权利状况而投入较多的查证成本，交易的顺畅进行就会受到极大的妨碍。
强调租赁物的交付的原因还在于:交付前，租赁权仅仅为一种债权请求权，作为所有人的出租人，不但有设定他物权的权利，而且也有让与租赁物所有权的权利，承租人只能通过寻求债务不履行制度获得救济，而租赁物被交付，则承租人才取得类如用益物权人的地位，此际才有强化租赁权效力的必要。
因此，赋予租赁权以对抗力应以租赁物的业已交付为前提。
基于同样的道理，承租人不仅应受领租赁物，而且还应占有租赁物，才能赋予租赁权以对抗力。
我国《合同法》仅以租赁物在租期内的所有权变动作为“不破租赁”的条件，而未明确地将出租人已经交付租赁物以及承租人占有租赁物作为赋予租赁权以对抗力的条件，因此就存在着构成要件上的不圆满性。
笔者主张，在将来修法时，在租赁权对抗力发生的要件上，即使不采纳租赁权须登记的做法，也应规定上述的交付以及占有要件。
而在修法以前，在司法实践中处理租赁物的受让人与承租人之间因租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变动而引发的纠纷时，应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将出租人未交付租赁物以及承租人未占有租赁物的情形排除在《合同法》第229条的适用范围之外，以尽可能地保障交易安全无受妨碍之虞。
四、对可发生对抗力的租赁物的范围未设限制，价值判断有失权衡从标的物的角度而言，租赁物的范围应与买卖标的物的范围相同，即应包括动产、不动产与权利。
不过，由于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因此，作为租赁合同标的物的不动产仅限于房屋，而不应包括土地所有权。
据此，在我国，租赁物主要是动产、房屋、土地使用权及其他权利。
依此看来，《合同法》第229条关于“租赁物所有权变动”的表述就存在不足了，因为它排除了租赁权在土地使用权出租之际发生对抗力的可能。
或许有人会认为《合同法》第230条将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承租人的范围限制在房屋租赁的承租人，不包括土地使用权的租赁，《合同法》第229条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出租是为了与之保持一致。
但这显然经受不住这样的洁问:为什么同样是保护承租人的措施，第229条扩及于动产，而第230条则仅限于房屋?立法者在这两种情形上似乎并无存在价值判断不一致的理由。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立法者确实要使动产承租人的租赁权取得对抗力，就没有道理不使土地使用权让与不破租赁。
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合同法》第229条仅规定“所有权”变动而未将“土地使用权”让与涵盖进来就存在着价值判断不一致的弊端。
笔者认为，《合同法》第229条所规定的租赁物的范围已过于宽泛，立法应将动产租赁排除在外，甚至应如同第230条更狭窄地将可能发生对抗力的租赁权限制在房屋租赁才更为妥当。
而“承租人”的概念所涵盖的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从住屋承租人到表演场所的承租人，再到录影带、汽车的承租人，不会都是社会经济弱者。
在租赁的各种情形中，不动产的租赁，至少在大多数情形下，确实可说涉及基本生存保障问题，不论假设承租一方为社会经济弱者，或在契约订立与履行上处于交易的弱势，都还不算离谱，而动产的承租人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各国立法关于租赁权对抗力适用条件的规定至少都以不动产租赁为限，绝少有扩及于动产的。
五、在构成要件上不强求出租人必须为租赁物的所有人，虽能圆满规制租赁物所有权让与的各种情形，但也失之过泛就出租人所出租的租赁物而言，其所有权状况可能存在两种情形，即租赁物属于出租人或不属于出租人。
当租赁物属于出租人所有时，出租人让与租赁物的所有权，有《合同法》第229条可以适用。
但是，当出租人并不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时，若作为非所有人的出租人或者真正所有人自身让与租赁物的所有权于第三人时，是否也可适用《合同法》第229条呢?一般而言，由于所有人享有物上请求权，可以追及至物之所在主张所有权，承租人不能以其租赁权与之对抗，原则上也不得以其租赁权来对抗租赁物的买受人。
因此，此种情形并不能适用《合同法》第229条的规定。
而当作为非所有人的出租人让与时，我国理论界迄今尚无探讨，实践中也未见案例。
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则已有这方面的判例。
一般认为，在所有人同意、委托出租其物、共同出租或出租人于订约后取得所有权的情形，出租人视同所有人，因此承租人可以对租赁物的买受人主张租赁权的对抗力。
不过，对此种情形下承租人的请求权基础则存在争议。
通说认为，此时应类推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25条之规定。
而最近苏永钦先生则提出有力的反对观点，认为应类推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因为租赁合同虽为负担行为，但租赁权的设定却使得租赁物所有权被科以负担，造成所有权权限的减少，从而依法能衍生一定的处分效力，对于此种衍生处分效力的负担行为即非真正处分行为，需要处分权人的同意才足以建立行为的正当性;但若无处分权人的同意，负担行为所生的处分效力仍难免发生正当性的质疑，因此，承租人可以对从出租人处受让租赁物的受让人主张租赁权继续存在。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的法意，并未将租赁权得发生对抗力限于出租人让与租赁物所有权且该出租人为租赁物所有人的情形，也就是说，上文所探讨的在我国台湾地区必须类推适用才能发生租赁权对抗力的所有人同意、委任出租、共同出租等情形，可以直接适用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的规定。
不过，由于《合同法》第229条仅笼统地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而未再作更明确的限制，却也有失之过泛的弊端。
因为，依据该规定，只要租期内租赁物所有权被让与，即无论是享有所有权的出租人抑或真正权利人让与，还是不享有所有权的出租人让与，都属于所要规范的情形，而实际上，在出租人非租赁物所有人而为让与的情形中，真正所有人让与租赁物所有权是不适用《合同法》第229条的，而出租人让与租赁物所有权也不全然适用《合同法》第229条。
因此，即使立法笼统地将“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作为租赁权发生对抗力的要件，也要对之进行限制解释或目的性限缩。
六、对“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的具体内容即效力规定不完全租赁物在租期内发生所有权变动后，由此产生的效力涉及出租人、受让人与承租人三方当事人，从而也就涉及承租人与受让人、出租人与承租人以及出租人与受让人三方面的法律关系。
对这三方面的法律关系而言，虽然因其重要性有异，从而立法规制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但立法都应设置相应的规范予以规制。
承租人与受让人的关系是体现租赁权对抗力的主要领域，凡是建立买卖或所有权让与“不破租赁”制度的立法都会规定租赁物所有权让与在这两个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特别是“租赁合同继续存在”这一效力，因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体现了所谓的“不破租赁”。
当然，受让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效力除了这一法定债的移转以外，还包括出租人的终止权是否移转于承租人、承租人有否返还押租金的义务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