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中国2010年4月（下）第83页)浅析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常婧（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730020）【摘要】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思想深处满怀着对政治的无限热情和对世界格局的无限担忧。
1981年《交往行动理论》发表，它代表了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
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
本文作者先对国内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综述，然后从交往行为的缘由、概述及合理等分析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后笔者为了更深刻的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做简单的辨析。
【关键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交往异化批判研究综述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思想家之一。
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能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
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问世以来，国内外研究他的交往理性理论的著作及论文可谓层出不穷，铺天盖地。
目前，国内研究成果主要有：曹卫东在《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中认为，哈贝马斯在建构他的交往理性过程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体系，始终都在他的关怀视野之中。
他根据哈贝马斯思想的发展轨迹，将其交往理性的建立大体分为了三个阶段—确立交往理性的活动空间、明确交往行为在生活世界中的功能及其把交往理性提高到文化现代性的高度加以阐释，最后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了文学化的解读1。
陈学明在他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一书中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进行评述，包括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及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2。
章国锋著有《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在此书中他认为，在这个形而上学批判盛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万能主义甚嚣尘上，理性、真理、主体性等遭到颠覆和解构的时代，哈贝马斯依然执着地捍卫启蒙的理性，希望用他设计的，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的一套方案来改善当今世界的现状，实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想的做法十分值得尊敬3。
欧力同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概念，是哈贝马斯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不仅摆脱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猛烈批判和断然否定的态度，而且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立，企图全面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4。
郑召利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行为理论为主线，阐述了哈贝马斯如何对批判理论进行基础重建。
通过对哈贝马斯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理论之间的深刻关联。
说明马克思哲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重要资源，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为丰富马克思交往理论、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5。
薛民认为，不能把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简单划分为“劳动”和“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把马克思的既涉及人与自然，又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劳动概念，划分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劳动”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往行为”两个概念是不合理的6。
张继武认为，哈贝马斯之所以把人的行为如此区分开来，意在说明：在一些行为领域中，实现目标占主导；而在另外一些行为领域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更为重要7。
刘怀玉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哈贝马斯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区分人类的行为，目的就在于为确立其主体间交往行动理论的合理性8。
在仔细阅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后，笔者就深刻体会到:哈贝马斯在对交往理论的阐释过程中,缺少社会生活的描述,更偏重于概念的建构。
缺少了实际生活场景的考察,隐藏了实际交往过程中的主体间的“支配”与“服从”情节,“交往行为”就会具有“乌托邦”的色彩。
一、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的缘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异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国家干预活动日益频繁,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二是工程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使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
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人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着,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
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交往行为却越来越不合理化。
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由此引起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加剧。
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控制形式,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于一种更巧妙的,借助于非政治力量的科学技术的统治。
这种新的政治控制形式既可以调和或同化与此相对立的力量,又可以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使统治者用科学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去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
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工具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
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概括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框架基本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然而理论的渊源却始于60年代的公共领域理论。
与公共领域理论不同的是,哈贝马斯的视野更为宽广,交往理论不仅限于公共领域,而且涉及到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涉及到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甚至利用它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所谓的重建。
由于论题所涉及对象的变化,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
因此,可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一种基于语言学基础的传播学。
9普通语用学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
对于何为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所谓交往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言谈与行为主体以达到理解为意向而进行的活动,其间,为了经过认同来协调其行为,行为者们寻求着达到对行动境况及其行动计划的理解。
10这就是说,交往是由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按规范进行,这些规范又决定双方的行为,且为至少两个主体所承认和理解。
正因为交往以语言为中介,所以语言学成了哈贝马斯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的一个重点。
与逻辑经验主义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关注的不是语法和句法,而是它的实际应用,即语用学。
但是哈贝马斯又不限于一般的语用学,他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交往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过程中,任何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个普遍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可以被验证(或实现),这些要求包括:(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3)由此使它自然成为可理解的;(4)达到与另外一个人的默契。
这样,语法性语句、真实的陈述、真诚的意向表达以及正确的话语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就成为理解的先决条件。
这四个有效性除第一个涉及到语言本身外,其它三个分别对应于三个不同的世界,真实性要求对应于客观世界,正确性要求对应于社会世界,真诚性要求对应于内心世界,交往活动同时和三个世界发生联系。
为了进一步解释交往的条件,哈贝马斯提出了所谓的“理想言说情境”。
理想的话语环境包含了四项条件,一个进入话语论证的人除了遵守四个有效性要求外,同时遵守这些条件,才能够真正达成共识或一致。
这些条件是:(一)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的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质疑或反驳质疑。
(二)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的权利做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有效性规范提出质疑,提供理由或者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和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
(三)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权利实施表达话语的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
因为,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为关联中的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的参与者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袒露自己的内心。
(四)每一个话语参与者都必须有同等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做出允许和禁止,做出承诺,自我辩护或者要求别人做出。
因为,只有行为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断,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应用提供保证,解除现行强制,过渡到一个独立于经验和行动的话语交往系统。
”11总之,哈贝马斯认为,有关达成理解的四个有效性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合乎理性,而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中,这种理性就体现为所有参与话语论证活动的人的权利平等,并且相互尊重。
因此,理性在这里已经成了一种道德规范,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因此被人视为交往的伦理学。
12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辨析马克思在“交往”理论中关注的是物质生产实践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交往，并且强调的是只有在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的活动中才能实现人际和谐及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同时具备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的要求，内在的包含着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协调。
在现代交往理论中，语言和信息传播在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越来越被重视，尤其在21世纪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更加凸显重要。
这是实践理论所不足的。
从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补充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中对语言交往的轻视，为交往理论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交往基础、本原性的地位和作用。
哈贝马斯也认为，哲学自产生以来，始终致力于用蕴含于理性中的原则来解释世界的总体，解释表现于现象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这种理性不是一种神秘抽象的、由精神虚构出来的纯思辨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
但他把理性看成是一切言行的主体,在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活动中的根本原则和态度，认为没有这种根本原则和态度，一切都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是有局限性的。
应该这样说：没有对理性的社会实践考察，理性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一种社会理论便会缺乏哲学的规范性基础。
这是认识论部分早已解决的问题。
因此，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要达到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实质理性水平是困难的，但其批判的视角及其对交往合理性的探索，以及语言和对话在交往中的作用的理论，丰富了交往行为理论。
把现代西方交往理论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去认识考察，会丰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理解。
尽管在西方和我国学界有人把哈马贝斯交往理论评价为乌托邦的倾向，但正如哈马贝斯自己所言：乌托邦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