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地理的历史变迁——从中国思想家的地域分布谈起

思想地理的历史变迁——从中国思想家的地域分布谈起作者：金鑫荣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7.6来源日期：2008-1-24摘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273位传主为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思想史的时空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样本，通过对其梳理，可以发现中国思想地理呈现的不对称性，可以勾画华夏主流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次南移的历史轨迹，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岭南及边疆地区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担当了不同的文化权重和角色。

南宋靖康元年(1126)和鸦片战争(1840)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则可以作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文化地理分际线，通过宏观叙事和经纬结合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时空转换过程中中国思想地理的历史递嬗和变迁。

关键词：思想家；文化地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文化具有民族特性，同时也具有区域地理特征。

“地图就像是字典”，房龙道出了区域地理对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民族形式上的差异即物质文化上的差异，同时也关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而正是思想观念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

”华夏文化正是在这样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孕育、发展，共同衍进，构建起我们民族的文化基石。

一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思想家无疑是民族文化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智慧的一种集体释放，更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手。

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就把思想史看成唯一的历史，并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孔孟之学、老庄之道，但要对中国思想地理的历史变迁有所了解，我们不妨从中国思想家的区域分布着手--它可以让我们对思想发展的地理特征有一个感性的体验，从而描摹出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地图。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匡亚明先生担当了这样的历史守望者，把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过的话落到了实处，孜孜矻矻，穷20年之力，主编出版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该丛书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273位，在撰写过程中整合为200部著作出版，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

它不但集合了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把文学、文献、科学、军事、宗教、政治等领域内我国文化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汇集到思想家的行列中以壮行色。

它是总结中华传统思想的集大成式的史传著述，也是记叙中华灿烂民族文化、俯瞰中华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一部文化史纲。

而这273位传主的时空分布也为我们宏观考察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和样本。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当然远不止这273位，但这273位却是最具代表性的，以此为样本的分析，也许是具有启发性的，本文即以此为论述的基点，试图对中国的思想地理作一个历史的梳理和发现。

从这273位思想家的区域分布上，约略可以展示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路线图”。

为此，我们可以像文明史地图一样，将中国思想史划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岭南地区这三大主要区域，它们构建起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文化。

依循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文明史的起源和发展往往集中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上，如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美索不达尼亚的两河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中华文明则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发展递进到长江流域、岭南及边疆地区。

中国的思想史地图与中国文明史地图是合一的，呈现从北到南的梯度发展形态，它们共同拱卫而成为伟大的华夏思想文明。

当然，“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是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

这三大主要区域的中国思想史的组成，正是我们当今阅读的“文本”。

从思想史的发展概要而言，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主流，几千年来由后世学者不断修正补充，已成为当今世界主体思想文明的重要构成；梁启超曾谓：“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而经学、理学和考证之学，只是对传统儒学的阐述与补充，从属于儒学的总体范畴；佛道思想，虽也盛于一时，终究不能与儒学相抗衡。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思想史就是一部儒学思想发展史。

只是到了晚清至近代，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身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梁启超语)的严峻时势才促使思想家们提出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反思，进而初步接受西方近现代的民主科学思想。

从中国思想史的时序发展上，我们大致可以按三个历史时段作为区分，即春秋战国至北宋(前770 - 1126)、南宋至明清(1126 - 1840)、晚清至近代(1840 - 1911)。

靖康元年(1126)南宋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南移发生质的转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搅动了封建帝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

因此我们把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时序的区隔。

理由是，虽然中原文化的南移肇始于南北朝，特别是南朝时期，但大规模的文化南移则是随着南宋政权、人口的迁移而完成的。

儒学的中兴和理学的昌盛发生在南宋时期，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当作一条显豁的文化地理分际线。

从此，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正式转移到长江流域。

明清时期的两湖、江浙和闽西北地区理所当然地担当起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任。

文明的演进激发出思想的硕果，使得明清时期的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重镇。

与此同时，原来历史上属于蛮荒瘴疠之地的岭南地区慢慢浮出文化的水面。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催醒了士人们的前朝残梦，海禁的开放、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华侨的奥援使得岭南地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开放的摇篮，由晚清至近代，岭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思想家们联手对百孔千疮的老大帝国提出了许多救治的“药方”，而又以岭南地区的思想家(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影响为巨。

从这三个历史时段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思想的发展并逐次南移的过程。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问题，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传主为例，对这三大主要区域之间的演进过程按此时段作了下列展示：表1 中国思想家时空分布统计表单位：人说明： 1. 黄河流域主要包括当今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区，也列入今河北地区；长江流域则包括当今的四川、两湖(湖南、湖北) 、安徽、江浙、上海，闽西北地区也归属于此；岭南地区包括今两广、海南。

2. 边疆地区则包括当今的三北地区、云贵、西藏、台湾地区。

3. 表内统计数字包括传主的籍贯和活动区域。

同一区域内传主不重复计，在不同区域则另计。

如孙中山籍贯是广东人，在岭南区域计为1人；而又曾活动于长江流域的江苏(南京) ，则又可计入此区域(1人) 。

表1针对《中国思想家评传》273位思想家所作的大致统计，只欲说明一种思想发展趋势。

由此可以清晰地展示这三大主要区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担当的不同角色。

它们不同的文化“权重”是与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并行的。

从表1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从春秋到北宋占据了思想史发展的主流地位，计有91位传主，中国思想史上许多“重量”级的大家包含其中，黄河流域自然就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渊源地。

其中又以豫西南和山东的大部分为多，两地相加共有68位，这两地是北宋以前黄河流域思想家的主要活动区域。

就像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800年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麦锡尼文明一样，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思想产生的渊薮之地，我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集中在这里，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西汉及其后的贾谊、王弼、何晏、董仲舒、司马光、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

孔孟思想发展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思想文化的主流，它所表达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和“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构建起儒士的人生标杆，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则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体系；老庄哲学以它的旷达逸世、洒脱不羁成为历代士人的心灵栖园，“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则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一极；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和“尚同”的治国理念，被梁启超认为可以媲美西哲亚里士多德、培根、穆勒，梁氏甚至断言：“今欲救亡，厥惟墨学”；孙武的军事思想则成为后世军事家们建功立业的不二法典？？。

其时长江流域的思想家只有27位，与黄河流域相比有很大的落差，且主要集中在如今的江浙一带(偏北的苏皖交界和今浙南地区) ，如萧何、刘向、葛洪、陶弘景、刘知几、鉴真、陆挚、陈亮、叶适等，说明长江流域此时还没有走上中国思想史的前台，但也已显露端倪。

岭南地区只有1人(慧能，南海人，唐高僧) ，可见其时岭南的经济和思想文化尚待启蒙。

二毫无疑问，战国时代是一个理智昌明的时代，儒者、墨者和道者分别显示了理智的三个趋向。

一是道德意味极突出的，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它呼吁人们维护内心的尊严、平静和崇高；一是实用色彩强烈的，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它指引人们设法维护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庶和个人的生存；在此而外，还有以精神超越与人生永恒为追寻目标的，以反智倾向出现的理智，它试图在社会压力下保护个体生存和精神自由。

关于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历代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但从现有的古文字材料来看，当以殷商的甲骨文为最早。

殷商部虽屡次迁移，但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今河南省偏东一带。

殷商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今山东、河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及今苏皖北部一些地方。

至于孔子服膺的周族(“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到周武王灭殷并征服东方的殷文化区，建立了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周王朝。

周朝建立以后，在文化上曾竭力学习和吸收殷商文化，所谓“周因于殷礼”。

周朝建立以后，其都城镐京所在的关中地区自然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发展中心。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基本描写的就是这一地区。

许多著名的青铜器，也多出于此。

可以说在整个西周时代，关中地区是当时新的文化中心。

从春秋到战国，这个文化繁荣的地区稍有扩大，但仍偏于当时中国的东部地区。

秦始皇吞并六国，实行摧残文化的“焚书坑儒”，但原来是文化最发达的齐楚旧地，由于距秦的统治中心较远，文化的元气得以保留。

如陆贾是楚人，稍后出现的儒家经典的传授者如申培是鲁人，伏生为济南人，枚乘为淮阴(今江苏)人，邹阳为齐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

而随着诸侯王国势力的削弱，当时的长安成为全国的文化艺术中心，也成为思想的中心，主要的思想家有桑弘羊、司马迁、刘向、歆父子、扬雄等。

不过，关中地区在文化思想方面随着西汉的灭亡和光武帝的迁都洛阳而发生变化。

关中地区许多名门望族、学者武士纷纷被迫东向南下，尤以今河南、山东、安徽等东部地区为多，其他地区则有豫西南部，湖北、四川，乃至南方的江浙等地区，主要思想家有贾谊(今河南洛阳东)、董仲舒(今河北景县)、刘安(今江苏丰县)、桑弘羊(今河南洛阳东)、刘向(今江苏沛县)、京房(今河南清丰西南)、扬雄(蜀郡成都，今四川)、桓谭(今安徽濉溪县西北)、王充(会稽上虞，今浙江)、张衡(今河南南阳)、何休(任城樊人，今山东兖州西南)、张仲景(今河南南阳) ？？这种文化的“东向南下”趋势随着东汉政权的覆灭，曹魏政权的建立更为凸显，并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