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1108027 11级法英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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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的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韩桓惠王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嬴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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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恶论——韩非法律思想的基础
韩非子通过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加以分析，得出“性恶”的论断，为了弥补人性的这种缺陷，继而提出“厚赏重罚"的法治思想，用法的手段来限制、阻击人性恶的膨胀，最终达到韩非“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所以性恶论是韩非哲学的基础。
韩非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人皆好利恶害，“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就是说好利恶害是每个人的自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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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私自利的人性
他认为这种关系都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人性导致人与人之间无情无义，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非亲非故的人了。韩非从他的举例来引申他的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无不出于自私自利的人性使然，他用这种偏激的言论阐释自己的人性论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对子女采取功利的态度，也并非所有的妻子都想杀害自己的丈夫。然而，韩非这种犀利的言辞具有当头棒喝、令人猛醒的功效，使得这事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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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韩非的人性自利的观点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自有其合理之处，根据这一理论处理事情，往往能够取得成效。韩非谈人性自利并不是放任唯利是图而不予理睬，他在谈论人性自利的同时也提出要遏制不义的私欲，其目的是利用人性的这种弱点，采取相应的手段加以控制，使人们依照统治者的政策和法律来约束自己，作为处事的行为准则，避免国家陷入混乱和危难之中。韩非基于“性恶”的论断，提出限制这种人性的方法：一是利用法治来限制人的私欲，即“必罚以禁邪"回：二是根据互利的原则引导自利的人性走上正轨，即“以利之为心’’。严格的法治能够有效地抑制人性恶的膨胀，使人们考虑到犯恶的后果，以至于不敢作奸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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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之道
法家重视法、术、势。其中“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利，“术"指君
主的御官吏权术。这些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是君主维持其统治的手段。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韩非认识到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的弊病，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他看到商鞅只讲“法”不讲“术”的弊端，指出商鞅之治秦，虽有法以致富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助人臣而已矣。”以至于“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因此，韩非指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这说明没有成文的、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成文的法令，君主不采取统治官吏的“术"，就不能有效地防止臣下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这样对君主的专制集权是大大不利的。韩非称法令为“名"，依照法令进行赏罚，称之为“刑”。他强调法令是赏罚的标准，“名”是“刑’’的根据，“刑”必须合乎“名”，“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这就是韩非的“刑名之术”。韩非提出有利于政权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法。他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关于法的定义，指出了法是由官府制定的行为准则，守法奖励，违法重罚，法令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或法律概念内涵相差无几。韩非把作为地主阶级统治工具的法宣布为全社会必须遵循的标准，谁违反了法令谁就应当受到重罚，乃至极刑。“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之?"从而树立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
“术’’是韩非法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其“法”的具体化。
韩非认为，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中央集权，不但需要“法”，同时需要“术’’。韩非对“术"下的一个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固。韩非所指的术，主要就是这种君主驾驭群臣的统治术，强调的仍是御臣。除此之外，他还讲到立法之术、执法之术和外交之术等。“术"是君主依据“法”来控制官吏的手段，因此“术"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即“术者，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这与法的“编著之图籍"不同。按照他的说法，有了“术"，就可以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便国君掌控政权。由于韩非认为，人与人的关系皆为利害关系，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皆挟自为之心”“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与臣下之间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双方在利害关系上必然不能一致，正所谓“君臣不同道"@，“臣主之异利’’凹，“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因此在韩非看来，君主要想使臣下更好地为自己效命，心甘情愿地执行君主制定的政策法令，就不能仅仅凭借臣下的自觉，而是依靠君主的“术’’来驾驭，“入主者不操术，则威势轻，而臣擅名"¨。在韩非看来，术对于君主的统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韩非认为，法和术有着密切联系“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
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①。在封建王朝，君主代表着国家，法和术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