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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12-16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9Y B A 005)作者简介:刘 彬(1974-),男,湖南长沙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勒菲弗尔操控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刘 彬(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摘 要:建国初17年间(1949)1966),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
这一时期经历了从主要译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到广泛引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古典和经典英美文学作品及亚非拉反殖民主义作品的过程。
从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等因素来看,在当时翻译政策和文艺思想指导下引入的外国文学作品对于巩固新生共和国政权、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赞助人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 (2010)04-0093-050.引言对于建国17年(1949)1966)的文学成就,许多当代文学评论家都认为没有太多评论的价值。
德国汉学家顾彬(W 1Kubin)曾说道:/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
0(2008:12)在国内,丁帆、王世沉认为,建国后27年文学(包括文革10年)缺乏现代性元素。
(1999:58)笔者认为,翻译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途径,译介则是促进本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1949至1966年这17年间文学译介的发展过程长期以来未被论及,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许多人误以为17年没有什么文学译介或译介成就不大;二是以为17年文学译介完全意识形态化了,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方长安,2002:79)本文运用勒菲弗尔翻译即操控的宏观理论,研究建国后17年的文学翻译状况,用实证的观点来探讨该时期的基本倾向,客观地描述其中的特色和取得的成就,认为全球本土化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必然趋势。
文化研究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之红色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研究——以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例王江波（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张家界 427000）摘 要：翻译诗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理论，它突破了“纯语言学途径”，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从诗学视角解读翻译作品的新途径。
毛泽东诗词思想深刻、意境高远，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经典之作，蕴含了优秀的红色文化基因，其对外传播影响深远。
本文以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从翻译诗学“形式与内容、整体性原则以及文学系统”三大核心概念出发，对毛泽东诗词的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探讨中国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的具体原则和诗学内涵。
关键词：翻译诗学；毛泽东诗词；红色文化翻译；对外传播一、引言翻译诗学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袁莜一、许钧，1995)它是文学翻译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旨在运用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来进行翻译研究，主要包括“形式与内容、整体性原则以及文学系统”这三大核心概念。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优秀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富有较强的创造性，它意境雄浑壮阔，笔力豪劲，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诗歌史上的丰碑。
”（臧克家，2005）毛泽东诗词充满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是中国红色革命和建设艰辛历程的艺术再现，弘扬了中国优秀红色文化，在对外传播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许渊冲《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翻译诗学理论，从其三大核心概念出发，对诗中的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探讨中国红色文化翻译及对外传播的原则与内涵，以期为中国红色文化作品翻译提供参考，促进中国优秀红色文化走向世界。
二、翻译诗学理论概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已从语言视角转变为文学、文化、诗学、哲学、美学以及生态学的多视角研究。
目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主要的范式。
翻译诗学理论正是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理论，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从诗学角度解读翻译文化作品的新方法，拓展了翻译的文化研究。
［摘要］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体现了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影响和传承。
同样，一部译作在语言文化、作品风格以及思想内涵上也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本文以《简?爱》两个译本为例，欲从西方诗学中历史性的角度来阐明文学作品复译的必要性。
［关键词］西方诗学梅肖尼克历史性复译文学翻译［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1－0026－02文学翻译中的“历史性”由两部分组成，原文本的历史性和译本的历史性。
原文本是时代的产物，而译本同样也在语言文化、作品风格以及思想内涵上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近年来人们对译本历史性的研究逐渐重视，特别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分析作品的历史性。
而诗学角度下的历史原则却一直没受到重视。
本文以《简?爱》两个译本为例，欲从西方诗学中历史性的角度来阐明文学作品复译的必要性。
一、西方诗学《诗学》诗学是一个颇为古老的概念了。
谈及诗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一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原则阐述了他本人的美学思想。
“诗学”这个名称就大致这样延续下来。
在文学理论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影响了日后整个欧洲的文学乃至文艺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是对客观自然和生活的“摹仿”，当然，这种“摹仿”绝非自然和生活的“翻版”，而是“通过人的创造，对事物规律性的一种掌握”。
同时他还认为“创作的实践和伦理的实践不同，伦理的实践目的只在于实践本身，创作实践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产品。
诗创作的目的和价值在诗篇中”。
法国诗人、语言学家、翻译家亨利.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痕迹。
在谈到翻译和创作的关系时，梅肖尼克继承了这种“通过人的创造，对事物规律性的掌握”的观点，并且给出自己对翻译的解释。
翻译绝对一种“复制品”，它是一种创作，是一种和实践密切相关联的创作，它“不是一种实用的语言学”。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一书在第五章“‘翻译诗学’理论”中介绍了《诗学――创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
“讽刺”与“魔幻”的翻译莫言是当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之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远销海外。
1993年,莫言发表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该书借助“酒”,描绘了中国的官场生态,抨击了官场的腐败。
2000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杜特莱(No?l Dutrait)将《酒国》译成法文,由瑟伊出版社(la Seuil)出版。
一经出版,在法国获得很大成功,并于同年获得法国最佳外国文学奖“儒尔·巴泰庸”奖(Prix Laure-Bataillon)。
2004年,观点出版社(Le point)推出此书的袖珍版。
《酒国》被法国媒体誉为“小说中的小说”,而且由法国汉语教师协会投票,入选“在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十部中国书籍”。
《酒国》法译本的成功,引起西方其他国家对该作品的关注,这部作品先后被译为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俄语。
《酒国》之所以能在国外得到关注和认可,既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相关,也离不开译者的功劳。
《酒国》是莫言全力打造的一部将现实批判锋芒推向极致,并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的长篇力作。
“讽刺”与“魔幻”是作品的两大特点。
作者使用了比喻、夸张、俗语以及叙事文体的变换、魔幻意象的塑造等来传达这种效果,这无疑给翻译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我们发现译者杜特莱在处理这些差异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为读者展现原作的特色,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因此,研究《酒国》法译本“讽刺”与“魔幻”的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为中国当代讽刺小说的外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文共分为四章。
在第一章中,首先介绍《酒国》的文本特色,重点是“讽刺”和“魔幻”两大特点的介绍,并简要说明这部作品的写作背景、主题和文本价值;其次,运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介绍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历程,重点介绍《酒国》在法国的接受情况。
在第二章中,运用文本对比的方法,分析法译本中“讽刺”的翻译方法:具体从比喻、夸张和俗语的翻译效果展开分析。
翻译风格浅谈——以《红与黑》译本为例摘要：风格是一部作品的神韵所在，所以再现原文风格是译者应该也必须追求的目标。
首先，译者应完全把握原作的风格；其次，在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原作的风格之间，译者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以期在“信”的基础上，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
关键词：风格再现，《红与黑》，比较研究一、何谓风格在《翻译概论》一书中，许钧先生将风格归结为“神”的概念：“‘神’在许多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的笔下，又往往可与如下的说法联系在一起：精神、神韵、味、原旨、意义、气势、风格等等”1。
每一位作家的叙述风格都不尽相同，如梅里美的明快流畅，巴尔扎克的气势恢宏。
这些风格构成了作家的独特印记，也是读者辨识他们的标杆。
译界的各个译者对风格的体会和把握见仁见智。
翻译界前辈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2这里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风味”，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风格。
傅雷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提到了“原文的风格”，他对林以亮说：“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象淡水一样。
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3这就是为什么傅雷这么要求自己：“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
第一要求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
”4一位负责任的译者，唯有在完全把握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再进行翻译，才能称得上对原作的尊重，才有可能延续原作的生命。
许渊冲在风格重现上强调“再创造论”，他认为再创造的译文可以传达原作的风格，使人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美感享受。
摘要：翻译研究中，“历史性”概念的引入为某些翻译活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本文简单梳理了翻译“历史性”理论的发展，对《福尔摩斯探案―驼背人》的1896年和1981年的比较特殊的两个译本进行社会背景的比照和语言、文体、文化阐释等的动态解析。
透过“历史”的视角结合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分析与描写，对翻译活动的解释是可能的；关注译作的“历史性”使得翻译批评更趋于合理。
关键词：翻译；历史性；翻译活动；解释；侦探小说作者简介：张菁（1979-），女，上海市人，汉族，讲师，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3一、绪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日益深化，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看法也从单一趋向多元与多维。
虽然汇聚各派理论，可以得出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研究翻译最终必然要聚焦到文本、即原作与译作的比较与分析上。
由此，围绕原作与译作又生出各种疑惑、各种争论：比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性问题”，“怎样才算‘忠实’”、“如何衡量‘忠实’”；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又出现了“如译作是原作的再现，是否其价值就不如原作了呢”、“复译现象是否表明原译没有完美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采”……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研究者，对此形成的思考和解答也是形形色色、各方各面的，这也体现了理论上去芜取精的进化过程。
其中“历史性”这个哲学概念的引入，对以上困顿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拨开了一些迷雾，“因为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放弃许多绝对化的观念而对翻译史上的各种现象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许钧等，2004：82）。
因此，本文拟从翻译“历史性”的角度，用《福尔摩斯探案―驼背人》的部分最初中文译本（张坤德译，于1896年刊于《时务报》）与1981年群众人民出版社李家云的译文及原作，从社会时代背景和文体、语言等进行比较分析，窥探历史的演变对翻译的影响。
2021.06新纪实·文化传播90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父亲奥托·普拉斯来自德国，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他对普拉斯要求非常严格。
普拉斯八岁时，父亲逝世，给普拉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对她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爸爸》是普拉斯与丈夫分居后，在她自杀前写成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失去父亲的愤怒女孩，她将父亲与各种恐怖的形象类比，称父亲为纳粹、法西斯、吸血鬼等，女孩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在诗的最后，她终于从父亲的暴虐中解脱出来。
这首诗反映了普拉斯对父亲矛盾的情感，它已成为普拉斯最杰出的诗歌之一，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被广泛引用的诗歌之一，被视为反父权制的重要作品，为早期女权主义敲响了警钟，背后的典故和寓意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不可否认，西尔维娅·普拉斯在诗坛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位杰出的自白派诗人，学者对她诗歌的研究不胜其数。
然而，目前有关普拉斯的研究多集中在诗歌中反映的死亡和女性主义方面，而对翻译的研究较少。
国内对《爸爸》的翻译研究角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采用尤金·奈达著名的功能对等理论进行分析，另一个是采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进行分析。
近年来，翻译诗学在诗歌翻译研究中逐渐兴起，为了丰富对普拉斯诗歌的研究，本文将从“翻译诗学”（translation poetics ）的视角进行研究。
一、理论框架“翻译诗学”一直是国内外评论家和翻译家们讨论的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在西方，已经有不少学者对翻译诗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重要的专著，如亨利·梅肖尼克、安德烈·勒菲弗尔、威利斯·巴恩斯通等。
亨利·梅肖尼克主要对奈达的翻译理论进行了批判，随后提出了翻译诗学理论。
他强调，翻译诗学是研究“语言单位”的研究，而不是研究翻译中简单词语的转换。
勒菲弗尔将翻译诗学纳入了他著名的重写（rewriting ）理论。
梅肖尼克翻译思想探究——《翻译的伦理与政治》评介傅晓玲程晓昆中山大学摘要：《翻译的伦理与政治》总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亨利•梅肖尼克作为诗人、翻译家、批评思想家对于翻译的独特思考。
本文旨在简约介绍梅肖尼克翻译的伦理与政治、翻译的节奏、翻译的历史性核心思想，分析其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渊源与特征。
关键词：梅肖尼克；伦理；节奏；历史性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3X（2013）01-0060-04一、引言《翻译的伦理与政治》是法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文论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2007年的一部重要著作。
两年后，即2009年，这位法国杰出的翻译家、翻译思想家、诗人、语言学家、文论家溘然长逝。
又两年后，2011年，该书英文版（Ethics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ng）由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加拿大肯髙迪亚大学布朗热（Pier-Pascale Boulanger）教授承担了该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
中国翻译学界最早是从袁筱一和许钧的《”翻译诗学”辨》（袁筱一、许钧，1995）—文中看到梅肖尼克的大名和他精辟的翻译见解的，但那时他的作品还没有译成英文，英语翻译界的学者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了解这位学者的翻译思想。
承蒙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的高效运作，这部2007年的新作，这么快就翻译成英文并得以出版，从而使以英语为阅读语言的翻译学研究的读者可以在差不多第一时间里了解这位著名翻译思想家的最新的、也是最后的思想。
按照为该书作序的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现代文化研究会主席瑙斯（Alexis Nuselovici, Nouss为其笔名）的说法，”我们是该思考一下梅肖尼克了”。
（Meschonnic,2011：1）作为法语翻译界精通希伯来、希腊和拉丁文久负盛名的学者，梅肖尼克的理论著述一直颇丰。
初以翻译旧约圣经的《五卷》出名，后以《诗学——创作认识与翻译诗学》、《翻译诗学》和《节奏批评》等奠定了他在法国作为文论家、翻译理论家独树一帜的显赫地位。
《翻译的伦理与政治》可以视为《翻译诗学》的续篇。
该作总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梅肖尼克作为诗人、翻译家、批评思想家的主要核心思想。
继《翻译诗学》之后，他将研究重心转向翻译的节奏和翻译的伦理问题，认为符合伦理的翻译要求译者能够倾听到各种节奏。
他关注文化问题对翻译研究的冲击与影响，认为无法倾听到语言节奏的译者一定是因为文化传播的原因而引起的失聪。
他极力反对用诠释学的方法来解释语言符号的二元观，反对将能指与所指用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标签截然隔离开来，主张诗学翻译，阐释了什么是语言意义的翻译并如何做到语言意义的翻译。
最后，他肯定了翻译在建立欧洲多元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
二、内容简介全书十六章，就内容而言，可粗略划分为四大板块，第一，翻译伦理（第一章至第三章）、第二，翻译评论（第四章至第八章）、第三，宗教文本翻译（第九章至第十三章）、第四，翻译节奏（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
在这四个板块中，诗学、伦理、节奏等翻译理念常常纠结融合、扑朔迷离，交织于一起，从中可以看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哲学和语言学思想对作者的影响。
各章篇幅长短不一，语言表达哲理思辨，忽而言简意赅忽而晦湿难懂，从而形成作者奇特独立、特色斐然的著述风格。
本文拟从翻译的伦理与政治，翻译的节奏性、翻译的历史性这三个最能代表作者思想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入口，走进梅肖尼克的译学世界。
三、翻译的伦理与政治20世纪后半叶，西方各国涌现出一批新的翻译学观点和翻译学流派，如翻译等值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
20世纪70至80年代间，一批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Deleuze）、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提出翻译的”不可译论”。
这批解构主义大家的思想相继进入美国，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国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对诸如忠实和等值之类传统概念作出回应，对曾经在80年代对翻译研究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实证主义作出回应，翻译理论越来越多地关注伦理和政治问题。
在这色彩缤纷的翻译理论景观中，梅肖尼克这朵奇葩在英语世界却鲜为人知。
继语言和文化重心转向之后，梅肖尼克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探讨翻译理论。
早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他特别专注对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翻译认识论问题等的批判性研究。
1970年和1973年的《诗学》可视为他的后结构主义代表作，而1988年的《诗学与政治：圆桌对话》（Meschonnic，1988a）的论文可视为他对翻译的伦理与政治研究的开始。
与其他学者合作，他清晰地解释了诗学、伦理政治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贝代蒂（Gabriella Bedetti）高度赞扬此文见解独特，将其译成英文并正式发表于《新文学史》。
《翻译的伦理与政治》第一章”翻译的伦理”首先诠释语言与伦理的关系。
开篇语即是”翻译伦理首先意味着语言伦理。
而语言伦理则意味着将语言理论视为一个整体，即霍克海默（Horkheimer）式的批评理论”（Meschonnic,2011：35）。
所谓霍克海默式的批评理论就是一种横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各领域的跨学科批评理论。
梅肖尼克所主张的语言伦理反对当前对理性和学科所做的异质性范畴（heterogeneous categories）区分，即语言只能由语言学家来研究，文学只能由文学理论家来研究，哲学只能由哲学家来研究。
按照这种学科分类，伦理只能由伦理学家来研究，政治哲学也只能由政治哲学领域专家来研究了，从专业到专业，以此类推。
梅肖尼克认为：”根据我的定义，伦理并不是一种社会责任，而是某一主体的追求，该主体努力通过其活动来构建自身。
但是该主体的活动也正是另一主体用以构建自身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语言的一种存在，该主体便是伦理与诗学的不可分割的混合体。
如此，语言伦理涉及到语言的方方面面，涉及到芸芸众生，也正因为如此，伦理就是政治。
”（同上：35）他进一步指出，”伦理，是一个行为问题。
既指向自己，又指向他人。
伦理既是自己针对自己所做之事，也是针对他人所做之事。
伦理就是采取行动，创造价值。
”（同上：45）在梅肖尼克看来，不仅”伦理就是政治”，而且”诗学也是一种伦理，一首诗就是一个伦理行为，因为它对主体，即写这首诗和读这首诗的主体进行了转换”（同上：36）。
他认为，目前翻译伦理的概念总的来说仍然含糊不清，仍习惯性地停留在道德层面，拘泥于翻译忠诚、译者自我消除（self-effacement）之类的说教及行为规范。
尽管这些行为规范是基本的和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同上：37）。
第二章”仅有行为规范还不够”主要针对皮姆在其《论译者的伦理》（Pym,1997）中提出的翻译观点进行评论。
他显然不太认同皮姆从跨文化、社会道德和商业标准的角度对翻译伦理的界定。
第一，皮姆首先定位翻译伦理是指在源语或译语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体现伦理的问题，即以源语为目的的翻译应侧重作品，以译语为目的的翻译则应注重交际行为。
皮姆为了表示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决裂，他首先提出”该不该译”的问题。
梅肖尼克认为皮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为什么”和”为谁”转向”如何”，而这些”内容的伦理”（Meschonnic, 2011：39）,即该不该译的问题，是抽象的，不考虑内容是什么，因而不属于翻译的讨论范畴。
皮姆通过”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的原则”（同上）企图寻求一种妥协，即”伦理是以译者为中心的，伦理不能判断翻译作品”（同上）。
梅肖尼克认为皮姆走进了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挂:释学胡同，陷入了”非此即彼”（同上）的传统二元对立之中，与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是做阐释者还是做演说者”、奈达（EugeneNida）的”是形式等值还是动态等值”如出一辙，没有任何新意（同上）。
第二，皮姆用”译者的身份”（同上）甚至”外交豁免权”（同上：41）等概念解释译者的伦理。
梅肖尼克认为皮姆是在一些陈词滥调中迷失了方向。
皮姆认为，从”跨文化伦理”（同上）的角度看，译者是担负着责任的，这个责任被他视为是”伦理的基础”（同上）。
而在梅肖尼克看来，皮姆所定义的伦理是良心与理智的伦理，属于社会道德范畴，与翻译伦理毫无关系。
第三，皮姆把翻译过程比作服务，把译者提供的翻译产品比作商品，译者的责任依赖于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运作，因此，文本的转换才能”令人满意、有利可图、有时是必要的”（同上：41）。
梅肖尼克认为皮姆的翻译伦理是基于”商业标准”（同上），没能解决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分裂关系。
这不是翻译伦理，只是市场简化法。
梅肖尼克认为，”他（皮姆）对当代诗学似乎一无所知”（同上：40），而在梅肖尼克看来，翻译的伦理批评离不开诗学，不懂诗学，便无以对翻译做出合理的伦理评价。
他指出，我们思考语言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思考诗学和作为诗学的政治，而并不仅仅是拿诗学作为一个起点。
在此，翻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尽管在目前，翻译的伦理和政治，翻译的政治伦理，都还只是个乌托邦（同上：42）。
于是，梅肖尼克在第三章里呼吁亟需建立语言伦理和翻译伦理。
他认为伦理是一个行为问题。
这个行为要么针对自己，要么针对他人。
伦理就是采取行动，创造价值。
价值就是主体，主体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使自己成为主体；其二，视其他人也为主体。
如果主体就是生命的价值之所在，那就只能存在一个主体。
他认为，伦理与道德不同；伦理包含着一套清规戒律、区分善恶的社会准则（同上：45）。
四、翻译的节奏性节奏理论的研究是梅肖尼克半个世纪通过诗歌和圣经翻译的实践对翻译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早在1970年，在《五卷》（Les cinq rouleaux）和《诗学》（Pour la poetique）两本著作中，梅肖尼克就提出翻译的节奏和历史性（historicity）的概念。
1973年，《诗学^一创作认识与翻译诗学》（Pour la Poetique II : Epistemologie de Iecriture, poetique de la traduction）再次出版，标志着他的诗学节奏研究逐渐深入。
在《节奏与生命》（Meschonnic，1988a;1990）的专著中，他继续探讨翻译节奏和历史性问题。
2005年，梅肖尼克与其弟子德松（G6rard Dessons）合著《节奏原理》，再次全面考证和分析节奏的本质及意义（曹丹红，201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