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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从《三侠五义》看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变化李艳１，刘政１，岳超群２，张岩龙３（１．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２５；２．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３４；３．西丰第一高级中学，辽宁铁岭１１２４００）侠义小说是中国大众侠义精神的文化表现物。
寄托了底层人民对社会公正、正义的愿望。
一代代的侠义小说（主要从唐代开始）所记载的侠义精神，不断丰富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反过来，侠义小说也是大众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这反映了平民百姓或优或劣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
侠义小说发展到了清代，愈来愈带上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高雅的文人趣味逐渐退出主流，取而代之的是流行审美眼光以及大众文化精神。
侠义与公案合流，《三侠五义》横空出世，成为此类型的代表作。
如果说，前代的侠义文学多为单篇论文或侠客单像的形式，那么这部小说及其续书更像是部专著，塑造的是民众理想中的侠客群像。
伴随着这一类型的真正成形，原先从《史记》和历代游侠诗篇、唐宋传奇、宋元话本甚至元明戏曲中那独立于世、狂妄不羁、极富个性的侠客形象逐渐消失了。
下面我们就以《三侠五义》等清代的侠义小说为例，分析一下这些侠客的形象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侠士的职责发生了变化。
在清代之前，侠客大多是独立于世、我行我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形象，他们完全没有什么职责可言，完全是由着自己的性情来行事的。
但是，侠义小说发展到了晚清，产生了新的结构和意义组合。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走向了合流，出现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小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优秀的作品。
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义士已经走出了草莽，走进了官府的殿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朝廷的封赏。
比如，南侠展昭、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都是在包公的贤德感召之下投奔于他，受他差遣，为他办事。
发展到此，这些侠士身上的职责性就越来越浓厚了，他们在包公的带领下同邪恶的势力作斗争，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者：郑怡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7年第05期【提要】传奇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人心中向往的侠客人士，在中唐之前，侠客形象仅仅只是陪衬，随着时代政治文化及宗教等的影响，尚义任侠也成为时代潮流，也使得侠客形象渐渐发展为主题，从而对后世武侠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就以明清之前的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对其形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传奇小说侠客形象具体分析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最早出现“侠”的概念。
而司马迁也是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侠”正名，他认为侠具有“言必行，行必果”、“赴士之困厄”等精神品质，也由此表现秦汉时期，游侠风行。
自此之后，历代都有出现一些风云人物，侠客也俨然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标新立异的形象。
文人也将侠客形象愈加彰显，文与武之间的相遇交融与辉映，使得中国侠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代“武侠”形象塑造的良好典范。
一、传奇小说的演变历程侠客，作为小说里最受欢迎的人物形象，从先秦起就有侠客之士，比如荆轲刺秦的复仇行为，这种对后世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但在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就只能从唐代开始说起，因为传奇小说产生于早唐，传奇小说的逐渐发展，也为侠客形象做出了卓越贡献。
下面就以唐传奇对侠客形象的突破，来看他们的演变历程：（1）开启于初唐。
初唐是传奇小说开始的源头，它的侠客形象也才显出矛头。
（2）繁盛于中唐。
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繁荣，唐传奇也受到欢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侠客。
（3）渐衰于晚唐。
传奇小说慢慢走向了衰落，但这些侠客人士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形象，对后世的侠客描写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各显神通的侠客形象（一）翩翩如仙的侠士在我们心中，男性侠客的形象就是一袭白衣，背着一把长剑，潇洒的身姿、放荡不羁的行为以及正气凛然的气场让人感到震慑。
比如《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他就是一位大义凛然、行侠仗义、有勇有谋的侠客，不仅具有行侠仗义，不拘小节的特性而且还不追求权贵，放弃世间争斗，潇洒走自己的人生。
中国古代侠士形象变迁及分析作者：郭社霞来源：《河南农业·教育版》 2017年第9期摘要：对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侠士形象进行了简略分析，并对其中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侠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的人物，大量活跃于各种文学作品中。
侠士形象的变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及生活其中的人的思想的变迁。
关键词：侠士；形象变迁；社会变迁侠士作为中国历代出现非常频繁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各类文学作品、民间传说中均有迹可循。
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信守承诺、重义轻利等品质可以说是侠士形象的典型代表，但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其具体的形象和人物性格特征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一、先秦以前侠士形象对中国侠士的最早描述出现在韩非子所著的《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将侠士列为社会的五种蛀虫之一，可见其对侠士是持否定态度。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则对侠士的态度是肯定的，并奠定了中国侠士形象的基础。
《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侠士具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并塑造了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侠士形象。
司马迁在塑造这些侠士的时候，更注重通过其行为来表现这些人物的品行，如朱家的侠义行为：“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
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
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
”同时描述也是粗线条的——对朱家具体的救人行为并未过多渲染，只是通过数字来进行表现，同时说明朱家救人后的表现与其他人的不同。
对于另一位侠士郭解的描述同样是倾向于勾勒描述，同时，司马迁还进行了评价：“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
”可见，先秦时期侠士的形象描述，更多是侧重于通过行为来彰显人物的品行。
二、唐宋时期侠士形象唐代的侠士形象更多地出现在诗歌和传奇小说中。
与先秦相比，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侠士具体行侠仗义的行为描写，能够彰显侠士身份的宝剑也开始作为道具而登场。
明清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明清古典小说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了唐朝至清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
小说作为一种文艺形式，讲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物形象。
这些形象既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某些特点，又反映了人性的普遍特征。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明清古典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形象，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
第一，闲云野鹤的形象。
在明清小说中，闲云野鹤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形象。
他们一般是隐士、道士或者儒者，背负着一定的使命或者宗旨，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品读经文、炼丹修道、赏景闲逛等活动中，是文人雅士文化的代表。
比如，《红楼梦》中的贾敷、贾珠等，就是闲云野鹤的代表性形象。
第二，英雄侠客的形象。
在明清小说中，英雄侠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他们往往身怀绝技，出类拔萃，以义气和忠诚为己任。
他们通常站在弱者一边，为正义而战，被人称为“侠客”。
在小说中，他们往往表现出不畏艰险的精神，有着高大、坚毅的形象，比如《三侠五义》中的宋大仁、吴三桂，以及《水浒传》中的宋江、李逵等。
第三，神仙魔怪的形象。
在明清小说中，神仙魔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形象。
他们往往具有神奇的能力和力量，有时是善良的仙女或仙子，有时是邪恶的妖魔。
在小说中，这些仙女和妖怪往往代表了某种离奇的力量或者人性中的某些向往。
比如，《封神演义》中的女娲、姜子牙，以及《聊斋志异》中的鲛人、妖精等。
第四，家族皇亲的形象。
在明清小说中，家族皇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
他们往往有着高贵、威严、权势的形象，通常是一代代的皇帝、王子、大臣。
在小说中，他们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反映了晚明清代社会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标准。
比如，《康熙大帝》中的康熙、四爷、八爷，以及《红楼梦》中的贾母、贾宝玉等。
第五，妇女形象。
在明清小说中，妇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
她们往往是家庭的中心，承载着家族的荣誉和利益。
在小说中，她们通常被描述为贤淑美好的女性，有着高尚的情操和文化素养。
古代小说中侠女形象演变的分析作者：李健男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16期摘要：古代小说是指在现代时期和近代时期之前所创作的小说，而侠女形象的创造则是古代小说中比较独特的内容。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侠女的形象都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以不同的历史背景为标准，侠女的形象彰显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并在不断的演变。
本文讨论了唐宋元明清古代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对其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并思考了其产生的具体原因。
关键词：古代小说；侠女形象；形象演变；思想内涵引言：本文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侠女形象的变化与特征进行了分析，分析出不同时期的小说在侠女的形象特征、精神内涵、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演变。
在我国的古代小说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男侠的形象比较丰富，而女侠的形象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则具有不一样的特征，不仅反映了当代作家的先进思想，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表现。
一、古代小说侠女形象探究（一）唐代小说侠女形象我国最早记述侠女形象的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其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等。
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侠女形象是春秋时期的《吴越春秋》以及《搜神记》中的李寄。
而古代小说中侠女的形象在唐代开始演变，在唐代的小说中，下女的形象可以分为复仇性、报恩型、忠义型、至情至性型四种。
笔者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总结，唐代记述侠女的小说共有十一篇左右，大都是以侠女为形象立书。
唐代小说中的侠女大都是向往自由、敢爱敢恨的形象，均是性情中人，她们大都武艺超群，兼具果敢与智慧，与唐代的审美意境相匹配，在唐代的小说中，侠女的形象超脱了社会的现实，其结局也远离了社会的现实，这正是唐代侠女形象的主要特征[1]。
（二）宋元小说侠女形象宋元时期小说中的侠女形象以唐代的侠女形象为基础，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宋元的侠女身份更加的复杂，其回归了生活的本真，更富含一些社会的伦理宗教色彩。
宋元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其中也不乏一些世外高人。
在宋元的小说中，看重的并非是其武艺的高低，最惹人的是侠女坚韧不拔的精神与智慧胆识的品质。
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的开题报告
一、选题背景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侠士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之一。
这种形象不仅在小说中受到了广泛的刻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历程。
因此，了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侠士形象类型及其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演变与传承。
二、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包括但不限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侠士形象的类型及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侠士形象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深入挖掘侠士形象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背景奠定理论基础。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归纳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收集相关古典小说文本，梳理其中的侠士形象类型和特点；其次，对这些侠士形象进行分类和比较，归纳出不同类型侠士形象的共性和差异；最后，对侠士形象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因素，揭示侠士形象的文化价值。
五、研究意义
本研究有以下几点意义：
1. 深入了解侠士形象的文化内涵，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2. 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古代小说中的侠士形象，提高文艺创作水平；
3. 为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理论依据与思路；
4. 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历史的跨越，以期铭记和发扬这些古老而珍贵的文化传统。
作者： 汪聚应
作者机构： 天水师专中文系!甘肃天水;741001
出版物刊名： 哈尔滨学院学报
页码： 99-101页
主题词： 清代;侠义小说;侠客形象;蜕变
摘要： 在中国侠文学中，清代以前的咏侠诗和传奇、戏曲，侠都是作为一种特具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文学形象而出现，但清代，侠的这种独立人格在武侠小说中已不复存在，而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具有“侠气”，另一方面又具有十足的“奴性”。
本文结合清代侠义小说，参照中国侠文化和侠文学，从文化传统、思想背景和小说作者对武侠题材的体制改造等方面论述了这种蜕变的原因，指出由于清代侠义小说给侠客披上的一层“追随清官”的“公案”外衣，过分强调功名、忠义，消蚀了侠的高大独立的人格形象。
试论明清章回小说人物塑造的特点及演变自明代中叶开始，直至清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
特别是嘉靖以后，很快的由复苏而大踏步的向前迈进。
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传作主题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
而在清中叶，文学领域也呈现出类似晚明的一股思潮，反传统，尊情，求变，思想解放。
此外，叙事文学的全面成熟，个体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以及流派意识的自觉，造成了这个时期兴起了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传世杰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其中代表中国小说文学史最高成就的四大名著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
这段时期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思潮等都有很大关系，下面我们就从各时期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发生的变化依次列举。
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不及善于叙事，而且也长于写人。
他塑造人物形象的显著特点，既是突出甚至夸大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爱宽厚的刘备、谋略超人诸葛亮等，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他们的性格特征一般都显得比较单一和稳定。
小说在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时所采用的手法，主要有：一、出场定型。
如写刘备“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等，都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亮相”。
二、反复皴染。
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
三、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凸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这类描写一般都是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的色彩，虽然不一定能经得起生活真实的检验，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
读书与评论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８．０１回溯历史，人们崇侠尚武的意识从上古一直延续至今。
上古之初，与其说人们是崇侠尚武，倒不如说是生活在远古时代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对于不可知风险的畏惧以及在畏惧中的精神寄托。
从此，一个引人入胜，令人雀跃的字眼——侠客，便成为了在人们精神寄托中不断加以深化，不断加以丰富的文学符号！随着历史车轮的飞转，侠客文本依然经久不衰。
一、侠客形象概述侠客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文人墨客们也在历朝历代的文学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武侠人物形象。
而文史中的侠，也可以在此时的诸多神话传说中找到原型，在这些神话人物原型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武侠最初是与某些神仙技能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一定的现实性。
如《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断首、羿射十日、共工触山等，这些神话人物以及其具备的神仙技能，虽然是虚构的，并不现实，但是却对后世的侠客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初步的导航作用。
这一初步导航作用即体现在了侠义精神的塑造和传承，侠客武功的渲染乃至扩大化等方面。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出现，使得神话中的侠，具有了现实意义，“士”开始行使起侠的部分责任，具备了侠的某些精神品质。
而到了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则标志着侠的人物形象已经趋于丰满，侠精神的塑造已经趋于成熟，豪侠风气已经趋于盛行。
及至唐宋、明清，侠客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了各种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之中，可以说侠的存在是延续不衰的。
但细究起来，侠的存在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联的，每个时代都赋予了侠和侠风不同的内涵。
从先秦的游侠、刺客，到汉魏六朝的豪强之侠，再到唐朝多形态互融之侠，及至宋元时期的民间之侠，明清时期的侠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的发展中，侠客和侠风所呈现出的是不同的发展轨迹。
笔者以为，五代与两宋时期对于侠风来说，是一个转型期，侠客形象的塑造并没有按照唐代诸如聂隐娘、昆仑奴等人物形象发展下去，而是另辟蹊径，与唐传奇中具有一定神异色彩的多形态的侠客迥然不同，形成鲜明反差。
摘要侠及侠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就文言小说中所塑造的侠客形象而言，在侠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本文通过对明清之前文言小说中侠客形象的发展演变的简要论述以窥其一斑。
关键词明清之前文言小说侠客形象翻阅现存的历史文献，“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继韩非子之后，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又立《刺客列传》，称“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岂妄也哉”。
班固追随司马迁，在《汉书》中作《游侠传》，此后便无以为继。
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侠客形象由此出“史”入“文”。
一侠客作为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追溯到创作于东汉末年被誉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
“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思想，是先秦侠客精神的灵魂，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刺秦的复仇行为客观上具有反抗强暴的积极意义。
这种立足于正义的报恩复仇意识，对于后世小说中侠客形象的塑造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作为初创阶段的侠客形象，在荆轲身上尚未有意识地糅合进高强的武功本领，缺乏后世小说作品中侠客形象“武”与“侠”的有机结合，难怪陶渊明在《咏荆轲》诗中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魏晋六朝时期，志怪小说尤为兴盛，在魏晋六朝小说中占极大比重。
正如鲁迅所言：“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异灵，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在魏晋六朝小说的优秀作品中亦成功塑造了若干各具特色、对后世小说颇具影响的侠客形象。
如晋人干宝《三王墓》中的“山中客”与干将莫邪之子赤比素昧平生、萍水相逢，“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仇”，“不负子也”。
激于义愤、慷慨允诺、并为了实践承诺不惜以身赴死，体现出了更纯粹的舍己为人的侠客之义。
因此，今人评价“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在小说作品中的比较纯粹的侠客，《干将莫邪》（即《三王墓》）中的山中客当是第一个”。
《搜神记》中另一篇小说《李寄》所塑造的斩蛇少女李寄，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周处》所塑造的“刺杀虎，又入水击蛟”的周处，都体现出了侠客反抗邪恶、除暴安良的精神风范，为后世武侠小说所汲取，构成了侠客形象所具有的精神品质的有机组成部分。
晋人陶潜《搜神后记》中《比邱尼》，其人比邱尼以浴时“裸身挥刀，破腹出脏，短截身首，支分脔切”向欲图谋篡位的晋大司马桓温示警，即“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
使得桓温甚为忌惮，终身不作他想。
作品意图塑造的显然是一个关心社稷、造福苍生的女侠形象，唐代传奇小说中女侠红线女、聂隐娘的形象与之一脉相承。
魏晋六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中所塑造的侠客形象，虽具有侠义的因子和特质，对侠客的打斗本领也有所涉及，但是总体难脱诡异怪诞色彩的影响。
这些被神奇诡异的格调所包裹的侠客形象，对于后世描写侠客高强神奇的武功本领、开拓侠客形象塑造的想象空间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启示作用。
二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的自觉时期，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鲁迅亦称：“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小说在唐代的发展、兴盛和唐代尚侠之风的盛行，使得“类型丰富、时代特征鲜明的豪侠义士形象第一次在小说中获得了集中的艺术表现”。
通过对男女婚恋事件的涉及塑造侠客形象，这是唐代传奇对侠客形象的突破。
诸如裴鉶《昆仑奴》中成全崔生和歌姬红绡爱情的昆仑奴，《柳氏传》中许虞侯助韩翊与柳氏，《霍小玉传》中黄衫客助霍小玉，《无双传》中古押衙助王仙客和刘无双等等，侠客仗义行侠，都是为了成全那些痴男怨女的爱情。
杜光庭所作《虬髯客传》，其中胸怀政治抱负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虬髯客的侠客形象，在前代甚至在唐代都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唐代传奇中有些侠客形象虽没有如虬髯客般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不乏置身于重大而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之中的。
例如《红线》、《聂隐娘》中的红线、聂隐娘就是通过藩镇割据之间的矛盾斗争虚构塑造出的女侠形象。
从史传文学迄至唐代女侠形象出现，这期间除了魏晋六朝时的斩蛇少女李寄和过于荒诞离奇的比邱尼的形象勉强能与侠客挨上边，女性侠客形象可以说是无迹可寻。
唐代传奇中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侠形象，并呈现出蔚为大观之势，“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异现象”。
袁郊《红线》中婢女红线为解主人潞州节度使薛嵩忧患，夜入三百人巡守的田府内宅，取走田承嗣枕边金盒，夜返七百里，过五六城。
当薛嵩独坐饮酒而待时，“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
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可以想见她武功的高深莫测。
裴鉶《聂隐娘》中主人公聂隐娘十余岁时被一尼姑携去授艺，隐娘学艺的场所“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在后世小说中，这种虚构的富有神秘色彩的江湖背景越来越与侠客形象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隐娘学艺“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
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
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
剑之刃渐减五寸。
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
至四年，......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
”第五年，隐娘又奉命刺杀一名罪可当诛的大官，“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
至瞑，持得其首而归”。
在之后与精精儿、空空儿的两场对决中，隐娘神机妙算、技高一筹，充分施展了其精湛神奇的剑术和变幻莫测的法术。
聂隐娘的形象对后世武侠小说产生极大影响。
梁守中说：“（聂隐娘）最具武侠小说的模式，它包括'尼姑收徒、深山学剑、服药轻身、击鹰刺虎、诛除奸恶、药水化头、飞行绝迹、深夜行刺、玄功变化、斗智斗力'等武侠史的元素。
这些元素，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中，不断反覆地、大同小异地出现着。
”唐代传奇中塑造了相当数量的女性侠客形象，除了上面提到的《红线》和《聂隐娘》中红线女与聂隐娘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皇甫氏《车中女子》塑造的超凡脱俗、行事出人意表的车中女子，《崔慎思》中隐忍数年终于如愿复仇的崔慎思之妾；以及上文提到的《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之一的红拂女等等。
“她们有武艺，有人格，有报复，有刚肠，不拘泥于闺房之中，勇于干预社会。
他们脂粉气少，儿女情短，英雄气盛，其爱情也缺少缠绵徘恻，不是清怨哀婉的阴柔美，而是奔放、豪爽、热烈的阳刚美，发乎自然本性，现出英雄本色。
女侠形象的出现，在武侠小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天地，给武侠小说家以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唐代传奇中确立了侠客形象“武”与“侠”结合的模式，并且出现了众多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女侠。
侠客形象除涉及到社会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外，开创性地发展到了对男女婚恋的涉及。
唐代传奇集中塑造了类型丰富、时代特征鲜明的侠客形象，被视为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温子建在《武侠小说鉴赏大典》中提到唐代武侠形象的时候也说：“唐传奇塑造了众多的武侠形象，揭示出更为丰富复杂的侠义精神，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开辟了新的途径”。
宋代的文言涉侠小说多是对唐代的模仿之作，所塑造的侠客形象亦难脱其躯壳，缺乏创新之处。
因此，后世对宋代文言涉侠小说的总体评价并不高。
如叶洪生在《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中说：“唯唐人传奇树立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
刘荫柏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亦云：“宋人的文言小说成果不佳，她并未沿着唐人传奇的路子继续向前发展，反而有向六朝志人、志怪小说回流的趋势”。
至于元代文言涉侠小说的创作并无多少可述之处，侠客形象亦无甚可观。
对于宋元两代文言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参考文献：[1][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3.[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2.[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6][晋]干宝撰.搜神记.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7]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8][南宋]刘义庆撰.张艳云校点.世说新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9][晋]陶潜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10][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九十五.卷第一百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11]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12]胡文彬.中国武侠小说辞典.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3]温子建主编.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14]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5]刘荫柏.中国武侠小说史.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上接第47页)害怕变成庸常之辈的子弟们，尽管看上去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形象群，但其实在某些方面是有相通之处的，而二者相联系的纽带就是他们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没落”贵族所时时流露出的“今昔之感”，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末世”情结。
尽管有着相同之处，二者之间展现更多的还是不同。
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们尽管繁华不再，可她们依然是优雅的，她们的“今昔之感”是带着忧郁的，而王朔笔下的“于观”们却只能被冠以“痞子”之名，他们的“今昔之感”是在嬉皮笑脸中表现出来的。
这种区别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由于作家自身对待创作的态度以及对待自己的主人公的态度不同。
白先勇曾经说过，他的写作是为了表达人类内心深处无言的忧伤。
在他的小说里，总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淡淡的忧伤。
反映到人物形象上，便带着一些雅致，我们也能隐约看到他对尹雪艳们的同情。
而在王朔的小说中，是看不到这种同情的，虽然主人公们的人生经历跟作家自身如此相象，却并未因此获得作家的宽容对待，这也是王朔在借用这种方式来抨击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遗老遗少”。
其次，是由于作家本身的成长经历，人生经历，知识修养等等的不同。
白先勇先生在读小学和中学时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熏陶，对古典诗词歌赋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颇为喜爱，因此他的文字含蓄而典雅。
相形之下，王朔则无论是在所受的教育还是在个人文学修养上都与白先勇相去甚远，虽然高中毕业，但是他受教育时代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所受的教育决定了我只能用口语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