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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产生的历史原因
魏晋时期（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那时玄学思想开始流行。
这种思想主要指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占卜、预测未来、修炼内功等。
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产生的历史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黄金
时期，许多哲学思想都开始涌现。
其中，儒家思想主张“仁政
”，但也有一些哲学家开始怀疑传统的“仁政”思想，开始寻找
新的出路。
这就为玄学思想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2.社会环境的变化：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
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
人们常常希望通过玄学
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宗教信仰的影响：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传统
的中国信仰相结合。
这种结合使得许多玄学思想得以流传和
发展。
4.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玄学思想，
如《周易》等。
这些思想在
魏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相结合。
总之，魏晋时期玄学思想流行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宗教信仰的影响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
浅谈魏晋玄学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
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魏晋玄学的产生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
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
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
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本文导读：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后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
玄学的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立言玄妙，专门探讨“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行事玄远，远离具体事务。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统称为玄学。
玄学家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虚无玄远的“清淡”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
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
玄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
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他们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是本体“无”的表现。
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分、尊卑、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结果，应当反映自然。
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有《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
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短时间内玄学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哲学上嵇康、阮籍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
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
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
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
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
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玄学概述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
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代表人物：王弼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找寻世界统一性的原理。
其主要范畴是讨论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即本体论世界观的范畴。
(二)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属于运动观的范畴。
(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属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范围。
(四)性与情的关系问题，属于人性论的问题。
(五)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玄理哲学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
重要著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认为若把某种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有”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故要以“无”为本。
魏晋玄学发展史（一）论文关键词：贵无论自然论崇有论独化论论文摘要：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荡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到了元康年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
从思辨的角度看，合题既高于正题，也高于反题。
玄学自此告一段落，其后虽有东晋的佛玄合流，因为篇幅所限且其以佛家为主，玄学为辅，略去不论。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引语，贵无论，崇有论，独化论，后记。
下面开始分作阐述。
引语：从大体上引述玄学的产生发展玄学作为一门学问，简言之是处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儒家贵名教，道家法自然，因而如何协调儒道使之能更好的为现实服务成了玄学家们的执着追求。
自东汉末年以来，由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经学已无法调和社会矛盾，所以人们基于这个事实进行了不断探索，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首创贵无论。
之后历代玄学家们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到玄学研究中。
他们围绕这个话题所阐述的独特见解，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热烈追求。
在那个悲苦的年代，他们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试图去克服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背离，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无论他们对这个命题是持肯定还是否定，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荡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与内涵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期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文明以及存在的人类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思想潮流便是玄学思想，虽然这一派思想存在时间并不长，但是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对之后的思想传统、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与内涵。
一、魏晋时期社会的背景想要深入理解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首先要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革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面对着新的政治、宗教、文化问题，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和信仰。
二、魏晋玄学思想的基本内涵魏晋玄学思想是一种承袭了先秦诸子思想、道教和佛教思想的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它的出现是在先秦时期的诸子思想、道教、墨家、名家等等多种思想相互触发的结果。
具体来说，魏晋玄学思想有以下几个基本内涵：1. 把握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玄学思想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互相依存、互为存在的。
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对矛盾，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联系。
因此，玄学思想中的“道”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实体，还具有物质基础和内在的本质。
2. 探索存在意义的问题玄学思想深入探讨了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认为存在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而非相对的存在。
它关注的问题并不是现象的外在表象，而是存在的根源和内在的本质。
这种思想引导人们在物理世界之外追寻存在的本质。
3. 一种超越凡俗、悟性的思想魏晋玄学思想认为，人的精神是可以升华的，超越于世俗、形式化知识和经验的层面。
与此同时，玄学思想也强调了超越凡俗的通途——悟性，意目于人的悟觉冥思的能力，以实现超越物质世界的归依。
三、魏晋玄学思想发展的历程魏晋玄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相对复杂，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清习天人清习天人思想是魏晋玄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主要表现为纯粹的内在的冥想，即通过冥想来探求魏晋时期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魏晋玄学的概念及背景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派重要思潮，主要在魏晋时期兴起和发展。
玄学的概念和背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背景：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当时社会经历了东汉末年的战乱和分裂，经济失衡，统治者的道德沦丧，社会秩序严重颠覆，人们在动荡中开始寻求安定与宁静。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二、概念：1. 玄学的概念：玄学指的是一种探究宇宙本体和道德伦理的学说，它试图通过思辨和反思来解决魏晋时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和谐。
2. 玄学的哲学观点：玄学强调超越形象和言语的表层，探索深奥而本质的真理。
它认为世界具有某种隐藏并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内在原则，人应通过自省、理性思辨和悟性的开发来接近这种真理。
3. 玄学的研究领域：玄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宇宙本体、道德伦理、人性和心性、认识论等。
它强调以回归本源、精神解构和个体觉察来实现心灵的升华和真理的达到。
三、主要思想家与代表作品：1. 王弼：《易经注》是他的代表作，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其看来，天地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人应当遵循道德规范和自然规律。
2. 陶渊明：以《归去来兮辞》为代表作，他在南方山水中寻求内心的宁静和安稳，主张返璞归真，追求生活的简朴和自然的才情。
3. 陆机：《文心雕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强调文学的内涵和情感表达，追求内心世界的丰富和虚无。
4. 阮籍：他的作品思想深邃且充满了哲理，尤以《赋得古原草送别》最为脍炙人口，他主张超越凡俗，追求灵魂的自由与升华。
四、玄学的影响：1. 文学艺术：魏晋时期，玄学的思想理念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陶渊明的田园诗、阮籍的豪放诗和曹操的辞章等都具有玄学的元素。
2. 人文关怀：玄学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倡导追求内心世界的深度思考和情感表达，对于后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 哲学思维：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对后世的哲学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宋明理学，后来的禅宗和道家思想等都受到了玄学的启发和借鉴。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西晋时期是中国玄学思想的诞生时期，此时形成了以天道说、儒、道、释为主体的“四教”。
这四教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玄学的基本框架和特征。
玄学最具代表性的晋代思想家是陶渊明。
他在以《道德经》为根本，通过融合儒、道、释三家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境界思想。
陶渊明认为，人生在世间唯有把握“真知”和“抚慰”体验，才能实现出世精神的高潮。
他从“莫独有”出发，使不分流派、不断探索的大局心态逐渐成形。
除陶渊明外，晋代又有指挥家王安石、第一位道家著作家张陵，以及唐初大诗人崔致远等，他们也都有不同程度地探索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使玄学思想得到了发挥。
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得到了更大发展。
此时出现了不同于晋宋时期“四教”思想的新思潮，这就是以黄老为主要代表的黄老学派，以其强调认识客观世界的实践性活动。
此外，还出现了以张苏翼为代表的佛学思想，其以平等态度接受道家、儒家、释家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最后，到唐代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尤以寿三思学最为出名。
李寿先生将儒释佛三教整合在一起，把儒家思想作为主体，兼收当时各派思想，形成了以尊师重道、
古今无异、视不尊卑、勿纪异端为特点的唐代“三思”思想，成为玄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总之，从西晋到唐代，中国玄学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复杂抽象到具体深刻，不断融合不同的东西派思想，充分表现出中国特有的玄学思想特征。
魏晋玄学发展史时间：2009-6-10 9:40:31 点击：57论文关键词：贵无论自然论崇有论独化论论文摘要：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荡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到了元康年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
从思辨的角度看，合题既高于正题，也高于反题。
玄学自此告一段落，其后虽有东晋的佛玄合流，因为篇幅所限且其以佛家为主，玄学为辅，略去不论。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引语，贵无论，崇有论，独化论，后记。
下面开始分作阐述。
引语：从大体上引述玄学的产生发展玄学作为一门学问，简言之是处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儒家贵名教，道家法自然，因而如何协调儒道使之能更好的为现实服务成了玄学家们的执着追求。
自东汉末年以来，由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经学已无法调和社会矛盾，所以人们基于这个事实进行了不断探索，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首创贵无论。
之后历代玄学家们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到玄学研究中。
他们围绕这个话题所阐述的独特见解，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热烈追求。
在那个悲苦的年代，他们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试图去克服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背离，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无论他们对这个命题是持肯定还是否定，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荡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到了元康年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
从思辨的角度看，合题既高于正题，也高于反题。
玄学自此告一段落，其后虽有东晋的佛玄合流，因为篇幅所限且其以佛家为主，玄学为辅，略去不论。
郭象虽然作为玄学的集大成者，但他那套理论并没有真正解决儒道会通问题。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理论的逻辑并不一定能推演于现实中。
八王之乱和石勒之乱的接连发生把他刚刚出炉的理论碾了个粉碎，从而使名教和自然重新陷于对立。
这也表明，玄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在此之后，虽然清谈放荡之风仍在世家大族中盛行，但求真务实之风正在庶族中兴起，最终在隋唐之际埋葬了玄学，代之以佛家的清静无为。
至此，玄学连一种个人修养都算不上了，更不要说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贯彻执行了。
我们讲玄学，就如欧美研究拉丁文一样，学术价值大一些，现实意义已被抹去的差不多了。
正式玄学：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
我们今天研究一位哲学家，主要应该着重于他的著作而不是生平。
因为著作是他思想的记录，是他把自己的个性完全融化在普遍性的结局，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理性思维的英雄”的本质所在。
而生平则不过是体现了他的非本质特征，一种无法超越的特殊的境遇。
关于何晏王弼的生平略去不论，总之暗淡无光。
但是他们独创性的思想却影响深远，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玄学思潮，完全有资格配得上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导言中说的“理想思维的英雄”的称号。
在贵无论玄学的建立过程中，何晏作为倡导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汉代神学目的论和元气自然论的本体论的哲学思想。
例如他在《道论》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
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之以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规之以员。
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有之为有，恃无以生”，这个命题承袭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说法，而以“无”作为“道之全”则是玄学独创性的命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宇宙生成论到玄学本体论的关系。
何晏及后来的王弼都特别强调天下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他在解释孔子的“予以一贯之”时说：善有元，事有会。
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知其元，则众善举矣。
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
（《论语集解·卫灵公章注》）为了适应玄学初创的需要，何晏着力于确立本体比现象更为根本的观点，因而把圣人的人格提到半人半神的高度，和常人完全对立，以致于它最杰出的弟子也不能理解。
在谈论本体时却遗忘了现象，在谈论现象时又丢到了本体。
再解释《老子》上，只是把纷然杂陈的众多现象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
这就既不能圆满解决贵无论玄学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也无法全面解释，《老子》。
还有他因为“不解《易》九事”没有写出关于《周易》的著作，屈服于象数派易学。
尽管何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贡献还是主要的，并且值得现代人学习的是他豁达大度虚怀若谷，把未完成的工作真诚地让给王弼去做。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
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之论》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
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
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这两条记载，一云“始成”，一云“未毕”，但都表明，何晏却是由衷的承认自己对《老子》的理解比不上王弼，而甘拜下风。
在中国学术史上，能够具有何晏这种真正学者风度的人，大概并不是很多。
由于何晏的解释存在偏颇，也未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历史便把这个工作交由王弼继续完成。
王弼的解释学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易略例》和《老子指略》这两部著作中。
王弼在《老子指略》说：魏晋玄学发展史时间：2009-6-10 9:40:31 点击：57《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
噫！崇本息末而已矣。
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
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
解其一言以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位意，则虽辩而愈惑。
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
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
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弼对《老子》的理解为“崇本以息末”，比何晏的“以无为本”更进一步。
王弼解释《周易》所依据的原则集中表现在《明彖》和《明象》中。
他在《明彖》中所提出的“以寡治众”，“以一制动”，“统宗令无”，“约以存博”，“简以济众”，从思想实质来看，和他解释《老子》所遵循的“崇本息末”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着眼于解决本体和现象的关系。
在《明象》中，他指出，“言生于象”，“象生于意”，“意以象若”，“象以言著”，在“言”（封爻辞），“象”（封爻象），“意”（意义）三者的关系中，意义是第一性的，所说的“意义”指的是思想，关于人事的智慧。
王弼的这种本体思维同时也就是他的解释学思想。
大体上说，由于《老子》原文偏于说无，王弼在解释它时着重于由体以及用；《周易》原文所谈的是六十四卦的卦义，属于有的范畴，王弼则着重于由用以求体，致力于发掘其中本体论的哲学意义。
通过王弼这种新的解释，《周易》和《老子》的矛盾得到顺利解决，形成了一种有无互补的关系，在贵无论玄学的理论基础上获得有机的统一。
但是王弼的玄学体系有和无仍分为两部分，只得到了外部的松散联结，而没有达到紧密联合的水平。
无与有的对立，逐渐扩展为崇有和贵无两种理论形态的直接尖锐的对立。
裴頠提出的崇有论标志着王弼贵无论玄学体系的正式解体。
由于他的本体论尚未达到“体用一如”或“体用一源”的高度，把有无分为两部分，名教与自然也仅仅只做到了外部松散的联结。
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和裴頠的重名教而轻自然的思想便是王弼体系矛盾的外在化，也同样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竹林玄学：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玄学到了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打折名教的旗号，罗织罪名，诛锄异己，把名教变成残酷毒辣的权力争夺工具。
人们被迫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做出选择。
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拥护司马氏政权的选择了名教，反对派则选择了自然。
同时儒家贵名教，道家法自然，这也是对儒道两家思想的选择。
其实，从深层的含义来看，这种选择反映了魏晋禅代之际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人们或者放弃理想与现实妥协，或者坚持理想与现实抗争。
阮籍嵇康的思想也由前期的儒道结合到崇道反儒，遵循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方向，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自我分裂和二重化，他们的玄学思想不能不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
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
但是当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时，玄学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实不合理的存在。
玄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给自己披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之学的外衣，由政治哲学变为人生哲学，由外向变为内向，由积极入世变为消极避世。
虽然如此，由于哲学归根到底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哲学不可能脱离现实，正如人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以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痛苦，在对立的两极中动荡不安。
他们把外在的分裂还原为内在的分裂，并且极力探索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来恢复内心的宁静，为的是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合人们的精神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阮籍嵇康思想的演变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逻辑的必然。
玄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变得突出了。
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以人的问题取代了宇宙问题，以主题自身的问题取代了世界本源问题，以人生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
由于他们把自身的处境以及对异化的感受带进了玄学思维，切合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和人生追求，对社会风尚的影响远远大于贵无论玄学。
于是玄学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深入到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中。
阮籍嵇康所提出的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虽然在裴頠看来是偏离了玄学的主流，却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深厚的土壤，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所谓的魏晋风流和名师风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阮籍著有《咏怀诗》《达庄论》《大人先生传》，在《大人先生传》里，阮籍树立了一个确定的精神境界，自我意识已与宇宙的最高自然本体合而为一，现摘录如下：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