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摘要：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
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
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
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
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关键词：高管政治晋升并购行为成长压力国有企业实证研究一、引言由于高管是企业并购行为的决策主体，因此高管特征势必会对企业并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学术界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考察高管的理性人特征对并购行为的影响（Jensen &Meckling ，1976），认为高管是为了追求个人私利（比如声誉、权力和薪酬等）而非股东利益进行的并购活动（Conyon ，1994）。
二是基于高阶理论考察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并购行为的影响（Hambrick &Mason ，1984），认为高管的认知因素和价值观（以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路径等作为代理指标）会影响企业并购行为（Scott &Davis ，2006；Finkelstein et al.，2009）。
摘要：本文基于并购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视角，检验了并购双方之间的董事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选择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并购方存在董事联结（包括间接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并购的目标公司，当这种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时，以及当目标公司与并购方地处不同区域时，与并购方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当并购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存在董事联结关系时（与不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相比），并购方获得的短期并购绩效并无显著差异，但获得的长期并购绩效会相对较好；并且当这种董事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时，以及当目标公司与并购方地处不同区域时，董事联结关系对长期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
这些发现意味着，并购双方之间的董事联结关系对并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大小同时还依赖于联结关系类型、并购双方空间距离，特别地，董事联结关系的正向绩效效应需要在并购后一段时间之后才得以体现。
关键词：董事联结信息不对称目标公司选择并购绩效实证研究一、引言“并购是否创造价值”是并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张新，2003）。
现有研究主要从并购方（比如代理理论、高管过度自信假说、自由现金流假说等）、目标公司（比如目标公司一般特征、目标公司抵制策略、目标公司支持策略）以及并购双方之间关系3个角度解答此议题。
相对于并购方和目标公司研究视角而言，从并购双方之间关系角度探究并购价值的文献较为薄弱。
然而，基于这一研究视角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并购双方之间行业关联、空间距离关系和企业特征关系3个方面，鲜见有文献从并购双方之间高管关联关系方面进行考察。
实际上，受我国传统儒家处事哲学的影响，加之我国当前转型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我国企业处在有别于西方的“关系型社会”制度背景中（陈运森等，2012），社会关系网络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甚至有学者将此种现象称为“网络资本主义”（Boxiot &Child ，1996）。
不过，由于转型背景下政府角色的特殊作用，国内文献主要关注高管与政府的联结关系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潘红波等，2008；李善民等，2009）。
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研究*陈仕华李维安内容提要：Kahneman（2003）在总结决策者的非理性特征时，发现除了过度自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理性特征———锚定效应。
已有研究只考察了并购溢价决策中高管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因素，尚未考察锚定效应的非理性因素。
本文旨在考察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
文章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并购事件样本，结果发现：并购溢价决策虽然受到理性因素的支配，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锚定效应。
具体来说，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内在锚，不存在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内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外在锚，不存在内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外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同时存在内在锚和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仍然会呈现出内在锚效应，但外在锚效应会减弱或消失。
如果并购聘请了咨询顾问，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会有所缓解。
关键词：并购溢价决策锚定效应内在锚效应外在锚效应一、引言高管是并购行为的决策主体，学术界关于高管在并购溢价决策中的作用进行了较多研究，并已经发现了高管特征对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文献。
第一类文献关注高管经济人属性对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
这类文献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Jensen＆Meckling，1976）进行研究。
一般认为，由于高管是为自己利益而非股东利益行事，并购活动只是为了提升高管声誉、权力和薪酬等个人私利，至于溢价水平以及是否为股东创造价值，似乎不在高管的兴趣之列（Conyon，1994）。
第二类文献关注高管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
这类文献主要基于高阶理论（Hambrick＆Mason，1984）进行研究，认为高管的认知因素和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并购溢价决策行为，不过由于高管认知因素的不可观察性，这类文献一般用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路径等）及其异质性代表高管认知因素和价值观，并考察这些代理变量对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Scott＆Davis，2006）。
《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来自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证据》篇一摘要：本文旨在探究分析师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在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中的作用。
通过分析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案例，结合分析师的监督功能，本文探讨了分析师如何通过其专业分析报告和预测，对高管行为产生约束和监督效应，进而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和股东利益。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分析师在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和规范高管行为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引言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和投资者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不断提高，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对企业信息的解读和传播对投资者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分析师的外部监督功能逐渐受到关注，特别是在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方面。
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分析师的监督效应如何影响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
二、理论背景与假设提出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是指高管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产生的非货币性支出，如差旅费、招待费等。
这种消费行为往往与高管的个人偏好、企业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有关。
已有研究表明，不恰当的在职消费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管理效率的降低。
而分析师作为独立的专业人士，通过提供及时、准确的企业信息和分析报告，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和监督企业管理层的行为。
因此，本文假设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可以减少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选取某时间段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职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包括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分析师的研究报告以及相关数据库。
通过对比分析有分析师覆盖和无分析师覆盖的企业在高管在职消费方面的差异，来验证分析师的监督效应。
四、实证分析1.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本文选取了某时间段内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比了有分析师覆盖和无分析师覆盖的企业在高管在职消费方面的数据。
通过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存在分析师覆盖的企业在高管在职消费方面表现出更低的水平。
2. 回归分析与结果解释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分析师的覆盖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企业间高管联结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企业间网络关系的研究视角*张娆（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116025）【摘要】本文从企业间网络关系视角考察企业间高管联结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4－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结果发现:联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目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相似性，即联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目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也越高。
在进一步考察公司治理机制作用时，结果发现部分公司治理机制在会计信息质量的企业间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如果目标公司的治理机制越好(如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或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那么目标企业与联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相似性程度越弱。
上述发现不仅在理论上为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在实践上为政府制定和规范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企业间高管联结会计信息质量操纵性应计利润实证研究一、引言会计信息是一种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其质量高低不仅影响企业诸如投资决策（Biddle and Hila-ry，2009）等一些重要方面，还会对证券市场资源有效配置以及政府宏观政策产生影响（黄世忠，1999）。
现有研究表明，较高的会计信息质量能够降低管理者的寻租机会和自利行为、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企业资源分配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保障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Biddle and Hilary，2009；刘立国和杜莹，2003）。
既然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和资本市场都非常重要，那么会计信息质量由哪些因素决定呢？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回答：一是企业外部层面，如王跃堂等（2001）、刘峰等（2004）和李延喜等（2012）发现会计改革政策和法制性水平较高会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Leuz et al．（2003）、Guay（2010）和叶青等（2012）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企业为了降低社会公众关注所带来的政治成本（即政治成本假说）会理性地选择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
·数智化、数字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第３３卷第６期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６ Ｎｏｖ．２０２３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 ８１３１ ２０２３ ０６ ００２收稿日期：２０２３ ０８ １４；修回日期：２０２３ １０ １８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ＧＤ２２ＹＹＪ１６）；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课题（２０２２ＧＺＱＮ０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ＧＤ２３ＧＪ１１３）作者简介：刘胜（１９８７），男，广东高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数字经济研究。
阮靖恩（１９９８），女，广东江门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陈秀英（１９８７），通信作者，女，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
高管团队断裂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整合视角刘 胜１ａ，阮靖恩１ｂ，陈秀英２（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ａ．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ｂ．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００６；２．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５２１）摘 要：目前，企业高管团队呈现出由子团体聚类形成的断裂带不断增强的趋势。
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增强可以改善企业发展状态和提高管理层决策水平，比如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和资源整合能力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强化知识溢出和集体主义倾向来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源要素投入数字化转型项目。
采用沪深Ａ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其中存在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条路径；高管团队断裂带增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完善企业中显著，但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地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较落后企业中不显著。
应适度增强企业高管团队断裂带，有效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和普惠效应。
《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来自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证据》篇一一、引言随着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日益重要，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信息，还在监督公司行为方面发挥着外部监督的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角度提供相关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背景介绍近年来，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日益突出。
他们通过发布研究报告、提供投资建议等方式，为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
同时，分析师的外部监督作用也被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表明，分析师的关注和报告能够对企业高管产生一定的压力和约束，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
在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方面，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与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关系。
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分析师的外部监督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探讨这一问题，并试图为解释高管在职消费的决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根据信息披露理论，分析师的外部监督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约束公司管理层等途径，减少高管在利益驱动下的在职消费行为。
同时，当企业面临更多外部分析师的关注和压力时，高管的行为也会更加规范和审慎。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假设：在受到更多分析师关注的企业中，高管在职消费的规模和频率会相对较低。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包括公开数据库、公司年报等。
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高管在职消费的因素后，本文重点分析分析师的关注程度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通过对比不同企业分析师的关注程度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本文得出以下实证结果：1. 在受到更多分析师关注的企业中，高管的在职消费规模明显低于其他企业。
这表明分析师的外部监督对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的约束作用。
2. 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非正常性在职消费方面。
在受到更多分析师关注的企业中，高管的非正常性在职消费显著减少。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Vol. 20, No. 10, 1519–1530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DOI: 10.3724/SP.J.1042.2012.015191519·主编特邀(Editor-In-Chief Invited)·编者按：本栏目特邀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系王辉教授和张翠莲同学。
近年来, 王辉教授结合中国企业环境下的管理实际, 在领导行为方面做了丰富而深入的实证研究, 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等国际国内期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
本文是王辉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 并参考了相关的中国情境化领导行为研究之后, 对中国企业情境下领导行为所做的一个总结。
王辉教授及其合作者从高层管理者的领导行为、授权赋能领导行为及领导-部属交换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这些研究发现了中国情境下领导行为区别于西方文献的独特维度, 探讨了这些维度对领导效果产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其结果丰富和扩展了西方的领导理论, 启发了中国企业管理者如何表现出合适的领导行为, 对于中国企业情境化领导行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本文责任编辑：李纾)中国企业环境下领导行为的研究述评：高管领导行为,领导授权赋能及领导-部属交换*王 辉 张翠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摘 要 国外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已经不胜枚举, 而针对中国企业环境下的领导行为研究则相对较少。
近年来, 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行为研究开始逐渐涌现, 本文从中国高层管理者的领导行为、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以及领导-部属交换理论三个方面对中国企业环境下的领导行为研究进行了述评, 总结了相关研究在中国情境下的维度表现、前因后果变量, 以及中介或调节作用, 并指出了中国情境下相关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这些研究, 从理论贡献上来说, 一方面体现出中国情境下领导行为区别于西方情境的独特性, 另一方面验证和扩充了西方相关领导行为的研究发现, 进一步丰富了领导行为理论; 从实践意义上而言, 为中国企业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子进而调整自己的领导行为, 为中国企业领导者提供企业决策及管理的参考依据, 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提供实际操作的手段及工具, 而且启发下属注意与领导者建立好关系的方式方法和适宜程度。
2013年第8期（总第512期）Aug．，2013会计与金融Vol．35No．08企业间高管联结与财务重述行为扩散*陈仕华，陈钢（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5）内容提要：本文从企业间网络关系视角研究企业间高管联结对财务重述行为扩散的影响。
基于2003 2010年深沪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企业间高管联结与财务重述数据，研究发现，财务重述行为可以通过高管联结关系在企业之间进行扩散，即如果联结企业（与目标企业通过企业间高管联结关系联结的企业）发生过财务重述行为，那么目标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增大。
在进一步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在此扩散效应中作用时，本文发现，部分公司治理机制在财务重述行为的企业间扩散过程中起到“防火墙”作用，即如果目标企业公司治理机制越好（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那么，目标公司受联结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传染”的可能性越小。
这些发现不仅为财务重述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视角，还为监管部门规范财务重述行为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企业间高管联结；财务重述行为；企业间扩散；公司治理机制；实证研究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66（2013）08—0134—10收稿日期：2013－04－3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网络视角下的公司治理：基于连锁董事的研究”（7100209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轨经济背景下的媒体治理与投资者保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12CGL027）；辽宁省教育厅“2012年辽宁省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WJQ2012022）。
作者简介：陈仕华（1979－），男（满族），河北青龙人。
讲师，博士，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
E-mail ：shihua9872@163．com ；陈钢（1988－），男，河南信阳人。
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公司治理。
E-mail ：chengang20061988@126．com 。
一、引言财务重述是指公司修正前期会计差错的过程（Gao ，2002）。
财务重述会导致股价下跌（Gao ，2002）、盈余反应系数下降（Anderson ＆Yohn ，2002）、融资成本上升（Graham 等，2008）、法律诉讼（Karpoff 等，2008）、管理层变更（Desai 等，2006）等，从而给公司和投资者带来巨额的财务损失（何威风、刘启亮，2010）。
尽管会有如此众多的负面影响，但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并未消减，反而呈现出越演越烈之势（于鹏，2007；何威风、刘启亮，2010）。
那么，财务重述行为动因何在？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外部、企业层面和高管层面给出解释。
企业外部和企业层面的研究倾向于将企业作为分析单位，忽略了财务重述行为实施主体———高管———的作用。
高管层面的研究虽然关注到高管在财务重述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高管的经济人属性或自然人属性，还未见有文献关注代表高管社会人属性的社会联结关系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可能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考察高管的企业间联结关系（亦称“企业间高管联结”）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可能影响。
企业间高管联结，是指由同时兼任两家或多家企业的高管而在这些企业之间形成的联结关系。
这种情况在我国上市公司较为普遍。
比如，在本文使用的2003 2010年企业间高管联结数据中，拥有企业间高管联结的企业数约占全体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左右，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那么，如果一家企业发生了财务重述行为，这种行为是否会通过高管的企业间联结关系“传染”给另外一家企业？更进一步地，如果可能被4312013年第8期（总第512期）会计与金融“感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好，是否会对这种“传染”效应有一定的“免疫”作用？①。
表12003 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联结情况年项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企业总数12641353135114101524161417051930拥有高管联结的企业数6687016696997568299101083占比（%）52.8551.8149.5249.5749.6151.3653.3756.1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整理所得本文基于2003 2010年深、沪两市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财务重述行为可以通过高管联结关系在企业间进行扩散，而且部分公司治理机制在财务重述行为的企业间扩散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防火墙”作用。
①本文观点类似于传染疾病扩散过程：当某一生物体生病之后（类似于本文中的“联结企业发生了财务重述行为”），病毒携带载体（类似于本文中的“企业间高管联结”）将此病的病毒传播给另一生物体（类似于本文中的“目标企业”），导致另一生物体也感染此病（类似于本文中的“目标企业也发生了财务重述行为”）。
不过，当可能被感染生物体的免疫力（类似于本文中的“公司治理机制”）较强时，其被感染的可能性降低。
二、文献综述现有关于财务重述行为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企业外部原因如资本市场压力和政府干预等。
借助资本市场融资的上市公司意味着要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督和检查，而且高管必须凭借优良的业绩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因此，迫于融资需求（Dechow 等，1996；Burns ＆Kedia ，2006）和财务预期（Ｒichardson 等，2002）等因素，公司更可能因为采取激进的会计政策而进行财务重述。
王俊秋、张奇峰（2010）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4 2005年财务重述数据发现，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戴亦一等（2011）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4 2009年财务重述数据发现，媒体监督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但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媒体监督作用可能会减弱。
2、企业层面原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因素和财务特征因素。
在公司治理方面，Beasley （1996）和Farber （2005）发现，董事会独立性程度越高，公司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概率越小；Abbott 等（2004）发现，董事会规模较大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较高；Dechow 等（1996）和Farber （2005）发现，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可能性较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会增加财务重述行为发生的概率；于鹏（2007）发现，在不存在绝对控股股东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可能性较低。
在公司财务特征方面，Ahmed ＆Goodwin （2007）认为，规模较大的公司会将财务重述作为信息质量的信号，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可能性较低；Burns ＆Kedia （2006）发现，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行为；Ｒichardson 等（2002）和Ahmed ＆Goodwin （2007）发现，面临持续增长压力的高成长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重述行为。
3、高管层面原因主要包括高管自利动机因素和高管自然人属性特征因素。
在高管自利动机方面，学者们（Burns ＆Kedia ，2006）发现，财务重述行为与股票期权行权时机选择有关系，当公司财务报告高估盈利期间，公司高管行使股权的可能性增大。
此外，Beneish （1999）和Agrawal ＆Cooper （2008）发现，内部人交易行为与财务重述行为有关，高管在发生财务重述行为时要比财务重述行为之前出售更多的股票，并且这种关系在SOX 法案实施前更强。
在高管自然人属性特征方面，何威风、刘启亮（2010）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3 2007年财务重述数据研究发现，高5312013年第8期（总第512期）会计与金融管团队规模和高管性别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正相关，高管年龄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负相关，高管团队与董事长性别和年龄差异与财务重述行为正相关。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现有研究表明，很多公司行为都会通过高管联结关系在企业之间进行扩散，如“毒丸”计划（Da-vis，1991）、事业部组织结构（Palmer等，1993）、并购行为（Haunschild＆Beckman，1998）、金色降落伞（Davis＆Greve，1997）、证券交易所选择（Ｒao等，2000）、政治选举的赞助（Burris，2005）、企业慈善行为（陈仕华、马超，2011）和审计师选择（陈仕华、马超，2012）等。
不过，现有研究所关注的高管联结扩散的公司行为都是一些“好”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可以在正式场合（比如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公开讨论，并且可以“光明正大”地交流经验和信息。
但对于诸如财务重述这种“不好”行为的扩散，还未有文献给予关注。
本文认为，财务重述这种“不好”行为也会通过高管联结关系在企业之间进行扩散，其理论依据如下：1、高管联结作为财务重述行为企业间扩散的信息影响渠道对于现有研究所关注的“好”行为而言，除了高管联结关系可以传递信息外，其他媒介如期刊报纸、电视媒体等也会传递相关信息（Haunschild＆Beckman，1998），因此，高管联结在“好”行为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可能会相对较为有限。
但对于财务重述这种“不好”的行为而言，一方面，期刊报纸、电视媒体等媒介不会对此行为详细报道，高管从这些渠道获得的相关信息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在诸如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正式场合，也不适宜公开进行讨论，无法“光明正大”地分享和交流经验，只能更多地依赖隐蔽的信息渠道“私底下”秘密地传递信息。
而企业间高管联结关系可以作为这种隐蔽的信息传递渠道：如果联结企业（即与目标企业通过企业间高管联结关系联结的企业）发生了财务重述行为，由于存在联结关系的高管亲身经历了财务重述行为，他们会将这种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信息带到目标企业（即待考察的焦点企业），从而导致目标企业更可能发生财务重述行为。
此外，由于财务重述行为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何威风、刘启亮，2010），企业间高管联结关系还可以传递财务重述行为的相关经验和技巧。
2、高管联结作为财务重述行为企业间扩散的社会影响渠道企业间高管联结有助于某项观点和实践在相互联结的企业之间进行扩散，从而使相互联结的企业在观点和行为方面表现出一致性（Coleman等，1966），具体影响机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依据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Becker，1968），联结企业是否进行财务重述行为，会影响目标企业高管对财务重述行为成本和收益的主观评价，进而影响目标企业高管是否采取这种行为。
一般而言，如果联结企业高管进行了财务重述行为，这可能会导致目标企业高管低估财务重述行为的成本，或者高估财务重述行为的收益，进而导致目标企业高管也进行财务重述行为；（2）依据社会规范理论研究（Cialdini＆Trost，1998），联结企业是否进行财务重述行为，会改变目标企业高管关于财务重述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的普遍看法，进而影响目标企业高管的行为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