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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 数据，利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 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征。
除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距离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 的影响。
经过检验我们有如下发现：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面影响；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FDI 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 的规模有负面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 有负面影响；中国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 有正向影响。
通过进一步考察中国OFDI 的制度偏向，我们发现：中国OFDI 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都对中国OFDI 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正向影响中国OFDI 。
关键词：逆向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制度Heckman 模型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简称OF⁃DI ）问题备受关注（Buckley et al.，2008）。
中国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中国OFDI 大量增加。
目前全球FDI 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 相对较小。
中国OFDI 不仅进入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
发展中国家拥有潜力较大的消费市场、亟须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
这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 的主要优势。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软、硬环境仍有较大缺陷。
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这是阻碍发达国家FDI 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对外投资的后来者，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量增加。
如表1所示，中国OFDI 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且增速极快。
中国OFDI和IFDI协调关系的影响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国直接投资（IFDI）之间存在着协调关系，这种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中国OFDI和IFDI协调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的OFDI和IFDI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促进双方的投资互动和发展。
中国的OFDI主要集中在海外市场，涉及到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领域，而IFDI则主要涉及到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
通过双向投资，中国和外国企业可以互相借鉴对方的经验和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
同时，双方的协调投资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其次，中国的OFDI和IFDI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加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拓展国际市场，获取更多资源和技术支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同时，中国企业通过与外国企业合作，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产业链，提高自身在全球市场的地位。
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需要与外国企业协调投资，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中国的OFDI和IFDI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可以影响国际投资环境。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对外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
中国的OFDI和IFDI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环境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加强与外国企业的协调投资，中国可以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流入中国市场，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
最后，中国的OFDI和IFDI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化战略需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相互配合。
通过协调与外国企业的投资，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和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
同时，中国的OFDI和IFDI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有助于优化中国的国际资本布局和风险管理，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和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的OFDI和IFDI之间的协调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结]国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https://img.taocdn.com/s1/m/1281fdc3370cba1aa8114431b90d6c85ed3a8856.png)
国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以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关注，逐渐地成为对外投资活动的新主体，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邓宁教授（2006）研究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意义以及中国政府的战略等问题。
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管理与发展中心主任丹尼尔布尔科教授（2006），从现状、意义和投资动机等方面的研究了投向欧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他认为中国的OFI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仍然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
日本学者筑波昌之（2006）从现状和动机两方面对投往日本的中国对外投资进行了理论结合实践的分析。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乔安娜（2006）结合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研究发现了中国的ODI主要是获取资源，而中国ODI企业本身竞争实力很弱，技术水平低，管理体制落后，缺乏跨国经营人才，导致这些企业想通过内部市场的整合以优化资源配置。
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教授巴克利和沃斯（2006）采用了官方机构发布的对中国对外投资数据（1979-2011），通过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了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影响，所以应将母国的政策因素纳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国内学者分别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体优势投资方式、区位选择，行业选择，发展潜力、与贸易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对于中国ODI动因的研究，毛蕴诗在分析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时，认为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决策一般要从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五个方面进行考虑，还要能受到内部和外部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企业的经营目标和自身要素实力，外部环境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的政策因素。
所以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可分为主动型，诱发型和迫动型三种，多种因素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不同企业的纷繁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活动。
中国移民网络与OFDI流出的关系内容摘要：随着我国海外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海外移民网络对我国对外经济如贸易、FDI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关于移民网络对OFDI流出的文献则相对较少。
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国在OCED国家中的移民存量和OFDI数据，对中国在OECD国家内的移民存量与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实证结果显示：移民网络可以有效推动中国对OECD国家OFDI的流出，而双边投资协定（BITs）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该效应的发挥。
关键词：移民网络OFDI 经验模型引言截止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达到934.3万人，如此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数量，形成了我国巨大的海外人才库，由此而产生的网络效应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国内学者赵永亮（2012）通过构建标准模型（STD）和成本对称模型（STC）发现，移民网络在中国与28个样本国的双边贸易中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杨希燕、唐朱昌（2011）的经验性分析得出，东道国的移民网络为FDI流入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移民网络对中国OFDI 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OFDI近几年的发展很迅速，根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2年299.2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5319.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接近16.7%。
随着中国OFDI的快速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会越来越大，而对国内经济增长同样很重要的对外贸易和FDI与移民网络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被很多学者证实。
那么是否移民网络对中国OFDI流出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呢？本文首先将2010年中国在OECD国家中的移民存量（本文将选取移民存量作为移民网络的度量指标），以及2010年中国对OECD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ARCGIS10.0作图软件做出中国OFDI流向图（见图1）。
通过图1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在拥有越多中国海外移民的国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第一节引言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重要吸收国。
不仅如此，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快速融合也使中国成为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来源国[1]。
中国OFDI的初始规模非常有限，但在过去十年间迅速攀升。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2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Voss et al.，2009）。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0a）的报告称，中国在未来三年内将发展成为最具潜力的OFDI来源国。
实际上，截至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OFDI来源国。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属于五大海外投资国之一，占各国对外总投资的5.1%（MOFCOM，2009）。
图5-1展示了中国OFDI的激增过程：从1991年的9.13亿美元戏剧化地增长到2009年的565亿美元，再持续增长到2012年的880亿美元。
同时，中国的OFDI存量从1991年的54亿美元也增长为2009年的2458亿美元。
图5-1 中国OFDI的流量和存量值本章主要分1991～2003年和2003～2009年两个阶段来考察中国OFDI的发展情况。
[2]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那时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致力于中国海外业务的发展。
中国OFDI制度从中央审批体系逐渐演变为一个更加透明和自由的体系。
[3]Cheung和Qian（2009）指出，政府不仅将OFDI的决策过程从政治导向体系变为经济导向体系，而且将审批权力向地方政府下放。
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了经济扶持。
快速的经济发展加快了中国的国际合作。
大量研究表明，政府对OFDI的补贴是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尤其是在自然资源领域（Xiao and Sun，2005；Yao et al.，2010；Yao and Sutherland，2009）。
中国OFDI的研究综述：理论创新与重构刘夏明;王珏;逯建【摘要】本文分别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国跨国公司的优势种类、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三个角度,对国内外2002~2015年间近14种学术期刊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概括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并由此对对外投资种类、跨国公司的优势、国际化的本质进行了理论重构.研究指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殊之处,也为丰富国际商务理论、进一步拓展未来研究指明方向.【期刊名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年(卷),期】2016(000)002【总页数】10页(P86-95)【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国际化【作者】刘夏明;王珏;逯建【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32.62002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231.2亿美元，较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了45.6倍，年末存量达到8826.4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7.7%和3.4%，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第三位，存量首次步入全球前十行列。
2014年并购方式的实际交易额达569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46.2%，成为主要的投资进入方式。
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全球186个国家(地区)，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尤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四个行业为最。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结构、主流商业范式、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等方面与传统OFDI主要来源国存在明显差异。
这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具有传统OFDI的一般共性，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现有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解释范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研究综述摘要: 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引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尤其迅猛，而区位选择和区位分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问题。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导向上仍有很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
因此，通过整理和评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研究成果，可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疏漏与不足，进而为以后的研究找寻新的方向和角度。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理论; 研究评述;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时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选址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
这不同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
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决定了对外投资以后，才考虑对外投资的地方，但是这个顺序也可能是反过来的，即企业选好了地方，在考虑是否进行投资时，可能投资也可能撤资。
从这个角度说，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阶段。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问题，而区位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活动在国内空间的分布情况，这导致两个理论的交集甚少，这也就解释了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没有涉及区位因素的原因。
但是区位因素在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只有将区位因素纳入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才能对更多的问题和现象进行解释。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除了扮演重要的引资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对外投资国，并且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领域聚焦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问题上。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 或ODI) 具有普遍适用的理论规律，例如可以用西方投资理论进行解释，也可以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说明。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其独特的一面，有处于新兴经济体大国背景下的特殊性，不能完全用某一现有理论全面解释。
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关于《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研究作者：未知[摘要]基于我国现阶段OFDI“顺梯度”“逆梯度”二元结构投资的环境、背景下，对我国双向梯度OFDI 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机制进行分析，进而通过修改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OFDI的产业“空心化”效应确实存在；（2）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资产价格的波动、人力成本的上涨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OFDI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3）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调整OFDI 的制造业产业“空心化”效应；（4）OFDI并不是我国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工业生产成本的攀升依然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次是资产价格变动、OFDI和人力成本的上升。
[关键词]OFDI；顺梯度；逆梯度；制造业产业“空心化”一引言产业“空心化”的理论最早是根据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实践而提出的。
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空心化”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产业“空心化”是伴随产业海外转移出现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内基础产业的弱化从而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恶性冲击的现象。
在“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制造业OF-DI增势却持续强劲，我国OFDI已经连续14年增长，而2016年更是呈现出了井喷的趋势。
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大而不强、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中等收入陷阱尚待破解以及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的不利局面，桑百川和杨立卓等（2016）通过将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货物贸易平衡情况与日本情况相比较发现，我国当前经济状况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情况较为相似，日本经济后来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应当引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的警惕。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2021年第1期(总第227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基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视角张为付，吴怡(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內容与使命，外交关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和扩展。
双边友好外交关系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对O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
运用2010—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考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双边友好外交关系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这种促进作用得到加强。
因此，企业可以加强对国家之间外交形势的关注，与时俱进，借助政策的东风，主动参与国际市场，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
关键词：双边友好外交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区位选择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6049(2021)01-0088-10—、引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模式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国有企业占比下降,但占比依然大，根据《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国有企业占比从2006年的81%下降至2018年的48%，但是2018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排名前十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二是主要流向传统投资领域,投资额排名前三位的行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和制造业,分别占35.5%,15.2%和13.4%；三是主要的区位选择是中国香港、东盟和欧盟,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分别为60.7%、9.6%和6.2%,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美国只有3.8%；四是具有较强的政治偏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领域广泛,流向制造、电力生产投资的增幅较大，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越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俄罗斯联邦、泰国、孟加拉国等国家。
中国对东盟十国OFDI的区位选择 ——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面板数据检验发布时间：2021-09-06T15:18:06.173Z 来源：《科学与技术》2021年12期4月作者：朱婕[] 骆登山2[导读] 本文以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对其2011~2019朱婕[] 骆登山2云南财经大学1.经济研究院.2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昆明 650221摘要：本文以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对其2011~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十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影响因素，并对不同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进行了比较。
此研究为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供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东盟十国；OFDI；区位选择；Heckman两阶段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下，东盟作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点关注对象。
随着2020年11月15日，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规模最大和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形成，此协定使得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也为全球产业链向区域方向调整做好了准备[1]。
一、现状分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经济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区域经济合作逐步深入，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新调整，O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2,3,4]。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规模处于持续增长的趋势。
《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底，中国OFDI流量为1369.1亿美元，同比下降4.3%，对东盟国家的OFDI流量为130.24亿美元，同比下降4.9%，占投资流量总额的9.5%。
为了对中国OFDI的现状及特点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按照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以中国的排名为参照，将东盟十国分为排名高于中国的经济体和排名低于中国的经济体[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