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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舆情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8月下旬以来，随着“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名人被抓，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行动拉开序幕，从行动上开了一个清理网络丑陋的好头，进一步加大了对网络造谣、传谣的打击力度并促使相关司法解释尽快出台。
“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伙同“意见领袖”，制造一个以某人或某事为中心的事件，组织人手在网络上发帖、评论，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和不良情绪大肆炒作，短时间内营造出一个网络热点，吸引广大网民的关注。
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1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
在如此庞大的网民基础上制造网络热点极易由网络舆情转化为网络舆论，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把政府机关推到被动的局面。
因此，对网络舆情的科学管控研究也就尤为重要。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国家管理者制定和推行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工作措施，以及影响民众利益主客体利益关系变化的事件、人物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及其所持有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
网络舆情主要指使用网络者俗称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
当互联网迅速发展并成为人们比较开放的政治意愿的表达方式时，舆情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大。
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实现了向舆论的更快、更多和更复杂转变，进而扩大了1 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2它的影响力。
当某一突发事件发生并引起网络舆论时，社会各级组织和人群都很关心，主动参与到信息和意见的交流中。
特别是当事件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时人们的参与意识更强，公众会非常积极的表明自己的意见、态度和立场。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网络舆情的搜集、整理可实现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组织与公众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和互动。
舆情概念解析舆情与舆论在当下中国被广泛混用，这是长期受中国的历史渊源影响产生的偏差。
在中国，如果说舆论是指民言，那么舆情所代表的本意指代的则是“民意”，即百姓的情感和情绪。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舆情”一词最早现于唐朝，具体出处仍有争议，王来华等认为出自《全唐诗》《献乔侍郎》中的“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
事实上，在文字记录之前，“舆情”已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痕迹。
在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要求统治者重视民众的意愿和态度。
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人的“舆情”概述中，舆论与舆情混杂使用情况普遍存在，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究其典故，不让“开口”，本应阻止“舆论”，但探其深处，“口”又衍生到“心”，言自心生，又涉及到舆情；又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先情后论，也是如此。
通过综合相关研究，本文结合古代社会特点，认为舆论与舆情混用情境的出现，源自古代社会等级体制下“言语”需要。
在阶级社会中，创建言语中“言外之力”，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舆”本可指代底层人民，但在皇权体制下，无法全面囊括统治者对各阶层化言语表达要求。
而民意一词的模糊性适应了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用“民”，尤其是民意代替舆论、舆情的使用习惯，是造成这种偏差的经验来源。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发展让舆情空间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西方思想冲击下，“公表于外”的舆论与舆情相互转化的整体发展特点和研究方法，促进舆情理论认识体系的发展。
但需要指出的是，舆情与舆论的相互转化，让以“格义”为特点的词语混用情况极为凸显。
伴随着格义上的混用，舆情与舆论也突显出了两级分化的发展趋势：舆论被注入民主观念, 建构为社会的主流话语, 在社会话语体系和权力结构中不断正当化与合理化；舆情则因为传统社会的桎梏, 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遗忘或“闲置”, 成为一个远离社会主流话语的“旧概念”。
舆论是“积极的发动”，舆情是“消极的服从”。
不过，通过近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研究积累，学界对舆论和舆情的关系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舆情是一种潜在舆论；舆论是在一定舆情基础上形成的；两者都属于人类精神现象范畴，涉及人类社会生活，是社会群体集体性心声和意愿的反映。
理论研究-113-试论网络舆情对政府公信力及政府决策的影响赵文婷（210023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摘 要：近年来，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网络舆情的飞速发展，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
本文将从网络舆情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着重讨论网络舆情对政府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实现网络舆情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网络舆情；政府公信力；政府决策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网络舆情对于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影响也日益凸显，这种影响是多角度、多方面的，其中，网络舆情对于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决策的影响尤为显著。
一、网络舆情基本情况概述（一）网络舆情的概念在把握网络舆情的概念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舆情。
王来华将舆情定义为民众针对党和政府的社会政治态度，包含来自民众的赞扬、认同、批评和帮助等政治指向性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倾向。
刘毅认为舆情“是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综合。
”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
刘毅认为网络舆情“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曾润喜认为，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不同的学者关于网络舆情有不同的认知，但一个基本的共同认知是：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在互联网上的一种特殊的直接反映。
简单来讲，网络舆情就是以互联网为渠道，表达、传播具有主观倾向性的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等，并具有一定的、广泛的后续影响力。
（二）网络舆情的特点网络舆情亦源于现实，只不过，人们将表达和传播舆情的场所或者渠道拓展到了互联网上。
刘毅将网络舆情的特点概括为自由性与可控性、交互性与即时性、隐匿性与外显性、情绪化与非理性、丰富性与多元性、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这六个方面。
一、网络舆情internet public opinion，online public opinion internet consensus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研究员在国内最早对舆情进行系统性定义，其研究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刘毅在此基础上扩充了舆情所指向的主体和客体，认为“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该定义明确了舆情的主体、客体和本体，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对任何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从而为舆情的定义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方面，舆情的客体不仅包含公共事务，一些私人事务也被人们所讨论甚至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舆情所隐含的不仅是人们的情绪、态度等，不少言论具有较高的鼓动性，表现出一定的行为倾向，如2008奥运火炬传递期间的“家乐福事件”等。
基于此，我们将舆情定义为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某一载体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舆情研究的后起之秀曾润喜博士对网络舆情进行了准确和权威的定义：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舆论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聚表现，是多数人形成的一致的共同意见，是单种意见的集合，即需要持有某种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人数达到一定的量，否则不能认为是一种舆论。
而舆情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可以是一种零散的，非体系化的东西，也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同，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这也是最容易将二者混淆的地方。
当舆情产生聚集时就可以向舆论转化，因而对舆情的管控就是要使舆情不转化为舆论或转化为良性舆论。
网络舆情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舆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
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与挑战，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特点，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网络舆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互联网成为继纸媒、广播电视之后的”第三媒体”，是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
据2011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4.57亿，居世界第一，其中30岁及以下的青少年，占到中国网民总数的2/3，成为网民的主体。
在网民身份中，学生所占的比例最大，占到30.6%。
学生上网率达97%，明显比其它各阶层的人士高。
由此可以说明青年学生大学生已经是当前我国网民中的最大群体。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因此，加强对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网络舆情研究，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对建设和谐校园、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网络舆情的界定舆情是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
在当代社会，舆情研究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理论探讨和研究工作还不深入，对于舆情的内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权威性定义，各专家学者也是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其做了不同的界定。
天津社会科学院王来华教授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如果把中间的一些定语省略掉，舆情就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
” [1]但这个概念仅仅把舆情限定在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未免有些狭窄。
张克生在其主编的《国家决策：机制与舆情》中认为：”舆情是国家决策主体在决策活动中必然涉及的、关乎民众利益的民主生活（民情）、社会生产（民力）和民众中蕴藏的知识和智力（民智）等社会客观情况以及国家决策产生的主要社会政治态度。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1）第34卷第7期总第293期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和引导研究何秋霞（河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广东河源517000）［摘要］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给舆情生态带来了较大的变化。
本文对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进行研究，分析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引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理论基础，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的研究意义，剖析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现状，对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一系列可彳亍性强的、操作性高的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和引导措施。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引导［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 2096-711X.2021.07.012［文章编号］2096-711X(2021)07-0026-03［本刊网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给舆情生态带来了较大的变化。
现在与过去相比，舆情生态更加复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人们信息获得渠道，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程度和力度。
但是，不可否认网络舆情生态变化的急速发展同样存在一定的诱惑和不当信息。
舆情生态中夹杂的复杂的、错误的信息如果未能加强正确引导，将会给人们的三观形成一定冲击，导致人们思想受到影响，在行为理念上出现偏差。
这一方面,尤其体现在高校学生思想教育中。
高校阶段处于学校和社会接触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学生即将走向社会，实现全面社会化的最后一个时期。
在这一时期，学生抵抗诱惑和高效分辨正确信息的能力还是较低下的，而面对复杂的舆情生态未能加以科学管理和规范引导，必将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不利影响。
高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育的重要平台，在人才培育过程中，提升人才培育水平，帮助人才形成正确的三观，掌握科学的处理和分辨信息能力，是当前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且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同样也认识到了网络舆情变化的挑战，从政策和制度上给予了积极引导，要求从健全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准确掌握网络舆情发展变化现状、认清网络舆情管控现状，因势利导的提出优化网络舆情管控建议。
2004年8月社科纵横Aug,2004总第19卷第4期SOCIAL SCIENCES RE VIE W VOL.19NO.4 哲学、政治与社会学探索争鸣舆情的主客体关系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王来华 陈月生*(天津社会科学舆情研究所 天津 300991)内容摘要 近年来对突发性群众事件的许多研究证明,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群体事件存在、发展、变化的主线。
根据舆情研究理论,从舆情的主客体关系及其本质认识突发性群体事件,重视舆情,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并建立有效预防机制。
关键词 舆情 突发性群体事件 畅通民众利益的表达渠道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4)04-0022-03目前,社会各界都在重视和关注社会舆情状况, 辞源 中把 舆情 解释为 民众的意愿 , 舆情研究概论 一书探索性地将舆情定义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近年来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许多研究证明,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群体事件存在、发展、变化的主线。
也可以说,突发性群体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舆情的主客体关系,因此,重视舆情,从舆情的主客体关系及其本质认识突发性群体事件及其发生机制,建立和完善突发性群体事件应急处置和预防机制。
一、舆情的主客体关系及其本质特征1.舆情的主客体关系根据 舆情是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 这一基本定义,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包含前者是否接受、尊重和依赖后者,是否承认后者的地位、权力和权威等等,也包含了后者对前者的平等、责任、权威、服务、秩序等要求。
这种相互关反映了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基本态度是对应的,责任与义务,依赖与服务,尊重与秩序,服从与权威,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中相互依存的各种具体态度的基础,具体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发生、变化等都受制于这个基础。
在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关系中内含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前者为什么会服从于后者,美国社会学教授安东尼 奥罗姆在他的 政治社会学 一书中,在比较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等三人在 社会服从理论 方面的不同观点时,对人类的一个群体为什么会服从另一个群体的问题做出了解释。
其中,在分析韦伯的观点时,他指出,服从者为什么会服从?首先是经济的组织形式,在日常的生活中,习惯和风俗是保证遵从的首要原则。
其次,行政组织机构是第二个原则,通过用法令惩罚不服从者,征收赋税,进行战争等来强化人民对统治者的服从。
又次,被统治者相信统治者的地位是合法的,即为确立被统治者的服从提供了最终保证。
2.舆情主客体关系的本质特征舆情主客体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利益关系。
民众要实现其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除了进行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创造外,还要依靠国家管理者提供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和协调,特别是依靠国家管理者以及相应的国家机器对各种社会利益矛盾进行协调,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国家管理者作为舆情的客体,在一定时期内对待舆情做出的决策选择具有决定性。
一般而言,国家管理者不仅在决定中介性社会事项中是 说了算 的人,而且,他们在对待民众社会政治态度方面也是 说了算 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即使这些社会政治态是正确的,而国家管理者做出的反应也是多样的,有时甚至是消极的和滞后的。
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管理者对待舆情的 决定性 。
首先,国家管理者作为中介性社会事项的产生者、控制者和协调者,手中握有决定中介性社会事项的权力,他们可以视情况而定。
其次,来自法律和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制约有时候(主要表现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对国家管理者的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或不良运行的情况下,其结果可能更糟。
舆情作为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在本质上始终贯穿了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不断变动的相互利益关系,是一种以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对立与依存的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态度。
在舆情的范畴中,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在利益方面的关系,其主要方面是相互依存,这是我国根本制度所决定的,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
这种依存关系提出了主客体间要走向 一致 、 和谐 或 政通人和 的目标。
国家管理者对民众利益的根本考虑和实际操作就是如何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的问题。
针对舆情主客体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从舆情研究视角看突发性群体事件,主要是探讨和推动这种关系的依存性方面,也是国家管理者如何实践 三个代表 的问题。
二、突发性群体事件反映出舆情主客体关系处于 问题状态突发性群体事件一般表现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乃至成百上千人突然聚集,围坐、请愿、上访或是冲击党政权力22作者简介:王来华,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机关,非法集会游行,引起群众围观滋事,造成交通阻塞,停工停课,少数还伴有聚众械斗、打、砸、抢等行为,表现形式激烈。
从目前情况看,绝大多数集中上访静坐等突发性群体事件往往是针对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引发的,具有目标明确、诉求具体的行为特征,由于民众个体的目标和要求千差万别,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滞后和不到位,政府个别工作人员工作的疏漏和错误等因素,正常的舆情表达手段极度缺乏,制度化的意见表达机制滞后或不完善,缺乏必要的 减压阀 或 排气口 ,增加了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情绪,并将目标焦点投射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上。
突发性群体事件所反映的舆情证明,突发性群体事件往往是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与国家的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非正常化表露或极端的外化形式,反映出舆情主客体之间关系呈现 问题状态 。
根据舆情理论,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在利益方面存在对立和依存关系,其主要方面是依存关系,这是因为我国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有的工作和行为都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
因此,正常的舆情状况通常表现为,主客体在利益方面的 一致 与 和谐 。
在一般情况下,主客体之间的对立由相应的制度、法规、政策以及公共行政予以协调和解决。
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制度、法规、政策以及公共行政出现滞后和不适应,使舆情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出现部分的激化。
据公安部门统计,1998、1999两年,仅因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退休金、养老金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占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总数的1/3左右 。
2000年以来,群体性事件呈不断增长之势,且行为方式日趋激烈,有的地方出现了罢工游行,围堵以至打砸党政机关,封堵公路铁路,破坏公共设施,群众与公安民警和武警战士冲突等非常态行为。
这些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随意发生的,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之中,反映出部分民众受具体社会事项刺激而对国家管理者表示不赞同甚至反对,是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在利益方面显现了 非一致 与 非和谐 ,是舆情状况的非正常表露或极端的外化形式。
突发性群体事件所呈现的这种 问题状态 ,突出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以及调节冲突方式的变化。
一方面,社会整合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在传统体制下,各种形式的单位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的基础,是国家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对话平台。
改革以来,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农村,家庭再度成为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单元;在城镇,以非公有制及混合所有制部门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组织的不断建立和扩大,这些组织本身也基本不具有任何除经济活动以外的社会组织职能,与此同时,传统企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职能也逐步弱化。
上述状况导致的进一步结果是政府开始直接面对公众或分散的利益群体,其核心是缺少制度化的对话平台和矛盾缓冲机制。
公众的意见无法相对集中并通过适当的渠道与政府沟通,社会内部的矛盾难以消化,以至于所有冲突都直接在政府与高度分散的公众和小群体之间发生。
另一方面,部分社会群体的边缘化趋势可能加剧。
在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政府管理方式变革期间,有一种趋势值得引起特别注意,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游离于正常的经济与社会组织之外,进入完全的社会边缘状态,包括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及城镇中的个体、自雇佣人员、失业人员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非正式雇员。
对那些处于正规组织之中的社会成员来讲,虽然其所归属的组织可能不再承担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但毕竟还有相应的组织规范和组织能力,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利益表达职能及内部管理职能。
而那些游离于正规经济与社会组织之外的社会成员,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渠道和方式进行利益表达,政府也难以向此类社会成员表达政府意志,当这部分社会成员自身利益受损时,无法利用制度化的手段来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在社会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过程中,偶然性与突发性群体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其中,最重要的威胁会来自于各种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
当然,获利的群体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要求,从而使某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三、重视舆情,建立和完善应急处置和预防机制根据舆情研究理论,突发性群体事件是舆情主体 民众的情绪和某种社会政治态度的极端表现,据王绍光等人的研究报告 ,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 能量积累型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 能量 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农民税负过重问题、征地补偿房屋拆迁补偿不合理不兑现问题、拖欠职工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不解决或拖延解决,甚至对上 封锁消息 ,将最终 一触即发 。
因此,重视舆情,畅通民众利益的表达渠道,是建立和完善突发性群体事件应急处置和预防机制的重要前提。
1.重视舆情信息的表达舆情信息,即民众对国家处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多以言论、顺口溜或民谣以及体态语等载体出现,既依赖各种媒体加以传播或表现,也依赖非媒体的手段加以传播和表现。
以各种媒体为载体的公开反映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文字、言论和书画或其他有意义的文化符号等,依靠各种媒体,并与作为 公开意见 的舆论相重叠,在传播和表现一些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同时,对其他民众有启发和引导甚至迷惑的作用。
以顺口溜或民谣、传闻、闲话以及 体态语 和 行为语 等形式加以传播和表现的民众社会政治态度,它的表现不怎么依靠各种媒体,是以口传和某种行为为主的相对不公开或隐秘的,它的表现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常常与社会的非主流文化相结合,而 体态语 或 行为语 ,既包含了一些表现出来的行动,也包含了尚未或不完全表现出来的 社会行为的准备状态 或 社会行为反应取向 ,都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是认识舆情的重要的和生动具体的途径。
舆情信息的表达无论公开与否,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舆情的表达通道问题,即它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准确和迅速到达与它有关的国家管理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