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学术贡献

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简介岑麒祥主要研究方向为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语言学史概要》是其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语言学史著作陈望道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修辞学发凡》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丁声树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词典编纂专家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符淮青汉语词汇学、语义学、词典学研究《现代汉语词汇学》高名凯著名语言学家与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观点平妥，简明通俗，至今仍被许多高等学院用为教材。

桂诗春著名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家，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测试、统计语言学等郭锡良主要著作有：《古代汉语》（三种）、《汉字古音手册》、《汉字知识》等著作10种。

音韵方面也第一次提出了殷商音系的设想，为汉语语音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何九盈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胡明扬胡明扬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汉语语法、汉语方言并结合汉语实际对语言理论的研究；一是向国内介绍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北京话初探》、《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胡裕树汉语语法理论、现代汉语教学、语言文字辞书编纂《现代汉语》、《今日汉语》、《汉语语法研究》胡壮麟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语篇分析、英语教学法、符号学、认知与隐喻《语言学教程》黄伯荣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的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及汉语方言等方面《汉语方言语法类编》蒋礼鸿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金兆梓著名语言学家、文史学家《国文法之研究》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将传统语法体系应用于现代汉语的专门著作。

李方桂李方桂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侗台（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汉语和藏语的研究参与翻译《中国音韵学硏究》（ps：《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陆续发表于1915-1926间，中译本是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的，在翻译中三位学者加了注释和补订。

《马氏文通》讲稿一、作者简介《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

通晓拉丁文、英文、法文。

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

曾当过一段时期的招商局总办，与西方国家接触较多，后被诬陷罢职。

赋闲在家，遂“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写成不朽之作《马氏文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

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有《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

马建忠还是位杰出的外交家，参加平定朝鲜壬午兵变，韩国国旗图案即是马建忠的提议。

马建忠精通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西方语言，又对中国古籍和中国传统语文研究有深厚功底，长期从事中、西语之间的翻译工作从而具有较为明确的语法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把撰写语法著作视为发展民族文化、振国兴邦的良策之一。

加之马建忠还有一位同样精通西方语言、著有《拉丁文通》、并多年从事双语教学和翻译工作的哥哥马相伯可与商酌切磋。

所以，经十余年的勤求探讨，马建忠终于完成了三十余万言的《马氏文通》。

如果没有马建忠，中国语法体系的建立，恐怕会更晚一些。

二、历史背景19世纪末叶，清政府极端腐败，当时的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帝国主义的坚甲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门，也震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

马建忠作为当时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一也在探索科学救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掌握知识的载体——汉语太难，难的原因是“隐寓”在汉语中的“规矩”（语法规则）没有被揭示出来。

这就使得国人“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

这样，要想与“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文通·后序》）。

《马氏文通》是马氏本人学贯中西的结果，更是受当时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

更是马氏对中西语言文字比较后的认识。

他说：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方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

，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近现代中国翻译理论简述李玥摘要：本文以笔者阅读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为基础，依照各个历史时代的划分，对书中阐述的翻译理论、学说进行评述。

关键词：按照年代；主要学说；代表人物；主要特点一、书籍简介《中国翻译理论百年回眸》是由文军教授主持编写的“翻译资料与翻译研究丛书”系列图书中的一册。

书中共收录了1894年-2005年中国出版物中有关翻译理论论文相关信息两千五百余条，每条均按照：序号、作品名、作者、刊名、刊期/起止页码；摘要；关键词的顺序编写。

特别适用于外语教师、研究生、翻译工作者以及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人士使用。

本书有三大显著特点：第一，本书按照大的年代归纳论文信息，这对整理各个年代的翻译理论有清晰的分界；第二，收录的每一篇论文，都会提供摘要和关键词，便于理解论文的主旨，提高索引效率；第三，论文按照出版时间顺序编排序号，便于数据整理。

二、各时代翻译理论评述（一）十九世纪该书共收录19世纪翻译理论论文3篇：分别是1894年马建忠先生的论文《拟设翻译书院议》（下称《拟》）；1986年梁启超先生的论文《论译书》（下称《论》）；以及1898年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的《天演论》（下称《天》）。

三篇论文均是19世纪末出版的文章，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内忧外患，为谋求救国图强的道路，爱国先驱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将西洋先进文化技术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的翻译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其中，马建忠的《拟》首次提出了翻译标准的思想，即“善译”，指出“善译”的条件是具备“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阐述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

梁启超的《论》强调译书应避免两种情况：一是过于忠实译入语，而丢失原文的意义；二是过于忠实原文，而造成译文生涩梗读。

也就是翻译的“度”的问题。

严复在《天》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及其相关问题。

严复的“信达雅”思想至今对翻译标准讨论起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汉语词类研究综述本文介绍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汉语词类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解决词类研究中的不足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努力。

重点讨论了沈家煊提出的“名动包含”模式，认为这一理论是迄今為止能解释汉语词类问题的最佳方案，同时认为该理论为今后的词类研究甚至整个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标签：汉语词类名物化名动包含一、引言汉语词类体系的构建始自《马氏文通》，一百多年来，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一直贯穿汉语语法研究的整个历史，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力（1985：11-18）、吕叔湘（1979：40-53；1982：16-27）、高名凯（1953；1986：65）、朱德熙（1982：37-54）、陆俭明（2013）等众多学者为汉语词类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尽管如此，在词类研究中我们始终面临两个难以摆脱的困境：第一，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胡明扬，1995）；第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中心扩展规约”，满足“中心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沈家煊，2007、2009）。

为了解决汉语词类研究的上述两大困境，学界进行了各种尝试和努力，尤其是沈家煊（2007，2009，2010a，2010b，2012a，2012b，2013）通过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名动包含”模式，该模式的提出为处于两大困境之中的学者们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对一直在传统观念之下亦步亦趋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下文将回顾汉语词类研究从初创到深入发展的概况，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其中重点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尤其是沈家煊的“名动包含”模式。

二、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一）“词类”的提出汉语词类研究肇始于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

作者马建忠（1983：19）首先根据意义划分出了实字和虚字两个大类。

《文通》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

德、功、言三立的大学者——缅怀徐复先生鲁国尧【期刊名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00)002【总页数】2页(P1-2)【作者】鲁国尧【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4【正文语种】中文徐鸣谦先生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家，他的道德、功业、文章永昭国史。

今年是他百岁诞辰，我们应该纪念这位为国家、为民族、为学术作过重大贡献的学者。

我的记忆引领我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32年前。

那年10月底，在武汉东湖的一个宾馆，举行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晚上，徐复先生由我陪同，拜访周祖谟先生，两位先生欢谈约一小时之久。

那时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气氛洋溢于整个会议之间，显现于每个与会者之面，这是现在的青年学人所不知道、所不能体会的。

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学术完全陷入沙漠化状态，好多老专家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过牛棚，挨过批斗。

到了1980年，徐复先生和周祖谟先生都年近七旬，好不容易盼来了“科学的春天”，老友相逢，群英聚会，重理旧业，再绘新图，自然使他们十分兴奋，青春焕发。

古稀之年再次焕发青春，徐先生一生为国家、为人民、为学术做了许多许多，作出的贡献很大很大，委实难以枚举，姑就我现在所能说出的略述于下:1983年高邮王氏纪念馆的建立、1985年金坛段玉裁纪念馆的建立、1998年镇江师专马建忠纪念室的建立，都归功于徐先生的热心倡议及后续的坚持不懈的推动。

江苏省语言学会、南京师大古文献研究所、古文献专业等，徐先生都是缔造者。

徐先生历任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徐先生就是顾问。

他是《广雅诂林》的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高邮王氏四种《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的倡导者、推动者。

至于徐先生自己的多本著作，如《后读书杂志》、《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等都是他的心血结晶。

《马氏文通》与日本广池《中国文法》——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李无未【摘要】日本广池千九郎的<中国文法>晚出于<马氏文通>4年,并尝试对<马氏文通>进行学术批评.二者文言语法研究内容体例编排特点突出,语法理论体系各自有差异,但或多或少都与西方语法理论有关,同时也注意吸收中国传统训诂成果,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语法研究方法上,二者划分词类皆以词义为标准,注意语法意义标准,同时也都考虑了汉语文言语法词类划分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与<马氏文通>一样,广池的比较法也有共时比较、历时比较、中英比较、中日英比较等几类,甚至比前者更为明显.<中国文法>和<马氏文通>文言语法研究理论体系的建立,对我国汉语文言语法和白话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功绩巨大,对当今文言语法研究也有诸多启示.【期刊名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00)003【总页数】8页(P133-140)【关键词】《马氏文通》;《中国文法》;汉语文言语法体系【作者】李无未【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41受“西学东渐”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清末出现了像马建忠《马氏文通》(以下称《文通》,1898)那样的经典语法学著作,开创了中国学者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科学时代。

《文通》不仅带动当时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迅速发展,而且名声也远播国外,其中,对日本汉语语法学研究的冲击也不小。

日本称为“支那文典”的语法书有几部,比如大槻文彦《支那文典》(1877)、村上秀吉《支那文典》(博文馆,1893)、广池千九郎《支那文典》(译为《中国文法》,简称《文法》,1905),都是以研究汉语语法而闻名于世。

前两部语法书以研究汉语口语语体语法为主,而后者则以研究汉语文言语体语法为主。

就当时日本的学术风气来看,“中国语”研究是“非正统”的学术,而“汉学”中“汉文”语言研究才是“正统”的学术。

5 《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①5·1马建忠接触西学的两段时间和探求“文通”的时间1．《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生于1845年。

1852年，七岁，入上海天主教会所办徐汇公学，是他接触西学的开始。

他后来对少时读书，有如下回忆：“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

盖辣丁乃欧洲语言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学]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

故英法通儒日课辣丁古文字，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

”[如是者五年。

1857，建忠十二岁。

]“少长，又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

”[1863，建忠十八岁]“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

”③[1865，建忠二十岁]“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

”④(以上引文均见《适可斋记言》⑤四，“拟设翻译书院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校点版，页九一)这十三年的学习进程可以概括为：④1852—1857，共五年：学古汉语经籍，拉丁文，英、法语言；②1857—1863，共六年：学各国历史、地理、政治、教育、天文、物理、数学、生物、地质诸科；⑧1863—1865，共二年：读英文或法文课本，学西方哲学、科学通论(性理、格致)。

以上是马建忠接触西学的第一段时间。

2．马建忠从徐汇公学结业后(1865)，入李鸿章幕府，参与洋务。

1877年，李派马到法国修习外交业务，兼任法英使馆翻译。

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马建忠的第二次接触西学。

马在法国不到两年，但是由于他在国内已经有扎实的准备，顺理成章，考上五张学科文凭。

“举曩所习者在法国考院与考其文字格致两种而幸获焉；又进与考律师之选，政治之选，出使之选，亦皆获焉”(前引书，同文，同页)，即指此。

前一段时间(十三年)，他学到了读西方书籍能“贯穿融洽，，的本领；后一段时间(二年)，他对西方作了实地观察，“自维于各国政事，虽未能窥其底蕴，而已得其梗概，思汇为一编，名日c闻政’”(前引书，“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页三，18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