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人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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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俄国文学史中“多余人”现象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这是关于俄罗斯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
这些人既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跳出贵族圈子与人民结合,终日空虚彷徨、无所事事,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其主要代表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
这些人虽然出现于不同的社会时期,但他们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出身大多为名门豪族,文化教养程度高,头脑聪明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
当时的俄国国情让他们看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与弊病,也了解到农奴制下的种种不平与罪恶,他们能隐约嗅到时代潮涌的气息。
但这些超前且聪明的人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性格软弱,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所以只能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
这些时代的“多余人”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社会上无所作为,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在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
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无聊,成为“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地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论“多余人”这一形象:“…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
这些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的俄罗斯青年为何要患上“俄罗斯忧郁症”?这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何以成为无所事事的“多余人”?挖掘他们悲剧人生形成的根本原因,了解“多余人”形象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相当必要的。
举例说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艺术构成,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作家们表达了许多深刻的意义和思考。
这篇文章将以揭示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特点和意义为主线,通过举例分析,探讨多余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多余人形象的特点。
多余人形象常常指的是社会中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意义。
他们可能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人民,也可能是受到排挤的知识分子,亦或是身份不明的流浪汉等等。
他们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生活状态困顿、孤独寂寞。
他们的存在常常被社会所遗忘,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孤独和无望的。
在《罪与罚》这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主人公罗迪昂·罗斯托夫。
罗迪昂原本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但因为贫困和所谓的“多疑症”,孤立自闭,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漩涡。
他在社会中既不被接纳,也无法接触到像样的工作机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
罗迪昂的命运代表了社会对于多余人的冷漠和漠视,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多余人形象在《钦差大臣》这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描绘。
作品中的多余人形象是主人公切尔里科夫,他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地位的人,整日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切尔里科夫经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社会中不被重视的存在。
切尔里科夫的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中许多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充实的生活,他们只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多余人形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社会中的不公平和边缘化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样的形象的刻画,提醒人们对于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多余人形象是作家们对社会中虚弱群体的关怀和呼唤,是对人们共情和同理心的唤起。
通过揭示多余人的命运,作家们希望唤起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关注,改变社会对于边缘群体的态度和偏见,使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帮助。
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形象在文学理论中指语言形象,即以语言为手段而形成的艺术形象,亦称文学形象。
它是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人形象,欢迎大家分享。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产生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俄国贵族革命时期。
在当时,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较高天赋和才华的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上流社会的腐败,愤世嫉俗,又无力与资产阶级决裂;既有朦胧的`追求,希望有所作为,又脱离人民,远离革命。
结果,在碌碌无为中,虚度一生,成为“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不仅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的中心主人公,而且是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角色,是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珍品。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
他的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也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认为是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
腐朽黑暗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简言之,相对于俄国社会的环境而言,他是“多余”的。
然而,我们谁都不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声宣布“本人必不可少呢”历史的脉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或缺而停止跳动。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贵族革命时期开始觉醒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一方面,他受到欧洲民主思想的启蒙,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品格和气质都高于周围的贵族子弟,同时,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现实社会看不到出路和希望,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苦闷,彷徨、忧郁、痛苦对生活极端的冷漠。
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改变现状,但又不可能与社会决裂,所以,他不会与社会反抗,对生活态度是消极的逃避。
总之,他既不愿意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成了一事无成的“多余人”,脱离了人民群众。
奥涅金之所以是奥涅金,在于他所产生的“多余感”。
高度发展的智力找不到自己生存于世的理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又俗不可耐,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书本上写满了无聊与欺骗,生活所显示ide虚幻进而使他超越了本身生活,去思索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奥涅金的“多余感”正是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他失去了生命的热情和生存的勇气。
莱蒙托夫(1814-1841)是俄罗斯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他创作的《当代英雄》是俄罗斯文学经典长篇小说之一。
毕巧林是《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
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毕巧林处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已传播到俄国,而沙皇尼古拉又竭力想保持封建贵族统治的农奴制时代的政治环境中。
1825年12月14日,沙皇政府对于进步的十二月党人加以镇压,希望的明灯熄灭了。
具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纷纷遭到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有的被送上断头台。
这是毕巧林所处的时代背景。
毕巧林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复杂性。
他貌似一个高尚实质卑鄙的利己主义者,却又像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
如果你认为他只有这两种性格,却又可以从书中得出他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为乐的花花公子,或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步的俄罗斯青年人的形。
毕巧林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又与社会对立,不能融入社会。
他是当时青年一代的代表,他们找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因而进入了“多余人”的行列。
在俄罗斯文学长廊中,患这种“时代病”的人是很多的。
著名的如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赫尔岑长篇小说《谁的罪过?》中的主人公别尔托夫,都是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
但是毕巧林又与这些“多余人”人物形象有所不同。
奥涅金心灰意冷,毕巧林满腔怨恨。
他那种深入膏肓的“时代病”是无可救药的。
毕巧林对这种病的自我感觉很强烈:“我的思想骚乱不安,我的心永不知足。
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对悲伤就象对欢乐一样容易习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为了填补精神空虚,不满世俗现实的毕巧林玩世不恭,到处找寻刺激,无事生非,玩弄女性,用以宣泄他旺盛的生命力。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摘要: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词:多余人;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一、“多余人”及其典型特征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政体的危机已渐露端倪,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避免。
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取得胜利,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开始放眼世界反省自身;同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形势出现了,由此引发了贵族青年深刻的阶级分化: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隐约感觉到时代的潮涌、社会的变动,既不满现实,厌恶当局,又脱离群众,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到底,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因而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在现实社会中感到沉闷压抑,精神上焦躁不安又忧郁彷徨,这也决定了他们一生当中必然无所事事、毫无作为、空虚而又无聊。
这类人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被称为“多余人”。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在评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Онегин”)时,明确的提出了“多余人”这一概念,并指出:“‘多余人’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面,还在于他永远也不会站在普通老百姓这一面…” [1]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在谈到“多余人”这一形象时,认为:“…这些人常常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本可大展才华,但却很少作为,或者根本无所事事,……”,[2]“多余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一些相似或相近的特征:他们大多出身贵族阶级,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聪明的头脑,大多数人接受过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最初活跃在上流社会,很快便厌倦了那里空虚乏味的生活,想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他们53脱离人民大众,又不了解俄国的社会实际情况,陈腐的贵族教育既没有使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更没有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几经挣扎,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成为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同时,激烈的内心矛盾与冲突、沉重的精神痛苦与郁闷也是这类人的一个显著特点。
摘要: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
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
“多余人”作为一个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
本文着重分析“多余人”形象共同特征以及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关键词:多余人共同特征发展与演化现实意义正文:19世纪上半叶,西欧各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而俄国封建农奴制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已经萌生,同时,农民起义、暴动风起云涌,专制的危机已渐露倪端,农奴制度的崩溃已不可逆转,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专职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忧郁病”,这一类人也即我们所谓的“多余人”。
“多余人”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中,后来被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具有类似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
“多余人”之多余是指贵族知识分子相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他们具有思考能力,智慧过人,但却无法脱离他们委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采取行动,或者,按照赫尔岑所说,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环境中时“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们收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都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但是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
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在学习、工作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对某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手段。
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浅谈俄国文学的文章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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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
接下来由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主,尽管他有“黄金一般的心灵”,却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虽然他在心中已经制定出了种种整顿自己领地的改良计划,可年复一年始终没有写出来,更不用说现实了。
他整天躺卧在一间既当卧室、又当书斋和客厅的房子里。
他的书架上放着两三本发黄的书,壁上的图画牵着蜘蛛网,镜子照不出东西来,由于灰尘多,可以把它当做记事牌。
笔和纸都干枯发黄了,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伸下去,说不定就会有只苍蝇嗡嗡地从里面冲出来……他虽然只有32岁,却没有年轻人的朝气。
或者却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后,这位善良,有教养而又懒惰的、被现在人称作“废物”的人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称为“多余人”的最后代表——奥勃洛莫夫。
在文学史上,“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这类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跃现于俄国进步作家的笔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余人”系列形象。
以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为“始祖”,此后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当代英雄》)、赫尔岑的别里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等形象无不脍炙人口。
这种人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对现状不满,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会的本质,无奈没有出路。
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的发展变化19世纪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诞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
【解释一下多余人】纵观“多余人”这一形象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从早期的奥涅金、毕巧林,到中期的罗亭再到最后一个“多余人”奥博洛摩夫,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产生及其形象脉络逐渐变得丰满清晰。
而他们也都在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中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烟火,留存下了属于他们独特的时代印记。
一、觉醒中的奥涅金和毕巧林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的是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主人公“奥涅金”。
奥涅金与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毕巧林”一同被视为早期“多余人”的典型形象代表。
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身处于俄国社会大变革到来前夕的贵族知识分子们鲜明的觉醒意识。
奥涅金1、背景1812年俄罗斯爆发卫国战争,贵族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欧先进社会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对俄国社会现状产生了不满情绪,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他们的思想无法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得到肯定也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崇尚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农奴制根深蒂固的俄国只能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想,无力与社会总体的大环境相抗衡。
普希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部极具思想性的小说,塑造了奥涅金这一有着丰富时代内蕴的“多余人”鼻祖形象。
2、特征奥涅金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俄国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贵族式教育,成年后终日衣着光鲜徘徊于宴会舞会各种美女之中,卫国战争的开始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由西欧传入俄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在奥涅金的心中留下了痕迹,他逐渐厌倦了奢靡的贵族生活方式,在黑暗中觉醒尝试摆脱城市的喧嚣,毅然去了乡下,但他本身从未想过真正的体验社会底层的生活,最终仍然成为了上层社会的归顺者并且屈从于本阶级的道德原则导致了朋友的死。
奥涅金试图将自己从这样一个腐朽落寞的贵族社会中解脱出来但却终究因为当时沙皇制度依旧顽固,而他的阶级局限致使使所有尝试都变得苍白无力。
简述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现象“多余人”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不是刹那间的现象,它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到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再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作品中的“睡神”奥勃洛摩夫,“多余人”的形象逐渐充实鲜明起来。
(1)聪明的废物——奥涅金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
奥涅金具有所有“多余人”的共性,即聪明,博学有才华;生活在上流社会过着奢侈空虚的生活;厌恶自己的生活圈子却不得不依赖于它;有理想却缺乏实干精神、坚强的毅力;精神苦闷不知所措,最终迷失自我。
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厌恶旧有的社会体制,表现出了强烈的叛*逆精神。
但他没有任何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毅力,事事不能坚持到底,内心非常痛苦,性格也更加阴郁、孤僻,被称为“聪明的废*物”。
(2)当代英雄——毕巧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的“多余人”形象。
此时的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最黑暗最反*动的年代,统治者的残*暴让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前途黑暗渺茫。
与第一代的代表奥涅金相比,除了拥有“多余人”的共性,毕巧林更狂热,更玩世不恭,更损人利已,更具有破坏性,表现得更加孤独、更加忧郁。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毕巧林的两大个性。
他是一个极端的冷热矛盾结合体。
一方面渴望生活,具有丰富的感情与奔放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对生活和人类丧失信心,往往激情与冷漠并存,显得喜怒无常。
他年轻聪明富有激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对社会看的更透彻,心灰意冷的更彻底,可又止不住幻想,幻想过后又是更大的失望。
所以毕巧林的玩世不恭、碌碌无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体。
浅议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从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到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中的恰茨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一直到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罗莫夫,“多余人”形象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本文结合十九世纪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这一形象加以探讨。
标签:“多余人”;普希金;格里鲍耶多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时代背景。
“多余人”形象是俄国文学中十分重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出身上流社会并受到良好教育,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持怀疑主义世界观。
他们一面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受教育程度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一面持有社会消极心理,言行不一。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些怀疑论者是社会进步的潜在推动者,他们对时代的觉察,使其具有领导社会改革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变革。
这一类人生活不幸,是处于与之成长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冲突中的矛盾体。
俄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多余人”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现状紧密联系。
“多余人”不幸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要么完全不自知其生活的社会现状及改革的急迫性,要么不愿或根本无法接受现状或改革;其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变化过于敏感,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其无力果断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
他们专注于自我剖析,擅长在日记、自白、书信中体现自我;然而他们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自知身处泥淖却心怀理想,内心在理想与现实中斗争。
他们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群体,并非天之骄子,却本性自私,质疑一切,内向而偏激,因此注定成为陈腐旧制度的牺牲品。
一言以蔽之,“多余人”貌似与社会水火不容,实则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一)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从西欧国家引进上流教育,然而这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严重不相符,矛盾日益激化。
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集团的残暴统治更是愈演愈烈。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
浅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摘要:“多余人”的产生和发展是俄国历史的产物,“多余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对社会制度不满、生活苦闷、厌恶当局又脱离人民无处施展抱负的先进人物的迷茫状态,“多余人”形象有其先进性和历史性,对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俄罗斯多余人贵族爱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多余人”形象最早是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身上体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奥涅金”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的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
之后又有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一、出身“贵族”的“多余人”“多余人”都出身于贵族家挺,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根本不必为生活担心,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正是教育使他们开始思考社会人生。
也许人们追求财富、荣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的贵族地主,他们渐渐认识到正是自己的特权地位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们背离本阶级价值的标准,不再把追求功名利禄、家庭幸福当作自己人生目的,作为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一员却走上了与本阶级的价值标准相背离的道路。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学识广博、聪明深刻的奥涅金在二十六岁时仍然是个既无公职也无家室的人,成为上流社会眼中的怪人。
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与中国现代文学“零余者俄国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的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
正如赫而岑所说的:“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的罪过》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是用诗体写成的,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它的发表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标志。
奥涅金的形象是俄国封建社会贵族青年的一种典型,他虽然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不满于贵族社会的庸碌,自视清高,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灵魂空虚,毫无能力,无所作为,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这样,奥涅金就成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小说通过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贵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当时贵族青年的苦闷、彷徨和追求。
在揭露和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和丑恶方面具有相当的力量。
奥涅金也因此在俄国多余人形象系列中成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余人形象。
在其他多余人形象中,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贵族社会里的佼佼者,是一个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
可是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因而也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还有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也是多余人形象,他能言善辩,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统治时,起过进步作用。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动的时候,“多余人”只是一些语言多于行动的人,已经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了。
如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尽管他“有黄金般的心灵”,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
“多余人”艺术形象分析与研究“多余人”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特殊形象之一。
他们通常出现在俄罗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中。
这些人物通常被描绘为聪明、敏感、有才华,但却饱受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本文将从“多余人”艺术形象入手,深入分析这些角色的个性、内心世界、特点等,同时探讨其艺术价值和产生背景。
矛盾性格:他们通常具有复杂的内心世界,既敏感又脆弱,既富有激情又充满痛苦。
他们的行为和决定常常受到内心矛盾的困扰,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格。
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物通常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真理、美和正义,但却往往在现实面前感到无助和困惑。
社会边缘人:他们不属于社会的主流群体,常常被视为局外人或边缘人。
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却又无法彻底脱离社会。
悲剧命运:这些人物的命运通常以悲剧收场,他们的矛盾性格和无助感导致他们无法与周围的人建立和谐的关系,最终常常陷入孤独和绝望。
“多余人”艺术形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
他们通常被描绘为具有强烈的内心活动和复杂的情感世界。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中,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便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他具有极高的聪明才智,但却陷入了罪恶与良心的挣扎之中。
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绘和激烈的情感冲突,展现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多余人”形象。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列文也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他身处上流社会,却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困惑和不安。
他追求真爱,却陷入伦理与情感的矛盾之中。
作者通过列文的视角,展示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矛盾和复杂性。
“多余人”艺术形象的产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在俄罗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感到困惑和无助。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多余人”形象,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等。
浅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多余人”形象,是于十九世纪的前期,伴随着俄国社会结构转变以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发展而诞生的一种俄国文学中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最终只能在极度的空虚和愤懑之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悲剧人生。
“多余人”形象的诞生,是与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农奴制度下的封建俄国与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思想的强烈对抗,促使了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对于社会现状的反思。
他们希望社会向着自由民主的形态发展,却又不愿意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荣华富贵。
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多余人”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俄国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标志着创作风格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
俄国文学中“多余人”的家族性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完整而具体的展现了俄国解放运动中贵族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反应了居于革命领导地位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着重提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病源,谴责了那个使得本来有希望“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最终变得碌碌无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不仅仅体现于自身形象所蕴含的广泛的社会意义,还来自于形象所包含的复杂而又深邃的哲学意义和美学内涵,揭示了旧社会体制内部深重的矛盾与危机。
多余人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主要是指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精神空虚,无所事事,成为了“多余的”人。
最著名的有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冈察洛夫笔下的的奥勃洛莫夫,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
《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没看过,所以就谈谈奥勃洛莫夫和毕巧林。
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处在农奴制改革前夜的地主知识分子,因而在社会剧变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成为了一个“多余人”。
《奥勃洛莫夫》一书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向我们介绍一个早晨的奥勃洛莫夫,第二部分是奥勃洛莫夫的梦,最后一部分是讲起床后的奥勃洛莫夫,一直讲到他的去世。
奥勃洛莫夫曾经是个很有思想的充满朝气的青年人,他还上过大学,可以说是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的大学生,他本来打算学业有成之后回到故乡,好好经营农庄,并且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去,可是他这个人意志薄弱,性格软弱,很容易受到周围的影响。
奥勃洛莫夫的家庭是个很传统,很保守的地主家庭,与外界隔绝,对于新事物,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抵制感,而奥勃洛莫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不能不受到影响。
小说的第二部分讲述的是奥勃洛莫夫的梦,其实就是借助梦境讲述奥勃洛莫夫小时候的故事,整个梦境虽然看起来有着强烈的淳朴的气息,但是这种气息却是包含了极端保守的思想,所以通过这个梦,我们看到了小奥勃洛莫夫是怎么被保守主义影响、毒害的。
毕业后的奥勃洛莫夫找到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在机关里面当文书,可是他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逐步封闭自己,最后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大睡袍里面,而且一下就是十年没有怎么下床,期间虽有很多人找他,很多烦心事找他,他也做了不少规划(奥勃洛莫夫并不笨,他的规划十分不错),也答应了别人很多事情,但是想着想着就软弱下去了,于是就把这些鲜活的想法抹杀掉,又回到自己大睡袍中,与世隔绝。
后来好朋友施托尔茨的来到,给奥勃洛莫夫的房子带来了一丝生机。
施托尔茨是典型的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朝气蓬勃,与死气沉沉的奥勃洛莫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 2009No.9借鉴与比较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一组特殊形象群体———“多余人”。
这一典型形象是当时俄国处于西方文化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相互冲突之下的产物。
本文从它的产生、发展、升华到灭亡做初步的整理。
普希金笔下《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可谓“多余人”的“鼻祖”,是俄国第一个“多余人”。
在俄国沙皇的高压政策下,普希金只能让他笔下的奥涅金停留在苦闷、彷徨、探索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个人反抗阶段,从而曲折地反映了专制农奴制度的危机和新一代年轻人的觉醒。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继奥涅金之后的第二个“多余人”。
“多余人”发展到这个阶段,显示出更强的反抗性。
与初期“多余人”相比,毕巧林在思想性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他的思想更尖锐,对抗更强烈。
相对于奥涅金是一个超越。
屠格涅夫笔下《罗亭》中的罗亭是“多余人”形象系列的升华。
无论道德情操或智慧才华都高于奥涅金、毕巧林。
比之他们罗亭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思想上觉醒了过来,找寻着改革社会的道路。
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勃洛莫夫是所有“多余人”蜕化的极限。
他缺乏以前“多余人”那种探索生活、介入生活、改造生活的热情,而是退出生活,旁观生活。
最终只能默默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多余人”形象的灭亡,也正象征俄国农奴制时代的结束,新生活的必然到来。
19世纪上半期是俄罗斯近代民族文化的崛起与西方文化发生剧烈撞击与冲突的时期。
这一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反映了俄国解放运动第一阶段的特殊历史氛围。
“多余人”形象系列正是这一历史氛围的集中体现。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和作家赫尔岑指出:“多余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一边,同时也永远不会站在人民一边,是一种游离于两种状态之外的社会群体。
普希金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了第一个“多余人”形象———奥涅金。
他是一个介乎“十二月党人”和“花花公子”之间的典型形象。
普希金之后,莱蒙托夫又高举起批判现实主义大旗,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塑造了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毕巧林。
之后,陆续走出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谁之罪》),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罗亭》)、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奥勃洛莫夫》)等一系列“多余人”典型形象。
至此,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余人”形象的画廊,生动地再现了俄国社会在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压迫下的先进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和他们的悲剧命运。
20世纪的俄罗斯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苏联。
从20年代中期开始,俄国人民便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在斯大林模式的一言堂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压下,失去了个性、自由和思想。
之后,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彷徨与怀疑、失望与痛苦,最终选择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
面对一元化语境,背负社会责任和历史十字架的俄罗斯创作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作家们让笔下的主人公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让他们依靠自己渊博的知识来分析、思考、领悟、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惊喜地发现,“多余人”和一系列类似“多余人”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一方面,这是由于俄罗斯文学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断延续的缘故。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虽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却表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整合俄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另一方面,这是由相似的时代特征造成的。
在封闭、压抑、不自由的历史环境中,俄罗斯知识分子既遭到当局的压制,又遇到被统一的舆论所催眠的民众之不理解,然而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坚持思考。
“多余人”身上的这些特点都是那个时代刻下的烙印。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
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
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
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
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
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
那个时代的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
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
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
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出“多余人”,与摘要多余人形象是指俄国19世纪前半期文学中的一组贵族青年形象。
这一典型形象是当时俄国处于西方文化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相互冲突之下的产物。
他们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于整个社会多余的人,无用的人。
本文通过对多余人形象的产生、发展、升华到灭亡的整理,分析和阐释了多余人所体现的时代性。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多余人时代性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孙红蕾浅谈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人”人物形象的时代性045作家杂志Writer Magazine 2009No.9借鉴与比较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
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
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
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他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
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
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
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
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
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
“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
“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及其时代特征,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而且较之一般形象,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
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
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
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
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
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文献:[1]张伟:《“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方汉文编:《比较文学基本原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张承举编:《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作者简介:孙红蕾,女,1980—,吉林白城人,本科,助教,研究方向:俄语和英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滨州职业学院基础部。
提到变形的主题,人们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师,卡夫卡在他的代表作中以冷静的口吻讲述了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虫的故事。
正如青年作家郗晓波所言,这部划时代的作品把读者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那另一世界其实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平时不为我们所关注,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
一直以来,作家们都致力于解读人类的生存困境。
在这样一个精神孤独、人格扭曲的时代,变形的故事比比皆是。
在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中有两个威廉·威尔逊;在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有格雷和他的画像共存;在R ·L ·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中有集善恶于一身的杰克尔/海德。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四部作品的变形主题进行研究,即:如何变形?为何变形?变形的实质何在?一如何变形?“文学抽象变形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抽象变形是泛指作家表现审美认识而对生活材料进行改造的文学活动。
狭义的文学抽象变形则是指作家为传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某种深层哲理性体认而对生活材料进行形式化变形的文学创造活动。
”而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变形的主题着重对人物精神领域以及心理层面的探究,表现出惊人的艺术效果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中,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威廉·威尔逊在学校里放荡不羁,偏偏他遇到了一个和自己长相、穿着都极为相近,且同名的人,这个人不但对他毫不畏惧,公然与之较劲儿,还对其横加干涉,这一切令威廉既恼火又恐惧。
最后当他忍无可忍,在决斗中杀死了那个人时,他却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那即将死去的影像。
在这部小说解读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摘要变形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母题”,也是表现主义艺术的一个典型特征。
现代主义作品通过变形的手法对人类精神领域及心理层面进行深刻揭露与探究,以丰富独特的艺术魅力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进而寻求走出困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