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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翻译的因素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活动无处不在。
只要有不同文化和语言，就会需要翻译。
翻译是个复杂的过程，影响翻译的因素错综复杂，涉及语言或文本因素，文化因素，语境因素以及译者个人因素等。
作为一位外语专业的学生，我想先谈谈影响翻译的主观因素，即译者的个人因素。
其中包括译者个人的能力（外语能力，文化掌握能力，文字驾驭能力），译者的翻译理念（是直译还是意译），译者的翻译动机（动机决定投入度，投入越大，译文质量相对越高）。
作为刚刚踏入翻译的新鲜血液，甚至可能才踏进去半只脚的翻译新人，首当其冲的影响因素就是译者个人能力，而能成就译者个人能力的就是热情。
对于新一代投身祖国翻译事业的青年一代，影响新青年译者最大的就是热情。
科技时代生活日新月异，同时选择诱惑也很多，有人说生命就是由无数的选择构成，你选择某时间跳舞，你的这部分生命就是舞蹈，你选择在某个时间玩乐，你的这部分生命就是玩乐，同样作为译者，当你在无数生命小碎块的时间中选择提高语言能力，钻研语言文化，翻译的质量也会随之增长。
近日，央视综艺《朗读者》受到广泛好评，其中译届泰斗许渊冲先生带给我们无数震撼，无数感动。
已经96岁的先生，在谈及自己曾经翻译的诗篇依然饱含深情，热泪盈眶，同时计划在100岁之前，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全部译完。
这是怎样的热情使他在接近百岁之时依然坚持翻译。
在谈及翻译之时，先生眼中散发的光芒令我折服，那是渗透骨血的热爱。
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根基便是对事业无限的热情。
译者的翻译能力都是靠平时长时间的积累促成的，以热情做支撑，才能在无数日夜为提高翻译能力而奋战。
其次，译者的翻译理念同样是翻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理论不断发展，翻译界大家辈出。
严复把老子的“信”和“美”的矛盾论发展为“信达雅”三原则。
林琴南不懂外文而从事翻译，不“信”，但实现了达，雅。
鲁迅倡导直译，求信，郭沫若则求美。
朱生豪倡导意译，译出诗意译作。
到了钱钟书，朱光潜，中国的翻译理论达到了最高峰。
2011-06高教前沿对翻译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探讨文/杨渊艺王翡摘要：翻译的可译性简单来说是指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程度，它开创性地将语言学与哲学结合,对翻译中遇到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翻译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交流的工具。
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展开，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更加频繁。
翻译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活动中日益增长的地位促使人们投入到对翻译的研究与讨论当中，由此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理论化的专业学科。
各种翻译理论相继诞生，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又对翻译实践发挥着导向作用。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便是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颇有争议的观点之一，长久以来翻译家们对此争执不休，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止。
本文将从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主要内容、理论依据及理解价值方面进行探讨。
一、可译性及不可译性语言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并不是绝对的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简单来说它是指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程度。
可译性及不可译性涉及的问题很多，如思维认识论、语义系统同构原理、思维形式问题以及可译性限度等。
18世纪末，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首次提出了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概念，拉开了这一理论的讨论大门。
他认为各种语音在精神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
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不能抹杀，因而翻译在原作上是不可能的。
但同时他也认为，翻译是一种做解释的过程，包括所谓的原始语言在内的一切语言都有一种可从多方面发展的表达能力。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讨论当中。
尤金·奈达在他的《对等的原则》一文中说：“即便是同一语言内，语言交际中的绝对等同形式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指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
而卡特·福特不但认同语音具有不可译性，而且根据不可译性的内容将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上进行探讨。
二、理论依据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语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使语际转换变得可能，但这种条件并不时刻存在，又使可译性具有一定的限度。
英汉互译中不可译现象原因分析及对策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一些语言或文化特有的表达无法直接用对应的词语翻译出来，因此无法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
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语言结构、文化差异和习惯用语等方面。
以下是对不可译现象原因的分析及对策。
一、语言结构差异中英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存在差异，导致一些语法现象无法直接翻译。
例如，英语中的时态变化较多，而汉语的时态变化较少，因此英语的时态在汉语中难以准确体现。
另外，一些句式和成语在中英两种语言中也不完全对等，无法直接翻译。
例如，英语中常用的“习惯句式”如“have a good day”、“take care”等在汉语中往往无固定对应。
对策：1.加强对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了解，提高对语法差异的敏感度，避免错误的翻译。
2.学习并熟悉常见的句式和成语，在具体翻译中灵活运用，找到最合适的对应表达。
二、文化差异英汉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导致一些文化内涵在翻译中难以传达。
比如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幽默，中国人的礼仪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常常无法直接用译文准确表达出来。
对策：1.加强对两国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了解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提高对文化内涵的把握。
2.采用文化转换的策略，通过适当调整翻译语言和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意思。
3.结合文化背景进行说明或注释，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翻译作品。
三、习惯用语和文化惯例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大量的习惯用语和文化惯例，这些表达方式往往是基于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而产生的，因此无法直接进行翻译。
对策：1.关注两种语言中的习惯用语和文化惯例，了解其背后的意义和用法，提高对其特殊性的认识。
2.建立翻译记忆库，记录和整理常用的习惯用语和文化惯例的翻译方法，方便在后续翻译中的参考和使用。
四、音、形、义不对称中英两种语言的音、形、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一些单词或短语无法直接在对方语言中找到准确的对应。
对策：1.学习两种语言的发音和音标，提高对音的敏感度，准确把握单词的发音。
英汉翻译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作者：程姝娴来源：《教育界·下旬》2013年第05期【摘要】翻译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桥梁。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界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
随着人类对文化和翻译知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不能再片面地强调翻译是可能或是不可能的，而是表现了一种更为理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键词】英汉翻译可译性不可译性关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讨论早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评论界的兴盛，一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角度研究翻译问题。
因而崛起了一个新的流派：文学翻译学派，在译界也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之根植与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又蓬勃而起。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过：“可译性问题是整个翻译理论中最有原则性的问题。
”翻译理论必须解决这个最原则的问题。
否则，一切翻译理论都无从谈起。
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或者说，可译与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化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不断在向可译转化。
事实上，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相对的，是可以转换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十几年前，日本某游戏公司制作了一款名为《Enemy Zero》的游戏，此处的“Zero”便是隐喻，以比喻游戏中从头伴随至尾的“看不见的敌人”，对于此题目，香港的处理办法是照搬原文，不作翻译，而台湾则是商业化的将其乱译为“绝命凄杀”，不值一提。
只有大陆的某高人，先将“Enemy Zero”简化为“EO”，再以音译形，译为“异灵”，做到了形美、音美和神美的和谐统一。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可译论，因为文化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化和思想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和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文化有时又不是完全可译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
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实例分析摘要：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取决于翻译文本的内容，是否能在源语与译语间找到相对应的翻译。
文章主要探讨哪些情况下翻译不可译以及不可译之原因，有哪些策略来解决翻译不可译的现象。
但在现实翻译实践过程中，总能找到相适应的翻译方法对文本进行翻译，以满足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都能准确理解原文的含义。
关键词：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实例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5-0096-02（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王顺航一、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对于源语言和源语文化，有其独特性。
文化作为社会背景，是受历史因素影响的。
不同国家、不同的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呈现方式也各不相同。
语言作为外在的表达方式之一，也是最为清晰明了的方式，在不同使用者之间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文字，作为一种书面语言，是口头语言的衍生，自然也保留了语言的这些差异性。
而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最终都是落实在字面上呈现出来的，所以都可以归属于文字一类的翻译。
我们在使用语言文字表达时，会有几种表达功能上的分类：一类是cognitive and expressive function ；一类是culture function ；还有一类是aesthetic function 。
第一类认知表达功能类的语言文字，在翻译实践中，通常认为是可译的。
因为它指的是人类社会中共有的事物和共同的情感，不同民族间都有相同的对等语与之对应。
人类在某些方面普遍存在着相同的对等语，例如：感情方面、历史方面、社会经济方面等等。
因为这些相同点的普遍存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才可以顺利进行。
第二类文化功能类的语言文字，在翻译实践中，通常认为是部分可译的。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包含着信仰、法律、道德、风俗等以及与人相关的方方面面。
这一复杂体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有一部分是共通的，另外一部分则是某一特定文化圈层所独有的。
影响翻译的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1）社会的发展呼唤翻译。
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
在人类社会走出封闭、走向交流和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翻译使人类社会迈出相互沟通理解的第一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
（2）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翻译。
社会的风尚对译者选择原文本及处理原文本也起着重要作用。
处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即便翻译同一作品，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也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3）社会的开放程度影响翻译。
解放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与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播手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社会的价值观影响翻译。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有可能给翻译带来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以追名逐利为特征的倾斜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今译坛之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就本质而言，翻译文本本身就是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生命的延续与拓展。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
（1）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影响翻译。
历史研究表明，文化与翻译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的关系。
一方面，翻译影响着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制约着翻译。
（2）文化立场影响翻译。
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文化立场。
而态度与立场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
（3）文化心理影响翻译。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而文化心理对翻译的理解与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
意识形态政治因素
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行为，在它的背后，作为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始终在起作用。
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翻译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翻译中的删改。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国家，虽然传统的翻译观一般都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应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完整的传达原作的内容，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干预下，将原文中与目的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文字删去，包括出版社、编辑甚至出版管理部门也有可能对译文加以删改。
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他常常渗透或主导有关权利机构，采取政治行为对翻译加以干涉。
比如50-70年代，中苏关系良好，中国在对外国文艺的政策上与苏联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我国出版界欢迎苏联作品，而对欧美的现在作品拒之门外。
可见，在选择所译文本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起的重要作用。
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
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翻译的主题因素，对翻译活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20 世纪80 年代，德国的两位翻译理论家弗美尔和赖斯创立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他们提出的目的论，强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目的论强调的连贯原则，即语篇内部的连贯，就是指译作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备这样条件的翻译，就可以被视作成功的翻译。
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
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而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的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
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19 世纪末，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专辟一章，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
梁启超的翻译动机是强大而明确的。
所谓翻译观念，即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他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及翻译方法。
翻译观的确立不仅仅对拟译文本与翻译策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对译者的具体的翻译方法和处理原则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例如从红与黑的各个译本中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翻译观的指导下，译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出现了不同的实践，产生了风格殊异的译文。
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直接起作用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
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语言关系是指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所构成的关系，在语系模式中，一个语群即一组彼此有关系的语言，叫做语系，比如印欧语系。
在具体的翻译活动特别是在语际翻译中，涉及的两种语言即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必然存在着亲与疏、远与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给翻译活动造成障碍。
不同的语言对现实的构建和对人类经验的切分所反映出不同的语言结构关系。
从理论上将，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也可以说，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也都具有同等的翻译能力。
奈达提出，语言各有所长，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所以翻译必须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
但是在新洪堡派看来，每一种语言中的现实要素绝不会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出现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分析，有别于其他语言或者同一语言在其他各阶段的分析。
因此，不同语言的结构，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翻译障碍，以及世界映像与文明差异给翻译造成了种种困难。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许多翻译家充分地认识到了语言之间的不同关系给翻译造成的影响，因此要注意不同语言的结构特点和差异，根据东西方人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语言的不同结构方面有针对的去克服障碍。
可译与不可译
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将翻译强加给了人类，而语言与现实、思维之间的非直接关系，造成了语言结构的差异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给翻译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属不可译性。
不可译这一命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理论层面的不可译性，而是实践层面的不可译因素。
对于翻译者而言，在翻译活动中，特别是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比如语言上的一些不可译因素（方言、土语、双关语等）和文化上的一些不可译因素（词汇缺项等）。
但是，不可译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翻译在根本上就不可能。
理论依据：乔治穆楠对翻译的可译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未参照，并吸收人类学、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万能论与翻译不可能论做了深刻的剖析，最终得出了。
布隆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是对任何翻译活动在理论上的正当性或时间上的可行性的一种否认，既然一个陈述的意义永远难以认识，那么旨在吧一门语言的意义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翻译也就是不可能的了。
新洪堡学派的世界映像理论页对翻译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结构，宇宙结构与人类思维的普遍结构之间并非是直接的对等关系。
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
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语言是思维的各种不同的工具和外壳，但是思维的基础是现实，思维是统一的，思维的规律是一样的，不管人们所利用的语言如何不同，它们总是反映出实际生活，这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同样的实际。
因此，人们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也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的。
理论依据：乔治穆楠提出了翻译是可能的，但它确有限度。
认为，翻译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以共相的存在为依据，论证了不同文明与不同语言之
间并非完全隔绝，互补渗透的。
在本雅明看来，翻译的可译性有二：一是要有称职的译者，而是原著的本质不仅可译，而且需要翻译。
翻译的可译性取决于两点，一是解放，而是再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