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两次现代转换及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_刘晨晔

第４０卷第６期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６Ｎｏｖ．　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１６／ｊ．ｃｎｋｉ．ｌｓｘｂｗｋ．２０１７０６０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０８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专项课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培育大学生中国精神研究”（ＺＳ２０１４０１２）作者简介：刘晨晔（１９６３－），男，辽宁凤城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两次现代转换及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刘晨晔，　孙　擎（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

古代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初始文化基因和传统形态。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激荡碰撞，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两次现代转换：一是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与法治精神的生长。

这两次重大历史性转换均与２０世纪社会主义兴衰及其引发的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和冲击密切相关：第一次转换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启悟了中华优秀儿女；第二次转换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坍塌，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严峻现实做出的艰难选择。

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构成当代中国精神的四大深层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７５１（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４６－０８ 中华民族精神历史悠久，积淀数千年，内涵博大精深，是孕育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厚积淀和沃土基壤。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根与魂，他不仅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且回溯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立，到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乃至整个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来定位和发掘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基于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兴衰中实现了两次现代转换，铸就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四大深层基础，这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精神之间关系演进的宏观历史脉络和观念基础。

一、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初始基因和传统形态 民族精神属于上层建筑，总是深深植根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中。

在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农耕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农耕经济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

这种独特农耕文明的诸多特点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地域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他们逐渐形成了稳定的道德准则，并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而孕育了一系列优秀的民族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出于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建设得更好的强烈责任感等原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精神上的普遍社会认同，由此逐渐产生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传统中国精神。

刘晨晔等：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两次现代转换及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４７（一）中国农耕文明的初始基因及其影响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疆域辽阔，总体处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地理位置比较优越，适宜农业发展。

中华民族祖先的农业生产大约始于一万两千年前，几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①。

至夏商周“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是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②。

据著名史籍《国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

”③这种农耕经济特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通常把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称为农耕文明。

１．中国农耕文明的初始基因概括来说，中国农耕文明主要孕育以下初始基因。

（１）亲自然性。

传统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大自然的风调雨顺与人们的生活温饱密切相关，如何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就成为早期人类自觉程度及智慧水平的标志之一。

换言之，越是发达的早期文明就越重视亲近自然。

中国古代崇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文化精神就是发达农耕文明的生动写照。

（２）重关系性。

传统农耕社会是田园社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和谐邻里关系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促进力量，并以小见大，扩展提升为利他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

（３）尚和合性。

亲自然性和重关系性的双向互动作用，促使中华祖先形成崇尚和合的处事方式，遇事强调“和为贵”，主张走“中庸之道”，倾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和谐社会与大同理想。

（４）尊男权性。

传统农耕社会生产任务繁重、污浊又艰险，需要强大的体力支撑和胆识引领，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其鲜明，容不得耽误延迟，这些恰恰更切合男性生理和心理特征，更适合由男性来肩负完成，从而形成男权社会，有了男女尊卑、等差级序，最终固化为纲常礼教。

２．中国农耕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张岱年先生等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概括为“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④，这对于我们研究农耕文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有着借鉴意义。

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孕育着中华文明的初始基因，型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

首先是“刚健有为”精神主导下的优秀品质。

人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中，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由此形成了刚健有为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孕育出讲求实际、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注重修养、讲求仁义的“重德”精神，以及勤俭克己、善于反思、注重理性等优秀精神。

其次是“利他”精神主导下的交往方式。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中华文明特别注重伦理精神气质，形成了强调“忠义孝悌”“修己以安人”的利他精神。

陈来先生在谈到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时将国人这种自觉关爱、尊重他人的精神概括为“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⑤，这种强调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的利他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仁爱”精神、“尊礼”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是“中庸”及“和谐”精神主导下的天人关系。

农耕文明的亲自然性基因，使中华民族祖先对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们认为宇宙间万物是相关联的，是不断变化、阴阳互补的，由此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庸之道”的为人处世方式。

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既强调天和人相协调，反对把天和人割裂来看，强调“无以人灭天”，又肯定了人的价值，认为人应该“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⑥。

这种强调万物关联性的和谐精神对人们的生活产生①②③④⑤⑥彭世奖．从中国农业发展史看未来的农业和环境［Ｊ］．中国农史，２０００（３）：８６－８７．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６－２７．左丘明．国语［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８２．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４１．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５１－５７．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４．４８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４０卷了重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为人处世方式。

（二）在中华民族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中国精神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塑造出一系列优秀的民族精神。

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融入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符合所处时代发展要求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精神的传统形态。

１．“忠君爱国”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精神“重关系性”“尚和合性”的初始基因，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化为注重伦理、强调孝悌亲和及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品质，在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模式下，逐渐发展成忠君爱国的精神追求。

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为基础，中国形成了最初的“血缘家庭”，“之后经过血缘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①。

由此，我国逐渐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治国成了治家的扩大，家庭内部的伦理也就逐渐发展为中国社会政治的伦理化倾向，人们对国家也就有着对待自己家庭般的强烈责任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心忧天下、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是中国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２．“团结统一”的精神认同由于农耕经济的艰苦性所塑造的“重关系性”“尚和合性”“尊男权性”等初始基因，使得中华民族祖先很早就在应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挑战的过程中认识到稳定和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团结统一的国家精神。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裂与统一的战争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带给他们农业生活的便利。

在崇尚和谐的民族精神的引领下，大一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即使是争鸣中的诸子百家学说，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思想观念上也有着明显的共识。

在这种团结统一精神的引领下，各民族人民尽可能地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主张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民族认同。

在这样的环境中，各民族人民形成了“具有高度一致的忠实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②。

每当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

这种团结统一的精神对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３．“协和万邦”的精神风貌在中华民族精神“重关系性”“尚和合性”等初始基因的影响下，炎黄子孙形成了希望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共同进步的博大胸怀，由此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国家精神。

这种协和万邦的精神首先体现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善于从外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也乐于向外传播自己的优秀文化。

中国文化“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

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③。

除了文化上的多元融合，协和万邦的精神还表现在与外国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上。

像丝绸之路的开辟、郑和的七下西洋，以及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事迹都体现了中国与外国平等交流、和谐相处的真诚意愿。

这种协和万邦的精神对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